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德（1822——1895），法國微生物學家、化學家、近代微生物學的奠基人。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理學博士。在微生物發酵和病原微生物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工業微生物學和醫學微生物學的基礎，並開創了微生物生理學。發明了「巴氏消毒法」。在傳染病研究方面也卓有成就。主張生命只能來自生命的「生源論」。著有《乳酸發酵》等。

　　有一天，我忽然感覺到那使細菌減低毒性的發明的前途是很遠大的，便親自跑到我的家鄉，好得些幫助來建立一種規模宏大的實驗室，它不但可以應用預防癲狂病的方法，並且可以研究傳染和險惡的疾病。這一天，我得到了很滿意的援助。
　　這座偉大的建築如今終於落成了。我們可以說，沒有一塊石頭不是慈善的思想的物質的表徵。這個建築物是集合了各種道德而造成的啊！
　　我走進這座建築，我的悲傷使我握緊了我的拳頭，因為我是個落伍的人了，我的周圍沒有一個導師了，也沒有一個競爭的同伴了，沒有了竺馬斯，沒有布賴，沒有了包耳·伯爾，也沒有了福耳比羊，福耳比羊先生對於癲狂病的治療法是一位最誠懇、最有力量的擁護者。
　　他們都不在世了。我雖然沒有引起他們的辯論，但是我曾經忍受過他們的不少的辯論。如果他們不能夠聽見我宣佈我需要他們的勸告和輔助，如果我在他們死後覺得悲傷，那麼我想到我們共同開創的事業永遠不會滅亡，心裡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我的合作者們和我的學生們對於科學都有同樣的信仰。
　　我的親愛的合作者們，你們從最初的時刻起就有了這樣的熱心，你們永遠地保持著吧。但是你們還得給它找個不可分離的伴侶，這就是嚴格的觀察。遇到不能用簡單而確切的方法證明的，切切不要前進！
　　你們一定要尊重批評家。他既不是一個思想的喚醒者，又不是一個大事業的興奮者。但是，如果沒有他，一切又難免是錯誤的。他終歸有一個最後的一言。我現在向你們所要求的，也即是你們將來向你們的學生們所要求的，的確是發明家所最難能可貴的。
　　你相信你在科學上發現了一個重要的事實，你很殷切地想發表，而你一天一天地、一週一周地、一年一年地忍耐著，總想推翻你自己的實驗，必要等到一切相反的假設完全消滅了之後，才宣佈你的發明。是的，這的確是很不容易的事啊。
　　但是，在盡了許多努力之後，終歸可以得到確定的結果，到那時候，你就會感受到人類的靈魂所能感覺到的一種偉大的快樂；而一想到他的祖國也因此榮耀，這快樂就更加不可思議了。
　　科學固然沒有國界，然而，科學家應該有自己的國家，應該將他的工作在這個世界上所能產生的力量貢獻於他的國家啊！
　　主席先生，如果您允許我談談你出席這個工作廳所引起的我的哲學的思想的話，我就得說：兩個相反的定律如今是在鬥爭著。一個是血與死的定律，每天只想像著新的戰鬥法，使各民族永遠作戰場上的準備；一個是和平與工作的定律，只想到解除那些包圍著人類的苦難。
　　一個只尋覓那些強暴的征服，一個只是想方設法地維護人道。後者把人類的生命放在一切的勝利之上。前者卻為個人的慾望而犧牲千千萬萬的生命。以我們為工具的定律竟要在屠殺場中醫治那戰爭定律的流血的傷口。我們用消毒的方法做成的那些繃帶能夠救活成千上萬的傷兵。究竟是哪一個定律能夠克服另一定律呢？這只有上帝知道。但是，我們所能保證的是：法國的科學一定要順著人道的定律，努力去擴大生命的界限。
　　　　　　　　　　　　　　　　　　 （丁柱中　譯）
　　　

　　
　　戈爾德溫·史密斯（1823——1910），英國科學家、歷史學家。1845年畢業於牛津大學。曾任牛津法學和近代史欽定講座教授。1868年赴美國，後定居加拿大。1872至1874年主編《加拿大人月刊》，並創辦《星期》和《旁觀者》。著有《現代史》、《牛津大學的變革》、《美國政治史》、《愛爾蘭歷史和愛爾蘭問題》等。

