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彩紙，請給我寫點什麼吧！」「給我寫幅匾額吧！」不斷有人來求寫字。彩紙嘛，寫一首自己作的和歌也就行了，至於匾額，寫什麼詞兒卻大傷腦筋。最近，我常常給寫「知魚樂」三個字交差。於是，必定來問：「是什麼意思呀？」這是從（莊子）外篇第十六《秋水》的最後一節裡摘出的詞句。我不能正確地翻譯原文，但是我想，大體上是如下這樣的意思：
　　有一次，莊子和惠子一起在河邊散步。惠子是一位知識淵博、好發議論的人。兩個人來到橋上的時候，莊子說：
　　「魚悠悠然地在水面游著，這是魚的快樂啊！」於是惠子立刻反駁：
　　「你不是魚，怎麼知道魚的快樂呢？」
　　莊子說：
　　「你不是我，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魚的快樂？」惠子辯駁說：
　　「我不是你，自然不知道你的情形。可你不是魚，所以你不知道魚的快樂。怎麼樣，我的論證方法天衣無縫吧？」於是莊子答道：
　　「請從頭說起吧。你問我『你怎麼知道魚的快樂呢』的時候，就是已經知道我知道魚的快樂了。我是在橋上知道魚的快樂的呀！」
　　這段對話好像禪的問答，實則大相逕庭。也可以這樣說：禪是把話頭引向科學所達不到的地方，而莊子和惠子的問答則關乎科學的合理性和實證性，看來惠子的論證方法遠比莊子理路清晰。而且，我覺得不承認所謂魚的快樂這種既不能明確地下定義、也不可能加以證實的東西的一方，是接近於科學的傳統立場的。但是，儘管我是一名科學家，卻對莊子所要說的這一方面有更強烈的同感。
　　粗略地說，科學家對事物的思維方法是處於如下兩極端之間的某個地方。一種極端的思維方法是：「一切未經證實的事物，全不相信。」另一種極端的思維方法是：「未經證實的不存在的事物和未經證實的不可能發生的事物，全不排除。」
　　假如所有的科學家都曾固執地堅持上述兩極端的任何一方，那麼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科學了。莫說是德漠克利特（Demokritos）的往古時代，就是到了19世紀，原子的存在也沒有直接的證明。儘管如此，從原子出發的科學家們對於自然所能達到的認識，卻比企圖排除原子而去理解自然現象的科學家們遠為深而且廣。「一切未經證實的事物，全不相信」這種思維方法過於狹隘，參照科學的歷史來看，這一點就清清楚楚了。
　　雖說如此，但是所謂「一切從實證上或邏輯上完全不能否定的事物全不排除」這種立場則顯然過於寬容。科學家在思考和實驗的過程中必須進行嚴格的選擇。換句話說，或者有意識無意識地排除一切可能性中的大多數，或者必須至少暫時地忘掉它們。
　　實際上，任何一位科學家都不會固守哪一個極端的思維方法。問題在於寧可採取接近兩極端的哪一方的態度？
　　當今的物理學家最不瞭解的是基本粒子的真正面目。它遠比原子為小，這是確定無疑的。但是仔細觀察，我認為它似乎還有其自身的結構。但是，通過實驗去直接分辨那樣微細之處，是近於不可能的。要想仔細觀察一個基本粒子，必須考察：使另外的基本粒子有力地靠近其附近時，顯示出怎樣的反應。但是，在實驗中能夠捕捉到的，並不是反應的現場，而只是兩個基本粒子靠近之前和之後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物理學家的思維方法則容易偏向於上述兩極端的一方。某些人的思維方法，是認為應該只把兩個基本粒子相互遠離的狀態作為問題來研究，或是採取這樣的態度：什麼要考察一個個基本粒子的細微結構，那是毫無辦法的。我則與此相反，相信採取某種方法將能夠合理地掌握基本粒子的結構；只是苦惱於想不出好辦法。我想，這雖然不像莊子知道魚的快樂那樣簡單易行，但是可以說：知道基本粒子的心的日子總有一天會到來。為此，也許必須打破截至今天為止的常識的框框，採取一種奇妙的思維方法。這種可能性是不能預先加以排除的。
