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居裡（1867——1934），法籍波蘭物理學家、化學家。生於華沙。1891年進巴黎大學深造，1893年參加李普曼實驗室工作。1895年與比埃爾·居裡結婚。夫婦共同研究放射性現象。1898年發現外和鐳兩種天然放射性元素。1906年被聘為巴黎大學教授，成為該校第一位女教授。1903年，她與居裡、貝可勒爾共獲諾貝爾物理學獎。1911年獲諾貝爾化學獎。著有《同位素及其組成》、《論放射性》等。

　　生活對於任何一個男女都非易事，我們必須有堅韌不拔的精神，最要緊的，還是我們自己要有信心。我們必須相信，我們對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天賦的才能，並且，無論付出任何代價，都要把這件事完成。當事情結束的時候，你要能夠問心無愧地說；「我已經盡我所能了。」
　　有一年的春天裡，我因病被迫在家裡休息數周，我注視著我的女兒們所養的蠶結著繭子。這使我感興趣，望著這些蠶固執地、勤奮地工作著，我感到我和它們非常相似，像它們一樣，我總是耐心地集中在一個目標。我之所以如此，或許是因為有某種力量在鞭策著我——正如蠶被鞭策著去結它的繭子一般。
　　在近50年來，我致力於科學的研究，而研究，基本上是對真理的探討。我有許多美好快樂的記憶。少女時期我在巴黎大學，孤獨地過著求學的歲月；在那整個時期中，我丈夫和我專心致志地，像在夢幻之中一般，艱辛地坐在簡陋的書房裡研究，後來我們就在那兒發現了鐳。
　　我在生活中，永遠是追求安靜的工作和簡單的家庭生活。為了實現這個理想，所以後來我要竭力保持寧靜的環境，以免受人事的侵擾和盛名的渲染。
　　我深信，在科學方面，我們是有對事而不是對人的興趣。當比埃爾·居裡和我決定應否在我們的發現上取得經濟上的利益時，我們都認為這是違反我們的純粹研究觀念。因而我們沒有申請鐳的專利，也就拋棄了一筆財富。我堅信我們是對的。誠然，人類需要尋求現實的人，他們在工作中獲得很大的報酬。但是，人類也需要夢想家——他們對於一件忘我的事業的進展，受了強烈的吸引，使他們沒有閒暇、也無熱情去謀求物質上的利益。我的唯一奢望，是在一個自由國家中，以一個自由學者的身份從事研究工作，我從沒有視這種權益為理所當然的，因為在24歲以前，我一直居住在被佔領和蹂躪的波蘭。我估量過法國自由的代價。
　　我並非生來就是一個性情溫和的人。我很早就知道，許多像我一樣敏感的人，甚至受了一言半語的呵責，便會過分懊惱，他們盡量隱藏自己的敏感。從我丈夫的溫和沉靜的性格中，我獲益匪淺。當他猝然長逝以後，我便學會了逆來順受。我年紀漸老了，我愈會欣賞生活中的種種瑣事，如栽花、植樹、建築，對誦詩和眺望星辰，也有一點興趣。
　　我一直沉醉於世界的優美之中，我所熱愛的科學，也不斷增加它嶄新的遠景。我認定科學本身就具有偉大的美。一位從事研究工作的科學家，不僅是一個技術人員，並且，他是一個小孩，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好像迷醉於神話故事一般。這種魅力，就是使我終生能夠在實驗室裡埋頭工作的主要因素了。
　　　　　　　　　　　　　　　　　　　　 （劍捷　譯）
　　　

　　……比埃爾，我的比埃爾，你躺在那裡，頭包紮著，像一個睡著休息的可憐的受傷的人一樣地平靜。你的臉色很溫和而且從容，依然是你，沉浸於不能再醒來的酣夢中。你的唇，從前我說是貪婪的，現在完全蒼白，毫無血色。你的小鬍鬚是灰色的。你的頭髮差不多看不見，因為傷痕正由髮際起；額上右邊露出碎了的骨頭。唉！你受了多麼大的痛苦！你流了多少血！你的衣服都被血浸透了。我常常用手撫摩的那個可憐的頭，它受了多麼可怕的打擊啊！我吻你的眼皮，記得你總是闔上眼睛，用我熟識的姿勢抬起你的頭，讓我吻它……
　　……我們在星期六早晨裝殮了你，抬你進棺材的時候，我捧著你的頭。我們末一次吻了你那冰冷的臉，然後在棺材裡放了一些花園裡的長春花，還放了一張我的像片，就是你叫作「很聰明的小學生」而且很喜愛的那一張，它必須陪你進墳墓，因為上面的那個女子很幸福地能使你很喜歡她，你雖然只見過她幾次，就毫不遲疑地請求她與你共同生活。你常對我說，你一生中只這一次作事沒有遲疑，完全自信做得對。我的比埃爾，我也相信你沒有做錯，我們生來就須一起生活，我們必須結合。
　　你的棺材已經蓋上了，我再也看不見你了。我不許他們用那可怕的黑布罩上它，我用花把它蓋起來，並且坐在旁邊。
　　……人們來抬你，一些悲痛的幫助者，我看著他們，沒有和他們說話。我們把你送回梭鎮，看著你下到那個深深的大洞裡去。然後就是人們莊嚴地列隊走過；有人要把我們送走，雅克和我都不肯，我們要看著諸事辦妥。他們填滿墓穴，放上花束，諸事完畢，比埃爾在地下長眠，而一切，一切，一切都完了……
　　……比埃爾，你死後的那個星期日早晨，我同雅克到實驗室去了，這是你死後我第一次去。我試著為你和我已經每人作出幾點的那個弧線作測量，但是我覺得作不下去。
　　在路上，我像是受了催眠術一樣地走著，什麼都不注意。我不自己結果自己，我沒有自殺的念頭；但是那些車輛之中，難道沒有一輛使我也遭到我所愛的人的命運麼？
　　我的比埃爾，他們叫我作你的繼任者，繼續講授你的課程，並且指導你的實驗室。我已經答應了，我不知道這是好是壞。你常對我說你願意我到索爾本去講課，而我至少願意努力繼續你的工作。有時候我似乎覺得這樣我比較容易活下去，而有時候我似乎覺得我承擔這個工作簡直是發瘋。
