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家在理論問題上有很多爭論。他們也應該爭論。可以想見，那些窮其一生來參悟語言之謎的，就是說、要整個兒理解人類的學者、會經常各執己見，甚至弄得煩燥易怒，彼此不耐煩。叫人更為憂慮的是，他們比其他學科的同行們爭吵得更多。
而對語言學家，特別是那些擔當哲學家之任的大學問家，有一個很難的技術問題：他們不得不用來進行研究的唯一工具，正是他們欲加研究的那個系統。這位得他們特別容易遭到自海森堡以來物理學家們牢記不忘的那種危險。語言學家越接近問題的核心，就越需要用正在操作的那一機制來審視那個機制；難怪在問題的答案似乎伸手可得的時候，它就突然抽搐，震顫，在一片煙霧中逃之夭夭。
你可以在某些有關語言的書中看到這一現象。在那些其作者本人並非科班出身的語言學家、因而小心翼翼的書中，情況就更是這樣。這些作家是從局外進來向大眾解釋一些事情的，因而他們總是達到一點，在這一點上，文章本身突然間變得極難理喻，解體為無意義的廢話。這種事通常是在語言學邏輯的要點業已闡明，轉換語法的基本想法經過了解釋，是不是一些語言比另一些更「複雜」這個問題得到了論述，對句子作深層分析的數學技術已充分描述了之後才發生的。用這麼多有力而有用的信息裝備起來，非專家於是勇往直前，不知道他此刻正在跨越邊境，進入一個未知的，或許是不可知的國土，然後就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
我不太清楚在通訊的這一階段上發生了什麼。我願意相信，信息的傳輸機製出了什麼毛病，一經傳輸，給讀者的就成了廢話。但這一點上我可能錯了。也許那究竟是平直清晰的散文，而問題出在我這頭，出在我的腦子裡。也許我沒有為這種講話而設的感受器。
或者，信息進入時我把它改變了，但並沒有意識到我正在這樣作。
在其他場合，在一些不牽涉語言學的事情上，我有過問樣不受用的疑慮。有一位耐心而文雅的數學家曾給我解釋過哥德爾定理。正當我要整個兒接納它、不住地點頭欣賞，讚歎這整個思想之美時、我突然聽到水銀質的牆中開關啪嗒一響，那思想一下子在我頭腦裡變成了廢話。聽電子音樂時我有過類似的體驗、而在閱讀詩論的時候還有過更糟糕的體驗。那體驗不像是抹掉數據或失去興趣或走了神兒，決不是。其時，我的腦子如有異常，那便是更加警覺，熱切地抓住每一個語句，可爾後，開關一下子關上了，而進來的則轉變成深不可測的密碼。
這使我對大腦，至少是我的大腦，有了一種說法。我相信在大腦的什麼地方，可能在右半球、有某種中樞，它有種擾頻作用，類似那些裝在政界要人電話上的電子裝置，它能把所有機密的語句即時轉變成無意義的噪音。
也許，在涉及語言的情況下，需要秘密。可以想見，假如找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有某種全面的、有意識的理解，我們的語言就全淪為永無休止的磕磕巴巴，甚至會成為一片死寂。 要驅除那些最簡樸的句子，可愛的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ceSLevens）式的句子，比如，「那人回答道，事情就是那樣，在藍吉他上變了樣，」是心智上不可能作到的。作這種事，監測所有的肌肉，緊盯著句法，警惕由語序的最微小變化而帶來的語義災難，留心聲調，還有眼角嘴邊上的表情，最要擔心的是說出什麼無意義的東西來的危險，作到這些非常之難，要比由你負責自己的呼吸，被告知要使用你的有意識的頭腦照管那一功能，每下每下沒完沒了，還要難。
大腦裡的擾頻器會是一個保護性裝置，保全嬌弱的語言機制中樞免受敲敲打打的修補和暗鼓搗，屏蔽心靈，不讓它接觸它不想捲入的信息。
你可能認為，假如在大腦的一部分有一個神經原擾頻器、那就應該有某種系統地安裝了的反擾頻中心。在另一個額葉的什麼地方，能夠把解體了的信息復原成近乎本來的次序。我懷疑這一點。我承認，大腦不大可能冒險使自己充溢完全無意義的噪聲，但我想更可能的是，像言語的真正性質這樣的真正深刻而危險的被擾頻了的想法，被整合成了不可辨認的愉快的體驗，如閒談或音樂或睡眠。有些人，身手極快捷，能捉住倏忽而過的思想，不等它們消失進擾頻器就逮住它們。史蒂文斯那樣的詩人就有這等素質。但在我們大多數人，事情是在看不見處自動完成的，而我想這也沒有什麼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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