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我們在理解生物學某些深奧方面比祖先前進了很遠，但對於死亡，我們仍然像我們的祖先一樣採取十分複雜的、逃避的態度：我們像他們一樣厭惡談論個人的死亡，也同樣不願想到個人的死亡。那是不雅的事，就像舊時對男女混雜的人群談論性病或墮胎一樣。大規模的死亡倒沒有以同樣的特殊方式讓我們不安：我們可以團團圍坐在晚餐的桌邊談論戰爭，其中有六千萬生命一朝灰飛煙滅。談起這個，我們就像談論壞天氣一樣。我們可以天天在電影和電視上觀看突然的血淋淋的死亡，並且是色彩鮮活的景象，而用不著去忍住一滴眼淚。只是當死亡的數目很小、又發生在近處的時候，我們才開始焦躁不安地苦思苦想。問題的核心，乃是人們自身赤裸的、冷酷的死亡。這是自然界一切現實之中我們最有絕對把握的現實，而它卻是說不得、想不得的。也許，我們比我們的前輩更不願意面對這一現實，因為我們心中希望這事會離開我們。為了掩蓋這種想法，我們願意認為，我們有這麼多似乎能駕馭自然的令人驚歎的方法，只要在今後，比如明年，變得更精明些，我們也許就會避開這一核心問題。
托馬斯·布朗（Thomas Browne,Sir,1605－1682，英）說道：「活著這一長期的習慣使我們不願死亡。」現下，這習慣成了一種癮：我們執迷於活著；它牢牢抓住我們，我們牢牢抓住它，這中間的紐帶越長越堅韌。我們不能考慮戒除這一習慣，甚至當活著已失去原來的熱情，甚至連對熱情都失去熱情之後，也不想戒除它。
為了免除死亡，我們在技術能力方面已經走了遙遠的路程，可以想像，我們也許能把死亡延遲更長的時間，或許能使壽命比得上俄國的阿布哈茲人。據說，那些人能延年益壽，身心旺盛地活過一個半世紀。假如我們能夠擺脫某些慢性的、使人衰老的疾病，以及癌症、中風和各種冠心病，我們就會長壽。這話聽起來很吸引人，也合乎情理，但一點也靠不住。假如我們擺脫了疾病，我們會在最後十來年中更好地安度晚年，但仍可能會按大約跟現在一樣的時間表而終結。我們可能像那些遺傳上不同種族的老鼠一樣，或者象海弗利克（Hayflick）那些不同的組織培養系，在程序事先規定的天數內死去，控制它們壽命的就是它們的基因組。如果事實如此，我們終將老死，只是其中一些人可能在60歲就散了架，而另一些人則晚得多，這要依遺傳的時間表而定。
假如我們真能擺脫今天的大多數疾病，甚或能擺脫所有的疾病，我們臨終也許會幹枯，隨一陣輕風飄走，但仍然要死亡。
我的大多數朋友不像我一樣看待這件事。他們願意理所當然地認為，我們死亡，只是因為我們生病，是由於這種或那種致命的疾病所致。假如沒有這些疾病，我們就會無限期地活下去。儘管在生物學家自己的職業生涯中，已經有證據表明死亡是絕對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們之中的有些人也願意認為死亡是疾病所致。什麼東西都死亡，我們周圍的一切，樹木、浮游生物、苔蘚、老鼠、鯨魚、蒼蠅、線粒體，概莫能免。最簡單的生物有時難以認為那是死亡，因為它們身後留下的絲絲縷縷能不斷複製的DNA，明顯地是它們自身的活的部分，而我們的情況則不那麼明顯（並不是有什麼根本的不同，但看上去是這樣）。蒼蠅並不是一個個因疾病纏身而病死。它們只是衰老、死亡，像蒼蠅一樣死亡。
我們渴望活下去，即使有明明白白的證據擺在面前：高齡長壽在我們迄今構造成的這種社會裡未必是什麼可以享受的樂趣。如果我們能把尋找新技術的事暫擱一旁，直到發現了一些更讓人滿意的事可以在延長的時間裡干，那就是幸事一樁。當然需要找到一些事來取代坐在大門口一遍又一遍地看手錶。
也許，如果我們不是這樣憎惡辭世時的不適，我們就不會這樣急於延長生命。儘管我們在生物學其他方面取得了令人目眩的進展，可關於這一舉世普遍的死亡過程，我們的知識還少得驚人；似乎是我們不希望瞭解它。即使我們能夠想像，死就是死，用不著先痛苦地病倒然後再過度到死，我們也會怕那件事。