　　1965年9月，為紀念《中子論》１發表30週年，在京都召開了關於基本粒子的國際會議。這是一次只有30人左右出席的小型集會。會議期間，在一次晚餐會上，我曾把上述莊子和惠子的問答譯成英語，向來自外國的物理學家們宣讀。大家好像很感興趣。恐怕都在考慮：自己是接近莊子和惠子哪一方呢？我沉入這樣的空想中，感到很愉快。
　　
　　１作者曾預言存在著以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為媒介的中子，並發表《中子論》。

　　　　　　　　　　　　　　　　　　　　　　　　（楊鐵嬰　譯）
　　　

　　
　　錢德拉塞卡（1910——），印度天體物理學家。生於印度拉合爾（現屬巴基斯坦）。先後在印度馬德拉斯大學和英國劍橋三一學院學習，畢業後在三一學院。芝加哥大學從事教學和研究。主要貢獻是發展了白矮星理論及對恆星大氣輻射傳能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恆星結構研究導論》、《恆星動力學原理》等。1953年獲英國皇家天文學會金質獎，1962年獲英國皇家學會皇家獎章。

　　近年來我思考的問題之一，是有關人們從事科學研究活動的動機。我對這一問題的某些思考結果已收進了我的演講文集《真理和美：科學中的美學和動機》。
　　我想探討以下幾個問題：1．在某種意義上講最令人費解的自然特性；2．人們為追求知識而奮鬥的目的；3．人們對這種追求感到滿足的原因。
　　愛因斯坦講過這樣一句話：
　　「關於自然，最令人費解的事實就在於它的可理解性。」
　　這闡明瞭一個深刻的真理，而且在其他一些科學偉人的著作中也找到了印證。例如，尤金·維格納就描寫過兩種奇跡：「自然規律存在的奇跡和人類的智慧預測它們的能力。」薛定諤認為，後面一種人類的智慧能夠預測自然規律的能力，可能遠遠超越了人類理解力的範圍。
　　當開普勒在根據哥白尼體系分析行星軌道時，他發現古希臘數學家們為了尋求他們內在的數學美而研究過的曲線，竟然恰好是用來表示行星的運行軌道所需要的那些曲線。在評論開普勒的這一了不起的發現時，愛因斯坦曾這樣寫道：
　　「看來，人類的智慧能在我們發現某種形式實際存在之前就已事先獨立地將它們構想出來了。開普勒的輝煌成就正是這樣一種事實的最精彩的例證，即知識不能單從經驗中來，而只能通過將智力創造同所觀察到的事實相比較而獲得。」
　　讓我重複一下這一至理名言的關鍵部分：「人類的智慧在我們發現某種形式實際存在之前，就已經事先將它們構想出來了。」
　　如果接受我們在瞭解自然界的「合理性」方面是「無能為力」的這樣一種看法的話，那麼我們對用於科學的一般措辭「追求知識」又作何理解呢？
　　「追求」具有在打獵中所用的「追逐」一詞的一般含義。就我們所處的時代特點而言，我們對「驅逐機」這一復合詞也很熟悉。我們能否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如同被追逐的狐狸或被緊追的敵機一樣，知識就是某種我們預先就知道其存在的東西，而我們的「追求」是為了獲得它呢？當然，被我們歸在「知識」名下的事物的某些方面屬此範疇。因此，發掘很久以前的生物遺留下來的化石或古代文明的遺跡，標度最高的山峰或測定最深的海洋，所有這些都是人類胸懷壯志的戰鬥。
　　但有人可能還會問：那麼知識是否就是我們以同「因為它的存在」而渴望登上珠穆朗瑪峰的登山家們一樣的精神去追求得到的某種東西呢？如果是這樣，當有人告訴我們研究就是一種對未知的探索時，對標繪出當我們在開始對它進行探索時連它的存在本身都還不知道的領域又作何理解呢？當開普勒開始對幾個世紀積累起來的觀測結果進行長期而艱巨的分析工作時，他還並不知道隱藏在浩瀚的觀測細節中的卻是他所發現的質樸的規律。而牛頓在他觀察到蘋果掉地以前，也並不知道開普勒的定律可以用他的運動和引力定律輕而易舉地加以解釋。
