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蘭克林（1706——1790），美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科學家。生於波士頓。早年生活艱難。1727年在費城組織「共讀社」，後發展為今天的賓夕法尼亞大學。1730年創辦《賓夕法尼亞報》，宣傳科學與文化。1731年建立北美第一個公共圖書館。1736年當選為州議會秘書。1743年組織美國哲學會。北美獨立戰爭爆發後，參加反英鬥爭，後參加起草獨立宣言。一生從事科學研究，是電氣研究的先驅，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和法國科學院院士。主要著作有《電的實驗與觀察》等多種。

　　我自幼即好讀，手中偶有點錢便都用以購書。我愛讀《天路歷程》，我的第一部書便是班揚的這套小書。後來我又將這書賣掉以購買布爾頓的《歷史叢書》；書為坊間廉價小本，計不下四五十冊。我父親的少量藏書多屬於宗教論戰性質，這些我也大都稍加涉獵，但日後每以此為憾事，因為正值我求知的慾望如饑似渴之年，卻苦於無適當的書可讀，而我此時已決定將來不作牧師。父親書中我最耽讀不倦的是普魯塔克的《名人傳》，惟有在這部書上我認為我的時光最不虛拋。那裡另有笛福書一種，名《計劃論》，以及馬瑟博士書一種，名《為善論》，這兩書對我都有開茅塞之效，對我日後某些重要作為曾發生過相當的啟迪作用。
　　這種濃厚的書癖終於使我父親決定讓我進印刷業，儘管此時他已有一子（即詹姆斯）在這行業。1717年詹姆斯攜印刷機與字模等自英格蘭歸，於波士頓開店營業。我對印刷業的愛好遠較父親強烈，唯下海當水手的念頭仍未完全忘懷。考慮此事後果堪憂，父親遂不再耽擱，立即催我去詹姆斯處作學徒。我推脫過一陣，但終於聽從父意，正式立了字據，彼時我還不過12週歲。按合同規定，學徒期滿將為21歲，惟最後一年得領夥計工資。不久我對印刷一行已事事熟練，詹姆斯倚重我如左右手。這時我開始有機會接觸到好書。利用與書肆學徒相識關係，我有時竟能從那裡借上一冊小書，但每次必速看速還，不敢污損。有時一本書晚間借回，次日天明即須歸還，這時我便一卷在手，連宵趕讀，以防到時還不回去，叫人來催。
　　此後不久，一位名叫馬修·亞當斯的商人常來我印刷所，其人頗聰明，於各類書籍度藏甚富，得知我好讀，因邀我至其書室中，慨然將我所欲讀的書惠借給我閱讀。此時我對詩的興趣正濃，間或也稍有所作；詹姆斯以為此事或亦不為無利，對我稍稍鼓勵之，因而我遂開始寫時事詩，記得其中一首名《燈塔悲劇》，記船長威斯雷克及其二女海上遇難事；另一為水手歌，記海賊狄乞（綽號黑髯客）就擒事。按兩詩格調均不高，不脫克洛柏街腔調；印成後，兄命我去市中售賣。前一種銷路極佳，以其事發生未久，人們的印象尚深。這事給了我很大鼓勵，但父親對我的作詩則大加嘲笑，說作詩的人大抵都是乞丐。因此我遂絕作詩念頭，實際上我即使作詩也不會成為很好詩人；但文章對我則不同，它在我一生當中用途頗廣，甚至可說是我日後的主要立身之階，因此下文即將說明，處於我當時的環境下，我曾如何學到這點本領。
　　城中當時另有一位嗜書青年，名約翰·柯林斯，與我很熟。有時我們也爭論一些問題，而且還特別喜歡這種爭論和盼望有機會進行互駁，然而這種好辯，這裡附帶一筆，往往容易變成一種不良習慣，結果在人們面前也好呶呶不休，非常招人反感；不僅敗壞談興，製造不和，甚至使人失去應有的友誼。我這毛病便是受了我父親宗教論戰書籍的影響。我日後注意到，有修養的人們從來便很少涉入爭端，當然下述幾種人則是例外，這即是律師、學人以及愛丁堡出身的各類人們。
　　一次柯林斯與我發生了一場爭辯，內容系關於婦女受教育有無必要，以及婦女是否具有此種能力的問題。他的看法是這種做法不夠妥當；而且她們天生不適學習。我自己則站在反對的一方，當然這也多少有點為辯而辯。他的口才比我流暢得多，而且詞彙豐富，左右逢源；但我總不兔認為，他的優勢卻主要來自言詞，而不是來自邏輯力量。由於到分手時這個問題依然沒有辨清，而短期內彼此又不可能晤面，於是我便坐下來將我的論據詳細寫出，然後謄清寄去。他接信即復，我得復再答，如是書來信往，雙方所作均不下三四通。一次父親偶然見到了我的這些辯論文字，並仔細看了。看後，他沒有涉及所論內容，而只就文字本身作了一些指點；他認為，在拼寫與標點方面，我比我的對手好些（這點當然應歸功於印刷所的訓練），但在語句的雅馴以及條達清通等方面，我都顯有不足，這些他都一一舉出實例說明。我覺得他的批評頗能切中我的要害，因而從此更加留意文章寫法，銳意精進，以期有成。
　　就在這時，我偶然遇到《旁觀者》的零本一冊。書為第三卷。這書我以前從未見過。我把它購回反覆閱讀，讀後心愛不已。我認為這書的文字極佳，因思有意模擬之。抱此目的，我遂取其中數篇，將篇中各句所表述的意思，略加隱括，即置之一旁不顧；數日以後，不看原書而徑行重述原文，方法即將隱括語中的意義，一一仔細表出，其詳盡須與原作無異，用字則盡我所能，務求妥貼。然後拿我重寫的《旁觀者》與原文相比較，找出謬誤，加以改正。然而我發現，我的詞彙仍嫌不足，或用宇想字時來得吃力，而這種能力，如其我不中輟作詩的話，早應不成問題；因為經常須要尋找同意但不同音（為了押韻）或不同長度（為了音律）的詞彙這件事，勢必要使我時刻去追求變化，並把這類事牢記在心，漸而至於精熟。因此，我遂把若干故事改寫為詩；過上一段，當原文已經完全忘卻，再把那些詩改寫回去。另外，我有時還把我的提要有意打亂，數周之後，待我須要足句完篇時，再對這些進行一番認真整理。我這樣做是為了學會如何把思想安排得富於條理。然後，取來原作互相比較，發現種種紕綴，即加改正；但有時在某些非關宏旨的細節上，我覺得我竟較原作的寫法與語言更稍勝一籌，因而不禁暗自慶幸，自忖將來或者有望成為一位不壞的英文作家，也未可知，因為在這事上我確是不無奢望的。我練習作文與讀書一般多在夜晚工餘與次日上工之前，或趁禮拜假日，這時我總是設法一個人躲在印刷所內，盡量逃避禮拜儀式，這一節幼時父親對我的要求素來極嚴，而我自己也的確至今把它視作一樁責任，只是我有時感到我無暇履行罷了。