　　我的比埃爾，我無止境地想著你，這些想念快要脹裂我的頭，而且我的理智是紛亂的。我弄不清楚我今後是否要這樣活下去，不能看見你，不能向我的生活中的甜蜜伴侶微笑。
　　兩天以來，樹木都發了葉子，花園很美麗。今天早晨我在那裡看著孩子們，我想你會覺得她們很美，而且你會呼喚我，指給我看那些開著花的長春花和水仙。昨天在墓地裡，我不能瞭解刻在石頭上的『比埃爾·居裡』這幾個字的意義。鄉村的美使我難過，我放下面紗，隔著嚴紗看所有的東西……
　　我的比埃爾，我睡得很好，起來時比較平靜。這不過是一刻鐘以前的事，而現在我又要像野獸一樣地號叫了。
　　我的比埃爾，我想告訴你，金鏈花正在盛開，籐蘿花、山楂花、蝴蝶花含苞初放——這些花都是你喜愛的。
　　我也想告訴你，我已經被聘繼任你的講座，而且居然有一些呆子向我稱賀。
　　我想告訴你，我現在已不再喜歡日光和花木，它們使我覺得痛苦。像你去世那天的陰暗天氣，我倒覺得好些，而我之所以還不會憎恨好天氣，乃是因為我們的孩子們需要它。
　　我整天在實驗室工作，我只得如此：因為在那裡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覺得好一點。我想不出還有什麼事情能使我高興，或許科學工作可以——不，還是不能，因為假如我在這上面成了功，而想到你不能知道，我還是受不了。
　　一切都是陰鬱的。生活上的憂慮，甚至於不容我平靜地去想我的比埃爾。
　　　　　　　　　　　　　　　　　　　　　　（左明徹　譯）
　　　

　　
　　寺田寅彥（1878——1935），日本物理學家、散文家。生於東京。畢業於東京大學物理系。青年時代師事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得到文學方面的指導。此後，在致力於物理學研究的同時熱心於隨筆創作，創造出科學與文學相融合的獨特文體。主要作品有《蔞柑子集》、《龍舌蘭》、《團栗》等。

　　那還是在熊本縣第五高等學校學習的第二學年期末考試結束時的事。本縣的學生中組織了一個所謂「要分數」運動委員會，遍訪任課教師家，為兩三個「可能不及格」的學生爭取分數。不知是幸運呢，還是不幸，我也被推選為該委員會的委員。當時，夏目漱石先生教的英語課不及格的學生中有一個是我的親戚，因為家貧，學費靠他人資助，萬一留級，恐怕就再無法得到續學的學費了。
　　首次拜訪時，先生是住在白川河畔靠近籐崎神社附近一條靜謐的大街上。有的老師不問情由就將前來要分數的學生拒之於門外，而夏目漱石先生卻毫無芥蒂地愉快地接待了我們，默不作聲地聽取了我們詳盡的哀求之言。誠然，他是不會馬上說什麼同意或不同意加分之類的話的。在完成了這一重大的委員使命之後的雜談也將結束的時候，我提出了一個頗為愚劣的問題：「徘句究竟是什麼呢？」這委實是由於我久仰先生作為一個俳句家的大名，或者是自己對俳句的興趣已經甚為膨脹之故。當時先生給我答覆的要點至今猶在耳畔。「俳句乃集修辭學之大成」；「顯示並抒寫扇軸似的感情的焦點，而後暗示出聯想廣闊的世界」；「據說它像花舞雪飄般的常規描寫一樣平常」；「『秋風怒張白木弓』這樣的俳句為佳句」；「有的人怎麼寫也寫不好俳句，有的則一開始就寫得極妙」。聽先生這麼一說，想寫俳句的意願突然強烈起來。於是，當年暑假回鄉後，便用手頭資料寫了二三十句。暑假結束後，九月一抵熊本，首先去先生家請他過目。下一回再去造訪時，先生將伴句詩稿還給我，只見詩稿已經作了精批細改，有的寫了評語，有的改成與原作意思相仿的范句，其中有兩三句句首還加有圓圈。這以後，我便著了魔似地熱衷於俳句創作，一周要往先生家跑上兩三趟。那時，先生的家已由白川河畔遷至內坪井，距我寄宿的立田山麓路程很遠，不過，我走得很愉快，宛如去會自己的心上人。跨進沒有屋簷的朝東的大門，最裡間屋門口是那塊脫鞋石，它好像被橫打的雨水淋濕了似的。我記得，每逢雨天，我用手巾「咕哧咕哧」擦淨滿是爛泥的腳走進屋裡，先生讓我坐到緞子坐墊上，這時，總感到自己有些寒酸。房門左邊有個六鋪席大小的客廳，和它相鄰的西側房間約有八鋪席大小。走過這兩個房間前面的走廊，朝南是院子，院內平淡無奇，什麼也沒栽種。從前面的建仁寺圍牆再過去一些地方便是耕地了。雖然是冬季，但早已枯萎的牽牛花的枝蔓仍然攀附在圍牆上，被風吹得「唰啦啦」作響。這間六鋪席的房間是普通的會客室，八鋪席的房間像是臥室兼書齋。記得先生有首俳句道：「牽牛花緣手巾架」，那手巾架就安置在客廳前的走廊上。
　　先生總是穿著黑色的和服短外褂，正襟端坐著。有時新婚不久的年輕的夫人著一身有花紋的黑皺綢服到門口來迎接。在我這個鄉巴佬的眼裡，先生家似乎十分端莊、典雅，端上來的新鮮點心總是上等佳品。先生要一種類似紅白水晶糕似的美麗、光亮的糕點，大概是他愛吃的。先生把我送去的俳句詩稿連同他自己的一併送到正岡子規處，子規批改後再還給先生。之後，其中的一些徘句會刊登在《日本報》頭版左下角的俳句欄裡，我學著先生的樣高興地把它剪下收藏在紙袋裡，高興自己寫的東西已經變成鉛字見諸報端了。當時，除了我之外，從先生處學習俳句的人中還有廚川千江、平川草江和蒲生紫川（原醫學博士）諸位。這些人一開始是自定題目作詩，互選作得好的俳句一起在先生家朗讀，後來，也到別處搞過朗誦活動。而先生還曾與我兩人對坐，試過十分鐘作十首俳句，這時，先生詩如泉湧，連翩而來，那跳躍的思緒，璀璨的詩句，有時連他自己也會驚奇得吃吃地笑起來。