　　也許我會被指責為詭辨。事實上可能有人會說，在追求科學知識中，如果人們不是瞄準某個物質，具體的目標，那麼它們的目標就在於擴大作為自然界的主要標記的序列與和諧。實際上，對一個科學家而言，自然規律的序列、和諧、勻一性和普遍性真像珠穆朗瑪峰之於登山家一樣。
　　但這是否就是我們追求知識的全部意義所在呢？舉例而言，我們是否想把新的知識定量化到這樣的程度，以使他人能夠分享它，甚至能夠利用它來給人類帶來歡樂和福利呢？如果我們有這種願望的話，這又會給人們自己的感性認識的提煉和想像力的擴大帶來什麼益處呢？難道華茲華斯為牛頓寫下的著名詩句沒有它的真實含意嗎？他寫道：
　　「一位智者的大理石豐碑永世長存！他獨自馳過了不熟悉的思索的海洋。」
　　真的！有足夠的證據說明，最偉大的藝術家們，在他們大功告成的時候都返回到了他們的自我。
　　我相信，這些最偉大的智者為了擴大他們的想像力而作過的嘗試，也在牛頓的基本原理的遠程性的、分層次的、冰冷的風格中體現出來。這些基本原理的持久的價值，原因就在於牛頓對宇宙的想像力，同樣也在於他憑借這種想像力總結和組織發現的卓越品質。
　　最後，我想談一個人對他的學術上所作的努力感到滿足的原因。
　　也許，我首先應該排除這樣一種「權威」性的觀念，即認為對學問的報償在於揚名和贏得社會聲譽。我想，一個人要拋棄這種世俗觀念，至少他應感到要超脫它。然而，事情卻並非那麼簡單。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不能不受人類的敏感性的影響，以致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對我們所尊敬的同事們的讚賞會完全無動於衷。我相信，我們大家都會以自己不同的方式來表達自己這樣的願望：後人會承認我們用自己有限的能力進行不屈不撓的奮鬥而應該得到的地位。
　　現在，讓我試著直接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明明完全瞭解他自己先天的和經常都可能會遇到的難以逾越的限制，他還是將自己獻身於學問和一種失敗多於成功的永無止境的拚搏生涯呢？在T.S．艾略特寫的《心腹職員》一書中，他已對此作了回答：
　　一個人應該具有一種蠟炬成灰的激情，去從事他難以勝任的事業。
　　　　　　　　　　　　　　　　　　　　（王乃粒　譯）
　　　

　　
　　普裡高津（1917——），比利時化學家。生於莫斯科。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81年任歐共體特別顧問。是比利時皇家科學院院士，美國化學會會員。因對非平衡態熱力學，特別是耗散結構理論的研究成就，於1977年獲諾貝爾化學獎。重要著作有《不可逆過程熱力學導論》。

　　埃爾文有一次在回答許多科學哲學家時憤怒地寫道：「……有一種錯誤傾向，認為科學是和整個人類文化發展的脈絡毫無關係的。其實不然，從科學發展史知道，哪怕在當時是最先進的、深奧的和難於掌握的，離開了整個人類的文化脈絡也都是毫無意義的。理論科學不知道，它的構造中被人認為是很得要領的那些重要方面，最終必定歸於只能抓住有教養的公眾的一些概念和詞彙，並且成為一般世界圖式的重要部分。這種理論科學，我認為，在那裡這一點已被忘記，而且在那裡入會者用那些最多只被少數遊客所懂得的術語互相繼續著冥想。這種理論科學必將從文明人類的其餘部分被剷除掉。無論多麼深奧的閒談可能在極少數專門家的孤獨歡快中繼續著，但在不久的將來，它一定要萎縮、僵化。」
　　整個文化所特有的問題和該文化框架之內的科學的概念發展所特有的問題，就在科學的心臟，我們發現了諸如時間、演化、不可逆性等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每一代科學家都試圖作出回答，哲學家也是如此。
