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標記不可逆轉地、毫不含糊地配置在我們的行為之中，不論我們聚會成團體或獨自散步，都一樣。實驗室之外，誰也無法知道任何別人的獨有的免疫標記，我們沒有任何把握嗅出各個人的外激素區別。因此，我們據以彼此分別的，唯有行走的姿態、聲音，寫信的方式，轉頭的方式等。我們在這事上不會出錯。沒有人真正很像任何別的人；這兒那兒偶有相似者，但沒有確切的複製品；我們是40億各各獨特的個人。
於是，當委員會集會時，每一個成員必定是一個演員，不可控制地扮演著自己的角色、讀著據以識別他的文字，宣稱他的身份。這件事耗費大量的時間和能量，一旦開了頭，就沒有多少機會作成別的事了。許多委員會在某一年被任命，然後一直工作好幾年，直到下一個十年期，可除了每個成員的這些連篇累牘、無法打斷地展示自己的持有行為標記外，並沒有發生許多事情。
假如不是每個個人有這種強制性的行為，委員會將是個令人驚歎的進行集體思維的發明。可這種強制性行為是存在的。我們似乎是設計好的、編了碼的，就是要把個人放在最高的優先地位。我們必須首先幹這事，不管代價如何，即使它意味著整個群體受傷致殘也在所不惜。
這當然是民主制度背後的思想動力。令人驚奇的是，這個制度竟然運轉，更不用說運轉良好了。個人是真正的人類財富，只有他得到了良好的培育，能夠充分表達其個性，他才能對社會有充分的價值。像許多吸引人的想法一樣，這個想法也是古老的本色中國貨。誠實是最為個人的品質。團體和社會不能擁有它，除非一個個凡人擁有它。這就是文明進程的艱難之處。
但個性可能被過分地伸張。你在委員會中幾乎總能看到它。有一些非常古老的字眼用來批評過分地展示個性。如果某個人太不合群，過於索寞，跟人老死不相往來、他的行為被稱為獨行（egregios）。這曾經是個好詞，意為出類拔萃，意為特出、獨到。然而、通過語言學上的詞義轉貶過程、這個詞具有了反社會的意味。個性太強的人被稱為怪異， 奇怪，乖張，最壞的詞是白癡（idiots），來自idios，最初的意義是個人的或私人的。
如今，我們生活於其中的各種組織日趨複雜、數目眾多的我們越來越密集地裝在一起，委員會的工作可以嚴肅得要命。當需要預言未來時、就更是如此。我們每一個人都本能地知道，有一項責任是不能信任地交託給任何單個人的；我們必須一道來作。
由於前頭的種種問題都很緊急、老式的標準委員會近年來設計出種種變體，以便更好地進行集體思維。現在，有了頭腦公司，這是委員會和工廠產下的雜種，是專營思維的公司。有了政府委員會和董事會，其成員被召集到華盛頓，奉命坐下，去思想出集體思想來。工業企業已經組織起自己的懇談小組，在這裡，執行人員坐滿一屋子，互相拍桌子瞪眼睛大喊大叫，希望激發出新的想法來。可是，舊有的麻煩依然存在：聚在一起進行集體思維的人們首先是一些個人，需要表達自我。
避免這一麻煩的最新發明是達爾菲技術。這是本世紀60年代的發明，是蘭德公司人的點子，他們不滿意委員會為將來制定計劃的方式。這方法聽起來有點簡單而傻氣。其法是不召集會議，而是向小組的成員分發問題單，每個人把答案寫下來，悄沒聲兒地寄回來。然後，這些答案再散發給所有成員，要他們重新考慮，注意別人的不同意見之後，再次填寫問題單。如此這般。通常三個循環足矣。那時候能夠達成的一致意見達成了，最終的答案據說是基本可靠，並常比第一輪更有趣。在此法的某些變體中，參與者在提供答案的同時，也引入新的問題。
得知達爾菲方法竟然可行，有時效果還極好，我們幾乎感到大丟面子。人們的第一反應是憤慨，認為這又是一個社會操縱、社會科學圈套的例子，是行為控制。
但後來，大量例證說明這一技術當真行之有效。而對這一例證——至少在工業和政府的未來預測中——人們一定要從中找出些好的東西。
也許，這方式究竟能既保留個人及其全部自我，同時又把頭腦聯繫起來，以便使小組能進行集體思維。簡言之，這是兩全其美的方式。
達爾菲方法的實質，是真正安靜而多思的對話。對話中，每個人都得到聆聽的機會。閒談的背景噪聲，反覆出現的虛榮的聲震，從一開始就消除了。有了思考的時間，沒有了話音，因此也沒有提高嗓門的叫喊。這樣看來，它就是一個偉大的發明。達爾菲之前，委員會開會時，真正的聆聽幾乎總是不可能的。每一個成員的功能都是講話。其他人講話時，每個成員都在忙活著思考，下一個輪到他時該說些什麼來支撐自己原米的立場。委員會真正做的是辯論而不是思想。把要求得分、引導討論、保全面子、博取喝彩、壓下反對者的叫喊、嚇退反對者等等所有這些活動都除去，一組聰明的人得以坐下來安靜地思考。這個主意不錯，我很高興它可行。
達爾菲這名字起得很有意思、顯然暗示了它起的天啟預言的作用。最初的達爾菲（Delphi）是阿波羅的所在、而阿波羅是預言之神。不止於此。他還是一些最優良的希臘品行、如節制，穩健、細心，注重律條和慎重等的來源。實際上，從詞義學上來講、阿波羅一開始可能是個委員會。阿波羅（apollo）一詞（或許足有關的詞apello）最初意為政治的聚會。人們一定很早就認識到，大眾的會議對於考慮下一步該怎麼辦是很重要的，對人類社會是基本的，因此需要融入神話，而且要創造出一個司命之神，於是產生了阿波羅，多利安人（Dorian）的預言之神。
人們並不真的認為，達爾菲的女預言家發佈關於未來問題的明確回答。相反，她的宣佈常常含有像《易經》一樣的模稜之處、其設計也同樣提供多種選擇，讓人可能從中挑選。她像征的更像一個委員會的議程。當她狂迷而倒在鼎上，喃喃著模稜的話語時，她成了今天的問題單。細節的描述涉及對預言者聲明作出的詳推細勘，那是exegetai（詮釋者）的任務。那是個公民的委員會，部分由雅典的公民選舉產生，部分由達爾菲預言家任命。這個制度似乎在長期內行之有效，構成了希臘宗教的法令和法律基礎。
於是，今天的達爾菲代表著一個改進了的古代社會設計，對委員會的程序作了新穎的修正，這一程序制約著一組組的人們，讓他們更安靜地想，更安靜地聽。這方法作為正式的程序看似新鮮，其實非常古老，也許跟人類社會本身一樣古老。因為在現實生活中，這總是我們作出決定的方式，儘管總是以散漫無章的方式進行。我們把話傳開；我們冥想不同的人會怎樣論述這個問題；我們讀詩；我們默想文學；我們播放音樂；我們改變主意；我們達成諒解。社會是這樣演進的，不是靠大聲喊叫彼此壓倒，而是靠獨有的個體互相理解的獨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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