　　我曾向先生提出過要在他家當寄食學生的請求，先生說：「只有後面堆雜物的屋子亮一些，你來看看。」他把我帶到那兒。我一見那屋裡滿是垃圾，連草蓆都沒有，是個名副其實的雜物間，便洩氣了，打消了這個念頭。當然，當時我如果堅持要住進去，先生也一定會幫我打掃乾淨並鋪上草蓆的，然而，當時竟沒有那樣的勇氣。
　　那時和先生要好的教授同事中有狩野亨吉、奧太一郎、山川信次郎等人。漱石先生作的小說《颱風》中的一個模特兒便是奧氏，他很有威信。
　　學校裡教的是《一個吸鴉片者的自由》１和《織工馬南傳》２。松山中學時代的教學方法是採用非常仔細的逐字串講，不過，我卻更喜歡與之相反的以達意為主的教學方法。上課時，先生只是流暢地朗讀，隨後問：「怎麼樣，理解嗎？」與此同時，就文中的某一節在黑板上寫出各種例證。有一次考試時，我背出幾段先生引用過的霍瑪的詩句，將它引用到答捲上，結果成績使我大大得意了一番。
　　
　　１英國散文家德·昆西（1785—1859）的作品。
　　２英國女作家愛略特（1819一1880）的小說。

　　先生走進教室，先從西裝背心的內袋裡掏出不帶鏈子的鍍鎳表，輕輕放在桌子的一角，而後開始講課。當他神采飛揚地講解複雜難懂的課文時有個習慣動作，就是老伸出食指斜摁自己的鼻樑。碰上學生中有愛刨根問底鑽牛角尖的，先生便以一句話來使之語塞：「這事你問寫的人便可明白！」當時，我的一些同學都十分害怕先生，然而，他對我來說，卻是一個絲毫不令人可怕的、最和藹可親的老師。
　　每天上午七時至八時課外講座時間，先生主要為文科的學生們講《奧塞羅》１。記得那是冬季，從二樓的窗口望去，先生緊裹著黑大衣像游泳那樣急急跨進學校大門時，教室裡頓時騰起了「啊，來了，來了」的聲音。先生的大衣穿得齊齊整整，風度翩翩，很是瀟灑。但是，先生在自己家裡身穿黑色和服短外褂那副冷漠端坐著的姿態，總使我覺得他具有水戶流浪武士那樣的古風。
　　
　　１英國戲劇家莎士比亞（156——1616）的四大悲劇之一。

　　暑假裡，先生給在家鄉探親的我寄來的明信片上，以洗練的水墨畫著一個伸腿仰面朝天午睡的人，明信片上附著一首俳句詩，詩裡好像有什麼「狸貓的午睡」之類的句子。先生活脫是狸貓般的臉上長著他特有的鬍子。看來，當時先生有著午睡的習慣。
　　高中畢業升入大學之際，承蒙先生的介紹，我到上根岸鶯橫町拜訪了臥病的正岡子規。子規向我介紹了夏目漱石先生在尋找工作及其他方面許多孤軍奮鬥的故事。實際上，子規和先生是相互敬畏的最親密的朋友，可是，當我問先生時，他便笑著說：「子規這人是個凡事認為自己高明的狂妄之徒呀！」話似含嘲諷，我卻從中體察到他們互敬互諒的諍友情誼。
　　先生出洋留學時我去橫濱送行，他乘的是洛伊德公司的普魯森號輪。和先生同行的芳賀矢一和籐代禎輔一邊揮動帽子，一邊愉快地向來送行的人話別。唯有先生一個人倚在離他們不遠的船舷邊，一動不動地俯視著碼頭。輪船啟動時，我看到夫人用手絹摀住了臉。不久，一張寄自神戶的明信片到了我的手中，上面寫著俳句「海上秋風吹學子」。
　　先生留學期間我因病休學一年，在故鄉的海岸邊療養。我不堪寂寞，給先生寫了冗長的信寄往倫敦，而後，企望著先生的來信。這以後病癒再到東京，不久，我妻子死了。我在本鄉第五街公寓中居住時，先生回國了。我去新橋站（今汐留）相迎，只見先生跨下火車，急切地把手伸向女兒，托著下顎抬起她的頭久久地凝視著，許久許久才放開手，露出了他特有的微笑。
　　先生剛回國，借住在矢來街他夫人娘家中根氏宅邸，我去他家時，恰逢一口裝滿書籍的木箱運到，一個名叫土屋的人打開箱子取出書來。當時有幸見識到英國美術館收藏的許多名畫的照片，先生要我從中挑上兩三張好的。於是，我得到了雷諾茲１的少女像和牟利羅２的《聖母的誕生》等名作。先生從手提包裡拿出一束人造白玫瑰花，我問那是什麼，回答說是人家送的。那天在先生家著實美餐了一頓壽司３。當時我竟一點沒有發覺，後來才聽人說，先生夾壽司卷時我也吃壽司卷，先生吃雞蛋，我也去取雞蛋，先生剩下蝦子，我也留下蝦子不食。先生逝世後發表的筆記中所說的「T君吃壽司之方法」恐怕就是這時候的事吧。
　　
　　１雷諾茲（172——1792），英國肖像畫家。
　　２牟利羅（1617——1682），西班牙寫實主義畫家。
　　３日本特有的一種點心，用醋、鹽調味過的米飯拌上或捲上魚肉、蔬菜、海苔製成。

　　自從先生定居千馱木之後，我一如既往，總是三天兩日地去玩。那時先生是英國文學課的教師、俳句家，門庭還不算熱鬧；儘管如此，我還是給他添了不少麻煩的。有時雖然先生說了「今天很忙，你請先回去吧！」而我，總是海闊天空地聊些道聽途說的事久久坐著不想離開。先生在工作，我就在一旁看《斯圖迪》雜誌上的畫。那時，先生很喜歡透納４的畫，經常談論有關這個畫家的各種趣聞。有一次先生不知從哪兒得到一點稿費，立刻去買了一套水彩畫筆具、寫生冊和象牙訂書刀，高興地拿給我看，他用那套筆具畫了明信片送給要好的朋友。小說《我是貓》出版後，與橋口五葉和大家捕給子女士也互贈過明信片。象牙訂書刀後刀刃出現缺口時，先生便用小刀削好使之恢復原樣。他常說，「要跟上時代」，經常把象牙刀放在臉頰和鼻子上磨擦，油脂滲進去使它變成了鱉甲色。書齋的牆上掛著一個不知名的黃檗宗和尚寫的半幅字書，案邊放著一把天狗鵝毛扇，用黑墨水記得密密麻麻的筆記總擱在書桌上，鈴木三重吉畫的影法師側面像也貼在牆上。還有不知是誰送的瓶裝柑桂酒，先生喜歡它的形狀和顏色，並邀我喝，「這是有杉樹葉味道的酒呀。」青綠色的羊羹是先生愛吃的。我們一起去小吃店時，他常徵詢：「要青豆湯麼？」
　　
　　４透納（1775——1851）英國風景畫家。