　　正當我一心為文的時期，我讀到了一部英文法（記得為葛林武德所著），書末附有講解修辭與邏輯的短論二篇，後者篇未載有蘇格拉底辯論法範例一則；不久我又購得色諾芬的（蘇格拉底回憶錄），其中關於這個方法的例證則更為詳盡。我對這個方法愛之入迷，並學著試用，於是廢棄了我以前那種生硬反駁與正面辯論，而處處以一個謙遜的探詢者與存疑者態度出現。當時讀過沙夫斯柏裡與何林斯諸人的書，對我們宗教教義中若干處早有疑義，故我感到辯論時採用這個方法對我極為有利，但對我的對手則頗具困惑作用；因而耽之不倦，並經過不斷練習而日臻精熟，這時即使許多學問高於我的人也每每為我所屈，因為辯論的結局他們常常不能預見，致陷入窘境之中而不能自拔，結果每辯必勝，而實際上不論我的能力或主張都未必如此高明正確。這個方法我曾連續用過多年，但也漸加放棄，而僅將謙遜的表達習慣保留下來；凡遇有所主張因而可能起爭辯時，「當然」、「無疑」以及其他自以為是的詞語便很少出口；而寧可使用「我把某事理解為如此如此」；「由於某種某種理由，在我看來，或我不妨認為，如此如此」；「依我的想法某事可能如此」；或「如若我不錯的話，某事可能如此」。這個習慣，我認為，每當我從事某種措施的推行，需要發表見解和說服人們的時候，往往給我帶來極大便利；另外，既然交談的目的無非為了提供情況、瞭解情況、使人心悅與使人樂從，因此我深願一切好心聰明的人士切勿因自己的主觀自是態度而影響自己的應有作為。因為那種態度勢必要引起反感，招怨樹敵，甚至使我們處處遭到失敗，這時即使是一副天生的語言才能（亦即提供或接受情況與樂趣的才能），也必無濟於事。如其你的目的在於提供情況，發表意見，過分自信與專斷的態度每每容易產生齟齬，使人不能耐心聆聽。如其你的目的在於從他人獲取情況和增長知識，但同時對你目前的看法卻又表現得十分拘執，厭惡爭辯的謙虛人們必將望望然而去之，聽任你錯誤如故。因此，以這種態度出之，既不能為你贏得聽話人的好感，也不能獲得你所爭取者的樂從。
　　　　　　　　　　　　　　　　　　　　　　　 （高健　譯）
　　　

　　我從北威爾士的短期地質考察旅行後回到家中時，見到了亨斯羅的來信，他告訴我：艦長費支羅伊樂意讓出自己房間的一部分給任何一位青年，只要他志願擔任貝格爾艦航行期間的自然科學家。我以為，在我的《旅行日記》手稿本中，已經詳細記述了當時所經歷的一切情形；在這裡只來談談，那時我立刻想去接受亨斯羅的建議，但是父親卻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不過他還附帶說一句：「要是你能夠找到任何一位有識見的人，他勸告你去，那麼我也將允許你去。」這句話，後來竟給了我好運氣。因此，在當天晚上，我給亨斯羅覆信，辭謝了他的建議。次日早晨，我就到美爾堂去，準備在9月1日去打獵。正在那天打獵的時候，舅父派人來召喚我，他建議要同我一起坐馬車趕回希魯茲伯裡去同父親商談，因為舅父認為，我要接受建議去航行這件事是明智的行為。父親時常肯定說，舅父是世界上有識見的人士之一，因此，他立刻就極其和藹地同意我去航海了。我以前在劍橋大學時，揮霍金錢較多，因此就安慰父親說：「上了貝格爾艦以後，我在花錢方面，一定要拿出神奇的本領來，決不超過您允許給我的定額。」可是，父親卻帶著笑容，反駁說：「可是他們大家都對我說過，你花錢的本領卻很大哩！」
　　第二天，我離家前往劍橋，去見亨斯羅，此後又到倫敦去見費支羅伊；一切事情就很快辦妥了。後來，我同費支羅伊相交十分親密，那時他才告訴我，由於我的鼻型特殊，真是險乎遭到了他的拒絕！他是拉伐特爾的狂熱信徒，因此他相信，根據一個人的面容相貌，就可以判斷出他的性格。他懷疑一個具有像我這種鼻子的人，未必能夠有充分的精力和決心去航海。可是我想，他後來就很滿意地相信，我的鼻子證實了他的認識錯誤。
　　費支羅伊的性格是奇特的；他具有很多非常高貴的特徵；他忠實於自己的職務，待人很寬大、勇敢，有決斷和不屈不撓的毅力，而且是一個對待他所有下屬的人都很熱情的朋友。他願意忍受種種困難，去幫助他認為值得幫助的人。他是一個美貌的男子，顯著地很像一位具有高度禮貌的紳士；一位駐在里約熱內盧的英國公使曾經對我說，他的待人態度很像是他的舅父，就是著名的卡斯爾利勳爵。可是，他外表上卻一定是遺傳到查理士二世的許多特徵，因為華裡奇醫生曾經給我看過他所收集的照片集，其中有一張照片很像費支羅伊，方才看出是查·伊·沙比斯基·斯圖阿特，即阿爾伯尼伯爵，也就是這位英王查理士二世的非婚生的後裔。
