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不是所有群居性動物都具有同樣程度的社會性。有些種類，其成員彼此聯繫在一起，互相依賴，就像一個組織內接合鬆散的一些細胞。群居性昆蟲就是這樣。它們一生中都在集群中行動和生存；一個蜂窠就是一個球形的動物。有的種類，群居性不這麼嚴格，其成員一起建立家庭，集合資金，結成團體成群出遊，分享食物.但任何個體離群獨居都能存活下來。還有一些種類，之所以也算群居性動物，只因為它們或多或少趣味相合，時時到一起聚會，利用社交聚會來進行進食和繁殖等特別活動。還有些動物只是在走過時彼此點點頭，連直呼其名的關係也沒有。
要確定我們屬於哪一類可不是簡單事。因為，我們一生中總有那麼幾次會設法結成各種各樣想得出來的社會組織。特別是在城市中，我們象螞蟻和蜜蜂一樣互相依賴，然而，願意的時候，我們可以跟大家分開，可以到樹林裡自己生活，至少在理論上是可以的。我們互相依靠，互相照顧，為此，我們建造起複雜的制度，甚至包括在加油站設置售貨機提供冰淇淋。但是，我們也有許多書籍，告訴我們如何復歸田園。我們聚族而居，但不知什麼時候又會翻臉打起架來，好像我們是不同的物種。作為一個集體，我們象螞蟻貯存食物一樣渴望積累起整個宇宙間的信息，並把這些信息傳播到我們中間，好像那是種不可缺少的食料（科學上每一縷極微弱的真正的訊息，也具有某種外激素的作用，能使天邊地角的實驗室中的工作人員毛髮倒豎）。但是，我們每個人也都建立起自己個人的秘密知識庫，像不能觸動的珍藏品似的對別人藏匿。我們各人都有個名字作為個人的標記，我們毫無保留地相信，這種分類制度會保障我們的實際存在，保障我們彼此或與其他的生物截然分開。但是，在一個擁擠的城市的中心，這一分類體制看不出有什麼作用，從本質上講，我們都沒有名字，大部分時間是這樣。
誰也不願認為，迅速膨脹、黑鴉鴉蓋遍地球表面的人群，跟一個螞蟻窩或一個蜂窠的生活有什麼重要的相似之處。誰願意稍為想一下，我們這三十億人在彼此聯繫起來的時候，是一種巨大的動物？我們不是沒有頭腦，我們的日常行為也不是由基因組詳細地編碼好的。我們看起來也不像是強制性地聯繫在一起，在幹著一種類似昆蟲築巢那樣單一的、統一的、一成不變的工作。假如真能把我們的大腦聚合到一起，像蟻群那樣產生一個共同的思想，那種思想將是不可想像的，真會讓我們摸不著頭腦的。
群居性動物傾向於專心一志地幹一件特別的事，通常是對它們的個頭來說很龐大的工程，它們按照遺傳指令和遺傳驅力不停地幹，用它來作群體的住房和保護所，保證自己的永久性。
當然，在我們一起做的一些事情中，有表面上類似螞蟻的地方，比如，在整個大地上營造玻璃和塑料的城市，在海底耕耘，組建軍隊，或把我們自身的標本送上月球，或向鄰近的星系送去一份備忘錄。我們共同做著這些事情，而不太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幹。不過，只要願意，我們隨時可以停下一件事轉而干另一件。我們不像黃蜂那樣，被基因制約著永遠埋頭於一項活動。我們今天的行為，比起12世紀傾城出動在歐洲大陸到處建造大教堂那種活動來，並不更受約束。在那時，我們相信，那樁事可以永遠幹下去，相信那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但那不是。說老實話，我們大多數人早就忘了大興土木造教堂是怎麼回事了。這種活動是暫時的，次社會性的，我們幹的時候是帶有強制性，是全力以赴，但僅僅在歷史上的一小段時間內才這麼做。那麼，在生物學的意義上，這些活動是不能算作社會性行為的。如果我們能隨意干、隨意停，那就不大可能是我們的基因編碼了詳細的指令。建造沙特爾大教堂（Chartres，法）固然有益於人心，但世事滄桑，人生依舊。羅馬的犁頭已成糞土，激光彈、高速運輸、著陸火星、太陽能、合成蛋白質云云，又焉能久存？在我們生命的長途中，我們當然還會即興搞點別的什麼新名堂，但很清楚，我們有選擇的自由。
實際上，從長遠看來，我們大概還是不要在生物學意義上為社會性的好。這並不是說，成不成社會性的，這事我們說了算，甚或可以舉行表決；也不是說，我們已經有了辦法，怎樣行動就免成社會性的。這不過是說，如果有誰告訴我們，從智力方面說，我們自己是被用繩子拴成一串兒的，在遺傳因素的驅動下，懶洋洋地在於著某種毫無特色的集體性工作，建造著一種龐大的東西，大得讓我們永遠見不到它的輪廓。那麼，我們不會把這當成好消息的。我們這一會說話、會辯論的獨特物種，如果竟也有這樣的負擔，那豈不特別殘酷、特別危險嗎？這樣的一種生活，還是留給昆蟲和鳥類，留給較低等的哺乳動物和魚類吧。
然而，我們人類的語言沒想到恰恰就是這麼回事。
有一件事越來越令人不安：似乎語言的天賦是人類的唯一特徵，是它在遺傳上把我們大家標記為人，把我們跟其他的生命形式區別開來。語言，像鳥作窩、蜂築巢一樣，乃是人類普遍的、生物學上特有的行為。我們進行這種活動的方式是集體的、強制性的、自動的。沒有它，我們就不成其為人；我們若與之分離，我們的頭腦就會死滅，就會像離開蜂窠迷路的蜜蜂一樣。
我們生來就知道如何運用語言。辨認句法的能力，把字詞組織、配置成可解的語句的能力，是人的大腦生來固有的。我們辨別句型，創造語法，都是程序規定了的。語言中有些不變的和可變的結構是我們所共有的。小雞生來就能識別頭頂的飛影信息，從眾鳥中辨認出鷹隼，同樣，我們生來就能從一串詞裡辨認出語法的意義。喬姆斯基（Chomsky）象生物學家觀察活組織一樣觀察了語言，在他看來，語言「肯定是人類大腦的生物學特性」。語言的這些普遍屬性是遺傳決定的；這些屬性並不是我們學到的，也不是我們在成長過程中創造的。
我們終生從事這一活動，我們集體地賦之以生命，但我們對之不能施加半點控制。個人不能控制語言，委員會、研究院或政府也不能控制它。語言一旦有了生命，就會像一個活潑會動的生物一樣活動。由於我們大家全都從事於其中的、永不停息的活動，它的各個組成部分無時不在變化。新詞被造出而加進來，舊詞改變或拋棄了原有的意思。連詞成句、聯句成章的新方法興而又滅，但是，內在的結構只是生長著，豐富著，擴大著。單個的語言也衰老，並且似乎死滅，但卻在周圍的大地上留下了子裔。獨立的幾種語言可以並列生長，幾個世紀互不接觸，保持各自的獨立完整，其活生生的組織互不相容；而有些時候，兩種語言又可能湊到一起，融合，複製，生出幾胎新語言。
如果說，語言處在我們社會存在的核心，把我們聚攏在一起，用意義的大廈覆蔽著我們。那麼，也可以同樣有把握地說，美術和音樂乃是那同一個遺傳決定的普遍機制的作用。大家一起做做這些也算不得壞事。如果因此我們就成了群居性生物，就跟螞蟻一樣，那麼，至少我（或者我應該說至少我們？）是不會介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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