　　物理科學所從事的是什麼？比起可理解的世間萬物和可想像的時間，更不消說是無限與永恆，它只不過是對某個單一的點的觀察，只是在某一瞬間的體驗。根據這類信息，除了可以建立起人類自然生活所必需的那些日常規則和程序之外，還能保證我們可建立起其他所有的規律嗎？我們讚歎科學發現是多麼偉大。那的確偉大，但這偉大並不屬於它們所揭示的東西，而是屬於它們所給予的啟示。天文學有其實際用途，但其最偉大的成果是對無限空間的認識，並由一個啟發人的思想將此普及開去。天文學上的這種揭示，只能像望遠鏡把星星展示在天文學家眼前一樣。
　　繁星點點的天空憑借科學的幫助給人類帶來的種種想法，並沒有什麼規則。科學能說明日落的色彩，但她說不清楚人們的幽思傾瀉自何種苦樂之壺。這類東西人人都能感覺到，智力越高，感受到的便越多。這類東西是人性的一部分，那麼為何它們就不能像人性的其他任何組成部分一樣成為哲學之堅實基礎呢？不過，假如它們成為哲學之堅實基礎，則物質法則之堅牆便瓦解，並通過物質世界的全部規則傾注一種影響，那種對應於我們自己的精神的個人影響。
　　科學最終發現的是固定不變的東西，這又是真的嗎？這些在生物進化階梯上出現的東西，各個行星系統從各自的中心逐漸進行的那種演變等等，它們顯示的只是創造力嗎？難道它們不是顯示了某種東西？由於缺乏合適的詞彙，我們姑且將之稱為創造性的努力，一種對應於人類養活自身和積累財產的努力。在可以發覺有努力存在的地方，精神難道不會再一次統御一切？
　　一個視野僅是一小點、生存僅是一秒鐘的生物，看到大畫家拉斐爾之筆移過理想的風帆，它看到這支筆在自己生存的那一秒鐘裡，沿著一個特定的方向，移過自己的那個小點，於是它得出結論：表明這個方向的關係式就是全部秘密。
　　大詩人亞歷山大·蒲柏關於牛頓的科學發現的詩句既真實又富生命力：
　　
　　很久很久以後的一天，
　　高級生靈的眼裡看到的是
　　世人闡述全部自然規律的情景。
　　他們讚歎竟有這等世俗智慧，
　　進而展現牛頓式的科學家，
　　恰似我們的展示一個類人猿。

　　如果它們無法像我們的展示類人猿那樣展示某個牛頓式科學家，或者不能像我們顯示出類人猿的狡詐行為那樣顯示出牛頓的某個科學發現，那是因為牛頓並不僅僅是智能，而是個在其領域內辛勤工作的有精神的生靈；也因為他的發現不僅是對聰明的回報，也是對美德的回報。我們可以想像靠萬能之力造就的某個單一的視覺器官，它一眼所能看到的東西比所有牛頓式的科學家能發現的還多得無法估量。但具有這種器官的動物決不會比有精神的生靈更高級。
　　科學作為物質利益的源泉和歸納推理的訓練學校，對此我們絲毫沒有忘懷，但我們冒昧地問一句：精神世界的巨大秘密是有可能在科學的實驗室裡發現呢，還是被啟示給那些只填滿了科學思想、並只以各種科學的方法訓練過的頭腦？說實在的，在那些給了我們關於世界的概括性理論的科學家中，有些人不僅在對事實的看法上有片面性，對我們的那些精神屬性現象視而不見，而且缺少進行正常調查研究所必需的兩種能力之一。他們是敏銳的觀察者，但並非是好的推理者。而科學不能指望自己可擺脫推理的規則。我們不能因為如果有證據存在，便會是科學型的證據，因而去相信那並不存在的證據。我們也不能因為那結論可取消人類的精神屬性及其神奇起源，就從一些單薄的、不確定的前提一下跳到這個結論。
　　　　　　　　　　　　　　　　　　　　　　 （張為華　譯）
　　　

　　
　　赫胥黎（1825——1895），英國博物學家。生於伊靈。17歲時開始學醫。1846年在海軍服役，並隨軍艦出海研究海洋生物。1883年任英國皇家學會會長。一生從事動物學、比較解剖學、植物學、古生物學、人類學、地質學和海洋動物的研究。是第一個提出人類起源問題的學者，自發的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者。首次提出「不可知論」一詞。主要著作有《靈長類的比較解剖學》等。

　　我曾經說過，科學家是在理性的最高法庭上對自然界最忠實的詮釋者。但是，假如無知成為法官的顧問，偏見成為陪審團的審判長時，科學家誠實的發言又有什麼用處呢？就我所知，幾乎所有偉大的科學真理，在得到普遍接受以前，那些最有地位的大人物總堅持認為各種現象應直接以神意為依據，誰要是企圖去研究這些現象，不但枉費心機，而且簡直是對神的褻瀆。這種反對自然科學的態度，具有異常頑固的生命力。在每次戰役中，上述的反對態度都被擊潰、受到重創，但卻似乎永遠不會被消滅。今天，這種反對態度已經遭到上百次的挫敗，但是仍然像在伽利略時代那樣猖獗橫行，幸而危害性已經不那麼大了。
　　請讓我借用牛頓的一句名言：有些人一生在偉大真理海洋的沙灘上拾集晶瑩的卵石。他們日復一日地注視著那雖然緩慢，但卻確定無疑地上漲的氣勢磅礡的海潮，這股海潮的胸懷包藏著無數能把人類生活裝點得更高尚美好的珍寶。要是他們看到那些現代的克紐斯１式小人物，儼然坐在寶座上，命令這股巨大的海潮停止前進，並揚言要阻止那造福人類的進程時，他們會覺得這種做法即使不那麼可悲，也是可笑的。海潮漲上來了，現代的克紐斯們只好逃跑。但是，他們不像古時那位勇敢的丹麥人２，學得謙虛一些。他們只是把寶座挪到似乎是安全的遠處，便又重複地幹著同樣的蠢事。
　　
　　１克紐斯：古英王，同時也是丹麥王。為向臣下證明自己並非無能，竟命令海潮停止前進。
　　２指克紐斯。