　　我們可不可以用決裂、分離或否定的術語、用把具體的經驗向著更加難以掌握的抽像變換的術語來定義科學的進步呢？我們相信，這種解釋是在認識論水平上的，在其中科學發現了自己的真正歷史情形的一個反映，是科學描述由人及其環境的相互關係所決定的廣泛經驗時理論上無能的反映。但是，這個被認為是胡說的結果，並沒有在它們遭到否認或被宣佈為非法之後而消失。
　　毫無疑問，是存在著科學理論的抽像發展的。但是對於科學發展來說，決定性的概念的革新並非一定具有這種類型。它們常常來自把一些新維度的現實性，例如引入不可逆性的概念或量子化的概念成功地並入科學本身之中。在這兩種情況中（這個說法還可以一般化），革新極好地表明了文化的甚至「意識形態」的脈絡所施行的影響，因而表明了科學的實際敏悟對於它在其中發展的環境所施的影響。
　　斷言這個敏悟，將違背與科學有關的另一個傳統概念，即把它自己從理解自然的傳統形式中解放出來，從而得到發展的思想（它把自己從懶於動腦筋的普通感覺所產生的被叫做偏見的那些東西中得到淨化，從而使這些偏見和理性的「苦修」形成更加鮮明的對照。）從這一點可以得到結論：科學應當是獨立維生而不入世事的人的團體所幹的事務。因此，理想的科學團體應當從社會的壓力和需求中得到保護，科學的進步應當根本上是獨立的過程，從科學家參與其它文化。社會和經濟活動而產生的一切「外部」影響，一切利益，都只能干擾和延遲這個過程。
　　這種抽像的理想，科學家退出去的理想，在另一個理想中找到了同盟者，這個理想就是關於應當說明「真正」研究者的天職是什麼的那些東西，也就是研究者要從世俗變遷中逃脫出來的願望。愛因斯坦描寫了這樣一類科學家，假如賦與天使把一切「無價值」的人——沒有說是在哪一方面——從「科學聖堂」中逐出的任務，那麼這類科學家將會受到天使的「恩惠」。他們幾乎是「極其古怪離群，隱諱無言的孤獨漢。……」
　　「什麼把他們帶進了聖堂？……」
　　把人們引向藝術和科學的最強的動因之一就是逃脫那痛苦煩惱和可憐乏味的日常生活，就是逃脫人們自己變換慾望的羈絆。經過比較精心修煉的人被驅使去逃脫個人的存在，達到客觀地觀察和理解的境界。可以把這個動因比做一種渴望，它會使城鎮居民禁不住地從他那狹小吵鬧的住宅奔向安靜的高山，在那裡，他的眼界能無阻礙地穿透寂靜純潔的空氣，追尋那好像是為永恆世界而造的安逸圖景。
　　和這個反面動因相對，還有一個正面的動因。人類要為他自己，用適合於他的無論什麼方法，去尋求構成一個簡單明瞭的世界圖像，以便在某種程度上用這個圖像去代替經驗的世界，從而征服它。
　　愛因斯坦敏銳感覺到的，在後來被科學所發現的禁慾主義的美與市儈經驗的小漩渦之間的不相容性，容易被另一種不相容性增強。這一次是老老實實的摩尼教的不相容，是科學和社會之間，更確切地說，是自由人類的創造力和政治權力之間的不相容性。在這種情況下，研究工作的完成不是必須在隔絕的黑體中或聖堂中，而是只好在一個堡壘中，或者還可以像德林邁特在他的劇作《物理學家》裡所想像的，在瘋人院中。這個劇中的主要角色，三位物理學家討論推進物理學發展的方法和手段，同時也討論把人類從盜用物理學進步成果的政治權力的可怕後果中保護起來的方法和手段。他們得出結論：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個人已經選擇的方法。於是他們全都決定繼續裝瘋，躲到瘋人收容所裡去。該劇結尾時，如命中注定的那樣，他們發現最後的避難所只是一個幻想。收容所的女所長暗中探查了她的病人，偷竊了他們的研究成果，奪得了世界政權。
　　德林邁特的劇作最後把我們引到科學活動的第三個概念，科學的進步是由於把現實的複雜性歸結為隱藏著的合法性，事實是這樣的，即他已經成功地解決了引力的問題，發現了基本粒子的統一場論，以及最後發現了「萬能發現原理」——絕對權力的源泉。當然，德林邁特使用了誇張的手法來建立他的觀點，但公認的是，科學聖堂中所看到的東西一點也不比宇宙的「公式」少。已經描繪得像一個禁慾主義者的科學的人，現在變成了一種魔術師，一個隔絕的人，是打開一切物理現象的萬能鑰匙的潛在掌握者，因此具有一切有力的知識。這把我們帶回到已經出現過的問題中：只有在簡單世界中（並且尤其是在其複雜性僅是表面現象的經典科學的世界中），任何形式的知識都能提供萬能鑰匙。
