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這個詞在物理學文獻中未必能找到。一篇論文以設計一個實驗或者在預期的基礎上提出一個理論而開始。但是幾乎都不會有什麼話提到希望。
　　然而，當我回想起我在長期科學生涯中的實際經驗時，我有一個不可磨滅的記憶：當結果同我所預期的不同時，就失望。但是失望只有當有希望時才能發生。
　　沒有一種科學是同生活絕對脫離的。即使是最沉著的科學家同時也是一個人；他希望是正確的，希望看到他的直覺被證實；他希望成名，希望成為一個有成就的人。這樣一些希望，正像對知識的渴望一樣，是他工作的動機。
　　今天，有可能在客觀知識和對知識的追求之間作出明確劃分的信念，已經由科學本身摧毀了。在科學的作用以及科學的道德方面已經發生了一種變化，使科學不可能保持我們這一代所信仰的為科學本身而追求知識的古老理想。我們確信，這種理想決不可能導致任何邪惡，因為對真理的追求本身是善的。那是一個美夢，我們已經從美夢中被世界大戰驚醒了。即使是睡得最熟的人，在1945年8月第一顆原子彈掉在日本城市裡時也醒了。
　　從那時以來，我們已經認識到，由於我們自己的工作的結果，我們已經同人類的生活，同他的經濟和政治，同國家之間爭奪權力的社會鬥爭完全糾纏在一起了，因此，我們負有重大責任。
　　按照我的看法，原子彈只是可以追溯到很遠的一種發展過程的最後一環，現在，這種發展過程已經引向危機，可能引向最後的破壞性的災難。防止這種災難的任何希望，只能以理解把我們引進目前形勢的這個過程為基礎。
　　人們並沒有委託我以抽像的哲學方式來談論希望，它也不是我的本分。我只能談談我自己的經驗，以及這些經驗使我期望什麼。我很想用某些例子來表明，應用於戰爭的技術科學怎樣逐漸地破壞了道德上的約束，以致現在再也沒有約束了。從這個情況出發，再也不能向原來的方向前進了。只能停止，然後也許還要向後轉。這正是我們可以希望的。
　　我對現在技術在戰爭中的作用的最初一些知識來自學校裡的歷史課：例如：針擊槍在1866年怎樣幫助普魯士軍隊在對奧地利的戰爭中獲勝，然而，法國儘管擁有優良的有槍栓的來福槍——後膛快槍，但在1870—1871年的戰爭中還是戰敗了。這表明，在那時，技術上的優越性似乎已經很重要，但還不是決定性的。然而，那固有的道德上的危險已經被認識到了，並且遭受到了把戰爭人道主義化那種思想的對抗，這種思想表現在紅十字會以及關於禁止某些武器、保護和平居民等等的日內瓦公約之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事態是以不同的方式發展的。戰爭是以行軍、會戰等古老的方式開始的。但是，不久會戰的特徵從根本上改變了。戰鬥地帶變得固定了，並且發展了塹壕戰，與此相聯繫的是通過密集的炮火反覆企圖突破塹壕。士兵越來越成為一種純粹的靶子，成為由技術科學提供的超人力量推毀的對象。決定性的因素是後方的工業能力和技術發明的能力。
　　我本人作為柏林某軍事當局的一個成員，充當了這台機器中的一個小零件，我在那兒同其他物理學家一起研究所謂聲波測距法。這種方法通過在不同觀察哨所測量炮聲到達時間來確定敵人的炮位。即使在這小小的不很重要的領域裡，一切也都明顯地依賴於整個工業的情況。為使這種方法更加有效，我們向當局要求準確測量時間的儀器，卻被拒絕了，因為工業方面不願為這樣一些小事勻出時間、勞動力和材料來。然而英國人碰到這樣的要求時卻並沒有講求節約。
　　觀察家只要沒有被愛國主義的宣傳搞得昏頭昏腦，戰爭提供給他的見解就是：男青年在其中犧牲的戰役，勝敗事實上是由後方的技術和原材料的供應所決定的。即使在那時，在我看來這也是最不道德和最不人道的。我開始明白，從此以後不是英雄主義而是技術成了戰爭中的決定因素；在人類社會中，技術已經使戰爭過時了。
　　讓我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兩次經驗來說明這一點，這兩次經驗都同偉大的化學家弗裡茨·哈伯的姓名聯在一起。戰爭爆發前不久，他發明了一種固定大氣中的氮（像硝酸那樣）的方法，並因而創造了第一種人造肥料，硝酸鉀。現在，正如大家知道的，這也是炸藥的一種成分。德國總參謀部顯然準備了一切，但沒有考慮到硝酸鉀來自智利，現在這種進口已經被封鎖切斷了，沒有哈伯的發明，德國人在開戰以後6個月因為缺乏炸藥很可能就會失敗了。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科學思想和把這種思想付諸應用的技術能力是世界史的決定因素。
　　第二次，為了突破固定的塹壕戰，並使戰線移動，哈伯又介入了。他發明了化學戰，——為了把敵人趕出壕溝而利用毒氣（開始用氯氣，後來用其他許多更有害的氣體）。這種方法最初是成功的。但是它依賴於風向和天氣，防毒面具的發明也限制了他的效果，而且，敵人不久就知道了如何在同樣範圍內甚至在更大範圍內利用毒氣。
　　我的許多同事，甚至道德信念很強的人，都參加了這項工作。像哈伯一樣，對他們來說，保衛祖國是最高的聖訓。至於我自己，我感到良心上的衝突。問題不在於毒氣手榴彈是否比高爆炸藥彈更不人道，而在於毒物（那從古以來就被人認為是一種卑怯的謀殺工具）是否應當被認可為一種戰爭武器，因為要對可以容許的東西不加限制的話，很快一切都會被容許。但是，只是在許多年以後，事實上是在廣島事件以後，我才形成明確的信念，否則，關於科學家的社會責任的認識當然會在我的早期教育工作中表現出來，同時，也許我就不會有那麼多學生樂於協作搞原子彈了。
　　1933年，當我作為一個難民來到英國劍橋時，有一次經驗使我認識到，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也不只是我一個人有我這種疑慮。我受到了很親切的接待，而哈伯則不受歡迎——儘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為德國的事業服務，還是被迫移居外國了。盧瑟福勳爵，這位核物理學的奠基人，我們時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拒絕了到我家來的邀請，因為哈伯也在；他不願同化學戰的發明者握手。盧瑟福在保衛他的祖國方面在技術上起過重大作用，因而決不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但是，他劃了一條線，在這條線以外，殺人的工具就不能被認為是一種武器。我相信，他會解釋說，要是武器的運用沒有道德上的分界，那麼破壞就不可能有界限，這會帶來文明的終結。