　　費支羅伊的性情真是最不幸的。這不僅是表明在容易發怒方面，而且也表明在長期對於那些曾經使他發怒的人繼續不斷發脾氣方面。他的性情通常在清早時候最壞；他憑著自己像老鷹般敏銳的雙眼，總是能夠在軍艦上發覺到一些錯失的地方，於是就大聲申斥一番。當那些下級軍官在中午前彼此交班時，他們就時常詢問道：「今天早晨究竟喝到了多少杯咖啡呀？」這句話的意義是暗示說：「艦長的脾氣究竟怎樣呀？」除此以外，費支羅伊還帶有一些懷疑態度，偶爾也會顯得十分垂頭喪氣；有一次，簡直是近於發狂了。他對我好像時常失去確切的判斷和常識。他待我非常親切，但是也很難同我親密相近；這種親密關係，從我們在同一房艙內共坐同食的情形看來，是必然會隨著發生的。我們兩人曾經爭吵過幾次，因為他在不高興時，就會蠻橫無理。例如，在這次環球航行初期，在巴西的巴伊亞時，他曾經為我所痛恨的奴隸制度辯護，把它讚美了一番，並且對我說：他剛才去訪問過一個奴隸主，那個奴隸主當時把他家中的很多奴隸召喚來，詢問他們生活得是否快樂，他們是否願意恢復自由；而他們大家齊口同聲回答說：「不願意恢復自由。」我聽了這句話以後，就帶著一種大概是譏諷的口吻反問費支羅伊道：他有沒有想到，可以用什麼來保證奴隸們在他們的主人面前所作的回答是正確的呢？這個問題，就使他頓時怒氣衝天，因此他就聲明說，因為我懷疑了他的話，所以我們兩人再也不能夠相處在一起了。我以為，這一次我一定要被迫離開貝格爾艦了；可是，這個消息卻立刻到處傳佈開來了，因為艦長把海軍上尉召去，用咒罵我的辦法來消除自己的忿怒；而我則因為接受下級軍官的邀請，去同他們在一起吃飯，所以反而感到十分心滿意足。可是，在過了幾小時以後，費支羅伊又表現出自己通常的寬宏大量態度，派了一位軍官來代他向我道歉。並且要求我仍舊繼續同他一起生活下去。我還記得一個表明他態度誠實的事例。在普利茅斯，在我們開船離港以前，有一個陶瓷器商人，拒絕航長調換幾件上次向他店中購來的商品，因此艦長就對他怒氣大發。此後，艦長就向那個商人詢問店中一套貴重的瓷器的價錢，並且接著說：「要是你沒有剛才這種不肯通融調換的話，我就會購買你這套瓷器了。」因為我知道，在自己的船艙中已經裝滿了陶瓷器皿，所以我就懷疑他未必真心要購買這套瓷器；當時我一定是在自己臉上顯露出懷疑的神色，因為我沒有幫襯他說一句話。在我們離開了這家陶瓷店以後，費支羅伊就瞅著我說道：「您難道不相信我剛才說的話嗎？」於是我就不得不承認，我確實有了這種想法。他就沉默了幾分鐘，接著又說道：「您的想法是對的，而我在對這個混蛋東西發怒時，就幹出了這種錯誤舉動來。」
　　在智利的康塞普西翁城，可憐的費支羅伊悲傷地幹著辛勞過度的工作，他的情緒非常低落；他痛心地向我訴苦說，他一定要派遣一大隊人去對付當地的居民。我就勸告他說，我以為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他的本份來說，是不必這樣去幹的。他接著就狂怒起來，宣佈說，我是一種只知受思不知報答的人。我聽了不發一言，站起身來，馬上就離開了軍艦，回到康塞普西翁去，當時我借宿在城中。過了幾天以後，我再回到貝格爾艦上去，又受到了艦長從前一樣熱誠的接待。雖然這樣，可是海軍上尉卻對我說道：「您這個哲學家，真是可惡透了！我希望您不要再同船老大吵架了！上次在您離開軍艦那天，我真是給他搞得累死了（這艘軍艦正在修理中）；可是，艦長卻拖住了我，在甲板上一同來回散步，直到半夜，而且還接連不斷地把您咒罵個不停哩！」
　　這種同一艘軍艦的艦長難以和睦共處的情形，由於大家是對抗性地對待他，差不多把他看做是一個叛亂分子，好像是一個人在對付著任何其他的人一樣，還由於那種在軍艦上使他時常要經受的忍耐本領，至少是在我參加航行的期間內要有這種忍耐本領，因而更顯著地惡化起來了。我記得，有一位軍官告訴我一件很有趣味的事例：曾經有一個在阿德文丘艦上的軍需官，貝格爾艦第一次出航時，就是跟隨阿德文丘艦同行的。有一天，他奉艦長之命，到里約熱內盧的一家店舖中去，向店主購買糖酒，那時忽然走進來一個穿普通人服裝的小紳士。軍需官就對他說：「喂！先生，請您費神代勞，嘗嘗這種糖酒，告訴我它的滋味怎樣？」這位紳士遵從他的請求，嘗了糖酒，於是很快就離開這家店舖。那時店主便問這個軍需官道：「您知道嗎？您請求嘗酒味的那位剛才出店門到港口去的人，就是主力艦上的艦長嗎？」這個可憐的軍需官一聽到這句話，就駭得魂不附體，呆若木雞，他手裡握著的一杯糖酒也砰然掉落在地上了；他馬上跑回自己的艦上去。曾經在阿德文丘艦上的一個軍官向我肯定說，從此以後，無論怎樣去勸說這個軍需官，他再也不敢離艦上岸去了，因為他由於那次狎暱舉動而被駭壞了，一直就害怕再見到艦長。
　　在回國以後，我只不過偶爾去會見費支羅伊，因為我恐怕會在無意之中得罪了他，使他激怒；此後有一次就發生過這種情形，以致幾乎不能夠相互諒解。後來因為我發表了一本像《物種起源》的非正教的書，所以他對我憤恨不滿（因為他已經成為十分虔誠的教徒）。他在晚年時，顯然完全是神經失常了：這顯然是由於他慷慨好施的本性而發生的。無論如何，在他去世以後，在整理他的遺物時，找出了他償付債款的收據。他晚年的生活是悲慘的——他用自殺來結束了一生，恰好也同他的舅父卡斯爾利勳爵的歸宿一樣；他們兩人的作風和外貌，真是多麼的相似。
　　在很多方面，費支羅伊的性格是最高尚的；他是我很少見到的人物，但是那些嚴重的缺點，卻把他的性格搞壞了。
　　（參加在）貝格爾艦上的航行，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它決定了我此後全部事業的道路；可是，這卻取決於舅父的建議，要我乘車趕回到30英里外的希魯茲伯裡去，這樣微小的情況；而且也取決於我的鼻型這類瑣小事情哩。像這樣肯干的舅父，是稀有的。我始終認為，應該把我初次受到的真正的思想訓練，即教育，歸功於這次環球航行。當時我接受任命，必須去仔細研究自然史的幾門學科，因而改進了我的觀察能力，不過在航行以前，我的觀察能力已經有相當好的發展了。