　　大眾當然有責任阻止這類事情發生，使這些多管閒事的蠢人聲譽掃地。這些蠢人以為不許人徹底研究全能上主所創造的世界，就是幫了上主的忙。
　　物種起源的問題並不是在科學方面要求我們這一代人解決的第一個大問題，也不會是最後一個。當前人類的思潮異常活躍，注視著時代跡象的人看得很清楚，19世紀將如16世紀般發生偉大的思想革命與實踐革命３。但是，又有誰能知道在這新的改革過程中，文明世界要經受什麼樣的考驗與痛苦的鬥爭呢？
　　
　　３指歐洲的文藝復興。

　　然而，我真誠地相信，無論發生什麼情況，在這場鬥爭中，英國會起到偉大而崇高的作用。英國將向全世界證明，至少有一個民族認為，專制政治和煽動宣傳並不是治國的必要選擇，自由與秩序並非必然互相排斥，知識高於威嚴，自由討論是真理的生命，也是國家真正統一的生命。
　　英國是否會起這樣的作用呢？這就取決於你們大眾對科學的態度了。珍惜科學、尊重科學吧，忠實地、準確地遵循科學的方法，將之運用到一切人類思想領域中去，那麼，我們這個民族的未來就必定比過去更加偉大。
　　假如聽從那些窒息科學、扼殺科學的人的意見，我恐怕我們的子孫將要看到英國的光輝像亞瑟王１在霧中消失那樣黯淡下來等到他們發出像基妮法２那樣的哀哭時，反悔已經來不及了。
　　　　　　　　　　　　　　　　　　　　　（石幼珊　譯）
　　
　　１亞瑟王：傳說中的古英王。
　　２亞瑟王后與部下相戀，被禁閉終身。

　　　

　　
　　彭加勒（1854——1912），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科學哲學家。15歲時迷上數學。先後在巴黎綜合技術學校、礦業學校學習。1879年在巴黎大學獲數學博士學位。1881年起在巴黎大學任教。1887年當選為巴黎科學院院士，1908年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他是20世紀初最著名的科學家之一。著有《科學與假設》、《科學之價值》、《科學與方法》等。