　　這種見解已經被證明是正確的。化學戰是人類道德的決定性敗北。雖然毒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並沒有使用，雖然日內瓦公約已經禁止了它，可是所有軍事強國都已經創立了各種研究和進行化學戰的組織。一個國家要是證明了化學武器在軍事上有好處，那就幾乎不會害怕去利用其中的某一種的。
　　化學戰的道德上的約束被拋棄以後，19世紀已經接受的原則——即各國進行戰爭只可以針對敵人的軍事力量而不可針對和平居民，也隨之崩潰了。
　　我不是一個國際法專家，幾乎沒有讀過格羅提斯及其繼承者的著作。因此我不能介紹這種原則的歷史，而只能根據我目睹的事件介紹我的印象。很明顯，平民要是住在戰鬥地帶總是受到戰爭的嚴重損害。那些被圍困的城市以至整個國家的饑荒（即使敵對行動已經停止，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那樣）似乎也被認為是「可以容許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空軍發展的一個結果，這種屏障已經崩潰。德國帶頭空襲不設防城市——華沙和其他波蘭城市，然後在鹿特丹、奧斯陸、考文垂，在敦刻爾克撤退以後，又有組織地轟炸倫敦。那時我在愛丁堡，常常從同事和朋友那裡聽到對這種不道德的戰爭的輕蔑的評論，並且認為英國決不會模仿這種榜樣。但是這種預言已經證明是錯的了。
　　這是怎樣發生的呢？決定轟炸戰的著名人物是兩位英國物理學家蒂澤德和林德曼。他們的經歷開始是一樣的：在研究工作中經歷了一個光輝的開端以後，兩個人都可能對自己是否會成為科學上的優秀人物產生懷疑。因此，他們轉向政府機關和政治，蒂澤德成了防空委員會主席，並且因為他在正需要的時候及時在為空戰發展使用雷達的方法中起了作用而博得了熱烈的歡呼。他使小小的英國空軍贏得了著名的「不列顛之戰」，因此打亂了德國人的入侵計劃。
　　林德曼的影響也是以他在技術戰中的工作為基礎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由於他同丘吉爾的友誼。這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一件小事，當時他為了證明對某種飛機的穩定性的計算的準確度，他自己駕駛了其中一架飛機，並成功地進行了旋沖。在這次顯示機敏和勇敢以後，丘吉爾完全信任林德曼，任命他為他的首席科學顧問，並以徹威爾勳爵的稱號授予貴族爵位。
　　1942年，林德曼一徹威爾建議用英國轟炸機中隊去摧毀德國大城市中的工人住宅區。然而，蒂澤德認為對軍事目標的空襲會更有效得多；至於第一個計劃的不人道，他是否重視，我不知道，丘吉爾站在他的朋友徹威爾一邊，後來事實證明。徹威爾對1000架轟炸機進行的多次襲擊造成的損失大約比實際高出6倍，而且這些空襲對戰爭的結果並不是決定性的，因而蒂澤德是正確的。
　　結果，德國的城市炸平了，幾十萬平民被埋葬在廢墟下。防止野蠻行為的道德屏障同它們一起又一次倒塌了。邪惡被報以更大的邪惡，而這種邪惡又被報以甚至更大的邪惡：我指的是德國人後來使用的所謂超級武器。這些是用遙控殺人的不人道方法的最初幾個例子，用不著個人冒險，因此也沒有個人的責任：那就是純技術戰爭，「撳鈕戰爭」。
　　國際法專家也許能用更多的例子來說明這種道德衰落的悲慘歷史的概況：例如，自引進潛水艇以來的海戰的例子，別忘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沉沒的「盧西塔尼亞」號。
　　在技術的影響下，戰爭雙方已經走得如此之遠，以至於故意消滅平民並證明這是正確的。讓我們來看一看在最後三次大戰中被殺害的平民和士兵的數字的比例，那時還沒有用原子武器進行戰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殺死的總數大約是1000萬，其中95％是士兵，百分之五是平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殺死了5000萬以上，士兵和平民的數目幾乎相等（52％對48％）。在朝鮮戰爭期間，死900萬，84％是平民，只有16％是士兵。那些還相信戰爭是政治的合法的工具，並堅持英雄為妻兒和保衛祖國而死的傳統思想的人，現在應當認識到：這些是神話，而且還不是令人愉快的神話。
　　正如每個人知道的那樣，核武器已經把這種發展推到極端。人們不能責備那時（1939—1945年）為核裂變工作的人們，因為鈾裂變的發現來自希特勒的德國，人們必須設想：納粹會盡一切努力把它發展成為一種不可抵禦的武器。這是必須防止的。
　　但是，當美國準備好了第一顆原子彈以供隨時使用時，希特勒德國已經投降，而日本也已奄奄一息，甚至已經通過外交渠道請求和平。
　　當時，一切正像徹威爾和蒂澤德爭論的那樣發生了。軍事領袖們，尤其是領導核能計劃的格羅夫將軍，只想到眼前的軍事上的好處，他們計算了，要是不用入侵日本就能迫使它投降，可以少犧牲多少生命。當然，日本人的生命是不在考慮之內的。而且，格羅夫也不願意放棄以極其恐怖的方式向全世界顯示「他的」成就這件樂事。他甚至不讓事實上做出了這一成就的科學家們對這件事有任何發言權。在這些科學家之間有一群明智的人，他們準確地預言了在日本城市上丟這種炸彈的長期後果，因此在所謂的弗蘭克報告中警告了政府。然而，杜魯門總統任命的一個顧問委員會卻作出相反的決定，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幾個傑出的物理學家。這些成員追隨徹威爾的先例，因此最終越過了界線，走向了人類有可能毀滅自己的下坡路。
　　我只須簡要地指出已經發生的事情：把核技術放在國際基礎上的嘗試失敗了。俄國趕上了美國，而且比預期的要快得多。美國發明了氫彈以後，很快就出現了蘇聯的發明。然後就發生了兩大強國在發展洲際導彈方面的競爭，並以探索空間計劃作為掩蓋手段。現在這兩個強國各自擁有的核武器足夠多次地消滅人類。
　　政治家們知道什麼已經處在危險之中，他們設法保持恐怖的平衡。但是這種平衡是不穩固的。人民因為蔓延著的道德上的麻痺而對這種危險漠不關心；政治家們變得玩世不恭，而危險在一再增長，它可以使平衡傾覆，就像在古巴危機中所發生的那樣。
　　還有什麼可以希望的呢？人們能希望人類對原子危險的洞察將拯救人類嗎？