　　我對於自己旅行所到的各地的地質考察，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因為在這方面要發揮所有的推斷能力。起初在考察一個新地區時，只見到雜亂無章的一大堆岩石，比任何其他情形都難以處理，以致大感絕望。可是，如果把很多地點的岩石的層理和性質以及其中的化石記錄下來，經常對這些記錄進行思考，並且努力推測其他各處將會發現的情形，那麼很快就會搞清楚這個地區的雜亂情況，因而也就多少可以理解到它整個的地質構造了。那時我隨身攜帶了賴爾所著的《地質學原理》第一卷，經常仔細地研讀它；我在很多方面，從這本書中獲得了極大的益處。我開頭考察的第一個地區，就是佛得角群島中的聖地亞哥島；它使我清楚地看出，賴爾所舉出的地質研究方法，有驚人的優點；在我當時帶去的或後來閱讀到的所有其他地質學書籍中，其著者所提出的方法都不能及到他。
　　我的另一項工作，就是採集所有各類動物，對很多海生動物作簡略的記述和初步解剖。可是，因為我沒有繪圖本領，也沒有相當的解剖知識，所以我在航行期內所記寫的一大堆原稿，都已經證明是無用的。因此，我浪費了很多時間，但是只有在甲殼綱方面獲得了一些知識，總算沒有白費，因為後來我在著寫蔓足類動物專集時，這方面的知識就對我有用處了。
　　我時常在每天某一時間內，記寫自己的《旅行日記》，把我當時所見所聞都仔細而且生動地描寫出來；在這方面耗費了很多的精力；這是一種有益的訓練。我把自己這本日記充當家信的一部分，在遇到適當的機會時就把它分批寄回英國去。
　　可是，上述的各種專門的研究工作，在同我當時養成的一種習慣相比時，就顯得不重要了；這種習慣就是：勤奮的勞動和對自己所研究的任何事物的專心注意。凡是我思考過的或閱讀到的一切，都同我已經看到的或者有可能看到的事物有直接的關係；這種運用腦力的工作方法的習慣，在整個5年的環球旅行期內一直繼續著。我確信，正因為有了這種習慣，才使我能夠在科學方面作出自己的一切成績來。
　　現在我在回顧往事時可以看出，我對科學的愛好怎樣會逐步增強起來，而超過了對其他一切的興趣。在環球旅行最初兩年內，我仍舊保持著原來的打獵嗜好，幾乎是竭盡全力地去幹著；為了要採集標本，我親自去獵取一切鳥獸；但是此後，我就越來越經常地把獵槍交給自己的僕人，最後終於完全由他一人去獵取鳥獸了，因為狩獵工作會打擾我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妨礙了我對某一地區的地質構造的勘察研究。我曾經發現，不過是無意識地和不知不覺地發現：觀察和推斷工作的樂趣，確實是遠勝於任何的手藝和打獵工作的樂趣。在我身上，野蠻人的原始的本能，逐漸給文明人的後天習得的愛好所替代了。在這次環球旅行期內，我的思想，由於受到自己這些工作的影響而發展起來了；這種情況，大概可以用我父親所講的一句話來表達；父親是我生平所見到過的最敏銳的觀察家；他的性情，有懷疑主義的傾向，而且完全不同於顱相學的信徒；當我在完成環球旅行後回家時，他一見到我，就轉身向著我的姐妹們，並且高聲呼道：「啊！原來他的頭型完全變樣了！」
　　現在回頭再來談談環球旅行方面。9月11日（1831年），我隨同費支羅伊出發到普利茅斯去，短期探望貝格爾艦。後來又回到希魯茲伯裡，同父親和姐妹們正式作長期的告別。10月24日，我到普利茅斯旅居，一直逗留到12月27日那天：貝格爾艦終於離開英格蘭海岸而開始環球航行了。在這以前，我們曾經試航過兩次，但是每次都給強烈的暴風驅回港內。在普利茅斯逗留的這兩個月內，我雖然用種種方法來克制自己，仍舊感到這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時期。當時我一想到要這樣長期遠離所有自己家中親戚和朋友時，就顯得沒精打采；而且當地的天氣，又使我覺得好像是陰霾重重，難以言表。除此以外，我還受到心悸和心痛的折磨，真好像很多無知的青年，尤其是像一個醫學知識膚淺的人那樣，就自信息上了心臟病。我沒有去就醫求診，因為恐怕醫生一定會對我下判斷說，我不適宜去航行；可是，我卻堅定不移，甘冒一切危險，決心要去航行。
　　在這裡，不必再來談到這次環球旅行時所經歷的事件，就是我們到了哪些地方，干了哪些工作，因為在我那本已出版的《考察日記》一書中，已經作了十分詳細的敘述。直到現在，熱帶地區的植物界的壯麗景象，依舊比任何事物更加栩栩如生，浮現在我的腦海中。可是，巴塔哥尼亞高原的浩浩無邊的大荒漠，還有火地島的森林密佈的崇山峻嶺，當時卻使我心頭激起了宏偉的景象，因而也始終在我腦海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當地未開化土人的赤身裸體的形象，也是我永遠不能忘懷的。我曾經騎馬或者乘坐小船，穿過荒無人煙的偏僻地區，作了多次的考察旅行；其中有幾次，歷時達幾星期之久；這些旅行是很有趣的；當時行路艱難，有相當的危險，但是我卻不因此感到膽怯，以致中途折回，而且後來就習以為常，根本不顧這一切了。我異常滿意地回想到自己的幾項科研工作，例如我解決了珊瑚島的形成問題，闡明瞭一些島嶼（例如，聖海倫娜島）的地質構造。還必須指出，我發現了加拉帕戈斯群島中幾個島上的動物與植物之間的奇異關係，還發現了這個群島和南美洲大陸上的生物之間的奇異關係。
　　在談到我自己方面時，據我所能作的判斷，在環球旅行期內，我由於對研究工作感到異常高興，殷切希望要把自己所發現的一些事實，增添到自然科學的偉大的知識寶庫中去，所以總是竭盡全力地不斷工作著。可是，我還有一種雄心壯志，很想在科學家中間取得相當的地位：我這種雄心壯志，究竟比我的大多數研究科學的朋友，是大些還是小些呢？在此不再來作出斷定了。
