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文·薛定諤（1887——1961），奧地利物理學家。生於維也納。維也納大學哲學博士，格拉茨大學、蘇黎世大學、柏林大學教授。量子力學奠基人之一。在法國德布羅意的物質波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量子力學的另一形式波動力學。其數學表述是描述微觀粒子運動狀態的薛定諤方程。1933年同狄拉克共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著有《波動力學四講》等。

　　我們方才討論過的那個基本的真理意境含有一個觀念，雖則表達得不完全而且一般化，卻比較容易為現代科學思想所吸收；那就是，一系列由遺傳連接起來的個體，從一個到另一個的繁殖行為，實際上並不是肉體和精神生命的中斷，而只是其緊縮的表現，正由於此，所以當我們談到我的意識和我祖先的意識的同一性時，這同我說我在熟睡以前和熟睡以後的意識是同一個意識的意思大致是一樣的。通常不承認這一事實的理由，是後一例中有記憶存在，而前一例中卻顯然一點沒有。但是今天大多數人們不得不承認至少在許多動物的本能中，我們所看到的恰恰就是這種超個體的記憶。熟悉的例子包括以下這些：鳥類築巢，而巢總是和這一類鳥兒產蛋的多少和大小相適應的，然而這不可能是鳥兒的個別經驗得來的；又如狗在臨睡前「鋪床」，即使在波斯地氈上也會用腳去踏，就像在草原上把草踏平那樣。還有，貓要把自己的糞便埋掉，即使在木板的或石板地上也企圖這樣做，這只能說明是防止被敵人或被追捕的動物去聞到它們的臭味。
　　要在人類中發現同樣的現象是比較困難的，因為人的內心總是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同時人們還堅信（在我看是錯誤的）只有完全不經過思想、完全不加考慮的行為才是本能的行為。因此，人們對強調事物主觀一面的描述，諸如物種記憶的存在，表示強烈的懷疑，並否認這一大堆現象對我們講的意識的連續性有任何證明價值。雖然如此，在人類和動物中一樣，確實有一種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情結，並且毫不含糊地具有超個人記憶的痕跡：這就是兩性情感的初萌，兩性之間的親力或拒力，對性的好奇心和羞恥心，等等。在戀愛時的那種無法形容的又苦又甜的心情，特別是那種嚴格選擇對象的傾向，這一切最明顯地表明有一種只存在於個人意識內而不普遍存在於物種中的特殊記憶痕跡。
　　再舉個例子：這種人類亙古遞傳下來印象的「回憶」（西門稱為Ekphoria），還可在人們日常生活中一些「吵架」現象上看出來。有人侵犯到我們的權利（不管是事實，還是我們覺得），我們立刻就感到非得狠狠對付一下不可，要責備，辱罵，等等。我們「發火」了，脈息加速，頭腦充血，肌肉緊張，發抖好像觸電那樣，而且往往不由自主地要採取行動。一句話，整個機體已經看得出準備去作我們千百萬祖先在類似情況下真正作出過的行動：打擊侵犯者並保衛自身，這對我們祖先說來，這樣做是完全對的和必要的。但對我們來說，這往往不必要。雖說如此，這類情況我們還是控制不住。即使一個人完全明白要他真的動手，他是決計不會幹的，或者知道這樣會對自己不利，因此他連腦筋都不會認真動一下；特別是，當他的頭腦正在自覺地和全神貫注地考慮最好還是動口而不動手時，因為（我要說）只有用口能保護他不吃大虧，就如同他的祖先們在他們的情況下用拳頭一樣，儘管如此，一個有這種傾向的人有時還是不免訴諸武力。這說明，他的整個返祖機制嚴重地妨礙了他採用自己的辦法保衛自己。我們的祖先在同樣情況下只知道「上呀！上呀！」由於潛在於我們心中的物種記憶在作怪，所以控制自己時，我們就感到很苦痛。有時我們還是不聽理性呼聲，而只一味盲目行動，結果就造成大錯，後悔莫及。
　　在這些特殊的事例裡，我們特別看得出，我們祖先經歷的侵入，看得出我們生命中有一層不是在我們自己個人生活中形成的更早的存在，並起著明顯的作用。這樣類似的例子還可舉出很多；諸如「同情心」、「憎噁心」；對某些無害動物的厭惡；到了某些地方覺得很安逸，等等。但不僅是這些例子可以證明人的意識的連續性和同一性；即使沒有上述的這些例子，我們還是可以肯定這是真理。