　　能拯救我們的唯一的東西是人類的一個古老的夢想——世界和平和世界組織。這些過去被認為是不能達到的，是烏托邦。人們相信：人類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既然過去總是有戰爭，那麼將來也總是有戰爭。
　　今天，這種觀念已經不再是能接受的了。在一個已經變得比較小的世界上，普遍的和平不再是烏托邦，而是必須的，是人類生存的條件。因此，這種見解傳播得越來越廣。直接的結果是政治的癱瘓，因為不靠武力威脅，不以戰爭作為最後手段來達到政治目的的有力的方法至今還沒有發現。
　　許多聰明人在想這個問題，我確信，只要我們有充分的時間就能找到解決的辦法。這種期望是以長期的生活經驗為依據的。現在存在的無數事物，在我年輕時都被認為是烏托邦。我的科學領域，——原子學和電子學——現在已經導致對物質結構的深刻理解，而那時它們正處在開始階段。要是有人像我們今天這樣來描述這種知識在技術上的應用就會遭到嘲笑。那時沒有汽車，沒有飛機，沒有無線電通訊，沒有收音機，沒有電視機，沒有裝配線，沒有大規模的生產，等等。從我的青年時代以來，所有這些東西都產生了，並且在人們生活中造成了經濟上和社會上的變化，這些變化比以前歷史上一萬年中的任何事件都更深刻、更基本：半封建的帝國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共和國；分散的黑人部落已經成為有現代憲法的有組織的國家；空間研究已經開始，沒有人對宇宙航行員的那些最大膽的、花錢最多的計劃感到激動。
　　但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政治上、經濟上和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只能用暴力和戰爭來解決嗎？人類本性不能改變的假設是不會受到挑戰的：既然從來就是如此，那麼將始終是如此。
　　在我看來，這種說法即使由偉大的政治家和哲學家來宣揚也是荒唐的。除非拒絕承認這條公理，人類是注定要毀滅的。我們的希望是以下面兩種精神力量的聯合為基礎的：在道德上認識到墮落為大量屠殺毫無防禦能力的人民的戰爭是不能接受的，還有在理性上認識到技術戰同人類生存是不相容的。
　　惟一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有足夠的時間讓這些認識生效。因為，現在的形勢是非常不穩定的，並通過它自己的作用過程而變得日益危險了。一個人或者一台儀器的錯誤計算，一個領導人的盲目激怒，群眾在意識形態上的或民族方面的誤會隨時都能導致災難。我們在思想上和行動上發生變化以前，也許免不了遭到一場可怕的事件。
　　但是，我們必須希望。希望有兩種。如果某人希望天氣好，或者贏得全部賭注，那麼希望對究竟發生什麼並沒有影響；要是下雨了或者抽了空簽，我們只得服從現實。但是，在人民的共處方面，特別是在政治方面，希望是一種動力。只有我們希望，我們才會行動起來，使希望的實現更加接近。我們必須不知疲倦地同今天仍然統治著這個世界的不道德行為和不合理行為作鬥爭。
　　我很想在這裡引用一位偉大人物的話，他不是一位政治家或哲學家，而是一位注重實際的人，他就是醫生和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格哈特·多馬格，他在化學療法方面的發現已經保護了無數人的健康和生命。正像他所說的：「忤悔，懇求，同時也是警告，但卻充滿著希望。」他表達如下：
　　「在這個世界上，真正重要的是什麼？那就是我們個人相互間的融洽相處，我們盡最大努力去互相瞭解和互相幫助。對於我們醫生來說，這是自然的。為什麼對所有其他人來說這竟然是不可能的呢？不要對我說這（會）是烏托邦！每一項發明事前都被看成是烏托邦。為什麼我們寧可等待大國的再一次較量，我們實在是苦頭吃足，從而已經變得明智了。但是，墨守成規是輕鬆自在的，倣傚暴虐的統治者、性情暴躁的人、偏執狂和其他精神錯亂的人倒比獨立思考，尋求重新和解的道路而不互相毀滅，更為輕鬆自在。」
　　這些都是坦率的話。這些話出自一個為生命而戰鬥的人，出自一個不僅希望從疾病中拯救人類，而且把他的全部知識和能力都用於為人類工作的人。
　　至於迫使現在的愚蠢行動停止下來，這就取決於我們，取決於這世界上的每個國家的每個公民。今天，威脅著我們的不再是霍亂或瘟疫病菌，而是政治家的傳統的吹毛求疵、強詞奪理的推理，群眾的漠不關心和無動於衷，以及物理學家和其他科學家的逃避責任。正如我試圖說明的，科學家已經做的那些事是無可挽回的：知識不能被消滅，而技術也有它自己的規律。但是，科學家們能夠而且應當像戈丁根18人一度嘗試過的那樣，運用他們由於他們的知識和能力而得到的尊敬，向政治家們指明回到合乎理性和人道的道路。
　　我們大家都必須進行鬥爭，反對官方的謊言和侵佔；反對有了掩蔽部和緊急條例就可以防止核武器殺傷的論斷；反對鎮壓那些在這方面啟發公眾的人；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光榮，反對對統治權的貪得無厭；我們尤其必須同那些宣佈自己的教義一貫正確並因此把這世界分為勢不兩立的陣營的意識形態作鬥爭。
　　希望還是有的，但是這種希望只有在我們不顧一切、全力以赴投入這場反對我們時代的疾病的鬥爭中去的條件下，才會實現。
　　　　　　　　　　　　　　　　　　　　（李寶恆　譯）
　　　

　　我於1900年12月9日生於倫敦南區的克拉彭公園。父親是位醫生。我小時候，他還只是一個普通的私人醫生。後來，父親在哈里街有了房子，成了麻醉師。在我們的家庭中，有沿用「約瑟夫」這個名字的傳統。我現在用的就是這個名字。我母親是音樂家，也是作曲家，名叫艾莉西亞·阿德萊德·尼達姆，舊姓蒙哥馬利。母親當時很有名氣，那時她在近衛軍樂隊中擔任指揮。她創作的歌曲大都很有名，如《我的黑玫瑰》這首歌差點兒被選為愛爾蘭的國歌。
　　我父母之間關係的不和諧，慢慢地我也感覺到了。至今我還記得，在我小時候，有一次，母親敲打著上了鎖的父親診所的門窗，埋怨讓我識字太早。這樣的爭吵在房間裡常常可以聽到。那時我可能有6歲了。我父親有間很漂亮的書房，因此我能自由自在地讀到一些書。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施利格斯的《哲學的歷史》這本書，至今我還保存著它。