　　聖地亞哥島的地質情況，使人很感驚奇，但也是簡單的，就是：從前有一股熔岩流，覆蓋著那裡的海底，把海底表面的近代貝殼和珊瑚碎屑層燒結成一種堅硬的白色岩層。此後，由於地殼變動，整個島就上升到海面上來了。可是，這一道白色的岩層，卻給我看出了一個重要的新事實，就是：這些曾經活動過的和噴發過熔岩的火山口，其周圍的地面後來又沉降到過海面下。那時候，我初次發生了一種想法，也許我可以把自己考察過的各地區的地質情況寫成一本書；這個想法當時竟使我高興得全身發抖起來。這真是我一生難忘的時刻啊！我能夠多麼清晰地回想到：當時我正坐在這個島的低矮的熔岩峭壁下面的海灘上休息著，炎熱而眩目的陽光照射在我身上；附近生長著幾種奇異的荒漠植物；而在我的腳邊，還有活的珊瑚體；它們生長在退潮後留下的水潭內。在環球旅行的後期，費支羅伊請我念幾段我自己的《旅行日記》；他聽了就宣告說，這是有出版價值的；因此，我又有了出版第二本書的希望啦！
　　在我們的航行將要結束時，我在阿森松島上收到了家信；姐妹們在信中告訴我：塞治威克已經訪問過我的父親，他對父親說，我將列名在卓越的科學家中間。那時，我還不知道他怎樣會打聽到我的任何工作成績，但是我聽說（我以為是在以後的來信中知道），亨斯羅在劍橋大學哲學會上，把我寫給他的幾封信宣讀過，並且把它們刊印出來，作為私人散發品。我已經把自己發掘到的化石哺乳類動物骨骼托運給亨斯羅；這些採集品也引起了古生物學家們重大的注意。我在閱讀了這封信以後，就用跳躍的步調，攀登到阿森松島的山頂上去，舉起自己的地質錘，用盡全力，去敲擊火成岩的巖壁，砰砰砰！所有這一切，都表明我的雄心壯志有多麼的大；可是，我認為，我可以真心實意地說，後來我雖然十分重視我的朋友賴爾和霍克等的讚揚，但是對一般大眾的意見卻不關心。我並不是想說，我著的幾本書獲得了好評或者是銷數很大，這還沒有使我感到滿意。但這種滿意只不過是暫時性的，因此我確信，我決不應該為了爭取名譽而越出自己應該走的道路。
　　　　　　　　　　　　　　　　　　　　　　　　 （畢黎　譯）
　　　

　　敬愛的先生們：
　　從這次起，彼得堡俄羅斯醫師協會將每年召開紀念伊萬·米哈洛維奇·謝切諾夫教授的大會。對於這樣一個節目，俄羅斯醫師協會是有特殊權力來慶祝的，因為伊萬·米哈洛維奇的最光輝的時期是他科學活動的初期，這時他是在醫學外科學院任教授，而我們協會從一產生起就與這一機構有著極密切的和不可分割的聯繫。
　　另一方面，謝切諾夫也有權接受這種紀念，因為他是給俄羅斯生理學奠基的一位學者。俄羅斯的智慧參加這一門重要學科——生理學的探討，是從伊萬·米哈洛維奇開始的。
　　這樣的創舉，需要有特殊的天才、特殊的性格，而這些特點在伊萬·米哈洛維奇身上都明顯地表現出來了。他不僅創始了俄羅斯的生理學，並很快就為它爭得光榮的地位。
　　我們應該公平地承認，伊萬·米哈洛維奇為中樞神經系統活動的機制的學說鋪設了真正的奠基石，他闡明瞭這一學說中的如下要點。
　　1863年，他發現了能夠抑制反射的中樞的存在。
　　他認為，如果在普通的脊髓反射的興奮的同時，刺激腦髓的某一定區域，那麼脊髓反射就會受到抑制。數年後，他的學生在他的指導下發現了一件完全相反的事實：就是在刺激腦髓的其他部位時，所發生的不是脊髓反射的抑制，而是反射的增強。最後，他證明中樞神經系統中存在有一種異常重要的性質——神經過程的惰性。它是刺激總和的基礎。他指出：對反射裝置的單個刺激不能引起反射，引起反射需要有很多刺激。
　　伊萬·米哈洛維奇發現的這一事實，是中樞神經系統學說的最重要的事實。
　　神經活動的全部發展，正如它在人腦的精神表現中所顯示的那樣，都有基於神經系統的這種性質——慢慢地轉入運動，慢慢地安靜下來。
　　我上面說的都是關於伊萬·米哈洛維奇的科學功績，現在我再來談一下他的個人品質。
　　伊萬·米哈洛維奇是這樣一位極其少見的學者，他一旦訂出某一計劃，就一直把它進行到底；事實非常明顯，正是這樣堅定的人才能創造生活。他工作了一生，從來不知疲倦。1905年9月，他帶著新的計劃回到莫斯科，但是，一個月後他就與世長辭了。因此，他終生堅持在科學崗位上。
　　學者的一生是在特殊的氣氛中度過的，他必須經常地可以說是俯首於真理。
　　照理說，學界人士在社會生活中也應該按照他固有的優點——客觀與公正進行活動。而實際上遠非如此，這難道還用說明嗎？
　　但是，伊萬·米哈洛維奇在這方面卻幸而是一個很少見的例子。下面我引證他生活中的兩件事實。
　　伊萬·米哈洛維奇剛到彼得堡時，立刻就顯示出他的科學天才和演講天才，於是人們就推他做科學院的候選人。伊萬·米哈洛維奇卻不顧情面和地位地回答說，他在科學中做的還是太少，不足以享受這種榮譽。
　　第二件是關於他辭掉在醫學科學院中的教授職位的事。伊萬·米哈洛維奇曾大力推薦那位現在已為大家熟悉的梅季尼柯夫到動物學講座來補充當時的空額。他那時就很讚揚這位學者的天才。可是委員會卻偏偏給他另一位較差的科學家，於是伊萬·米哈洛維奇認為委員會在這件事上做得不合慣例，他認為不可能在科學院繼續留下去。他辭職了，使自己受到無所定居的遭遇。
　　像伊萬·米哈洛維奇·謝切諾夫所具備的這種卓越的、特殊的和高貴的個性，應該永遠活在後人的記憶裡，永遠成為世世代代的後人的鼓舞者。據我看來，我們每年召開的紀念會在某種程度上是會達到這個目的。
　　　　　　　　　　　　　　　　　　　　　 （楊汝昌　譯）
　　　

　　
　　奧斯特瓦爾德（1853——1932），德國物理化學家。生於拉脫維來的裡加。1878年獲哲學博士學位。曾任裡加工業大學教授。1885年測定弱酸時發現奧斯特瓦爾德稀釋定律。1887年與人合作創辦《物理化學雜誌》。以後努力組織世界化學學會。因在催化劑、化學平衡和化學反應速度等方面的成就，獲1909年諾貝爾化學獎。著有《普通化學教程》等。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長期以來，在一起慶祝聖誕節的來臨已經成為我們實驗室的慣例。我們的研究所早在布魯德街的時候就開始了這種令人愉快的聚會，儘管其外在形式現在已經發生了某些明顯的變化。這種聚會的方式起先極其簡樸。我們坐在桌子旁邊看著公務員禮節性地向每個人贈送一件詼諧的禮物，當然我也會鄭重地得到一份同樣的禮物。在贈送禮品的間隙，我們喝喝混合飲料，吃點風味糕點。