　　我的有意識生命視我的機體組織，尤其是我的中樞神經系統的特殊結構和作用方式而定。但是這些結構和作用方式在因果關係上和遺傳關係上又視我之前就已存在的機體組織的結構和作用方式而定，這些全都和有意識的精神生活相聯繫，而且這一連串的生理事件並沒有任何中斷的地方；相反，每一個這樣的機體都是下一個機體的藍圖，也是其製造者和材料，從而使它的一個部分長成為它本身的一個復本。請問在這一系列事件中，我們該把新意識的開端放在哪裡呢？
　　但是我腦子的特殊結構和形成的習慣，我的個人經驗，事實上，一切我真正叫做我的人格的——這些肯定不是由我祖先的遭遇老早決定了的！如果後面這句話是指我個人的一系列祖先而言，那當然不是如此。說到這裡，我們就必須慎重考慮一下在這一節開頭時講的那個不完全的陳述包括哪些範圍。因為，我稱之為我的較高級的精神自我的結構，在本質上確實是從我祖先的經歷那裡得來的，但這不是說它完全或主要地限制在我自己祖先這一範圍裡。如果我下面所要說的不僅僅是玩弄辭藻的話，那麼讀者就必須弄清楚這一點，即決定一個人的發展過程的是兩種因素：（a）他的基因的特殊安排，和（b）作用於他的特殊環境格局。讀者還必須知道，這兩種因素的性質完全相同，因為基因的特殊安排，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發展的可能性，都是在更早的環境影響下並主要依靠這些環境而發展起來的。現在你看，精神人格的湧現，環境的影響整個兒密切聯繫著，而這些影響又是同類成員（有的活著，有的死了）的精神人格直接造成的。而且要始終記住，我們這些科學家可以而且必須把所有這些「精神的」影響看作是別人的機體組織對我們自己的機體組織（就是說，我們的腦神經系統）直接限制和修正，因而這些影響在原則上和我們自己歷代祖先們在我身上引起的影響，並沒有什麼不同。
　　沒有什麼自我是獨立的。在每個自我的背後都拖著一條由肉體事件和作為整體的一個特殊部分的精神事件形成的長鏈，而且我就是這條長鏈的反應者和延續者。隨時通過自我的機體、特別是它的腦神經系統的情況，同時通過教育、傳統，並由於語言、文字、文獻、習俗、生活方式、新形成的環境……一句話，通過千言萬語也講不完的事物，通過這一切，自我不僅僅和它的祖先的遭遇連起來，自我不僅僅是這一切的產物，而毋寧說，在最嚴格的意義上，它和這一切就是同一個東西：是這一切的嚴格的、直接的繼續，正如50歲的我是40歲的我的繼續那樣。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西方哲學家們幾乎普遍承認，個人的死亡並不意味著生命本質的終結；但除了柏拉圖和叔本華而外，幾乎沒有什麼哲學家考慮到和以上見解邏輯上密切相關的另一個更深刻、更親切和令人鼓舞的見解：那就是，個人的誕生也同樣如此，它並不表明我第一次被創造了出來，而只表明我好像是從酣睡中慢慢醒過來那樣。這樣一來，我就能看到，我的希望和努力，我的憂慮和恐懼，是同生活在我之前的千百萬人們的希望和努力，憂慮和恐懼一樣的，而我也可以希望千百年後我在千百年前的渴望得以實現。思想的種籽只有作為我的某些祖先思想的繼續，才能在我裡面發芽。
　　我很清楚，雖然有了叔本華的哲學和吠檀多的經典《奧義書》，但大多數讀者雖則會認為我提出的是一個可喜的和恰當的比喻，但不會同意所有意識在本質上都是同一的這個命題，有什麼真正的實際價值。甚至有人會對一家人的意識是同一的這個論點提出異議說，一般說來父母兩個生幾個兒女，而父母繼續活下去，所以是多而不是一。此外，一個人童年記憶的完全消失，好像也表明意識不是連續的。但在我看來，這種從譜繫上引起的邏輯和算術的矛盾，倒是一個正面的證明，因為我覺得這恰恰就是意識同一性的主張實際上為科學（如遺傳說）所證實了的地方，因此這種矛盾和整個吠檀多論點聯繫起來看，也就變得無力了，起碼可以說明，把算術運用到這些事情上是極端不可靠的。至於記憶的徹底喪失（這肯定在許多人的內心深處，是這種生理的虛幻不朽性的最可疑的地方！）即使不從什麼形而上學的角度看它，也可以認為，為了形成這樣東西，這塊可以用來模塑的蠟一遍又一遍地搓平，是多麼地會適應的呵！而這樣東西即使像叔本華所設想的那樣，不想被形成，但事實上仍舊在被形成之中。
　　　　　　　　　　　　　　　　　　　　　　　　（全增嘏　譯）
　　　