　　《我是貓》這部作品的發表使先生一鳴驚人。與《子規》同人雜誌有關的人召開的文章研討會常常在先生家召開，先生讀完《貓》文後緊接著朗讀的總是高濱虎子。我曾經聽到先生十分難堪、拘謹地朗讀自己的作品。
　　我在學校翻閱哲學家雜誌時看到名叫萊威寧·哈頓的一篇論述《上吊的力學》的稀奇的論文，便告訴了先生。先生說：「這很有趣，借我看看。」於是我去圖書館借了給他。這篇文章的觀點後來在（我是貓）一書中成了寒月君的講演再現出來。先生在高中時是數學的高手，他對這類論文具有一讀就懂的素養，我想，這在文學家中恐怕還是個特例吧。
　　先生同我和高濱、阪本、寒川諸氏同去神田連雀街的雞肉店進午餐後，在須田街一帶漫步時，寒川氏談起一個怪記者投水自殺的場面，後來也變為《我是貓》中的一節，成了寒月君的一個行跡。
　　我常和先生一起去上野音樂學校聽每月一次的「明治音樂演奏會」，演出的曲目中有時有一種由青蛙叫聲和開香檳酒瓶蓋相混雜的標題音樂，這種音樂實在怪得出奇，當我們在回家的路上輕鬆地漫步在精養軒前的時候，先生「咕一咕一咕」地學著蛙鳴，又滑稽地笑起來。我覺得，先生那時處處顯現出年輕人特有的書生氣。
　　我的白色法蘭絨圍巾用成灰色了，先生就說，髒了，讓女傭去洗。看起來，先生具有東京人那種時髦的氣派，對各種服裝有特別的嗜好，外出時總穿得板板正正。他曾對我說：「哎，我新做了一套衣服，欣賞欣賞吧。」關於服裝，先生給我的分數是不及格。我的棉法蘭絨內衣從外套袖口中露出二寸來長，常常遭到先生的戲濾。我還是個生來迂執的人，先生搬家時我也沒去幫忙，這一點也一直被先生掛在嘴上。先生還曾笑著說：「T君送給我的家鄉土產干松魚只有一瓶。」對於以孩子般的心情集於門下的年輕人來說，先生總是用慈父的寬容來對待我們的一切缺點和過失的，不過，他的社交技巧的背後隱藏著的對敵意和謀算的敏感，我們通過先生的作品也能瞭然。
　　先生寫小說《虞美人草》的時候對我說：「我讓你看看我從事研究的實驗室吧。」一天，他帶我參觀了學校地下室裡的實驗裝置並作了詳細的說明。當時，正好在試驗用紋影照片拍攝子彈飛行時前後的氣流。先生問：「把這個寫到小說裡去行嗎？」我說：「這恐怕難於表達吧。」「那麼，你試著口述一個實驗的例子吧。」那時，我說了偶然讀到的一個名叫尼克爾斯的學者進行的有關「測定光壓」的試驗情況。這樣聽了一遍，先生就完全理解了試驗的要領，他寫的《野野官》就是描寫這種實驗情況的，作品相當確切地寫了這種只聽過未見過的試驗。這樣的本領在日本文學家中也是罕見的。
　　不僅如此，先生對科學也有著濃厚的興趣，尤其喜愛談論科學研究的方法論。文學科研方法這一大課題時常活躍在先生的腦海中，這點從他的論文、筆記中可以推測到的。不過，到了晚年，他忙於創作，似乎再沒有這樣從事研究的時間了。
　　先生在西片街住了一段時間，又遷往早稻田南街。我依然頻頻登門拜訪，星期四是我們約定見面的日子，除此之外，我總是設法找點緣由在週日闖到先生家去打擾他。
　　我出國期間，先生在修善寺得了那場大病，一度在生死線上仿惶。當時，小宮君寄來畫有先生住的旅館的明信片我是在月沈軒的低級旅館中收到的。回國後相隔很久再見到先生時，只覺得他和以往的先生有些不同了，他已上了年紀。會學青蛙叫的先生已不復存在了。他樂於畫一流水平的南畫，這種畫是過去水彩畫的發展。我試著不客氣地給予批評，先生嘴張得大大的，臉上非常難堪。不過，他還是接受了批評，又重新修改了。先生一面是十足的固執，一面又是老實聽取他人忠告的好好先生。我便常常進行隨意的，有時甚至是失禮的批評，想來真有點對不住他。有一次，我們許多弟子拉著先生去淺草的月亮公園坐旋轉木馬，當時，他真有些為難，可是，畢竟按年輕人所要求的那樣跨上木馬轉起圈子來。那時，先生常去逛赤城下的古董店，看中了「三圓的柳裡恭」１畫，便邀我一起去看貨。在位於京橋邊的讀賣新聞社舉辦第一次革新畫家聯合展覽會的時候，我看到一幅相當滿意的畫，我對先生說想豁出錢買下來。他說：「好！讓我給你去瞧瞧。」一起去看了以後，他說：「真不錯，這是好畫，買下來吧！」
　　
　　１柳裡恭（1706——1758）即柳澤淇園，精通儒學、佛典、醫藥的日本博學者，擅長畫元、明風格的花鳥畫。

　　先生晚年嗜好書法，據說瀧田樗陰君在週四會面日一大早就闖來，坐著催先生為他寫幾張，先生也真的寫了好多幅，使他如願。我總覺得自己是隨時可以請先生寫的，然而，竟沒得到一張書畫。不知哪一天，先生特地在信中贈我一首寫在絹本上的漢詩，除了先生住在千馱木時的名信片外，這便是唯一的紀念品了。後來，先生過世後，又從家屬那兒得到他一幅掛畫。
　　先生向寶生新學謠曲，一次他唱的時候，我說先生的曲子是翹舌唱的，先生便說，「你真是個說不出好話的傢伙」，這件事一直使他耿耿於懷。
　　有一次，我和先生在早稻田住處的會客廳談話時，從走廊上走來一個莫名其妙的醉漢，他衣著粗陋，東張西望地坐到先生跟前，突然以很不敬的口氣大聲罵將起來。後來才知道他是由M君帶來的曾經是赫赫有名的O文士。這個意外的情況使帶他來的M君張皇失措，呆呆地不知怎麼辦，但先生卻以極風趣的態度對付醉漢，他毫不遜色地以同樣的表情、腔調起勁地與醉漢的僵舌對答，這時，我覺得又看到了那個不肯服輸的東京漢。
　　先生最後一次患重病時，我正好也得了同樣的疾病，十分虛弱，我到江戶河畔的花店裡買了一盆秋海棠前去探望，沒獲准與先生見面。據說夫人捧著花盆走進病房，先生只說了句「真美啊！」我在廚房與M醫師談話時，突然病房裡傳來痛苦的呻吟，先生的胃好像又在大量出血。