　　我深深地為父親的求學精神所打動，所以有意識地模仿父親。但是，後來我又覺得從母親那裡也受益匪淺。如果說我單單受我父親的影響，那麼恐怕我就難以致力於像「中國科學技術史」這樣龐大的課題了。在昂德爾公學學習時，校長F．W．桑德森的諄諄教導給了我極大的影響。在我14歲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我被送進了這所公學。校長先生常常對我說：「要以廣闊的視野思考問題。」「中國科學技術史」這一研究課題我想就是「以廣闊的視野思考問題」的最好的實例了。他還常常對我說：「如果你能找到激勵起自己執著追求的東西，那麼你就能把它幹好。」中國的科學與技術就是我找到的能喚發起我執著追求的東西，而且可以說實現了。這些情況，還是另找機會再談吧！在昂德爾公學，其實也並不太快樂。我這樣說是因為這所公學把重點特別放在體育運動上。那時，我編了一本名叫《鐵房子》的家庭雜誌。到了學校放假的時候，就跟著父親到懷爾醫院，第三倫敦綜合醫院以及喬治皇家醫院去。在那兒我給人家當手術助手，做給外科醫生遞遞縫合線和鉗子之類的工作。我第一次著做手術是在9歲時，那是由約翰·布蘭德一薩頓爵士主刀的闌尾切除手術。父親對我見到血沒有暈過去非常滿意，給了我幾枚金幣。後來，一真正有資格的醫師嚴重不足，以至誰都能從事醫療工作，我也被捲了進去。說老實話，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看到過許許多多的手術，而且有的外科手術就像是做木工活兒。我自己想進一步學習，想做些更為複雜的工作，因此就沒有成為外科醫師。
　　我是個獨生子，無法依靠兄弟姐妹，但我想誰都能起搭橋的作用。我這樣說，是因為許多父母的孩子常常想讓父母和好，但沒有實現，所以我就想起個中間人的作用，從中搭橋，從中調解。再譬如，我大學時代想在學問和宗教之間架起橋樑；緊接著，後來我成了有名的胚胎生物化學學者，想在形態學與生物化學間架起一座橋樑；再後來我就決定在中國和西歐間架設橋樑了。就這一點，我想詳細講一講。
　　我在1918年作為醫科大學學生，進了劍橋大學岡維爾一基茲學院。戰爭結束時，我已是海軍外科中尉軍醫。但既沒通過醫學考試，又沒有制服，更談不上出海了。這些軍醫的任務只是根據水兵傷勢情況作出送基地醫院或就在護衛艦或驅逐艦上治療的建議。我在基茲學院作過人體解剖，並通過了第1次及第2次醫學學士考試。不久，我深深地被非常有趣的弗雷德裡克·高蘭·霍普金斯爵士所講授的課程所吸引住了，促使我開始生物化學的研究。霍普金斯博士是從來不給學生課題的。但是，一旦學生自己把握住要幹什麼時，他便會從各個方面給予幫助和支持。那時，我看到了一篇由一戰時死去的名叫克萊恩的年輕學者寫的論文。文中指出，雞蛋中促進生長的因子在成長初期時為0mg，到抱卵3周後竟達到310mg。
　　我把這篇論文拿到霍普金斯博士那兒，告訴他這一偉大發現——雞蛋是多麼了不起的化學工廠啊！當時他就勸我研究下去。我開始研究是在1921年，最終出現了《化學胚胎學》和《生物化學與形態發生》這兩部書。這兩部書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想解釋清楚胚胎在成長過程中的化學變化以及合成；後者則想就「形態發生形成體」自身的生物化學闡述一些已知的東西。金·布拉謝特在他的書中，稱我為「胚胎生物化學之父」，但他只是說了這一點，而對我發現了什麼並沒有說明。
　　在我37歲時，來了3位想在劍橋攻讀博士學位的中國研究生。他們當中，沈詩章是由丹麥的林登斯特羅姆蘭格介紹來與我一起研究兩性動物卵內不同地方的呼吸比率的。他當時正在研究稱為「呆巴子」的超微測微器。再就是和我前妻一起研究肌肉生物化學的魯桂珍。還有在戴維·凱桂和莫爾特諾研究所研究的王應睞。後來，他們3人各自過著不同的生活。沈詩章就職在耶魯大學，直到去世。王應睞回到中國，擔任上海國立生物化學研究所所長，後又擔任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院長。魯桂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在美國度過的。她曾一度生活在加利福尼亞、紐約哥倫比亞醫療中心及亞拉巴馬州伯明翰等3個地方。在亞拉巴馬州，她研究了人所共知的蜀黍紅斑（糙皮病）。後來在南京作了營養生物化學教授，不久又被召到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9年後她返回劍橋。她來劍橋的原因，一則是我在康福德一麥克榮林基金會中心擔任司庫，再則她認為自己在劍橋的生物化學研究所搞研究更適合。現在，她在我工作的研究所中任副所長。
　　在我去中國前，我們曾約好，要在中國科學技術史方面作點文章出來。基於有人在羅馬國會上主張「迦太基不滅，我們就要被滅亡」這種思想，我們在各自未選擇研究方向前訂下了關於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粗略計劃。這3位中國研究生給予我的影響遠比劍橋給予他們的影響大得多。因此，我開始學習漢語，也學習比會話難得多的漢字。我一直覺得，為了東亞研究的課題，以優異成績通過語言考試而在教室學習漢語。和不帶功利目的、作為一件有趣的事而學習，這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從那以後，我閱讀中文開始擺脫初級的ABC階段，進入了如夏日邀游江河那樣的暢達階段。
　　1942年，英國政府要派一位科學家去中國，擔任設在重慶的英國大使館科學參贊。當時，在英國科學家裡可以說幾乎找不到懂漢語的，於是選中了我。由於這個原因，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那裡度過了4年。在中國的4年，對我的命運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我們在那裡設置了中英科學合作館。為此，我們進行了長達幾千英里的旅行，到了非日本人佔領區的地方，訪問了那裡的所有大學、科學研究所、鐵路工廠、兵工廠以及各類與科學有聯繫的企業。最初與我合作的是黃興宗，後來他去了牛津大學，他的工作由曹天欽接替。在這段旅途中，我碰到那位有名的新西蘭人路易·艾黎。而且他在我們向西北前進途中，下決心將培黎學校從蘭州搬到山丹去。為此和我們來的兩個少年王萬聖、孫光君也一同在千佛洞過了6個星期，因為他們懂甘肅土話。