　　對於一個淺薄的觀察者來說，科學的真理是無可懷疑的；科學的邏輯是確實可靠的，假如科學家有時犯錯誤，那只是由於他們弄錯了科學規則。
　　數學的真理是用一連串無懈可擊的推理從少數一目瞭然的命題推演出來的，這些真理不僅把它們強加於我們，而且強加於自然本身。可以說，它們支配著造物主，只容許他在比較少的幾個答案中選擇。因此，為數不多的實驗將足以使我們知道他作出了什麼選擇。從每一個實驗，通過一系列的數學演繹，便可推出許多結果，於是每一個實驗將使我們瞭解宇宙之一隅。
　　對於世界上的許多人來說，對於獲得第一批物理學概念的中學生來說，科學確實性的來源就在於此。這就是他們所理解的實驗和數學的作用。100年前，許多學者就持有同樣的想法，他們夢想用盡可能少的實驗來構造世界。
　　人們略加思索，便可以察覺到假設所起的作用；數學家沒有它便不能工作，更不用說實驗家了。於是人們思忖、考慮所有這些建築物是否真正牢固，是否吹一口氣會使之傾倒。以這樣的方式懷疑是淺薄的。懷疑一切和信仰一切二者同樣是方便的答案；每一個都使我們不用思考。
　　不要對假設簡單地加以責難，因此我們應當仔細地審查假設的作用。於是，我們將認識到，不僅假設是必要的，而且它通常也是合理的，我們也將看到，存在著幾類假設；一些是可以檢驗的，它們一旦被實驗確證後就變成富有成效的真理；另一些不會使我們誤入歧途，它們對於堅定我們的思想可能是有用的；最後，其餘的只是表面看來是假設，它們可劃歸為偽裝的定義或約定。
　　最後的這些假設尤其在數學及其相關的科學中遇到。這些科學正是由此獲得了它們的嚴格性；這些約定是我們精神自由活動的產物，我們的精神在這個領域內自認是無障礙的。在這裡，我們的精神能夠作出裁決，因為它能頒布法令；然而，我們要知道，儘管這些法令強加於我們的科學——沒有它們便不可能有科學，但它們並沒有強加於自然界。可是，它們是任意的嗎？不，否則它們將毫無結果了。實驗雖然給我們以選擇的自由，但同時又指導我們辨明最方便的路徑。因此，我們的法令如同一位專制而聰明的君主的法令，他要咨詢國家的顧問委員會才頒布法令。
　　一些人受到某些科學基本原理中的可辨認出的這種自由約定的特點的衝擊。他們想過分地加以推廣，同時，他們忘掉了自由並非放蕩不羈。他們由此走到了所謂的唯名論，他們自問道：學者是否為他本人的定義所愚弄，他所思考、他所發現的世界是否只是他本人的任性所創造。在這些條件下，科學也許是可靠的，但卻喪失了意義。
　　假若如此，科學便無能為力了。現在，我們每天看到它正是在我們的眼皮底下起作用。如果它不能告訴我們實在的東西，情況就不會這樣。可是，它能夠達到的並不是像樸素的教條主義者所設想的事物本身，而只是事物之間的關係。在這些關係之外，不存在可知的實在。
　　這就是我們將要得出的結論，為此我們必須考察一系列學科——從算術和幾何學到力學和實驗物理學。
　　數學推理的本性是什麼？它像通常想像的那樣果真是演繹的嗎？更進一步的分析向我們表明，情況並非如此，它在某種程度上帶有歸納推理的性質，正因為這樣它才非常富有成效。它還保持著某種絕對嚴格的特徵；這是我們首先必須指出的。
　　現在，由於弄清楚了數學交給研究者手中的一種工具，我們再來分析另一個基本的概念，即數學量。它是我們在自然界中發現的呢？還是我們自己把它引入自然界的呢？而且，在後一種情況下，我們不會冒然把每一事物密切結合起來的風險嗎？把我們感覺到的未加工的材料和數學家稱之為數學量的極其複雜、極其微妙的概念比較一下，我們便不得不承認一種差別；我們希望把每一事物強行納入的框架原來是我們自己所構造的；但是我們並不是隨意創造它的。可以說，我們是按尺寸製造的，因此我們能夠使事實適應它，而不改變事實的基本東西。
　　我們強加給這個世界的另一個框架是空間。幾何學的第一批原理從何而來？它們是通過邏輯強加給我們的嗎？羅巴切夫斯基通過創立非歐幾何學證明不是這樣。空間是由我們的感官揭示的嗎？也不是，因為我們的感官能夠向我們表明的空間絕對不同於幾何學家的空間。幾何學來源於經驗嗎？進一步的討論將向我們表明情況並非如此。因此，我們得出結論說，幾何學的第一批原理只不過是約定而已；但是，這些約定不是任意的，如果遷移到另一個世界（我稱其為非歐世界，而且我試圖想像它），那我們就會被導致採用其他約定了。
　　在力學中，我們會得出類似的結論，我們能夠看到，這門科學的原理儘管比較直接地以實驗為基礎，可是依然帶有幾何學公設的約定特徵。迄今還是唯名論獲勝；但現在我們看看真正的物理科學。在這裡，舞台發生了變化；我們遇到了另一類假設；我們看到它們是富有成效的。毫無疑問，乍看起來，理論對我們來說似乎是脆弱的，而且科學史向我們證明，它們是多麼短命；可是它們也不會完全消滅，它們每一個總要留下某種東西。正是這種東西，我們必須設法加以清理，因為在那裡，而且唯有在那裡，才存在著真正的實在。
　　物理科學的方法建立在歸納的基礎上，當一種現象初次發生的境況復現時，歸納法使我們預期這種現象會重複。一旦所有這些境況能夠復現，那就可以毫無顧忌地應用這個原理；但是這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其中有些境況總是缺少的。我們可以絕對確信它們是不重要的嗎？顯然不能。那也許是可能的，但不會是嚴格可靠的。由此可見概率概念在物理科學中起著多麼重要的作用。因而，概率計算不僅僅是玩紙牌人的娛樂或嚮導，我們必須深究其基本原理。在這方面，我只能給出很不完善的結果，因為這種使我們辨別概率的模糊的本能太難加以分析了。
　　　

　　
　　愛因斯坦（1879——1955），德國物理學家。生於符騰堡烏爾姆。早年取得瑞士國籍，1913年重新獲得德國國籍，1933年遷居美國，1940年加入美國籍。1905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09年起歷任蘇黎世大學等校教授，後任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研究員。為反抗納粹，建議並參加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工作。在物理學的許多領域都有重大貢獻。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狹義相對論，並推廣為廣義相對論。還提出了光的量子概念等理論。因發現光電效應定律，於1921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著有《相對論的意義》等。