　　我們搬到此地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現在我們的桌上鋪著台布，房間裡裝飾一新，總之比以前更富於節日氣氛。然而，最突出的新特徵，是每年都是一位著名化學家出席，而且這位化學家必須做一次演講。蘭多特、萊姆塞、范霍夫以及我們這個學科的其他偉人光臨本所，報告他們自己的研究工作，使我們不僅目睹其風采，而且親聆其教誨。遺憾的是，今年我們沒有這樣的機緣。我原打算和大家一起邀請我的朋友阿累尼烏斯發表演說，但是他已經不得已縮短了這次在德國逗留的時間。我們這門學科並非名流蜂聚，所以我未能及時找到代替阿累尼烏斯的人。因此，只好由我來濫竽充數。我冒昧地這樣做，並不是把自己放在那些偉人之列。我給大家講個故事，之所以要講這個故事，是因為我在思考一個問題，即如何成為化學家。很抱歉，我在這個問題上的想法還沒有達到能夠以很系統的形式向你們介紹的程度。談談我如何成為化學家也許更好，我將把結論留給你們，由你們從我的談話中吸取那些你們認為是重要的東西。
　　記得有一次，我坐在通向碼頭的台階上，手持釣竿，試圖釣上河裡的螞蟥。在我的記憶中，這次釣螞蟥的嘗試與我所做的第一個科學試驗有關。我坐在那兒正在等螞蟥上鉤的時候，我父親的一位朋友（我父親是桶匠）從屋裡出來，嚴肅地告誡我當心螞蟥，惟恐我被第一條上鉤的螞蟥拖下水去。起初我對這樣一幅情景驚恐萬分，但我很快控制了自己。我推想，如果螞蟥要把我拖下水，我只要扔掉釣竿就行了。於是，我繼續釣螞蟥。但不幸的是，實驗結果並不令人滿意，因為沒有一條螞蟥想上鉤。
　　這條河及其環境是我後來數年之中日益主動地從事研究活動的場所。我與我的一兄一弟及幾個朋友詳細考察了河中的一切，全體成員廣泛討論了每一個新發現。這種活動使我們興奮不已。不過我母親卻沒有這麼高興，因為我們給家裡闖了許多亂子。
　　我們繼續這樣幹，直到有一天我接觸到一本詳細說明製作花炮的舊書為止。我立刻興趣盎然地醉心於此，想看看是否能按書上所說的方法做出各種顏色的漂亮煙花來。第一次試驗做得相當好。雖然我和我的朋友們沒有多少可以利用的材料，但我們總算弄到了最必需的材料，而且從此以後我們專心致志地研究煙花技術。這些嘗試的成功給我們壯了膽，使我們認真考慮做一枚真正的花炮的可能性。些許躊躇之後，終於做出了一枚花炮。但這還得進一步試驗。經討論，我們認為應當在廚房的煙囪的管道裡引爆，這樣可能不會有什麼危害。實際上我們認為這樣的防範措施是多餘的，因為我們當中的任何人都沒有指望這種東西會真的爆響。然而，使我們驚奇的是，花炮在煙囪裡直衝而上。我不知道它是否衝出了煙囪。這個成果使我們受到了鼓舞。我們開始大量製造花炮，其規模不亞於工廠。這又引起了我母親的不安，她常常發現，家裡的鍋碗瓢盆沒有派上當時購置它們時所期望的用場。
　　結果，我對化學的興趣發展到這類實驗上來。同是這本書，其中有一節向煙火製造者介紹與此領域有關的一些最重要的化學問題的內容。我如實地研究了這些內容，打下了化學訓練的基礎，我學會了制備一些我所需要的材料，而且還學會了一些書上沒有講的解決問題的簡便方法。
　　大約在離開初級學校進入大學預科學校的時候，我又對另一個領域產生了興趣。我開始拍照。當時的攝影術並沒有現在這麼簡單。今天，你們只要買到膠片就可快速地拍攝。而在我所說的那個時候，每片干版都得由拍攝者自己去製作，溶液還得調配得當。
　　這些有趣的活動並沒有促進我學業上的進步。我剛才談到，當時我進入了大學預科學校，事實上這是我所聽說過的最理想的學校。大家一會兒就明白，我應只學5年，由於我的業餘興趣嚴重干擾了正常的學習，這5年學習卻花了我7年的時間。另一個障礙是我在可怕的俄語學習上的困難。最後一次俄語考試把我折磨苦了。實際上，只是我的老師波彭看我實在不可救藥，這才高抬貴手。考試前，我不得不在他的指導下做出翻譯練習，而十分湊巧的是，這些練習的最後部分正好就是考試中的題目。總之，我設法通過了考試，準備上大學。於是，我離開裡加到多爾巴德，開始大學生涯的偉大的一天來臨了。
　　多爾巴德的環境使人暈頭暈腦。我加入了一個大學生同鄉會。按照慣例，這個同鄉會在一起消費了大量的啤酒。這種活動佔去了我的大部分時間，尤其是頭兩個學期。但由此可以經常不上課，所以也說不上得不償失，因為那時候聽課對我所起的作用就是催眠。
　　一段時間之後，允許我在實驗室做化學實驗，我開始在不久前才去世的約翰·倫貝格的指導下進行定性分析。當時他相當年輕，而且確實有些古怪的習慣。
　　像我講過的那樣，第一學期很快過去了。我經常在四重奏中拉提琴，還參加其他各種娛樂活動。我們經常相互開開玩笑，一般都很愉快。不過，幾個學期之後我申請允許參加第一部分的候選人考試——這種考試通常有三個部分。出乎我的意料，我竟表現得不錯。這個成功給我壯了膽，在慶賀我成功的會上，當然同樣以漂亮方式通過了這個嚴峻考驗的其他人也在場，我突然宣佈我要參加下一次第二個部分的考試。就我的情況而論，這似乎是不怕難為情的吹牛，因為離考試時間只有2個星期了。繼之而來的嘲笑把我激怒到如此程度，以至我不得不拿出人格來為自己辯護，並且在考試結果上打了一箱香檳酒的賭。第二天早晨，事情看來並不像頭天晚上所想像的那樣樂觀，我想拋棄昨晚的打算，但是一想起我打的賭，就使我認真地考慮這件事。我覺得打算參加考試不完全是一件傻事。簡言之，努力成功了，可我壓根兒沒有見到那箱香檳酒。不過，我被任命為物理學實驗室馮·厄廷根教授的助教。這個職位原來還有另一個候選人，而且馮·厄廷根確實更願意錄用他，但他只通過了第一部分考試。教授後來告訴我，把我塞給他做助教時，他確實沒有指望我對他的工作有多大助益。