　　像康德那樣把整個形而上學一掃而光，是比較容易的。輕輕一口氣就可以把它吹倒，而且並不需要強大的肺活量去鼓起一陣狂風，只要一股強大的勇氣，就能推翻這個年代久遠、受人敬重的紙牌搭成的大廈。
　　但不要以為這樣一來實際上就把形而上學從人類知識的經驗內容中排除出去了。事實上，如果我們真的排除了一切形而上學，那我們就很難對任何科學領域中哪怕是最明確規定的專業部分，作出什麼明白闡述，我們會發現這樣做要難得多，說實在話，也許完全不可能。舉一個很粗淺的例子來說，形而上學包括不加可否地接受放在我們面前這樣一本白紙上密密麻麻印上許多黑字的書中的超物質的——亦即超驗的——意義。
　　更深入一層說，試想人們第一次聽到基爾霍夫和馬赫把物理學的（也是一般科學的）任務，說成是「用最大的全面性和最經濟的思想來描述事實」時，他們都會感到納悶，感到這未免把問題說得太乾巴巴、太空洞了。這種空洞感是我們克服不了的，儘管在理論上我們不得不加以肯定，甚至以熱情的態度接受基爾霍夫和馬赫的這種提法。但是事實上（讓我們老老實實地檢查一下自己），如果把這個提法看成我們的唯一目標，我們就無法在任何科學領域中推動研究工作前進。因為真正把形而上學排斥出去，等於使藝術和科學雙雙喪失靈魂，把它們變成毫無發展可能的枯骨。
　　但思辨的形而上學確已被排斥出去了，康德對它的死刑的判決是推翻不了的。康德以後的哲學，或許直到現在，都顯示給我們形而上學斷氣前的長期痛苦掙扎。
　　作為一個科學家，我認為像我們這些生在康德之後的人，要能一方面在我們各個領域裡逐步樹立起一些障礙來限制形而上學對我們闡述真正事實的影響，另一方面又把形而上學作為普遍知識和特殊知識的必不可少的基礎保存下來，這是個特別困難的任務。這個明顯的矛盾就是問題之所在。我們可以形象地說，當我們在知識道路上前進的時候，我們必須讓形而上學的無形的手從迷霧中伸出來指引我們，但同時又得保持警惕，以防形而上學溫柔的誘惑把我們拉離大路而墜入深淵。也可用另一種形象的比較：在知識道路上前進的大軍中，形而上學無疑是先鋒隊，它在我們不熟悉的敵境內布下一些前哨；我們不能沒有這些前哨，但我們也知道這些前哨容易遭受狙擊。再換一種形象來說，形而上學並不是知識大廈的一部分，而只是腳手架，但沒有這些腳手架，房子就造不下去。我們甚至可以說，形而上學在其發展過程中，可以轉變為「形而下學」亦即物理科學——但這當然不是就像在康德以前有可能出現的那種轉變。也就是說、決不是把原來不確定的意見逐漸建立起來，而始終是通過哲學的觀點的澄清和改變來實現的。
　　我們怎樣正確對待形而上學已經壽終正寢這一聲明呢？當我們離開純粹知識的領域而去考慮整個文化（包括倫理學問題在內）的時候，這對我們說來就是一個更加嚴重而且困難的問題。沒有人比康德對這個問題更加敏感的了；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寫了一部《實踐理性批判》來解決這個問題。
　　近一百年，在一個方向上，西方世界取得很大的進展。這就是說，對時一空事件（物理學和化學）的內容已有了徹底的知識，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一大堆光怪陸離的極廣義的「機制」用來擴大人類意志（技術）的影響。談到這裡，我有必要公開聲明一下，我並不認為自然科學和技術的進步（特別是後者）是歐洲這一時期具有最重大意義的事情。人們一般都歡喜自稱我們這個時代為技術時代，但照我看來，在稍後一個時期人們將會按照它的最光輝和最陰暗的部分，分別稱之為進化思想的時代和藝術衰落的時代。不過我只是順便提一下，我現在要談的是目前發揮最大作用的力量是什麼。
　　這種局部的「像皮病」意味著在西方精神生活中，或者不管我們稱它做什麼，文化和知識的許多方面都被忽略了，甚至比起以前來更加衰落了。這就好像是單一器官的巨大發展對別的器官的發展產生了直接的阻礙和危害似的。許多世紀以來，自然科學受到教會的可恥奴役，但如今它已站起來了，意識到它的神聖權利和尊嚴使命，挾住仇恨和憤怒向它以往的迫害者猛烈攻擊起來；而忘記掉教會雖有許多缺陷和溺職之處，但仍舊是我們最神聖遺產的唯一指定保護者。當年古印度智慧的火花，和被約旦河邊傳道的那位先師重新燃起的火焰，逐漸地、幾乎不為人覺察地熄滅了，在古希臘重新升起的太陽——它的光線使我們的文明開花結果——現在也黯淡下來了。這一切人們幾乎一點兒也不知道了。現在大多數人都沒有什麼信仰可言，沒有什麼導師可以遵循。他們不相信上帝或諸神；在他們看來，教會現在只是一個政黨，道德只不過是繁重的清規戒律；它長期以來依為支柱的那些鬼怪已經不再信得過了，因此它本身也就失掉了任何根據。結果出現了一種返祖現象；西方人類有回到他們早期發展水平（事實上並沒有真正超過那個水平）的危險；極端的放蕩的利己主義已抬了頭，咧著大嘴在笑，它憑著人類原始習慣獲得的粗暴力量，正伸手去撈我們這條船上無人執掌的船舵。
　　　　　　　　　　　　　　　　　　　　　　 （全增嘏　譯）
　　　