　　在紀念的日子裡，通常需要回顧一下過去，尤其是要懷念一下那些由於發展文化生活而得到特殊榮譽的人們。這種對於我們先輩的紀念儀式確實是不可少的，尤其是因為這種對過去最美好事物的紀念，必定會鼓勵今天善良的人們去勇敢奮鬥。但這種懷念應當由從小生長在這個國家並熟悉它的過去的人來做，而不應當把這種任務交給一個像吉卜賽人那樣到處流浪並且從各式各樣的國家裡收集了他的經驗的人。
　　這樣，剩下來我能講的就只能是超乎空間和時間條件的、但同教育事業的過去和將來都始終有關的一些問題。進行這一嘗試時，我不能以權威自居，特別是因為各時代的有才智的善良的人們都已討論過教育這一問題，並且無疑已清楚地反覆講明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在教育學領域中，我是個半外行，除了個人經驗和個人信念以外，我的意見就沒有別的基礎。那麼我究竟是憑著什麼而有膽量來發表這些意見呢？如果這真是一個科學的問題，人們也許就因為這樣一些考慮而不想講話了。
　　但是對於能動的人類的事務而言，情況就不同了，在這裡，單靠真理的知識是不夠的；相反，如果要不失掉這種知識，就必須以不斷的努力來使它經常更新。它像一座矗立在沙漠上的大理石像，隨時都有被流沙掩埋的危險。為了使它永遠照耀在陽光之下，必須不斷地勤加拂拭和維護。我就願意為這工作而努力。
　　學校向來是把傳統的財富從一代傳到一代的最重要機構。同過去相比，在今天就更是這樣。由於現代經濟生活的發展，家庭作為傳統和教育的承擔者，已經削弱了。因此比起以前來，人類社會的延續和健全要在更高程度上依靠學校。
　　有時，人們把學校簡單地看作一種工具，靠它來把最大量的知識傳授給成長中的一代。但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知識是死的，而學校卻要為活人服務。它應當在青年人中發展那些有益於公共福利的品質和才能。但這並不意味著應當消滅個性，使個人變成僅僅是社會的工具，像一隻蜜蜂或螞蟻那樣。因為由沒有個人獨創性和個人志願的統一規格的人所組成的社會，將是一個沒有發展可能的不幸的社會。相反，學校的目標應當是培養獨立工作和獨立思考的人，這些人把為社會服務看作自己最高的人生問題。就我所能作判斷的範圍來說，英國學校制度最接近於這種理想的實現。
　　但是人們應當怎樣來努力達到這種理想呢？是不是要用講道理來實現這個目標呢？完全不是。言辭永遠是空的，而且通向毀滅的道路總是和多談理想聯繫在一起的。但是人格絕不是靠所聽到的和所說出來的言語而是靠勞動和行動來形成的。
　　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方法總是鼓勵學生去實際行動。初入學的兒童第一次學寫字便是如此，大學畢業寫博士論文也是如此，簡單地默記一首詩，寫一篇作文，解釋和翻譯一段課文，解一道數學題目，或在體育運動的實踐中，也都是如此。
　　但在每項成績背後都有一種推動力，它是成績的基礎，而反過來，計劃的實現也使它增長和加強。這裡有極大的差別，對學校的教育價值關係極大。同樣工作的動力，可以是恐怖和強制，追求威信榮譽的好勝心，也可以是對於對象的誠摯興趣，和追求真理與理解的願望，因而也可以是每個健康兒童都具有的天賦和好奇心，只是這種好奇心很早就衰退了。同一工作的完成，對於學生教育影響可以有很大差別，這要看推動工作的主因究竟是對苦痛的恐懼，是自私的慾望，還是快樂和滿足的追求。沒有人會認為學校的管理和教師的態度對塑造學生的心理基礎沒有影響。
　　我以為對學校來說最壞的事，是主要靠恐嚇、暴力和人為的權威這些辦法來進行工作。這種做法傷害了學生的健康的感情、誠實的自信；它製造出的是順從的人。這樣的學校在德國和俄國成為常例；在瑞士，以及差不多在一切民主管理的國家也都如此。要使學校不受到這種一切禍害中最壞的禍害的侵襲，那是比較簡單的。只允許教師使用盡可能少的強制手段，這樣教師的德和才就將成為學生對教師的尊敬的唯一源泉。
　　第二項動機是好勝心，或者說得婉轉些，是期望得到表揚和尊重，它根深蒂固地存在於人的本性之中。沒有這種精神刺激，人類合作就完全不可能；一個人希望得到他同類讚許的願望，肯定是社會對他的最大約束力之一。但在這種複雜感情中，建設性同破壞性的力量密切地交織在一起。要求得到表揚和讚許的願望，本來是一種健康的動機；但如果要求別人承認自己比同學、夥伴們更高明、更強有力或更有才智，那就容易產生極端自私的心理狀態，而這對個人和社會都有害。因此，學校和教師必須注意防止為了引導學生努力工作而使用那種會造成個人好勝心的簡單化的方法。