　　我的職責並不艱巨，因為幾乎沒有多少學生需要照管。此外，我只需要準備儀器。這樣，我就有許多空閒時間。馮·厄廷根教授建議我利用時間進行獨立研究。「在你的一生當中，絕不要讓你自己的工作出現相似、閒適和平靜的時期。」他說得多麼正確！我開始很熱心地研究一個問題，但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多次中斷研究。尤其記得仲春的一天，外面特別暖和，一棵丁香花盛開，醉人的芳香送進窗戶敞開的天平室。當時我正坐在裡面稱量各種酸類，丁香花的香味和酪酸的氣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起身丟下了一切，8天沒有回到實驗室。
　　我們有一個由馮·厄廷根指揮的小型業餘管絃樂隊。倒霉的是，一個重要的樂器即巴松管不再有人演奏了。由於必須要有一個巴松管演奏者，我們當中得有一個作出自我犧牲。而作為教授的助教，除去學吹巴松管以外，似乎也沒有選擇。於是，我開始在實驗室裡、我的工作間裡做基本練習。卡爾·施密特的房間正在我的下面。他後來告訴我，他極有興趣地注意著我的進步，並且為能分辨一定的旋律而歡欣。我想必是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儘管如此，馮·厄廷根教授在管絃樂隊活動的晚上仍然不時地說：「親愛的奧斯特瓦爾德，你吹巴松難道就不能像拉中提琴那麼好嗎？」
　　我按時通過了碩士考試，獲得了講課的殊榮。我的這個發展時期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事件，這個事件的結果使我至今仍深得其樂，這就是訂婚和結婚。訂婚之後，我的一位親密朋友心懷誠意地告誡我不要冒險地再往前走了。他說我在科學上已經有了一個出色的開端，若是結婚，則絕不會完成任何有價值的工作。這確實是我的莫大恥辱。但我對他的議論卻充耳不聞。
　　一年後我通過了最後的考試，即博士學位考試，並且成為教授。我想，似乎不必向你們詳述我後來的經歷，因為我可以肯定，你們至少對這些年的情況大都有所瞭解。此外，我們的聖誕節聯歡會結束的時間也快到了。
　　　　　　　　　　　　　　　　　　　　　　　（任定成　譯）
　　　

　　親愛的朋友：
　　……在同一個晚上我既正式收你為我最年長的兒子，又任命你為我的繼承人和王儲，這確不是一般的事。此外非同一般的是，當時你本可以拒受我這份父輩尊嚴，拒受本身看上去像會給你帶來愉快，正如你將你的所好硬塞給我一樣。現在我恐怕還得在你面前扮演一下父輩角色，跟你談談我對鬼聲現象的看法。之所以非談不可，其原因在於這些事情同你所願意認為的那樣不盡相同。
　　我不否認你做的評論和實驗給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你走後，我決定做此觀察。以下是觀察結果。我的前面房間裡總發出吱嘎吱嘎的響聲，出聲的地方擺的是兩塊挺重的埃及石碑，它們就放在橡木書櫃上，響聲的出處顯而易見。在下個房間裡，我們也聽見有過響聲，這種響聲本來非常少有。你在這兒時，這種響聲我們時不時即可聽到。我原想賦予其某種意義，要是這種響聲從你走後不再出現的話。但自那以後，這響聲一而再再而三地響起，不過跟我的思路，跟我想起你或你所研究的特殊問題，都無任何干係。（我敢添加一句，現在也無干係。）這種原本對我而言很重要的現象很快就被別的事情所取代。由於你親自來臨所帶來的魔力，我相信了，或至少我已經準備相信此事，可現在這相信已經消失。
　　由於諸多內在原因，我再一次以為這種事會發生是不可信的。立在我眼前的傢具沒有靈魂，是死著的，就好像希臘諸神從詩人面前消失，眼前只是一片靜寂而無神的自然界一樣。
　　所以，我又戴上那角質架的代表父親形象的眼鏡，告誡我親愛的兒子，要頭腦冷靜，與其為了硬懂什麼而作出這等巨大犧牲，不如不懂好些。我還就心理綜合分析所遇到的問題撓了撓我那充滿靈性的發灰的頭髮，而後這樣想：得了，年輕人就是這樣，他們確實太欣賞某些東西，只是用不著我們拖在後面，因為我們腿腳不靈，累得直喘也跟不上啊。
　　現在我要借我生活過的歲月所帶給我的優長之處，嘮叨幾句。我要再告訴你一件天地間所發生的事，這事誰也不會搞懂。幾年前，我的腦際裡鑽出這麼個念頭：我會在61歲到62歲之間死掉。那時候看上去我還有一段好日子過。（今天，離那個日子只有8年時間了）之後不久，我和我兄弟去希臘作了一次旅行。叫人心裡不托底的是，和1和2相關聯的數字61或62總出人意外地出現在有數字的東西上，尤其常出現在帶輪子的東西上面。我有意識地把發生這些事的情景都記錄下來。等到了雅典後，我感到十分沮喪。我們在旅館裡分到的房間設在二樓，我希望這下能透口氣了——至少用不著擔心會碰上61這個數字。可誰想，我的房間號是31（我認為這是命裡注定，31即是61—62的一半數字）。這個很有文章又很費琢磨的數字，後來證明比前面那個數字更令我傷神。
　　自那天起一直到最近，31這個數字始終沒離開過我的腦際。一想起來，就總有個2和它聯在一起。但由於我的心理系統裡有些區域純係是渴求知識而不迷信的區域，因此，我就試著分析了這個想法。現寫在這裡。我會死於61歲到62歲的這一想法始於1899年。當時還發生了兩件事。第一件是我寫了那本叫作《夢的解析》的書（你知道，這本書的出書日期是1900年後）。第二件是我分到個新的電話號碼，今天我還用著：14362。可以十分容易地在這兩件事之間安一個聯繫的紐帶：1899年我寫《夢的解析》時是43歲，比這個數字更明顯的是，電話號碼中的其他數字已經將我生命終止的日期顯示了出來，即，不是61即是62。突然，在這看上去不合情理的事情中，出現了一種解釋方法。我咬定死於61歲到62歲的想法不過跟下述想法相一致，即寫完這本論述夢的書，我就算完成了我的終身工作，再毋庸贅述什麼，可以瞑目了。經這麼一番分析，你會同意，這想法聽上去不再沒有意義了。碰巧，在這裡也有威廉·弗利斯所施加影響的蹤跡，這想法正開始於他攻擊我的那年。