　　我們沒來得及趕上先生的臨終，K君特地跑來送最後的通知。我搭上人力車，搖搖晃晃地奔向早稻田。途中，透過車篷前的賽璐珞窗口見到的路燈，奇怪地成了模糊不清的星星，像是在發瘋似地狂舞。
　　我從先生那兒得到許許多多的教誨，不光學到了創作俳句的技巧，還懂得了靠自己的眼睛去發現自然美的真諦，同樣，也學會了辨識人們內心的真偽，從而熱愛純真、憎恨虛偽。
　　如若允許我心底那位極端的利己主義者發言，那麼他會說，對於我，先生俳句作得好還是壞，英國文學精不精都是無關緊要的，甚至先生要不要成為大文豪也是不足掛齒的，我倒是希望先生永遠當個無名的學校教師。我總感到，如果先生不是位名聲四播的大家，那麼或許可以活得久些！
　　每逢遇到種種不幸而心情煩悶時，與先生見面交談，心中的塊壘就會不知不覺地消逝；每逢不平和煩惱憂鬱索繞心脾時，只要先生在我跟前，心中就會雨霽雲散，以嶄新的心境全力投入自己的工作。對於我，先生存在的本身便是一種精神食糧和一味良藥。這一不可思議的影響是從先生身上哪一處湧流出來的呢？一來我對先生的觀察還不足以對此進行分析，二來我也不願這樣做。
　　我在思忖，許多踏著鮮花下的小道集于先生門下的年輕人的心情大概和自己都一樣吧！因此，倘若讀者把我在這裡寫下的無止境的緬懷看作是我在獨佔先生的話，那麼，我想應該能夠請你們知道並諒解我的文字已代表了先生其他各位弟子真實的心情。在先生過世後的今日，一有什麼機會，我就和那些同出于先生門下的人們相聚，每當這時，大家所感到的難以名狀的懷念之情中，隱匿著昔日在千馱木和早稻田先生家中集會時那愉快的記憶。
　　我在這篇追懷文章中，或許有不少與時代和事實相出入的地方。我的主旨是想盡可能忠實地記錄下我主觀世界中先生的面影，介紹作為學者、作家和一個普通人的先生的形象。我的記述實在是一些過於零碎的片斷，謹請讀者及出自先生門下的諸賢寬恕。
　　　　　　　　　　　　　　　　　　　　　（譚晶華　譯）
　　　

　　在像居里夫人這樣一位崇高人物結束她的一生的時候，我們不要僅僅滿足於回憶她的工作成果對人類已經作出的貢獻。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後者，它們取決於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
　　我幸運地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真摯的友誼。我對她的人格的偉大愈來愈感到欽佩。她的堅強，她的意志的純潔，她的律己之嚴，她的客觀，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斷——所有這一切都難得地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時候都意識到自己是社會的公僕，她的極端的謙虛，永遠不給自滿留下任何餘地。由於社會的嚴酷和不平等，她的心情總是抑鬱的。這就使得她具有那樣嚴肅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發生誤解——這是一種無法用任何藝術氣質來解曉的少見的嚴肅性。一旦她認識到某一條道路是正確的，她就毫不妥協地並且極端頑強地堅持走下去。
　　她一生中最偉大的科學功績——證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並把它們分離出來——所以能取得，不僅是靠著大膽的直覺，而且也靠著在難以想像的極端困難情況下工作的熱忱和頑強，這樣的困難，在實驗科學的歷史中是罕見的。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熱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於歐洲的知識分子中間，歐洲就會面臨一個比較光明的未來。
　　　　　　　　　　　　　　　　　　　　　　　　（許良英　范岱年　評）
　　　

　　
　　馮·卡門（1881——1963），美國力學家、航空工程學家。生於布達佩斯。1930年去美國。1944年至1955年任美國空軍司令部科學顧問組成員，1951年任北約組織航空研究與發展顧問組成員。於1935年提出分析帶漩渦尾流及其所產生阻力的理論，這種尾流的排列稱為卡門漩渦；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理論，並研製成第一架打破聲障的飛機，設計出超聲速風洞等，是火箭與噴氣技術研究先驅。曾獲包括美國國會梅裡特勳章在內的許多榮譽獎章。主要著作有《航空動力學一般理論》、《空氣動力學》等。

　　在帕沙迪納，我的家庭生活跟在亞深完全一樣。
　　母親和妹妹在馬林戈大街看中了一幢西班牙式單層住房，其中有一個大餐廳，一間起坐室和左右兩間廂房。這樣我既可獨處一室，一家三口又能團聚在餐廳的橡木桌旁。有一段時間我們因請不到一個匈牙利廚師而感到苦惱，但我們在南加州卻意外地結識了不少匈牙利移民。不久，這些朋友就邀請我們去趕晚宴，用匈牙利特色飯菜款待我們。
　　家事安頓好之後，不出數月，我們就敞開大門，歡迎學生和客人光臨。這樣，我們在亞琛所喜愛的國際性愉快聚會又開始了。軍隊裡來聽我課的那些學生很快也成了我家的客人。這時母親因長期患病，行動不便，只能坐在輪椅裡。儘管如此，每次聚會她都要出來認識認識每一位來客，親自向他們表示歡迎。直到1941年去世前，她老人家對待客人的態度始終如一。