　　達爾文的生存競爭以及同它有關的選擇理論，被很多人引證來作為鼓勵競爭精神的根據。有些人還以這樣的辦法試圖偽科學地證明個人之間的這種破壞性經濟競爭的必然性。但這是錯誤的，因為人在生存競爭中的力量全在於他是一個過著社會生活的動物。正像一個蟻垤裡螞蟻之間的交戰說不上什麼是為生存競爭所必需的，人類社會中成員之間的情況也是這樣。
　　因此，人們必須防止把習慣意義上的成功作為人生目標向青年人宣傳。因為一個獲得成功的人從他人那裡所取得的，總是無可比擬地超過他對他們的貢獻。然而看一個人的價值應當是從他的貢獻來看，而不應當看他所能取得的多少。
　　在學校裡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動機是在工作和工作的結果中的樂趣，以及對這些結果的社會價值的認識。啟發並且加強青年人的這些心理力量，我看這該是學校的最重要的任務。只有這樣的心理基礎，才能引導出一種愉快的願望，去追求人的最高財富——知識和藝術技能。
　　要啟發這種創造性的心理才能，當然不像使用強力或者喚起個人好勝心那樣容易，但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才更有價值。關鍵在發展於孩子們對遊戲的天真愛好和獲得他人贊許的天真願望，引導他們為了社會的需要參與到重要的領域中去。這種教育的主要基礎是這樣一種願望，即希望得到有效的活動能力和人們的謝意。如果學校從這樣的觀點出發勝利完成了任務，它就會受到成長中的一代的高度尊敬，學校規定的課業就會被他們當作禮物來領受。我知道有些兒童就對在學時間比對假期還要喜愛。
　　這樣一種學校要求教師在他的本行成為一個藝術家。為了能在學校中養成這種精神，我們能夠做些什麼呢？對於這一點，正像沒有什麼方法可以使一個人永遠健康一樣，萬應靈丹是不存在的。但是還有某些必要的條件是可以滿足的。首先，教師應當在這樣的學校成長起來。其次，在選擇教材和教學方法上，應當給教師很大的自由。因為強制和外界壓力無疑也會扼殺他在安排他的工作時所感到的樂趣。
　　如果你們一直在專心聽我的想法，那麼有件事或許你們會覺得奇怪。我詳細講到的是，我認為應當以什麼精神教導青少年。但我既未講到課程設置，也未講到教學方法。譬如說究竟應當以語文為主，還是以科學的專業教育為主？
　　對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照我看來，這都是次要的。如果青年人通過體操和遠足活動訓練了肌肉和體力的耐勞性，以後他就會適合任何體力勞動。腦力上的訓練，以及智力和手藝方面技能的鍛煉也類似這樣。因此，那個詼諧的人確實講得很對，他這樣來定義教育：「如果人們忘掉了他們在學校裡所學到的每一樣東西，那麼留下來的就是教育。」就是這個原因，我對於遵守古典，文史教育制度的人同那些著重自然科學教育的人之間的爭論，一點也不急於想偏袒哪一方。
　　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對把學校看作應當直接傳授專門知識和在以後的生活中直接用到的技能的那種觀點。生活的要求太多種多樣了，不大可能允許學校採用這樣專門的訓練。除開這一點，我還認為應當反對把個人作為死的工具。學校的目標始終應當是使青年人在離開它時具有一個和諧的人格，而不是使他成為一個專家。照我的見解，這在某種意義上，即使對技術學校也是正確的，儘管它的學生所要從事的是完全確定的專業。學校始終應當把發展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一般能力放在首位，而不應當把取得專門知識放在首位。如果一個人掌握了他的學科的基礎，並且學會了獨立思考和獨立工作，就必定會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種其主要訓練在於獲得細節知識的人來，他會更好地適應進步和變化。
　　最後，我要再一次強調一下，這裡所講的，雖然多少帶有點絕對肯定的口氣，其實，我並沒有想要求它比個人的意見具有更多的意義。而提出這些意見的人，除了在他做學生和教師時積累起來的個人的經驗以外，再沒有別的什麼東西來做他的根據。
　　　　　　　　　　　　　　　　　　　 （許良英　譯）
　　　