　　
　　波普爾（1902——），英國哲學家。生於維也納。1928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5年定居英國，後加入英國籍。曾在倫敦經濟學院。倫敦大學任教。1964年受封為爵士。他是批判理性主義的創始人。50年代後，他的研究重點轉向本體論，提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著有《歷史決定論的貧困》、《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科學發現的邏輯》等。

　　從生物學觀點或進化觀點看，可以把科學或科學進步看作是人類為了適應環境而採取的手段。
　　科學發現總是革命的，創造性的。當然，即使遺傳水平也有一定的創造性：新的試探造成新的環境，產生新的環境壓力，從而對各級水平都帶來革命性的後果。但只有在科學水平下才有以下兩個新情況。最重要的是，科學理論可以用語言來表示，甚至可以發表。理論成了我們以外的客體，可以研究的對象。現在又成了可以批判的對象。這樣，採用一個理論如果不能使我們更好地適應於生存，我們就可以甩掉這種理論——通過對理論的批判，我們可讓理論代替我們死亡。
　　問題很清楚，科學進步的客觀性和合理性，不能歸結為科學家的個人問題。偉大科學和大科學家，像大詩人一樣，常由非理性的直覺所激發。大數學家也這樣。彭加勒和哈達馬德已指出，一個數學證明也很可能是在一種顯然屬於美學靈感的指引下發現，在不知不覺之中試探出來，而不是理性思維指引的結果。
　　我認為阻擋科學進步的最大障礙是社會的，可分為兩類：經濟和意識形態的。
　　在經濟方面，貧窮往往是個障礙。但近年來愈來愈清楚，富裕也會成為障礙：鈔票太多的結果是思想太少。在這樣的逆境中雖然也有進步，但科學精神卻陷入危機。「大科學」可能毀掉偉大科學，刊物激增可能扼殺思想：寶貴的思想反而被這種洪水淹沒了。
　　在意識形態障礙中人們看得最多的，是意識形態的偏執或宗教偏執，一般都帶有武斷而缺乏想像。歷史事例不勝枚舉。值得注意的倒是：即使壓制也能引起進步。布魯諾殉難和伽利略受審對科學進步所作的貢獻，歸根到底可能還大於宗教法庭對科學進步的反對。
　　新思想被忽視的事例很多，如達爾文以前的進化論、孟德爾學說。可以找到大批阻擋進步的障礙。
　　亞默還講過一個更驚人的例子，即1913年對愛因斯坦光子理論的否定。這理論最早發表於1905年，1921年愛因斯坦為此獲得諾貝爾獎金。在推薦愛因斯坦為普魯士科學院成員的申請書中，也寫了否定光子理論這一段。這個文件是由馬克斯·普朗克、沃澤爾·奈恩斯特和其他兩個著名物理學家共同簽署的。文件對愛因斯坦讚揚備至，但要求不要因他的失足（他們顯然深信光子理論也是其中的一次）而反對他。這種過於自信的態度，同一年中居然還經受了密立根進行的一次嚴格的實驗鑒定，真是令人好笑；但我們理當把它看作是科學史中一個重要的插曲，說明最大的專家們有時也會通過最富於自由思想的鑒別而攜手作出武斷的否定，這些人做夢也沒有想去隱瞞他們所相信的東西錯了。對愛因斯坦的「失足」表示遺憾的話，真是再有趣、再有啟發不過了。申請書是這樣寫的：「他有時也會想得太遠，例如他的光量子假說，但是不應當把這一點看得太重。要引進一點真正的新思想，即使是引進到最精密的自然科學中去有時誰也不能不冒一點風險。」說得很好，但沒有說出事情的真相。人總是要冒犯錯誤的風險，但也要冒受到誤解或錯判等不那麼重要的風險。
　　專橫武斷是阻擋進步的一大障礙。我們不但應當通過討論使別的理論也能生存，還應當有計劃地尋求新的理論；什麼時候占統治的理論過分排斥一切，我們什麼時候就應當感到憂慮。如果這種理論達到了一家壟斷的地步，對科學進步的危害就更嚴重了。