　　珮波妹妹很愛跟電影界人士交往，因此來客中經常有一些編輯、製片人和演員。當時匈牙利人當電影明星很時興，因此很多匈牙利人都擁到好萊塢去碰碰運氣，鬧得有位著名的製片人不得不公開表態說：「光憑自己是匈牙利人不管用，還得有表演才能才行。」通常，妹妹請來的客人中還有關於巫師、遊方術士和其他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角色。我發現南加州這類人物多得很。
　　除了上述輕鬆愉快的聚會外，不時也有舉世聞名的大科學家光臨舍下，這使我感到不勝榮幸。有原子物理學之父稱號的丹麥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和夫人瑪格麗特，每次來帕沙迪納准要到我家看看。我跟玻爾家有多年交往，在哥廷根，我就認識他的哥哥、數學家哈羅德。1911年，我跟玻爾在英國初次會面，正是那年，他提出了振奮人心的原子結構新理論。
　　玻爾是個身材高大、態度和藹的人。他在各種社交場合都能怡然自得。有件趣事，至今我一想起來還感到忍俊不禁。他在星期日家宴上出了一個洋相，讓我看出了他也是那種心不在焉的大學教授。那天晚上，我在他面前放了一隻彩色酒杯，我給別人酒杯裡倒滿了法國白蘭地，卻忘了給他斟酒。
　　玻爾一邊暢談自己的原子結構理論，一邊拿起那只空酒杯喝酒，他這樣接連空喝了三次後，我再也沉不住氣了。
　　「尼爾斯，您喝的是什麼呀？」我問他。
　　玻爾愣了一下，再往酒杯裡看看，「啊喲！」他驚奇地說，「我也奇怪，怎麼一點兒酒味也嘗不出呢？」
　　前已述及，我初見玻爾時，他正在劍橋盧瑟福試驗室為揭開原子結構的奧秘埋頭苦幹。1913年，他公開發表了關於原子輻射後繼續保持穩定的新理論，一舉成為世界聞名的科學家。由於這個發現，他獲得了1922年諾貝爾獎金。整個20年代，玻爾原子理論不僅是物理學的發展動力，而且也開始推動了化學發展。
　　後來，玻爾和愛因斯坦一起在普林斯頓繼續深入研究原子的能量，又在哥本哈根理論物理研究所單獨進行這方面的探索。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玻爾從逃離納粹德國的梅特納那裡獲悉，德國在分裂鈾原子方面已經取得了驚人進展。他立刻把這個消息告知哥倫比亞大學的費米和鄧寧。後來，費米和鄧寧在製造原子彈發揮了主要作用。1939年，玻爾在華盛頓的一次物理學會議上宣佈，分裂原子已經成功了。他激動地聲稱這是現代世界形成以來的一個重大事件。
　　二次大戰期間，玻爾在直接研製原子彈方面做的工作不多，然而，戰後他在譴責核武器用於戰爭上卻發揮了很大作用。他和愛因斯坦都認為原子彈的國際管制是決定世界命運的關鍵。後來，玻爾又花費很大精力去籌備日內瓦第一屆和平利用原子能國際會議。
　　這一時期，玻爾本人雖然竭力反對原子能用於軍事上，但是他的哥本哈根研究所對核物理學的發展卻不斷產生重大影響。每當我看到這個研究所從世界各地廣招學生時，心裡總覺得奇怪：為什麼目光遠大的密立根卻沒有考慮到請一位有能力籌集必要設備的大物理學家，到加州理工學院來辦個第一流核物理研究所呢？阿特萊·斯蒂文森說過，這本來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我看，當時加州理工學院有一點沒有搞清楚：搞核物理和其他科學領域不一樣，研究人員需要大量投資和重型設備。而同步迴旋加速器的發明者勞侖斯博士早就覺察到這一點，讓伯克利的加州大學集中力量搞功率巨大的核研究設備，從而使加州大學在核物理方面一直保持領先地位。可惜密立根沒有能預見到物理學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革；要是他對物理學家工作環境有所瞭解，看到現代物理實驗室與當初劍橋大學盧瑟福實驗室、以及他自己原先工作過的芝加哥實驗室相差多大，他在九泉之下也會感到懊惱的。
　　恩裡科·費米是最早完成原子裂變實驗的傑出的意大利物理學家。他每次到帕沙迪納也總要來我家。1939年，費米之所以移居美國，一方面因為對美國感興趣，另一方面因為娶了一位猶太血統的意大利海軍上將的女兒。墨索里尼上台後大搞反猶主義，於是他當機立斷，取道斯德哥爾摩到美國安家落戶。幾年前，他由於人工放射性方面的成就在美國接受了諾貝爾獎金。他第一次到帕沙迪納來看我時，我和妹妹特地為他舉行了家宴，還邀請了許多社會名流出席作陪。在宴會上他有些倜促不安，後來到了深夜，他把我拉到一旁。「親愛的卡門，你幫我辦件事。」「什麼事？」「我想到好萊塢去看看。」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他心神不定原來是為了這件事。這可把我逗樂了，我問他為什麼對電影那樣感興趣。
　　「一個人到了羅馬總想見見教皇，」他回答說，「我到了加裡福尼亞總該去見識見識拍電影吧！這難道不是很自然的嗎？」
　　我和妹妹在好萊塢有不少朋友，其中有出名的匈牙利明星保羅·盧卡斯、貝拉·羅葛茜。因此我不費什麼事就在電影製片廠為費米準備了一個午餐會。我們一同參觀了佈景設備，又跟一些男明星和漂亮的女明星暢談了一陣。事後，費米眼睛裡流露出愉快的神情對我說，光憑這一點就值得到美國來。