　　今天，對科學的挑戰是全面的，因此對於我們來說，把科學從社會中分離出來看來是謬誤的。相反，我們必須把科學活動並入到社會中去。我們必須力圖製造盡可能流動的科學與社會的界面。這樣做的方法之一就是打開新的通訊通道，本書正是依照這種精神寫成的。人類，這次是在前所未有的規模上，把他的自然環境革命化。如謝爾蓋·模斯柯維奇指出的，人類在創造一個「新的自然」。這是必不可免的。正是在這個時刻，我們的世界經歷著人口危機。從本世紀初的15億人開始，到本世紀末我們將達到60億人，在下一個70年中可望達到80億或90億。這本身就暗示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新關係。合理的新形式必須進化。
　　早在2000年前，中國學者莊子寫道：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我們正向著新的綜合前進，向著新的自然主義前進。這個新的自然主義將把西方的傳統帶著其對實驗的強調和定量的表述，與以自發的自組織世界的觀點為中心的中國傳統結合起來。科學的每個偉大時期，都引出某個自然界的模型。對經典科學來說，這個模型是鐘表。對19世紀的科學，對於工業革命時期，這個模型是一個逐漸慢下來的發動機。對於我們來說，這個標誌可能會是什麼呢？也許我們離柏拉圖在比較自然同藝術工作時所作用的概念更加接近了。不是通過人和自然的對立去定義科學，我們把科學看得更像是和自然的通訊。
　　莫諾說，他的結論是：「古代的同盟已經打破。人類偶然地從宇宙中現身，如今他已感到他在這個宇宙的冷淡和不可較量的無限性中的孤單。」也許莫諾是對的。古代的同盟已經打破。我們的任務不是悲歎過去，而是要在人類，在他的知識、他的夢想和自然的探險活動之間建立起新的同盟。
　　　

　　
　　福井謙一（1918——），日本化學家。生於奈良市。1948年獲京都大學博士學位。1951年起任京都大學物理化學教授。長期研究烴類，在量子化學方面造詣頗深。1952年提出前線軌道理論，並用以解釋多種化學反應規律。60年代中期美國化學家霍夫曼提出的分子軌道對稱守恆理論，與福井謙一的前線軌道理論基本同一。這一理論有力推動人們對生命過程的研究並在人工合成新藥物方面得到實際應用。1981年倆人同獲諾貝爾化學獎。

　　我在初中一、二年級時學過中國的《論語》，此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論語》成了我隨時要翻閱的幾本書之一，每次看，都能給我一些新的啟發。我想，任何優秀的古典著作都具有《論語》那樣的廣博性。
　　現在，當我思索有關學問的真諦時，馬上就想起了《為政篇》中的一句話：「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對我來說這是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話雖短，卻一語道破了對待學問的應用的正確態度。真不愧是具有超越時代洞察力的孔子，他辯證地闡述了對做學問至關重要的是什麼。在他看來，學習與思考對於學問就像飛鳥的雙翼，缺一不可。
　　那麼究竟什麼是學習呢？若用現代詞彙來解釋，學習就是收集、積累各種信息。這些信息包括：寫他人的關係，自身的經驗或先人留下的知識等。然而僅僅如此還是不夠的，還需要思考，需要進行純邏輯性的，不摻雜絲毫任意性的思考。
　　現在的問題是，「思考」一詞是否還包括「邏輯性思維」以外的大腦活動。
　　1981年12月12日，瑞典國家廣播電台邀請當年獲「諾貝爾」獎的八位科學工作者登台。我也是其中之一。在這個節目裡，主持人圍繞「科學與人類」這個主題，向我們提出種種有趣的問題。給我提的問題頗難回答：「你認為是否存在對科學的直感？如果存在，它的定義是什麼？」