　　
　　尼爾斯·玻爾（1885——1962），丹麥物理學家。生於哥本哈根。1911年獲博士學位。1911年至1916年到英國深造，1916年回國後任哥本哈根大學理論物理學教授。1938年、1943年兩度到美國，曾與愛因斯坦一起研究原子理論，參與了和原子彈有關的理論工作。50年代對創建歐洲核研究中心起過主要作用。曾於1937年到中國講學。玻爾是量子力學創始人之一，哥本哈根學派領袖。科學活動主要在發展原子、分子和原子結構的量子理論方面，並於1922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還獲得第一次原子能和平利用獎。主要著作有《光譜與原子結構理論》等。

　　這一講話題目中所提到的問題，是像人類文明本身一樣古老的；但是，在我們的年代，隨著學術研究和社會活動的與日俱增的專門化，這一問題卻重新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人文學家們和科學家們對人類問題採取著明顯不同的處理方式；對於由這些處理方式所引起的廣泛的混亂，人們從各方面表示了關懷，而且，與此有關，人們甚至談論著現代社會中的文化裂痕。但是，我們一定不要忘記，我們是生活在很多知識領域都在迅速發展的時代，在這方面，常使我們想起歐洲文藝復興的時代。
　　不論當時對於從中世紀世界觀中解脫出來感到多麼困難，所謂「科學革命」的成果現在卻肯定成為普通文化背景的一部分了。在本世紀中，各門科學的巨大進步不但大大推動了技術和醫學的前進，而且同時也在關於我們作為自然觀察者的地位問題上給了我們以出人意料的教益；談到自然界，我們自己也是它的一部分呢，這種發展絕不意味著人文科學和物理科學的分裂，它只帶來了對於我們對待普通人類問題的態度很為重要的消息；正如我要試圖指明的，這種消息給知識的統一性這一古老問題提供了新的遠景。
　　在原子物理學中，我們關心的是無比準確的規律性；在這裡，只有將實驗條件的明白論述包括在現象的說明中，才能得到客觀的描述；這一事實以一種新穎的方式強調著知識和我們提問題的可能性之間的不可分離性。我們在這兒涉及的是一般認識論的教益，它闡明著我們在許多其他的人類興趣領域中所處的地位。
　　特別說來，所謂心理經驗的分析和綜合的條件，一直是哲學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很明顯，涉及到一些互斥經驗的字眼兒，例如思想和情感之類，從剛剛開始有語言時就是以一種典型的互補方式被應用的了。然而，在這方面，需要特別注意主體-客體分界線。關於我們的精神狀態和精神活動的任何無歧義的傳達，當然就蘊涵著我們的意識內容和粗略地稱為「我們自己」的那一背景之間的一種區分，但是，詳盡無遺地描述意識生活之豐富性的任何企圖，都在不同形勢下要求我們不同地劃定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界限。
　　為了闡明這一重要論點，我打算引用丹麥詩人和哲學家保羅·馬丁·摩勒的話；他生活在大約一百年以前，並留下了一本未完成的小說，這本小說至今還被本國的年老一代、同樣也被年輕一代很愉快地閱讀著。在他的叫作《一個丹麥大學生的奇遇記》的小說中，作者對於我們所處地位的不同方面之間的相互影響給出了特別生動和特別有啟發性的說明；這是以一群大學生中間的討論作為例證的，那些大學生有著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對待生活的態度。
　　我將特別提到兩個堂兄弟之間的交談；其中一個對實際事務是精明強幹的，屬於當時乃至現在的大學生們所說的實利主義者的類型，而其中另一個叫做碩士的，卻熱衷於對他的社交活動很不利的那些漫無邊際的哲學冥想。當實利主義者責備碩士，說他沒有能夠下定決心來利用他的朋友們好心好意地提供給他的找到一個實際工作的機會時，可憐的碩士極誠懇地表示了歉意，但是他解釋了他的思索使它遭遇到的那些困難。
　　於是他說：
　　「我的無休止的追問使我不能得到任何成就。而且，我開始想到我自己的關於發現自己所處的那種狀況的想法。我甚至想到我在想它，並把我自己分成相互考慮的後退著的『我』的無限序列。我不知道停止在哪一個『我』上來將它看成實際的我，而且，我一經停止在某一個『我』上，事實上就又有一個停止於其上的『我』了，我搞糊塗了，並且感到暈頭轉向，就如我低頭注視著一個無底的深淵一樣，而我的沉思終於造成了可怕的頭疼。」
　　他的堂兄弟回答說：
　　「我無論如何不能幫助你搞清楚你那些『我』。那完全是在我的活動範圍以外的事，而且，如果我讓自己進入你那些超人的冥想，我就也會成為或變得像你一樣瘋瘋癲癲了。我的路線是抓緊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並且沿著常識的康莊大道前進，因此，我的那些『我』從不會糾纏起來。」
