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面對任何一個複雜的社會系統，比如一個城市中心或一隻倉鼠時，覺得其中有些東西你不滿意而急於修補，你可不能簡單地一步闖進去動手修補。這樣作是不大可能對它有所助益的。意識到這一點，是我們這個世紀令人痛苦沮喪的事情之一。 傑伊·福雷斯特（Joy Forrester）用數學方法對此作了說明，他用計算機模擬城市，做了一些模型，用來闡明，不管你依據常識提出做什麼，你將幾乎無可避免地使事情更糟些而不是更好些。從外部鼓搗一個複雜系統的一部分，你就幾乎一定是在冒險，會在某一邊遠的部分引起你意想不到的災難性事件。假如你想修補什麼，你首先必須詳盡地瞭解那整個系統。對於很大的系統來說，你不能不借助很大的計算機做這種理解。即使理解了，最保險的方針似乎還是站在一邊揮手，而不去觸動它。
干預乃是引起麻煩的途徑。
假如真是這樣，這就提示出對付城市問題的新的門路。這是從實驗病理學的角度提出的：也許，有些出毛病的東西，是某人努力幫忙的結果。
這樣一來，問題就簡化了。這意味著，不要闖進去到處改變什麼，而試試小心翼翼地探進手去，只是把干預者驅除出來。
辨識、分離並驅除搗亂者，乃是現代醫學的營業，至少在糾正由可辨識的微生物引起的疾病時是這樣的。把一個處於解體的城市比之於一個生病的有機體，這並非想像力過了頭。以梅毒為例。在舊日的醫學，在識別出微生物致病機理以前，一個處於晚期梅毒的病人是一個出了毛病的複雜系統。沒有任何單一的、可分離的原因。那時，醫學的處理方法基本上是瞎鼓搗。不妨試想，假如我們已知道了現代醫學的全部，只是不知道微生物感染和螺旋體，將會發生怎樣的情況，那麼，這一比擬會更加令人矚目。我們會對種種事情進行干預。通過某種集體心理療法，去糾正由於麻痺狂而來的思維紊亂；心臟外加主動脈移植以對付心血管梅毒；開出免疫抑制劑來防止脊髓癆中的自動免疫反應；從肝中摘除梅毒瘤，等等。我們甚至還會疑心， 在這一特別的「多因素」 頑症中，還有緊張在起作用，由此會生出各種關於「整體論」解決方法的建議，從家庭環境的改變，直到白宮關於空氣污染作用的調查委員會。要是在從前，我們會忙活著放血，拔罐，瀉下，像我們確曾作過的那樣。或者畫符唸咒，或像薩滿巫師那樣當眾跳大神，一陣陣昏倒在地。什麼法兒都想得出來，為的是給整個身體帶來一線轉機。
這些是未有科學之前的年月裡醫學干預的經典例子。毫無疑問，這些方法大多數害大於益，畫符唸咒可能算是例外。
當然，梅毒的問題現在是簡單了。由於確切地知道了螺旋體是搗亂者，所以，你要作的，只是小心地伸過手去，清除這種微生物。假如你能足夠快地作到這一點，在整個系統被震坍成碎片之前，系統會自我調節正常，問題就自動解決了。
在社會系統病理學上，事情無疑更複雜些。可能不只涉及一個搗亂者，也許會有整整一群，沒準兒還會有一整個搗亂的系統滲透到了你試圖修補的那個系統的方方面而。假如這樣，那麼，問題也相應地困難些，但仍然有法可想，一旦你找出那個干預的事實，它就是可以解決的。
有人或許要抗議，說我這樣作，是在編製一個新型的假想敵名單，為一些自發的病理事件假想一些外部的因素。難道複雜的社會系統本質上不會不借外因而自發地出毛病嗎？ 且看人口過剩問題。且看卡爾洪（Calhoun）的有名的模式。那些生活擁擠的老鼠種群和它們的惡性社會病態、全都是它們自己的行為偏斜造成的。我的回答是：否。你只需要找出那搗亂者，在這個事件中，就是卡爾洪教授本人，那麼，那個系統就會自我糾正。那些老鼠的麻煩，不在於生活擁擠的老鼠有著出毛病的內在趨勢。它們的麻煩，在於那些科學家，他們把那些老鼠帶離其廣闊的天地，把它們放進了一個過於狹小的箱子。
我不知道紐約城的卡爾洪們是誰，但在我看來，似乎有一個不過分的建議，就是找出他們，確認他們，然後把他們乾淨利落地除掉。沒有他們和他們的干預，這個系統會良好地運轉，也許不完美，但在其中過日子還是可以的。
有一長列疾病，醫學上叫做「原發性的」（idiopathic），意為我們不知道它們是什麼引起的。現在，這個名單比從前短多了。百年以前，傷寒熱和結核性腦炎等常見的傳染病都被歸入原發性疾病。最初，當這個術語首次進入醫學語言時，它跟現在不同，曾有著高度的理論意義。當時人們認為，大多數人類疾病是原發性的，歸咎於這樣那樣的內裝的缺陷，是某種體液出了什麼差錯。「原發性的」一詞，顧名思義，是指某種有自己的根源的病，一種原發的，沒有任何外在原因的病。隨著醫學科學的發展，特別是本世紀醫學的發展，這類疾患的數目日見其少，於是、這一術語也失去了原來的教條意味。我們現在使用原發性一詞，僅僅指稱，某一特定疾病的原因尚不知道。極有可能，在我們跟醫學科學結束關係之前、走運的話，我們將會發現，所有種類的疾病都是某種搗亂的結果，而再也不會有什麼原發性疾病了。
假以時間，加上更多的運氣，社會科學方面也會出現這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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