　　還有一個更大的危險：一種理論，甚至一種科學理論，也會變成一種時髦思想，一種宗教的替身，一種僵化的意識形態。這就是我的講演第二部分的中心：科學革命同意識形態革命的區別。
　　在一個知識分子（包括科學家在內）很容易陷入意識形態或時髦思想的時代裡，我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可能完全是由於宗教的衰落，由於我們這個無父社會未得到滿足的不自覺的宗教需要。除了各種極權主義以外，我平生目睹了許許多多具有高度文化素養的公開聲明的非宗教運動。
　　第一個例子是哥白尼革命和達爾文革命，這兩場科學革命都引起了意識形態革命。它們雙雙改變了人類對自己在宇宙中地位的認識，就這點而言，這是意識形態革命。就它們各自推翻了一種占統治的科學理論而言，又顯然是科學革命。
　　哥白尼革命和達爾文理論之所以發生那麼大的意識形態影響，看來都是因為同宗教教義發生了衝突。這對我們的思想文化史意義重大，同時又反射到科學史中。但是哥白尼和達爾文同宗教發生衝突這個社會歷史事實，卻同這種科學理論本身的理性價值毫無關係。在邏輯上，也同理論所激起的科學革命毫不相干。因此把科學革命同意識形態革命加以區別就很重要了。
　　我還要舉例說明，有些重大科學革命並沒有引起任何意識形態革命。
　　法拉第和麥克斯韋的革命，從科學角度看，同哥白尼革命一樣偉大，也許更偉大。它改變了牛頓的中心信條，它鼓舞了一代物理學家，卻沒有引起一場意識形態革命來。湯姆遜發現電子（及其理論）也是一場大革命。推翻古老的原子可分性理論所形成的一場革命，足以同哥白尼的成就相媲美。當湯姆遜宣佈這個發現時，許多物理學家都以為他是在開玩笑。這個成就把2400年以來一直在爭奪統治地位的兩種敵對的物質理論，即原子不可分理論和物質連續性理論，一古腦兒都推翻了。要估計這個突破的革命意義，你只要記住，正是它把結構和電引進了原子、從而也引進了物質構成之中，這就夠了。後來到1925年、1926年，海森堡、德布羅意、薛定諤以及狄拉克的量子力學，基本上也是湯姆遜電子理論的量子化。而湯姆遜的科學革命也沒有產生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導致一場意識形態革命。
　　還有許多重大科學革命都沒有觸發意識形態革命，像孟德爾革命。還有X射線、放射性同位素的發現以及超導的發現。這些都沒有引起相應的意識形態革命。克裡克和沃森的革命性發現，我也看不出引起什麼意識形態革命來。
　　最有意思的還是愛因斯坦革命。我是指愛因斯坦的科學革命，但它在知識分子中間產生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卻足以同哥白尼革命或者達爾文革命相媲美。
　　愛因斯坦在物理學中的革命性發現，一個是狹義相對論，它推翻了牛頓動力學，用洛侖茲不變性代替了伽利略不變性。這一次革命可滿足我們的合理性準則：舊理論可解釋為在低於光速的情況下仍然近似正確。
　　但科學革命不管多麼徹底，都必須保留前人的成就，因而不可能真正同傳統決裂，正是這樣，科學革命是理性的。當然我不是說，這就意味著，凡進行這個革命的偉大科學家就應當是完全理性的人。恰恰相反，儘管我在論證科學革命的合理性，我卻猜想，假如真正的科學家成了「不偏不倚」意義上的那種「客觀的和理性的」人，那麼我們將發現，科學的革命性就真會被一種針插不進的障礙擋住了去路。
　　　　　　　　　　　　　　　　　　　　　　　（紀樹立　譯）
　　　