　　1946年，我收到了我的朋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一任總幹事朱利安·赫胥黎的一封電報。電報上寫道：「速歸，幫助我組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然科學部。」於是我回到巴黎，在這個組織工作了1年又6個月。魯桂珍後來也在那裡工作過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然科學部主要是本著下面兩點組建的：第一，幫助召開國際科學聯盟定期會議；第二，開設和經辦仿照中英科學合作館建立的世界各地科學辦事處。
　　我原配妻子多蘿西·梅亞麗·莫伊爾·尼達姆，於1987年去世，時年91歲。我們共同度過了64年幸福生活。後來，我和魯桂珍於1989年結婚。結婚儀式是在基茲學院的禮拜堂內，由學院院長同時也是我的導師約翰·斯特德主持舉行。那是在儀式結束後舉行的三明治午餐會上的話了，兩個80開外的人站在一起，或許看上去有些滑稽，但我的座右銘是：「就是遲了也比不做強！」
　　迄今為止，包括出版和預定出版的共有24冊的這套《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巨著已出版15冊。現在我正在埋頭於較為困難的醫療科學部分的編寫工作。最初與我合作的是我在四川李莊第一次見到的王鈴（王靜寧），他是博斯年領導的中國科學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他的研究成果反映在第5卷第7分冊對中國火藥史的詳細闡述上。起初，我們考慮科學部分用7卷就可詳盡寫出，但後來因資料過多，一卷又分成幾部分，這樣每一部分就自然成冊了。這樣合計起來，至少得出書24冊。我們把起初的幾卷叫「天卷」，把以後按分冊出的叫「地捲」。接下來發行的將是以有關弓、石弓以及在火藥出現前的大炮和包圍戰為內容的第5卷第6分冊。再下面發行的將是關於紡織品及織布機歷史的第5卷第10分冊。這期間，第7卷對中國的經濟、科學的社會性、知識性背景的研究有相當發展，第7卷第1、2、3分冊不久有可能同時出版。其中加進了西歐偉大的社會學家格利高裡·布爾和研究現代中國與日本的歷史學家德莫西·布魯克對傳統的中國社會本質觀的兩部分論述。這卷由我的朋友凱內斯·魯賓遜編輯，他對這個研究課題也作出了很大貢獻。雖然我恐怕無法親眼看到這部《中國科學技術史》各卷全部完成，但至少我對它能成功地完成這一點是深信不疑的。
　　回顧我的一生，我覺得我的事業很大程度上受益於給我人生帶來很大影響的F．W．桑德森這位昂德爾公學校長和他對我的忠告——「要以廣闊的視野思考問題」和「要找到能激勵自己去執著追求的東西」。
　　最後，我謹向那些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在我受教育的過程中傾注心血的每一位，其中有我的父母，有在昂德爾公學的我的校長先生，以及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給予我幫助、支持的所有先生表示我的謝意。
　　　　　　　　　　　　　　　　　　　 （曾雄才　曹永剛　譯）
　　　

　　童年的回憶

　　雖然我們大多數人都知道自己出生的日子和地點——我是1902年6月28日出生在維也納上聖伐伊特區的一個名叫希梅爾霍夫的地方，——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們智力生涯是什麼時候又是怎樣開始的。就我的哲學思想發展經過來說，我記得它的一些早期階段。但它確實比我的感情和道德發展要開始得晚。
　　我覺得，當我是一個兒童的時候，我有些清教徒的味道，甚至是古板的，雖然這種態度的養成也許是由於我感到我無權參與評價除我以外的任何一個人。在我最早的記憶裡是羨慕我的長者和強者的感情，例如，我羨慕我的表兄艾裡克·施夫，我非常羨慕他比我大一歲，羨慕他的整潔，特別是羨慕他的漂亮的相貌；我總是把漂亮的相貌看成是重要而又難以得到的天賦。
　　現在人們經常會聽說兒童生性好惡。我不相信這說法。當我還是一個兒童的時候，我就是美國人所說的那種「多愁善感的人」，而同情又是我所記得的最為強烈的感情之一。我最初經歷的愛的主要成分就是同情，這次經歷發生在我4∼5歲的時候。我被送進幼兒園，幼兒園裡有一個美麗的小女孩雙目失明。她的迷人的微笑，她的雙目失明的悲劇，兩者都使我的心碎了。這真是一見鍾情。雖然我只見到過她一次，而且僅僅只有一兩個小時，但我永遠忘不了她。後來再也沒有送我到這個幼兒園去；也許我母親注意到了我那時多麼心煩意亂。
　　當我還是一個幼小兒童時，維也納一盆如洗的景像是使我焦慮不安的主要問題之一——以致它幾乎總是在我的腦海裡。現在生活在西方某一個民主國家的人很少有人知道本世紀初貧困意味著什麼：男女老少飢寒交迫，希望渺茫。然而我們兒童對此無能為力。我們所能做的只不過是要幾個銅板去送給那些窮人而已。
　　只是在多年之後，我才發現我父親早已為挽救這種局面而長期努力工作，雖然他從來沒有談起這些活動。當時他在兩個委員會工作，這些委員會是無家可歸者的收容所；一個是共濟會分會，管理一個孤兒院，他多年來一直是這個分會的會長，而另一個委員會（不是共濟會的），則為無家可歸的成年人和流離失所的家庭建立和管理的一個龐大機構。（阿道夫·希特勒，早期呆在維也納期間就是收容在後面這個機構——「無家可歸者的收容所」——中的一個人。）
　　我父親這項工作得到了出人意料的重視，那時老皇帝封他為弗朗西斯·約瑟夫等級的爵位，這不僅是件必定使人大吃一驚的事，而且必定是個問題。因為雖然我的父親——像大多數奧地利人一樣——尊敬皇帝，但他卻是一個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學派的激進自由主義者，而根本不是一個政府的支持者。
　　作為共濟會會員，他甚至還是當時被奧地利政府宣佈為非法的一個團體的成員，儘管弗朗西斯·約瑟夫的匈牙利政府沒有這樣宣佈。因此，共濟會會員們經常越過匈牙利邊界在普雷斯堡（現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發）去接頭。奧地利帝國雖然是君主立憲制，但並不受兩個議會控制：它們無權罷免兩位首相或解散兩個內閣，甚至靠投不信任票也不行。如果可以作一比較，那末，奧地利國會看來似乎比威廉和瑪麗統治下的英國國會更加軟弱無能。當時幾乎沒有什麼牽制和平衡，有的只是嚴厲的政治審查；例如：我父親用西格蒙德·卡爾·弗呂格的筆名寫了一本才華橫溢的政治諷刺作品《公元1903年》，在1904年出版時就被警察查封了，並且一直到1918年仍被列為禁書目錄上。