　　後來我和費米還探討過科學史上一個奇妙的現象：天才人物為什麼會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突然湧現出來。觸發這種現象的導因與民族特點有什麼關係還弄不清楚。也許教師具有一定的影響。比方說，費米本人是羅馬大學考貝諾教授的學生。我認識這位教授，他是個很出色的物理學教師。雖然他在自己的事業上缺少創見，但卻很有能力把費米、賽格雷、拉賽迪那樣一批青年聚集在他身邊，並激勵他們上進。正是由於這批青年提出的新穎獨到的見解，核裂變的實際應用才得以實現。
　　考貝諾是一位伯樂，很善於識別和鼓勵潛在的天才。他在羅馬大學「底層」實驗室搞研究，經常提出一些問題，推動學生去創造嶄新的試驗方法。他本人完全有條件去幹一番大事業，但卻心甘情願當一名「知識淵博的科學園丁」。
　　據我所知，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情況。匈牙利的裡奧波特·費耶在培育一批對數學作出重大貢獻的數學家方面就起到和考貝諾相同的作用。
　　我在這一點上感到欣慰的是，我的某些見解也曾經在青年科學家思想上激發出探索的火焰。比如：1940年8月法國淪陷後不久，愛德華·泰勒和漢斯·布希到帕沙迪納來問我，為了在科學上對盟國作戰有所貢獻，他們應該幹些什麼工作？當時正是他們全力以赴搞美國核武器發展計劃的前夕；我立刻想到空氣動力學家還沒有揭示出衝出波的動力學規律，此外，我們對支配衝擊波形成的某些化學規律也一無所知。這個建議顯然對他們產生了很大影響，推動他們繼續深入鑽研這些問題。後來他們終於寫出一篇論文。這篇論文從來沒有公開發表，不過我知道它對核武器發展計劃和導彈重返大氣層的運動特性研究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阿耳伯特·愛因斯坦也是我家的常客。在他身上我發現了一個誠懇而善良的靈魂。他具備的一切品質，正是我在探索自然的道路上畢生所追求的。
　　1911年我在哥廷根大學第一次見到愛因斯坦。那是他到學校來和希爾伯特、閔可夫斯基共同指導一個學術討論會。這個歐洲最著名的學術討論會曾經推動很多人去鑽研物理學上的新課題。此後過了好多年，我們才在柏林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重新見面。在那次會上，他和能斯特、普朗克宣講了熱力學基礎理論。1931，他應德國政府資助的費城德美文化協會邀請，以德國政府代表身份初次訪問美國。他到達美國時受到了德國駐洛杉磯領事的歡迎；從帕沙迪納回國時，領事又親自到場送行。愛因斯坦到美國不久德國政府發生更迭，希特勒取代了興登堡。愛因斯坦離開美國不到一個月，那位領事就被希特勒召回德國。
　　愛因斯坦到達帕沙迪納時受到了許多社會名流歡迎。那天場面很大，四周擠滿了歡迎的人群；兒童們手裡都拿著鮮花。在市政府大禮堂前面舉行歡迎儀式過程中，他看到我也在那裡就滿面笑容走過來和我握手。
　　「啊！親愛的卡門，」他說，「在這裡見到你我真高興。我有個問題要問你。」他把我拉到一旁用手指指廣場上的噴泉，那噴泉頂上有一個翻滾、彈跳著的小球。「你解釋解釋為什麼小球在噴泉頂上不掉下來。」
　　我對他說，如果小球重量和噴水的動量之間保持某種恰當的關係，一旦小球出現在噴泉頂部，就會停留在那裡按水力學規律運動，它一偏離平衡位置就自動進行校正，因此始終不會掉下來。
　　「Sehr gut（好極了）」他點點頭，然後又回去參加歡迎儀式。
　　數月之後，我對愛因斯坦有了更深的瞭解。一頭捲曲的白髮，一件普通羊毛衫加一支煙斗，加州理工學院人人都知道這個形象是誰。由於要求他寫自傳的人絡繹不絕，有一次他要我想個辦法讓他避避風頭。我在洛杉磯奧列蔽拉大街替他安排了一個住處。那是條藝術街，街上行人以留長鬍子、穿羊毛衫遠近聞名，因此他在那裡從未碰到過上述麻煩。我猜想，街上誰也沒有認出我身旁這個人就是舉世聞名的大科學家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為人坦率，心口如一，直言不諱。有一次他應邀出席一個「面向全國」的廣播節目。有個播音員驀然發現了這位科學巨匠，就擅自宣佈愛因斯坦要向全國聽眾發表講話。愛因斯坦非常反感，立刻站起來說，「我沒有話要講，因此講不出什麼話；今後如有話講，再來向各位奉告。」說完這兩句他立刻就坐下去。
　　我和愛因斯坦曾多次促膝長談，科學對人類的意義這個話題談得最多，他有些觀點使我感到非常驚奇。我一直認為，我這一生中科學的最大進步在於消除了不少偏見。由於偏見來自日常生活和一般常識，所以一般人總認為它不可逾越。在消除偏見方面，愛因斯坦是我的榜樣。他發現，人們只有拋棄物理過程中時間和空間的絕對觀念，才能對一些天文學和光學現象作出正確解釋。他拋棄了絕對時間和空間觀念，宣稱時間和空間是同一度量單位，然後循序漸進，提出了「相對論」。
　　20世紀物理學的另外兩大理論是「量子力學」和「測不准原理」。這兩個理論也排除了由一般經驗所產生的偏見。比如，眾所周知，任何運動物體的速度和位置都能精確地予以確定。對「測不准原理」來說，這就是一種偏見。「測不准原理」認為基本物理過程是隨機量的乘積，因此無法進行嚴格測定。這種觀點顯然是和因果律牴觸的。「測不准原理」公開發表後，在物理學和哲學上引起了極大的混亂和矛盾。
　　我大惑不解，在物理學上以提出激進理論聞名於世的愛因斯坦，居然也不承認「測不准原理」。他堅信任何過程都能用因果律來描述。位置和時間根本就不存在內在的不確定性。因此，他認為「測不准原理」的基本思想完全是胡說八道。