　　完全撇開講這故事時的那種精緻的幽默不談，要想比這個更貼切地說明我們大家都會遇到的那種狀況的各個本質方面，那肯定是不容易的。幸好，在正常生活中，陷入碩士那種可悲境地的危險是很小的；在正常生活中，我們逐漸變得習慣於應付實際需要，並學會用普通語言來傳達我們需要的是什麼和我們想的是什麼。在這種調節中，嚴肅和幽默之間的平衡起著不小的作用；這種平衡在兒童遊戲中非常突出，而在成年生活中也同樣是覺察到的。
　　當轉入多少年來被哲學家們討論過的意志自由問題時，必須特別注意使用沉思和決心之類的字眼時的那種互補方式。即使我們無法說，是由於我們推測自己能做某件事情因而才願意去做呢，還是由於我們願意從而我們才能做這件事，但是我們可以說，能夠盡可能好地適應環境的那種感覺，乃是一種普通的人類經驗。事實上，決心這個概念在人類的思想傳達中起著不可缺少的作用，就如希望和責任之類的字眼一樣；脫離了應用這些字眼時的上下文，希望和責任等字眼同樣是不可定義的。
　　說明意識生活時的主體-客體分界線的可變動性，是和一種經驗豐富性相對應的，這些經驗是如此地五花八門，以致引起了不同的處理方式。至於我們關於他人的知識，我們當然只看到他們的行為，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當這種行為是如此複雜，以致在用普通語言說明它時要涉及自身知覺時，意識一詞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事情很明顯，對於最終主體的一切追求都是和客觀描述的目的相矛盾的，這種描述要求主體和客體處於面對面的地位。
　　這樣的考慮絕無導致對於靈感的任何低估，這種靈感是偉大的藝術創作通過指示出我們地位中那種諧調的整體性的一些特點而提供給我們的。事實上，當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放棄邏輯分析而允許彈奏全部的感情之弦時，詩、畫與樂就包含著溝通一些極端方式的可能性，那些極端方式常被表徵為實用主義的神秘主義的等等。相反地，古印度的思想家們，就已經理解了對這種整體性作出詳盡無遺的描述時的邏輯困難。特別說來，通過強調指出要求回答存在的意義問題乃是徒勞無益的，他們設法避免了生活中明顯的不諧調性；他們懂得，「意義」一詞的任何應用都蘊涵著比較，而我們又能把整個的存在和什麼相比較呢？
　　我們這種論證的目的在於強調：不論是在科學中、在哲學中還是在藝術中，一切可能對人類有幫助的經驗，必須能夠用人類的表達方式來加以傳達，而且，正是在這種基礎上，我們將處理知識統一性的問題。因此，面對著多種多樣的文化發展，我們就可以尋索一切文明中生根於共同人類狀況中的那些特點。尤其是，我們認識到，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本身，就顯示著多樣化的、往往是互斥的一些方面。
　　當處理所謂倫理價值的基礎這一古老問題時，我們首先就得問問像正義和仁慈之類的概念的適用範圍是什麼；這些概念的盡可能密切的結合，在一切人類社會中都是被希求著的。但是，問題很明顯，在可以明確地應用被公認了的司法條款的那種情況下，是沒有自由地表現仁慈的餘地的。但是，正如著名的希臘悲劇家們所特別強調的那樣，惻隱之心是可以使每一個人和任何簡明表述的正義概念發生衝突的。我們在這裡面臨著人類地位所固有的和令人難忘地表現在古代中國哲學中的一些互補關係；那種哲學提醒我們，在生存大戲劇中，我們自己既是演員又是觀眾。
　　當比較不同的民族文化時，我們就遇到依照一個民族的傳統來評價另一個民族的文化的特殊困難。事實上，每一文化所固有的自足性的要素，都密切地對應著作為生物機體中任一物種之特徵的自衛本能。然而，在這方面，重要的在於意識到這一事實：以由歷史事件哺育成的傳統為基礎的各種文化，其互斥特徵是不能和在物理學、心理學以及倫理學中所遇到的那些特徵直接相比的，這裡我們處理的是共同人類狀況的內稟特點。
　　事實上，正如在歐洲史中特別明顯地表示出來的，民族之間的接觸往往造成文化的融合，而融合後的文化仍保存著原有民族傳統的有價值的要素。在這次會議上，關於如何彌補所謂現代社會中的文化裂痕的問題，吸引了很大的注意力；歸根結底，這問題就是一個更狹義的教育問題；對待這一問題的態度，看來不但需要知識，而且，我想每人都會同意，這也還需要某種幽默。但是，最嚴重的任務就是要在有著很不相同的文化背景的民族之間促進相互瞭解。
　　事實上，科學和技術在現時代的急劇進步，帶來了提高人類福利的無比希望，而同時也帶來了對全人類安全的嚴重威脅，這種進步對我們的整個文明提出了迫切的挑戰。當然，知識和潛力的每一次增加，曾經總是意味著更大的責任，但是，在目前的時刻，當一切人們的命運已經不可分割地聯繫起來時，以瞭解人類共同地位之每一方面為基礎的相互信賴的合作，就比在人類歷史中的任何較早時期都更加必要了。
　　　　　　　　　　　　　　　　　　　　　　　（郁韜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