　　儘管如此，在1914年以前的那些日子裡，沙皇俄國西部的歐洲有一種自由主義的氣氛，奧地利也瀰漫著這種氣氛，並且現在看來似乎永遠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毀滅了。維也納大學因有許多真正出類拔萃的教師而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和民主。劇院也是如此，劇院在維也納生活中是重要的——幾乎和音樂一樣重要。皇帝避開一切政黨，並且不把自己和他的任何政府混同起來。的確，他徹底地遵循索侖·基爾凱郭爾給丹麥克裡斯蒂安八世的戒律。

　　早期的影響

　　我是在滿屋書香的氣氛下熏陶成長的。我父親西蒙·西格蒙德·卡爾·波普爾博士，像他的兩個兄弟一樣，是維也納大學的法律博士。他有一個大藏書室，那裡到處是書——他的餐室除外，在餐室裡，有一架柏森多夫式的大鋼琴以及許多卷巴哈、海頓、莫扎特、貝多芬、舒爾伯和伯拉姆斯的作品。我父親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同歲——我父親擁有他的著作，並在這些書出版時就已讀過。我父親是一個出席高級法庭的律師和法務官。至於我母親燕妮·波普爾，母家姓施夫，我將在談論音樂的時候更多地講到她。我父親是一個有才華的演說家，我聽到他在法庭上辯護只有一次，那是1924年或1925年，當時我自己是個被告。依我看來，這個案子是再清楚不過的。因此我沒有請父親為我辯護，可他堅持為我辯護，我深感為難。但是他那精練、明確、真誠的演說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
　　我的父親對他的工作十分努力。他一直是維也納最後一任自由派市長卡爾·格合勃爾博士的朋友和夥伴，並且父親接管了他的法律事務所。這個事務所是我們居住的那座大公寓的一部分，它正好位於維也納市中心，大教堂（斯蒂芬教堂）中門的對面。雖然他每天在這個事務所裡工作的時間很長，但實際上與其說他是一個律師，倒不如說他是一個學者。他是一個歷史學家（他的藏書室裡有關歷史的那部分書籍數目相當可觀），尤其對古希臘時期以及18、19世紀感興趣。他寫詩，並且把希臘文和拉丁文的韻文譯成德文。（他很少講這些事。純屬偶然的：有一天我發現荷拉斯的一些歡快的韻文的譯文。他獨特的天賦是明朗的風格和強烈的幽默感。）他對哲學有濃厚的興趣。我一直保存著他的柏拉圖、培根、笛卡兒、斯賓諾莎、洛克、康德、叔本華，以及愛德華·馮·哈特曼的著作；由提奧多·貢佩爾茨（我的父親高度評價他的《希臘思想家》一書）編輯的J．S穆勒選集的德譯本；基爾凱郭爾、尼采、倭伊鏗的大部分著作以及恩斯特·馬赫的著作；弗裡茨·毛特納的《語言的批判》以及奧托·韋寧格的《性別和性格》（這兩本書似乎都對維特根斯坦有些影響）；以及達爾文大部分著作的譯本（他的書房裡掛著達爾文和叔本華的畫像）。當然還有德國、法國、英國、俄國和斯堪的那維亞權威作家的文學作品。但是社會問題是他的主要興趣之一。他不僅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拉薩爾、卡爾·考茨基和愛德華·伯恩斯坦的主要著作，而且還有馬克思的批評家：波姆·巴維克、卡爾·曼格爾、安東·曼格爾、P．A．克魯泡特金以及約瑟夫·波普爾——林克烏斯（顯然是我的一個遠親，因為他出生在科林，我祖父就是這個小城鎮的人）的著作。藏書室還有一個和平主義的專架，上面有貝塔·馮·蘇特納、弗裡德列希·威廉·福斯特以及諾爾曼·安格爾的書籍。
　　因此在我能夠閱讀這些書籍以前很久它們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我學會閱讀前不久，我母親讀給我的兩個姐姐和我（我是3個孩子當中最小的一個）聽的第一本書給我留下了深刻而難以磨滅的印象。這是偉大的瑞典作家塞爾瑪·拉格爾呂夫的一本兒童讀物，德譯本頗為優美《小尼爾斯·霍爾格森和雁的奇遇》；英譯本名為《尼爾斯奇遇記》。許多年來，我反覆閱讀這本書，至少一年一次；最後，我可能不止一次地閱讀了塞爾瑪·拉格爾呂夫所有的作品。我不喜歡她的第一部小說《古斯塔·伯爾林》，雖然這本書無疑是十分卓越的。但對我來說她其他的每一本書都是傑作。
　　學習閱讀，以及其次學習寫作，當然是一個人智力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事情。任何事情都無法與之比擬，因為，幾乎很少有人（海倫·凱勒大為例外）能夠記得學習說話對他們意味著什麼。我將永遠感謝我的啟蒙老師艾瑪·戈爾德伯格，他教會了我3個R１。我認為，這些是必須教給一個兒童的推一要素；有些兒童為了學習這些甚至不需要別人教。其餘的就是氣氛，以及通過閱讀和思考去學習。
　　
　　１即閱讀、寫作和記憶。——譯者注。

　　除了我的雙親、我的啟蒙老師和塞爾瑪·拉格爾呂夫以外，我認為對我早期智力發展影響最大的是我終生的朋友阿瑟·昂特。他是拿破侖戰爭期間，德國民族主義的著名奠基人之一恩格特·莫裡茨·馮·昂特的一位親戚。而阿瑟·昂特是一個熱情的反民族主義者。雖然他是德國人的後裔，卻出生於莫斯科，並在那裡度過了他的青年時代。他比我大20歲，當我在1912年第一次遇到他時，他已年近30歲。他在裡加大學學習工程學。在1905年未成功的俄國革命中，他曾是學生領袖之一。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同時又是布爾什維克的強烈反對者。從1905年起，他就結識了布爾什維克的某些領導人。他把他們描繪成社會主義的耶穌會教士，就是說，他們做得出犧牲無辜的人、甚至違背他們自己心願的事來，因為偉大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昂特不是一個堅信不移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認為馬克思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社會主義理論家。他發現我非常願意聽社會主義思想；而我覺得，沒有什麼能夠比結束貧困更為重要的了。
　　昂特對恩斯特·馬赫和威廉·奧斯特瓦爾德的門徒們發起的運動也有濃厚的興趣（遠遠超過我的父親）。這個團體的成員自稱為「一元論者」。（與著名的美國雜誌《一元論者》有聯繫，馬赫是這個雜誌的撰稿人。）他們對科學和認識論感興趣，對現在所稱的科學哲學感興趣。在維也納的一元論者中，「半社會主義的」波普爾——林克烏斯有相當多的追隨者，其中包括奧托·紐拉特。