　　
　　狄拉克（1902——），英國物理學家。生於布里斯托爾。1926年獲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32年成為該校教授。1930年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他在描述原子現象的量子力學方面有較大貢獻。他提出了相對論形式的薛定諤基本方程，即狄拉克方程。在理論上曾預測到正電子。1933年他與薛定諤因建立新型原子理論而同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我打算與你們談談一個理論物理學家是如何工作——他是怎樣著手嘗試去更好地理解自然規律的。
　　一個人能回顧他過去所做的工作。這時他心中有個基本希望，希望他可以得到一些在處理目前的問題時有價值的啟示或教訓。我們過去必須處理的問題與今天的問題在根本上有很多相同之處，評論一下過去成功的方法對目前的工作可以有所幫助。
　　理論物理學家的工作程序可以分成兩大類。其一是在實驗基礎上開始工作。為此，必須與實驗物理學家們保持密切的接觸，知悉他們得到的全部結果而試圖使這些結果適合一個全面的令人滿意的圖式。
　　另一種程序是在數學基礎上著手工作，考察並批判現在的理論，設法確認其中的錯誤，然後努力消除它。這裡的困難在於要消除這些錯誤而又不破壞現存理論的巨大成功。
　　存在著這樣兩種普遍程序。當然，它們之間的差別不是一成不變的。在兩個極端之間有各種等級的程序。
　　遵循哪一種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研究的課題。對於一個不甚瞭解的課題，人們正在那裡開闢完全新的天地，他們完全被迫遵循依據實驗的程序。對於一個新的課題，人們起初僅僅收集實驗證據並對它們進行分類。
　　例如，讓我們回想一下上一世紀我們所確立的元素週期表的知識是怎樣積累的吧。開始，人們只是收集材料並對它們進行整理。隨著週期表的建立，人們才逐漸得以相信它。到最後，在週期表接近完成時，人們完全有把握預言，哪裡有空白，以後會發現一種新原子來填補這一空白。這些預言全部實現了。
　　當前，關於高能物理學的新粒子存在著一種十分相似的情形。這些粒子已經填進一個表，人們對這個體系是那麼相信，以致一旦發現有空白，就能預言將發現一種粒子來填補它。
　　在物理學的每個被瞭解得很少的領域中，如果人們不想沉湎於幾乎肯定是錯誤的荒唐的推測的話，就必須固守實驗基礎。我並不想一概而論地責備推測。它可能是有趣的，或許是間接有用的，即使它的結果是錯誤的。人們總應保持開放的頭腦來接受新思想，因此人們不應該完全反對推測。但必須小心，不能過於陷入推測。
　　我要提一下，我發現最好的想法通常並不是在人們積極尋求它們時得來的，而是在人們處於放鬆狀態時得來的。布洛克教授曾對我們說過他如何在火車上捕獲一些想法，而且常在旅行結束之前完成這些想法。我卻不是這樣，我常在星期天獨自長途散步，散步時，我往往以悠閒的方法去回顧當前的情形。這種場合常常證明是富有成果的，雖然散步的目的在於休息而不在於探索。
　　正是在一次這樣的場合中，我想到在對易子和泊松符號之間的聯繫的可能性。我並不十分瞭解泊松符號是什麼，因此不能確定這個聯繫。到家後我發現，我那裡沒有一本書解釋了泊松符號，因此我不得不焦急地等待第二天早上圖書館開門，我要證實這個想法。
　　原子物理學的最終目標是得到合適的初始方程，由此可推演出整個原子物理學。我們距此還很遠，向這個目標前進的第一步是完成低能物理學理論，這就是量子電動力學，然後推廣到越來越高的能量。但目前的量子電動力學不能適應數學美的高標準，我們期望基本物理理論有這種數學美。目前的量子電動力學還使人覺得，仍然需要在基本思想上有激烈的變革。
　　　　　　　　　　　　　　　　　　　　　　　　　　（曹南燕　譯）
　　　

　　
　　湯川秀樹（1907——1981），日本物理學家。生於東京。1938年獲大阪帝國大學理學博士學位。1939年任京都大學教授。1948年至1953年在美國任教。日本帝國科學院和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日本物理學會和美國物理學會會員。主要從事基本粒子和力場研究。發現新的基本粒子「介子」。還於1936年發現「K俘獲」現象。由於這些貢獻，於1949年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著有《量子力學入門》等多種。

　　像我們這些從事科學研究和教育的人，每年總想做點獨創性的工作。不但我們自己，而且還希望青年人都能發揮具有獨創性的創造精神。怎樣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呢？這是我經常考慮的一個問題。然而，科學家要想發揮獨創性，幹點出色的工作，確實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在長期研究生活中，能夠做到這點的人也是屈指可數的，機會也是難得的。同樣都認為是在發揮創造性，但其大小程度實際上也是不同的。假若能發揮一點點創造性，那麼也算是取得了一些成績；如果稍微大一點，一生一次……當然，這一次也是難得的。若能做出兩次，也已經是相當了不起了。但一次也無建樹，莫如說是常見的。
　　如果說運氣好，一次就成功了，或者說特別走運，兩次都成功了，即使這樣的話，那麼，在那些其他漫長的歲月裡，到底幹了些什麼呢？用功了？玩了？還是休息了？……不管是怎樣度過的，但在這段時間裡並沒有發揮什麼創造性。不僅搞學術是這樣，就是從事藝術或技術工作的，不管想怎樣拚命地幹，想發揮獨創性，但順利地發揮出來也是少有的。這樣說是否就意味著其餘的時間就完全是虛度了呢？當然不是那個意思。5次，10次，即使都失敗了，也決不能洩氣，失敗100次還是要繼續干，只能在那種反覆失敗的過程裡尋求某些成功的機會。
　　是否可以這樣說，一個研究人員的經歷，一般也是30到40年，在這30到40年裡，能有一次或二次成功就是很不錯的。即使一次也未見效，只要努力，也一定會從中得到教益。不能說沒有成功就絲毫沒有意義。關於這類問題，我想只限於就與自己專業有關的科學家的創造性講些個人的看法。

