根據目前最權威的語言學流派的看法，人類一生下來就有認識和形成語言的遺傳天賦。這一定意味著，我們有接受一切信息的基因，有著一條條特殊的、人類所特有的DNA，能夠認知語句的意義。我們必須想像，在我們的深層結構中有一種形態發生，它根植於我們的大腦，像按遺傳密碼構成蛋白質一樣產生出詞類。正確的語法（邏輯上正確，並不是說流行的意義上正確）乃是我們這一物種的生物學特徵，正像鳥類有羽毛一樣。
如果真是這樣，這就意味著從某種本質意義上講，人腦能產生詞類以外的東西也是預先編碼的。由於我們認識的屬於人類行為的其他一切都派生於語言這一中心機制，那麼，這同一套基因也至少間接地制約著這樣一些令人驚訝的行為：音樂廳裡，幾百人擠在一起，不聲不響地、側著耳朵、若有所思地在聽著音樂，好像在接受什麼指令一樣；或者，人們在一個畫廊裡，慢慢往前移動著腳步，眼盯著畫面，無暇旁顧他人，那麼全神貫注，好像在讀著什麼指令。
這種觀點跟一個非常古老的觀念相符合，那就是，對於意義的理解力似乎在我們一生下來就植入了我們的大腦。我們一生下來就帶著一些模版，隨著生命的繼續，把所有適合的東西都嵌入這些模版。有一些神經中樞自發地產生關於各種生命事實的無數假說。我們積累信息，就像細胞積累能量一樣，當我們碰巧找到一個與感受器直接匹配的事實，那麼，我們的大腦深處就發生一次爆炸，那一觀念突然擴大，收攏，充滿新的能量，並開始複製。有時會產生一連串的連鎖爆炸，搖撼了一切，就像我們平時所說的，想像受到了震動。
這一系統似乎只限於人類。因為只有我們才有語言，雖然黑猩猩有能力按照某種句法使用一些符號。我們與其他動物之間的一大區別，可能是由語言造成的質的差別。我們的生活靠的是把能量轉換成話語，加以貯存，再以受控爆破的方式釋放出來。
沒有語言的動物做不來這樣的事。它們辦事局限於一錘子買賣。它們也像我們一樣，東遊西蕩尋找與假設相符的事實，但當感受器碰著對號的事實時，只有嗒的一聲響。沒有語言，像彈簧一樣捲曲在信息裡的能量只能使用一次。獨居蜂即土蜂在臨近產卵的時候，高高地在天上飛舞，頭腦裡只有一個概念：找一隻毛毛蟲。這時候，它實際上是一隻長翅膀的毛毛蟲感受器。找到了符合假設的一個時，它飛撲而下，刺之，使之癱瘓，攫之起，飛下，把它準確地放在圓形洞穴的門口（那洞穴，是它著迷於同一概念的不同版本時早就準備下的）。它放下毛毛蟲，鑽進洞穴，最後視察一遍洞裡有無異常，然後出來，把毛毛蟲拖入洞中以便產卵。看上去，它的動作深思熟慮，井井有條。但是，如果在它鑽入洞中作最後檢查時，你把毛蟲移開一點距離，它重新考慮這事時就不是那麼聰明了。它鑽出來，找一會兒，找到，拖回到原先放的地方，放下，又鑽進洞中作那最後的檢查。如果你再次拿開毛蟲，它就會重複先前的程序。假如你有耐心並且忍心，這套把戲你愛玩多久就可玩多久，可以一直讓它專心幹那一件事。這是一種強制性的、本質上是神經質的行為，像尤內斯庫（Ionesco,Eugene，1912－，法國劇作家）描寫的人物一樣沒頭腦。可土蜂就是想像不出幹這事還有另外的做法。
跟土蜂一樣，淋巴細胞由遺傳的程序規定的任務是巡察，但它們每一個似乎都只獲准有一個各不相同的意念。它們在組織中漫遊、感覺和監測。由於它們數目太多，所以可以作集體的猜想，能夠覺察到地球表面任何抗原性的東西。但它們幹起事來都是一次只能完成一個意念。它們在體表的感受器裡攜帶著特殊的信息，表現形式是一個問號：那邊有沒有我要找的那種特別的分子構型？生物信息大約是本質如此吧，它不但把自己象能量一樣積累起來，還慫恿大家去找尋更多的信息。這是一個不知屠足的機制。
淋巴細胞顯然熟知它們周圍所有的異物，而有些淋巴細胞有著特殊的裝備，使之適合一些原來並不存在、後來由有機化學家在實驗室裡合成出來的聚合物。這些細胞能做的不只是預言現實；它們顯然還有作出大膽設想的程序。
可以想見，並非所有動物的淋巴細胞都有同樣的信息範圍。像語言一樣，這一系統是由基因制約的。在不同物種之間，在同一物種的近交系之間，都有著遺傳上的差異。有些聚合物能適合一個種系的脈鼠或老鼠的感受器，但不適合另一個種系的感受器；有響應者，也有不響應者。
一旦聯繫建立，一種裝有特殊感受器的特殊淋巴細胞跟一種特殊的抗原相遇，大自然中一種最了不起的小小奇觀就出現了。細胞增大，以極大的速度製造出新的DNA，轉而發生極其恰當地被稱作的細胞爆炸。它開始分裂，按原樣複製出新的細胞，每一個都帶有同樣的感受器，帶有同一個問題。新的群體是不折不扣的記憶。
這種機制要想有用，這些細胞就得準確無誤地緊扣要點。任何意義不清，任何游移不定，都會給這些細胞帶來嚴重的危險，而給它們的主人帶來的危險更大。只要有一點點誤差，就要引起一些反應，鄰近的細胞就會被視為異己而捲進反應。有一種理論說，衰老的過程可能就是由這種誤差的累積造成的，是信息質量的逐漸降低。這個系統容不得半點偏差。
也許就是在這個方面，語言跟其他生物通訊系統最不相同。用言語從一處向另一處傳播重要信息時，模糊性似乎是至關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成分。為傳達意義，經常需要有一種微弱的奇異感和扭曲感，沒有語言的動物和細胞做不到這一點。淋巴細胞表面被按種別跟蹤抗原，不能派該細胞去尋找完全不同的抗原；當蜜蜂使用偏振光追蹤蜜源，像我們看手錶一樣觀察太陽時，它不能分心四顧，去發現一朵花的動人魅力。只有人的大腦能這樣做，面對被跟蹤住的信息，也還能騁目他顧，不斷尋求新的、不同的旨趣。
假如我們沒有感知所有語言的字詞所具有的這種模糊性和奇異性的本領，我們就無法識別意義中多種聲部的層次，我們就會整年整月坐在石牆上抬眼望著太陽出神。的確，那樣我們就會永世使用那二十六個字母講講柴米油鹽，大概還會達到能夠閒聊的程度，卻不大可能從簡單的詞語進化到巴赫式的復調。人類語言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它能防止我們停留在手邊的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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