　　我讀的第一本關於社會主義的書（可能是在我的朋友昂特的影響下——我的父親是不願意影響我的）是愛德華·貝拉米的《回顧》。我很可能在12歲就已經讀過這本書了，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昂特帶我參加一元論者組織的去維也納森林的星期日遠足。在這些場合，他解釋和討論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無疑，大部分內容不是我所能理解得了的，但是有趣而振奮人心。
　　在一元論者組織的這些星期日遠足中，有一次是在1914年6月28日，當我們接近維也納郊區的時候，已近黃昏，我們聽說大公爵弗朗茨·斐迪南，奧地利的王位繼承人在薩拉熱窩被暗殺。大約在這之後一個星期，我的母親帶著我和我的兩個姐姐到離薩爾茨堡不遠的一個村莊阿爾特——奧塞去過暑假。在那裡，在我過12歲生日的那天，我收到了我父親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說：「很不幸，因為戰爭，」所以他很抱歉不能如願參加我的生日。由於我收到這封信正值奧匈和塞爾維亞正式宣戰之日，所以我父親似乎意識到戰爭已來臨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那年，我正好12歲；戰爭的歲月和戰爭的後果對我的智力發展在任何一方面都是決定性的。它們使我對公認的輿論，尤其是政治見解持批判態度。
　　當然，在那個時候是很少有人知道戰爭的含義的。震耳欲聾的愛國主義喧囂響遍全國，甚至我們以前和戰爭販子格格不入的團體的某些成員都捲入了這種喧囂，我的父親感到悲痛和沮喪。但是甚至昂特也能看到一些希望，他希望在俄國發生民主革命。
　　後來我常常回憶這些日子。在戰爭之前，我們團體的許多人討論了一些政治理論，那些理論是堅定的和平主義的，至少是對現存秩序進行強烈批判的，他們還對奧德聯盟、對奧地利在巴爾幹尤其是在塞爾維亞的擴張主義政策持批判態度。對於他們突然變成這種政策的支持者，使我大為震驚。
　　今天，我對這些事情有了更清楚一些的理解。這不僅是輿論的壓力；而且也是忠誠已經分裂的問題。而且也有恐懼——恐懼暴力措施，在戰爭期間，當局必定會採取這些措施來反對持不同政見者，因為在持不同政見和叛國之間並無絕然分明的界限。但在那時我大為困惑不解。當然，我對德國和法國的社會黨出了什麼毛病：他們的國際主義是如何瓦解的一無所知（在羅歇·馬丁·杜伽爾的《梯玻勒》一書的最後一卷可以找到對這些事情的精彩描述）。
　　有幾個星期，在我的學校的戰爭宣傳影響下，我也受到了一點普遍情緒的感染。1914年秋，我寫了一首打油詩《慶祝和平》，我在詩中設想：奧地利人和德國人成功地抵抗了進攻（那時我確信「我們」受到了進攻），詩描繪和歌頌了和平的恢復。儘管這並不是一首十分好戰的詩，但是我很快就對「我們」受到了進攻這種設想而感到慚愧之極。我認識到了奧地利人對塞爾維亞的進攻和德國人對比利時的進攻都是可怕的事情，面龐大的宣傳機器卻試圖使我們相信它們是正義的。1915年-1916年的冬天，我開始確信無疑，在戰前社會主義宣傳的影響下——奧地利和德國的事業是非正義的，我們理應輸掉這場戰爭（所以，正如我天真地論證過的那樣，我們會輸掉這場戰爭）。
　　有一天，我想那肯定是在1916年，我拿著一份關於這種觀點的經過充分準備的聲明到父親那裡，但是我發現他的反應比我預料的冷淡。他比我更懷疑這場戰爭的是非曲直和戰爭的結局。當然，他在這兩方面都是正確的，而我顯然用過分簡單化的方式來看待這些事情。然而他十分認真地對待我的觀點，而且在詳盡討論之後，他表示傾向於同意這些觀點。我的朋友昂特也是如此。以後，我幾乎就沒有懷疑了。
　　與此同時，我所有夠年齡的堂兄弟們都在奧地利軍隊裡當軍官打仗，我們的許多朋友也是如此。我的母親仍然帶著我們到阿爾卑斯山脈去度暑假，而1916年我們又住在薩爾茨卡梅古特——這一次是在伊施爾，我們在那裡租了一間小屋，這間小屋高高地坐落在長滿樹木的坡上。弗洛伊德的姐姐羅莎·格拉夫和我們在一起，她是我的父母的一個朋友。她的兒子赫爾曼只比我大5歲，在上前線前最後一次休假時，穿著軍服來看望我們。之後不久就傳來了他的死訊。他的母親——以及他的姐姐，弗洛伊德的最受寵愛的侄女——都悲痛欲絕。這使我認識到那些可怕的開列著死亡、受傷和失蹤的人的長串名單的含義。
　　不久以後，各種政治問題又暴露出來。舊的奧地利是個多種語言的國家：有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蘭人、南斯拉夫人和講意大利語的人。由於捷克人、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從奧地利軍隊開小差，現在傳聞開始到處散佈。瓦解已經開始。我們家的一個朋友當時正擔任軍法官，他告訴我們有關南斯拉夫運動的情況（他不得不對這個運動進行專門研究），以及有關維也納大學和布拉洛大學的一位哲學家、捷克人的領袖馬薩裡克的事。我們聽到了關於講捷克語的奧地利戰俘在俄國組成的捷克軍隊的事。後來，我們又聽到關於對叛國判處死刑以及由奧地利當局指揮的對有不忠誠嫌疑的人實施恐怖統治的傳說。
　　　　　　　　　　　　　　　　　　　　 （邱仁宗　段娟　譯）
　　　

　　我在上高中三年級的時候，就明確地下定決心要成為物理學家。其原因之一，是我認為自己欠缺成為動物或植物研究工作者的素質。從幼年時代到少年時代，我也像一般人一樣對昆蟲有興趣。那時，我住在京都市內，和今天不一樣，身邊就有昆蟲。有樹叢的庭院就是各種各樣昆蟲的棲息之所。我還在附近的皇宮樹林裡捉過獨角仙，拿回家來放在點心盒裡飼養。但是，同動物打交道沒有更大的進展。對植物的關心就更淡薄了。草木的名字聽了過後，很快就忘得一乾二淨。很久以後，我寫起和歌來。但是不知道植物和鳥兒的名字，常常感到傷腦筋。
　　因此，我沒有成為生物學家。但是，有一個關於生物的疑問，從少年時代起直到今天，始終留在我的心中不曾消失，儘管在這過程中，它的表現形式有所變化。從我上中學四年級的時候，它就開始產生了。上生物課的時候，老師給我們作了關於進化論的初步講解。首先介紹了拉馬克（J．B．Lamarck）的器官用進廢退說。他認為，生物如果經常使用各種器官，它們就逐漸發達，生物則因此而進化下去。這種觀點，對於中學生的我，是容易理解的。但是老師卻認為這種說法要不得。他認為，生物出生以後，後天獲得的能力是不遺傳的，對於進化不起作用。於是，他接著開始講解達爾文的進化論，說：同類的生物之間進行著生存競爭，在這過程中，能夠更好地適應環境者，其子孫也將繁衍增殖；生物是靠這種自然淘汰而進化的。這對我說來，難於理解得多。回家以後，我仍然拚命地思考，但還是不能理解。