　　上述情況又是一例，可以使你找到對我身上那種特別具有的猶太人的神秘主義色彩的證明。除了這些，我只想說，像我這類跟62數字所進行的冒險行為可以用兩件事說得清楚。第一，對無意識保持極其高度的警惕性，這樣才能像浮士德一樣，在每個女人身上發現海倫的影子。第二是「偶然性所給予的合作」，這一點無可否認，它與歇斯底里症中的身體上的伴隨狀態（somatic cc opera tion）抑或雙關語中語音上的伴隨活動（linguistic co operation）一樣，在幻覺形成過程中起著同樣作用。
　　寫到此，很想多聽聽你對神鬼情結（the ghostcomplex）研究後的想法，我的興趣是一種對可愛的幻覺的興趣，不能一人享樂於其中。
　　向你、你的妻子和孩子致以衷心的祝願
　　　　　　　　　　　　　　　　　　　　你的弗洛伊德
　　　　　　　　　　　　　　　　　　　1909年，4月16日
　　　　　　　　　　　　　　　　　　　　 伯爾格街19號
　　　　　　　　　　　　　　　　　　　　　　　 維也納
　　　　　　　　　　　　　　　　　　　　　　　　 （劉國彬　楊德友　譯）
　　　

　　四月十日（一九一三）。我有時候覺得很奇怪，人們常常認為，如果一個人不能贊同他們的意見，那就一定是反對這種意見。我想起幾年前，弗洛伊德在給我的信裡說，要是他能夠克服我對他的理論的敵對態度，他將感到莫大的愉快。我趕快回他的信，我對他的理論並不持敵對態度，雖然他的理論不是所有細節都能為我所贊同。如果我看見一個人在一條危險的山路上往前奔，而我不能一直跟在他後頭，這並不表示我反對他。相反，我可能喚起人們對這位探險者的注意，我可能讚賞他的勇氣和技巧，甚至歡呼他的努力取得成果，至少是讚賞他的偉大的理想。總之，我跟他不是意見一致，但是我不反對他。
　　一個人為什麼要敵視別人呢？敵視是多麼無聊啊！敵視是一把利劍，誰拿起它來，它就刺傷誰的手。握劍的人死在劍下，這是耶穌的教導，可是他自己一直記不住。這位譴責大師狠狠地，不顧一切地，用言語作利劍，譴責「文士」和「法利賽人」，以致後世把這兩個名詞當作偽君子的同義詞。然而耶穌的教會卻變成古往今來的文士和法利賽人的最大的產生地，直到今天他們還構成它的堅強堡壘。再看路德。天主教正在那兒一點兒一點兒死去，輕柔地，甚至可以說是雅靜地。忽然來了這麼個五大三粗的莊稼漢，渾身力氣沒處使，對著那垂死的教會拳打腳踢，把它打醒了，把它踢出精神來了，延長它的生命一千年。那個志在消滅天主教的人卻成了天主教有史以來的最大的恩人。
　　世界上的事情老是這樣陰差陽錯。我們的朋友也許是壞我們大事的人，而最後反而是我們的敵人搭救了我們。
　　3月30日（1916）。一位女士給我看一封很不像話的信，是一位我原來以為是個彬彬有禮的人寫給她的。這位先生為自己辯護，說是常言道，「對於潔淨的人，一切都是潔淨的。」這也許不是罕見的經驗。
　　「對於潔淨的人，一切都是潔淨的。」這也許是真理。可是我有時候悔恨聖保羅當初沒有把這個危險的真理用另一個方式表達：「對於骯髒的人，一切都是骯髒的。」
　　海洋以它的廣大胸懷接納許許多多垃圾，在太陽和風的大力作用和海水的鹽性消毒作用之下，一切都轉化成有用的美好而使人振奮的臭氧。可是有些狹隘的、關閉的心胸，不是像海洋而是像陰溝。我反對那些陰溝冒充具有只有大海才具有的美德。
　　11月30日（1916）。聽說H.馬克沁爵士死了。這條新聞喚起我對這位名人的惟一的印象，是他給了我們所有致命的武器之中最最致命的武器，這種武器正在毀滅歐洲的居民。
　　30多年以前的一天，我們站在馬克沁周圍聽他解說他的槍的機構，看他表演它的驚人的性能。我現在還似乎看見那常常顯示有發明的天才的人的溫和的、天真的神情，還似乎看見那謙虛然而得意的微笑，當他輕巧地、撫愛地盤弄他那美麗的玩具的時候。我們正在觀看的時候，我們之中有一位若有所思地問他：「這東西不是要把打仗弄得更可怕嗎？」馬克沁很有信心地回答：「不會！它將使戰爭成為不可能！」
　　千萬年以來的夢想者們，天才的赤子們，一直在人們的耳朵邊悄悄地灌輸那騙人的幻想：如果你要和平，你就得為打仗做好準備。連銅器時代開始時候第一個想到把短刀拉長成為寶劍的天才發明家也一定相信他已經使戰爭成為不可能。
　　11月14日（1922）。「像鴕鳥一樣把腦袋鑽進沙堆裡，」好像再沒有比這個比喻更常常被人們用來互相嘲笑了。誰有興趣翻翻近二三百年的通俗雜誌之類的東西，準會不一會兒就看見這個比喻，就像每隔幾分鐘就聽見教堂裡響起喪鐘一樣。
　　我們差不多不用思索就會知道鴕鳥不會幹這種蠢事。為了弄清楚這一點，我特地問過我的一位恰巧是研究鴕鳥生活習性的權威的朋友——因為在他的著作裡他簡直不屑一提這個迷信——他告訴我，鴕鳥是有一種容易引起這種迷信的舉動，那就是把它的腦袋往下一搭拉，避免引起注意。只有人才是惟一把腦袋鑽進沙堆、閉上眼睛、裝作沒看見周圍事實的兩隻腳的動物。沒有一種鳥敢這樣做。世界沒有為它們提供如此生存的條件。就是人類也沒有膽量敢這樣做，如果不是他在早先就給他自己建造起一堵保護他的大牆，可以容他躲在裡邊胡思亂想而不受到懲罰。
　　　　　　　　　　　　　　　　　　　　　 （呂叔湘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