　　堅持己見是個必要條件

　　像方纔所說的那樣，所謂研究工作，只要自己有能力，即使已經發現有失敗的可能時，也應該繼續下去。有時雖也認為停止研究工作就好了，但又捨不得放棄，自己覺得還是應該幹下去。幸運的是，對於我們這樣在大學裡工作的人有個退休的規定。如京都大學，曾把退休年齡規定為60歲，戰後改為63歲。究竟是60歲合適還是63歲合適，其說法也因人而異。不管怎樣，反正有個退休問題，所以總想一定努力堅持到退休。如以失敗告終的話，那也只好死心塌地！雖然這樣想，但是不死心的人們仍然認為，即使不在大學，只要自己努力幹，還是有希望的。
　　若從我們學者的經歷來考慮，在這個問題上我是很主觀的。主要原因是從事學術工作本身就需要堅持己見，也就是依靠「己見」來幹工作。恐怕從事學術工作的人們一定都是懷有這種「己見」的。但是「己見」強烈到什麼程度？堅持到什麼程度？這是因人而異的。但決不能說因為堅持己見就能作出貢獻。不管怎樣堅持己見仍舊未能作出貢獻的人也的確是有的。如果用數學上常用的話來說，就是要使某一個問題成立，應該有必要的充分的條件。我認為，堅持己見確實是必要的條件，但它也確實不是充分的條件。
　　為什麼持有「己見」？這個問題不大容易說清楚。如果進一步考慮的話，我認為這和人本身存在的非常深刻的內部矛盾有著密切的關係。世界上有普通的人，有傑出的人，也有無所作為的人、古怪的人或超群的人等等，他們也具有各式各樣的類型。
　　大體劃分的活，一類聖者，也就是像所謂聖人那樣的人，這已經是屬於「大徹大悟」的類型了。我自己遠未達到這種程度，所以對聖者或聖人的情況不太瞭解。但我認為這種類型的人是沒有己見的。他們在過去可能有，但後來克服了。
　　與此相對應的另一種類型——天才，或者雖未達到天才水平，但卻已具有相當優秀才能而勤奮從事自己工作的人。這類人或許有那樣的覺悟也未必可知，但仍然還是帶有一些「己見」的。用一點不大好聽的話來說，也就是「固執己見」吧。人，過於出類拔萃的話，我看就不能從事學術或藝術工作了。和聖者、聖人不同類型的天才或接近天才的人，自己頭腦裡總是殘存著深刻的矛盾。對某一種觀點持有己見時，對相反的觀點也並不容易從自己的頭腦中清除出去。不是這樣吧？也許不是這樣？換個別的辦法是否會好一些呢？科學家就是這樣在相信與懷疑之中日夜不倦地工作著。
　　當然不能一概而論，我們從事的理論物理、基礎物理研究工作就屬此類。某位科學家堅信某一學說，看來好像百分之百的相信，但料想不到的是，自己頭腦裡也在考慮著相反的觀點。這樣的事也不少吧！善於工作的人就是這樣。也正因為這樣，才有驚人的力量。自己完全覺悟了的話，就不必再寫論文了。寫論文這件事，好像為的是給別人看的，其實首先是讀給自己聽的。

　　天才和怪人

　　不管怎樣，只要內心有了那樣的矛盾，就會以某種形式表現出來。表現形式可能有各種各樣，尤其叫人看著有點奇怪時，那就成為聖人了。能夠做出點奇事情的人，才被認為是天才。但是天才和怪人並不完全一致，雖然是天才，但有時可能幹出怪人的行為來。但幹出怪人的行為，並不一定是天才。人們的性格是很奇怪的，總是喜歡說別人如何非凡如何出奇，所以很願意把怪人說成是天才，不像怪人的人，說成天才總覺得不夠意思。對於自己熟悉的人，能夠進行正確的評價，也不致於評價過高。若是遇到不熟悉的人時，稍微有點古怪就認為傑出人才也未可知。相反，沒有古怪脾氣的就不認為是天才。實際上是容易產生這種判斷的。但是，獨創性真正發揮出來沒有？莫如說是自己的靈魂深處還隱藏著內部矛盾，並且很激烈，這就涉及到怎麼解決的問題。我認為這裡有兩種情況：一是在其外部表現為怪人時；二是外部沒有表現出來，從外部看來沒有什麼出奇的。
　　不管哪種情況，所謂矛盾和固執己見，兩者具有密切聯繫。但究竟是包含著矛盾，還是在一個問題上堅持己見？簡單講，堅持己見也有各種不同的情況。如有非常遠大的理想，儘管是不容易達到的，也許是十分遙遠的，但想要完成這樣任務的人，他的工作視野和規模就會逐漸擴大，取得巨大工作成果的可能性就會隨之而來。與此相反，一生之中，始終庸庸碌碌的可能性會是很大的，我認為這是一個根本點。