　　很久以後，我更多地懂得了物理學之後，試去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我注意到：大概是因為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中包含著統計上的考察，所以才難於理解的吧。拉馬克那樣的思維方法是根據以下情況得出物種進化結論的，即：生物的一個個的個體在生存期間是遵循著因果法則在變化的。該個體又遵循著某種因果法則將那變化遺傳給它下一代的一個個的個體。這正是古典物理學家的思維方法。當然在這裡，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存在著個別因果律。在這一點上，達爾文那樣的思維方法——作為多數個體集團的物種總體的變化傾向就成問題了。在物理學方面，作為與此相對應的思維方法，是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發表後大約20年後才建立了被稱作古典統計力學這一學科。在這裡，中心問題是：以建立了個別因果律的古典力學為基礎，而從統計上去解釋熱力學的各種現象。但是，拉馬克那樣的進化論，和物理學的情況不同，它無論如何也不能完成古典力學的任務，這是很顯然的。取而代之的究竟是什麼呢？那時，我這個中學生並不很瞭解物理學和生理學，當然不可能那樣明確地意識到這個問題。但是當時的樸素的疑問，不久不是就面臨了應該發展成為上述那種形式的命運了嗎！後來，我仍然在思考那個問題。
　　20世紀初，在生物領域出現了突然變異說。令人驚奇的是，它同物理領域量子論的提出幾乎是同時。儘管後者意味著發現了微觀過程的不連續性，但是對於這樣的過程，當時我仍然認為存在著個別因果律的吧。直到20多年後建立起了量子力學，對於一個個的微觀過程，我才終於不得不放棄因果律的想法。這是因為我明白了；由於同樣原因開始的微觀過程，結果卻各不相同，因此只有承認根據非常多的過程所獲得的結果而歸納出的關於分佈情況的規律。這意味著用統計因果律置換了個別因果律。這是一種非決定論。在我瞭解了量子力學及其統計解釋後不久，就是說在1930年，我甚至在想像：在生物領域難道也有與此相類似的情況嗎？不過，所謂突然變異是罕見的現象。在一般條件下，非如此的情況則是壓倒多數。正因為如此，生物的種才得以存續下來。和量子力學的情況不同，遺傳現象具有強烈的決定論性質。不僅如此，即使偶爾見到偶然發生的突然變異，它同量子力學的非決定性似乎也不是同種的東西。到了1940年，我讀了薛定諤（E．Schrodinger）的名著《生命是什麼？》以後，才明白了這個問題。他是量子力學創始人之一，他反對以馬克斯·玻恩（Max Born）、海森堡（W．K.Heisenberg）和尼爾斯·玻爾（N．Bohr）為代表的量子力學的正統解釋即承認微觀物理現象的非決定性的統計解釋，而主張立足於波動一元論的決定論。在這場論爭中，正統派一方處於優勢，絕大多數年輕的物理學家都奔向了該陣營。在這種情況下，正如上面談到的那樣，一時我當然也認為在生物領域也像量子力學似地，非決定性是重要的。在正統派中，特別是玻爾，把為理解微觀物理現象而引進的互補性概念類推地帶入了對生命現象的解釋之中。但是這裡所說的互補性意味著在無生物的物理現象中看不到的新的性質。因此，受其影響而從物理學轉而研究分子生物學的德爾布呂克（Max Deforuck）期待著能夠發現與物理法則不同的法則。但是其後的事態進展卻與他的預想相反。就是說，薛定諤在德爾布呂克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已經拓展了如上所述的決定論見解。擴而大之，1953年沃森（J．D．Watson）和克裡克（F．H．C．Crick）建立了DNA模型以後的情況正如眾所周知的那樣，在這裡可以看出180度的大改變。因為我明白了：在量子力學的解釋上曾處於劣勢的薛定諤一方，在解釋生命現象上卻較玻爾顯然有先見之明。不僅如此，還明白了：按照分子水平上的樸素實在論、機械論的思維方法就能夠充分理解遺傳現象。這是笛卡兒式的「動物機械論」的現代版。當然，在它的背後確實有著電子水平的量子力學機械論。不過，我知道，不深入到這種程度也無妨。這從物理學方面來看，甚至令人有翻了個兒之感。但是，在生命現象研究方面，還有廣闊的未知領域展現在前方。尤其是關於包括人類在內的高等動物的神經系統，今後將會多次地迎來新局面的吧。而且，在某方面不是將會面臨不辜負玻爾和德爾布呂克當初的期待的新情況的嗎！似乎也有專家作如是想。這是後話。
　　說到這裡，回顧一下便可以發現，我從中學時代以來關於進化論的樸素的疑問，至今仍未打消。反而又增添了其後的新的疑問。我記得大約是在大學時代，我讀過海克爾（E．H．Haeckel）的著名的《宇宙之謎》。這本書的第一版出版於1899年。所以，關於物質和宇宙的觀點都是建立在古典物理學基礎上，從今天看來，是完全過時了。但是，對我來說，這一點或者他的一元論哲學卻總是好的。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主張的說服力，儘管我未能十分理解。這種主張貫穿在關於動物發生的詳細得甚至有些煩瑣的敘述之中。用一句話來說，它就是：個體的發生是重複系統的發生。長年以來，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從達爾文那樣的進化論中，是無論如何不能理解的。其後，我讀了各種各樣的書，奇怪的是，哪一本書也沒有觸及這個問題。而且，儘管我試向各方面的專家談起過我的樸素的疑問或者我這樣的外行想法，卻都沒有反應。近來，我仍一而再地重複這種經驗。不過，最近我感到反應稍有不同。稿紙已經寫完，留待另外的機會再談這個問題吧。在這裡，我只是想坦率地承認：一個物理學家很久很久以來，關於生物的進化一直抱有樸素的疑問這一事實。生物學儘管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但是直到今天，對於我長年的疑問仍未給出能夠令人滿意的、一語中的的回答，卻令人焦躁。
　　　　　　　　　　　　　　　　　　　 （楊鐵嬰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