有跡象表明，醫學也許正在對這一過程表示新的興趣，部分是出於好奇，部分是由於困窘地意識到，我們在處理疾病的這一方面時，並沒有顯示出過去的內科醫生曾經表現出的技巧。在那些年月裡，他們還沒有像我們現在這樣確信，疾病是孤立的，有時是可以戰勝的。那時，一個好醫生最難、也是最重要的服務，就是在病人臨終的時候守護在近旁，安慰他們。這些通常是在家裡作的。現在，這些事是在醫院裡，並且是悄悄進行的（人們今天越來越懼怕死亡，原因之一，也許就是相當多的人對死亡全然陌生；他們從未真的在現實生活中看死亡發生）。我們的有些技術，讓我們可以否認這事的存在。我們把閃爍不定的生命在細胞的這一個或那一個群體中維持很長時間，就好像我們在使一面旗子持續飄揚。死亡並不是一下子發生的事；細胞一個接一個地死亡著。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在生命之光熄滅幾個小時之後，把細胞大量救活，還可以用組織培養使它們繼續生長，因為不可逆轉的死亡消息最終傳遍身體的所有部位，需要幾小時甚至幾天時間。
也許我們就要發現，死亡畢竟不是一件太壞的事。威廉·奧斯勒爵士（SirWilliam
Osler,1849－1919，加）就曾這樣看。他不同意人們講死亡的痛苦，堅持認為並沒有那回事。
在一本19世紀關於非洲探險的回憶錄中，有大衛·利文斯通（DavidLivingstone,1813－1873，英蘇格蘭）的一個故事，講的是他自己的一次瀕死的經歷。他被一頭獅子抓住，那頭野獸撕裂了他的胸膛，只是由於朋友及時射來一顆幸運的子彈，他才死裡逃生。後來，他歷歷在目地回憶起那段經過。他是那樣驚異於與死亡相聯的那不同尋常的安寧、平靜和絕無痛楚的感覺。於是他創造了一種理論，說所有動物都有一種保護性的生理機制，在死亡的邊緣開始起作用，將它們在一團平靜的雲霧中帶到彼岸。
我只有一次見過死亡的痛苦，那是在一個狂犬病患者身上。長達二十四小時之內，他極其清楚地知道他自身解體過程的每一步，直到最後一息。在狂犬病人的特別神經病理學中，好像保護機制遇到障礙，沒有開啟。
從越來越多的心臟病患者那裡，我們有新的機會來瞭解更多關於死亡生理學的第一手知識。有些病人經過那整個過程，然後又活過來。從第一批由心臟病假死中復活的人們那兒瞭解到的情況來看（這種假死已被稱作拉撒路症候群），奧斯勒似乎說對了，那些記得那段經過的全部或部分的人們並沒有回憶起任何恐懼或痛苦。有幾個人看上去似乎已經死了，但在整個過程中一直清醒著，他們感覺到一種奇異的超脫感。有一個人發生冠狀動脈梗塞，在一家醫院門前心臟停止了跳動，實際情況說明他已經死了。幾分鐘後，他的心臟在電極的刺激下重新起動，又恢復呼吸活了過來。據他的描述，最奇怪的一件事是，有那麼多人圍在身旁，那麼急促地來來去去，那麼激動地擺弄著他的身體，而他感覺到的只是平靜。
最近有人研究了肺障礙疾病患者對死亡的反應，其結論是，那一過程對旁觀者造成的痛苦大大超過給患者造成的痛苦。大多數病人似乎在泰然地作著死的準備，好像直覺地熟悉這樁事情。一個年老的婦女報告說，死亡過程中唯一痛苦和沮喪的是被人干擾。有幾回，她被給予傳統的治療措施，以保持她的氧供應或恢復體液和電解液。但每一次她都感覺到活過來是一種折磨。她深恨打斷她的死亡過程。
竟然想到死亡這件事沒有什麼不好，我自己都覺得吃驚。但也許不該吃驚。死亡畢竟是一種最古老、最基本的生物機能，它所形成的機制同樣注意入微，是有利於保持生物特性的遺傳的信息來指引生物通過死亡的每一步，像我們司空見慣的生命的所有其他關鍵活動一樣。
但即使如此，如果在開始的、局部的階段，這種轉化是協調的、整體和諧的生理過程，仍然有一事尚待解釋，那就是意識的永久消失。我們還得永遠困惑於這個問題嗎？那意識到底跑哪去了？莫非它只是立時倒斃，失落在腐殖質裡，變成廢物了？考慮到大自然有為複雜難解的機制派上用場的趨勢，意識消失這事在我看來是不自然的。我寧願認為，它不知怎的跟它所懸附的細絲分開，然後像輕吸一口氣一樣縮回到它所從來的膜裡，成為生物圈神經系統的一點新的記憶，然而我沒有任何資料證實這件事。
這要留待另一門科學、留待日後去研究。也許以後會證明，如某些科學家所暗示的，由於某種測不准原理，我們永遠不可能研究意識，因為這種原理規定，僅僅是「看」這個動作就會使它抽動、模糊，從視野裡消失。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就永遠不會知道實情。我羨慕我那些相信有心靈感應的朋友；奇怪的很，是我的歐洲科學家相識們最願意相信它，最輕易地接受了它。他們的姨媽們全都接收到了心傳，於是，他們就坐在那兒，手握意識轉移的證據，手握創造一門新科學的材料。沒有那麼湊巧的姨媽，從來收不到一點感應，可真是令人沮喪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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