　　記憶力、理解力、演繹邏輯能力

　　所謂創造性，是一時很難說清楚的問題。從表面看，它也是有著重要的歷史或社會意義的。若不從問題的性質上，不深入到內部或不從內部來觀察的話，我認為那是難以抓住其本質的。
　　前面曾說過堅持己見和自己頭腦裡有矛盾的重要性。當然，只有這些還是不夠的。一提到創造能力，就容易聯想到一種好像與其相反的能力，如記憶力等。實際上，記憶力非常好，在學校學習時成績優秀的人，出了校門之後，一向無所建樹，就是成為專家也未能搞出什麼獨創成果的也大有人在。另外還有一個所謂理解能力的問題。理解事物的能力很強，但自己提不出獨創性觀點，這種類型的人也是司空見慣的。但是，記憶力和理解力是發揮創造性的必要基礎，這是人所共知的。
　　所謂理解力，說來簡單，但是其中包含著各種因素。如合理的思考能力就可以認為是其中的一種。如果把它想得更狹窄一些，就成為邏輯的，特別是演繹邏輯的思考力了。從某一前提出發，經過理論上的推導則可得出結論。也就是因為這樣而得出這個結論。這樣反覆推論下去，就能成為發揮創造性的基礎，或者作為工具，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只有這些還是不夠的。如果只說演繹邏輯能力的話，恐怕電子計算機更為優越，速度也更快，在操作中勞累、搞錯或者中斷等現象都是很少出現的。現在的電子計算機也有記憶能力，但跟人相比時，在記憶數量這一點上，計算機還是遠遠落後的。不管怎樣說，計算機是具有記憶力和邏輯思考力的，但是我們不能說計算機有創造力。若是那樣的話，除此之外，人還有什麼能力呢？

　　類推

　　人的各種智能，都是大腦活動的結果。任何人都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這種能力，但跟創造性工作有著最密切聯繫的是類推的作用。關於類推的作用很早以前就曾有過論述，各位聽了我的說明以後，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我們想使別人理解一個難懂的問題時，常用的辦法是列舉眾人皆知的事例進行比喻。因為跟已知的事物相類比，即使是很難理解的問題電好像容易使人接受，這就會使說者和聽者雙方都能明白。但關鍵是要找到跟疑難問題相似而易懂的事例。某人若能用易懂而相似的事例，使任何人都認為難懂的問題得到解決的話，就可以說是開始發揮了真正的創造性。實際上，在古代的哲學書籍中，例如在希臘和中國的古書中，有很多「例如」的字樣。古代的思想家，實際上用這種所謂「例如」的辦法，不只向人們傳授了很難懂的思想方法，而且恐怕他們之中自己依靠這種類推而達到獨創性思想水平的人也是很多的。
　　即使是現在，如果能正確地運用這種「例如」，也會使人感到滿意和高興。為了使別人承認「確實是這樣」時，「例如」是起著巨大作用的。如果在事後能夠細緻地思考一下的話，確實是被那種「例如」所吸引，自己也深感找到了意料不到的結論。當自己考慮什麼新的問題或想弄清什麼疑難問題的時候，「類推」在今天也還是相當起作用的。
　　關於創造性這個問題涉及到各個方面。正好我是研究理論物理的，所以只講跟我有著密切聯繫的方面。從現今開始，正在進入比過去的機器文明更為高度發展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創造性就不那麼重要了吧？大家可能都在同樣地考慮著這個問題。持有這樣消極悲觀看法的，我想可能大有人在。但是機器文明越是向前高度地發展，在那個世界裡，人類得怎樣才能更進一步地發揮創造性呢？這是每個人都必須要加以認真考慮的問題。笛卡兒已經在300年前就研究過自我培養理智的問題了。處在現代的我們，不但不能自我培養，而且由於客觀上的原因，成年累月到處奔波，連這樣的事情都不太知道的話，那不是將要處於十分狼狽落後的狀態嗎？為了擺脫那樣的處境，請回憶一下笛卡兒，研究他的一些觀點，我認為是有幫助的。
　　　　　　　　　　　　　　　　　　　　　（陳耀亭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