　　在這方面，我問愛因斯坦：「為什麼您不相信測不准原理呢！您年輕時就消除了絕對時間這樣一個大偏見。現在提出測不准原理的海森堡也是個青年，他消除另一個偏見——過程確定的唯一性，而您反而不贊成了，這是否表明您年事已高了呢？」
　　愛因斯坦回答說：「並非如此。親愛的卡門，以前我就說過，我絕不相信仁慈的上帝會用擲骰子來統治世界。」
　　這個回答使我感到高興。因為我面前這位偉人觀察問題的方法竟和我父親一模一樣；宗教和科學分別對待。愛因斯坦曾經說，上帝主宰萬物，因而也創造了物理定律。同時，他認為宇宙是有序的，即一切事物，只要知道它的現狀，便能瞭解它未來的發展和變化。而「測不准原理」卻包含著這樣一層意思：未來是無法確鑿預知的，結果可能多種多樣。
　　我父親有個比擬說法，很能闡明海森堡所面臨的困難。我父親常說，把一個城市的全體居民或整個民族與單獨一個人比較一下吧；單個人在下一時刻的行為取決於心理學規律，然而歷史學家研究歷史決不能採用這樣的方法：先運用心理學對千百萬個人逐一加以研究，確定每個人在下一時刻的行為，然後再把每個人的行為簡單相加起來。歷史只著眼於一般過程，也就是說，只觀察大多數人活動的平均效果。可以這麼說，當海森堡提出一個基本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不可能進行嚴格確定時，他頭腦裡的觀念和上述情況完全一樣。由於無法對所有微觀粒子的歷史都進行研究，所以他認為無法測准單個粒子的運動狀態。正如歷史學家那樣，他測定的只是運動狀態的平均效果。
　　在我看來，這是人類觀察上的局限性。要是我們一定要合理解決無數微觀粒子的運動狀態問題，那就是對要描述的粒子逐一加以研究。由於一個人的壽命有限，在短促的一生中是無法辦到的。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和愛因斯坦來個小小的妥協：我認為「測不准原理」並不完全是胡說八道，但我補充說明一點，目前我們的水平有限，無法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有朝一日，這種局限性是會被科學研究突破的。
　　愛因斯坦在加州理工學院指導過許多次關於物質結構的學術討論會。有一次，他和奧本海默一起主持討論會。參加討論的有密立根、托爾曼、保林和愛因斯坦，這是個多高水平的學術小組啊！我記得，愛因斯坦的論述清澈明瞭。而奧本海默表達問題的方法太複雜，因此難於理解。他在黑板前動作迅速，推導方程式常跳過好幾步，又以為聽的人都跟得上。愛因斯坦接在奧本海默後面登上講台，首先他表示非常抱歉，他比不上奧本海默那樣敏捷，不過他將盡力而為。
　　愛因斯坦是個思考緩慢的人，但卻是一位淵博的思想家。奧本海默的表現引起了我的回憶：要不是早年父親及時教導我懂得堅韌而深刻的思考的價值，我也可能會滑到小聰明的老路上去了。
　　我在愛因斯坦身上打過一個主意，結果卻完全失敗了。謝天謝地，幸虧那不是一件科學方面的事情。有個匈牙利才華出眾的鋼琴家名叫尼裡基·哈齊。我發現由於時運不濟，人地生疏，他被迫在帕沙迪納一家大餐廳裡當個鋼琴伴奏者。從前在布達佩斯他是個公認的神童，有個心理學家還寫過一本專門介紹他的書。我和妹妹對他的處境感到很惋惜，覺得他在美國需要有個顯顯身手的機會。於是我們決定拉他一把，把南加州的一大批藝術家和音樂會代理人請來聽聽他的演奏。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特意舉辦了一個歡迎愛因斯坦的宴會，把南加州有名的音樂會代理人都請來赴宴。一方面讓他們見見這位數學大師，另一方面聆聽他拉小提琴。不用說，到時候他們紛紛趕來了。那天晚上，正如我們預計的那樣，大家請哈齊彈了幾首曲子。不料在這個當口，愛因斯坦夫人突然心血來潮，要她丈夫拉小提琴和哈齊合奏，大家對這個主意感到非常高興。沒想到這一下竟觸怒了哈齊，他大聲嚷道：「我從來不為任何人伴奏！」說罷就真摜紗帽不彈了。我們期望美國音樂界重視哈齊的計劃就此成了泡影。而愛因斯坦卻興致勃勃，照拉不誤。結果，所有來客都向他表示熱烈祝賀，而把布達佩斯的神童忘記得一乾二淨。
　　我看，那位傲慢無禮的匈牙利朋友是大錯特錯了。其後幾年，一位真正的鋼琴大師凱瑟索斯和愛因斯坦合奏就絲毫沒有感到屈尊。加州理工學院的地震專家古騰堡教授也常為愛因斯坦作鋼琴伴奏。有一次演奏後我問愛因斯坦，古騰堡鋼琴彈得怎麼樣？他回答說，很難跟上。
　　「那是怎麼回事呢？」我問道「地震學家彈鋼琴不是也有節奏嗎？」
　　愛因斯坦笑笑說，「他的節奏很好，但很難捉摸。」
　　1932年，愛因斯坦離開了加州理工學院，內中詳情我不大瞭解。不過我料定普林斯頓大學另有一位「密立根」，此人名叫費萊克斯納。他不僅替愛因斯坦安排了一個終身職務，又向他提供了滿意的生活條件。我在普林斯頓跟愛因斯坦只見過一兩次面，但在二次大戰後卻經常接到他的來信。有一次他來信要我參加他發起的「科學家反對使用原子彈緊急行動委員會」。我對這類組織從來就不感興趣。比較起來，我對在以色列辦一所醫科大學，或向西班牙提供促進藝術發展獎學金倒是更為關注。我以恕不從命回復了愛因斯坦，並說，「幸而我不是原子科學家，作這種決定要簡單多了」。
　　　　　　　　　　　　　　　　　　　　　（曹開成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