　　我當時的回答是：「我相信它的存在。」「那麼，它究竟是什麼呢？」面對老練的主持人的追問，我立即答道：「是不依據邏輯思維的選擇。」
　　那麼怎樣才能培養這種對科學的直感呢？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我首先做第一個推論，即是否有「科學的自然認識」。
　　例如，看到一隻蒼蠅在飛，對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性認識，但科學工作者不會滿足蒼蠅是活物所以才會飛這樣一個回答，而看做是蒼蠅體內產生的各種科學的因素才會飛的。由於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回答也就不同。從古希臘直到今天的科學進步，通過客觀細緻的觀察，我瞭解到，成為科學進步推動力的常常是對大自然的這種認識方法，也就是「科學的自然認識」。
　　接下去是第二個推論。在科學的認識中，給科學創新以巨大影響的又是什麼呢？
　　我以為是：直接地、如實地給予我們的真實感受，也就是不依據思維加工的直感。
　　舉個具體的例子。我們初遇A君，在記住他的面孔時，並非像數字型計算機那樣，記住A的額寬多少厘米，眉間多少厘米，兩頰有多少立方厘米的腮肉，而是像相似型計算機那樣，把A的臉部作為一個整體模型來把握，從而也就記住這個人了。
　　大自然就是這麼一種東西，它深不可測，在科學的自然認識中，對科學創新最有影響的，就是直接地、如實地認識自然。整天和複雜而又單純的大自然打交道的科學工作者，若不靠這種認識方法，就不可能創造出推進科學前進的理論和發現新的科學法則。
　　從以上兩個推論不難看出，所謂科學的直感，正是科學地認識自然與如實地認識自然相結合的一種大腦機制。
　　當然，這不過是推論，還未能用科學加以證明，但是，如果這個推論正確的話，就能夠回答「怎樣才能培養對科學的直感」這個問題了。我想，使自己沉浸在大自然中，切實地接觸它，感覺它的本來面目，就可以豐富科學的直感。
　　我自己在選擇了化學這門知識以後，曾遇到許多良師、摯友和有用的書籍，獲得過許多寶貴的科學信息，同時我也很注意培養自己的邏輯思維能力。可以說，這一切佔了我工作的一大半。但對我立志科研、創新的人生道路起決定作用的，卻是和大自然的接觸，是和能夠培養對科學的直感的大自然的接觸，這種接觸始於「玩得渾身是泥」的少年時代。
　　　　　　　　　　　　　　　　　　　　　　　（戚戈平　譯）
　　　

　　
　　楊振寧（1922——），美國華裔物理學家。生於中國合肥。1938年考入西南聯大。1945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1948年獲博士學位。1949年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從事研究工作。1963年起任庫蘭特研究所管理委員會委員。1966年起任紐約石溪州立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1956年與李政道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字稱不守恆原理，並共獲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著有《基本粒子發展簡史》等。

　　陛下，殿下，
　　女士們和先生們：
　　首先，請允許我感謝諾貝爾基金會和瑞典科學院對我和我夫人的熱情款待。我還要特別感謝卡爾格恩教授，他的引述和他引用的一段中文使我聽了感到格外親切。
　　諾貝爾獎是1901年設置的。就在同年發生了另一件具有巨大歷史意義的重要事件。這個事件後來對我個人的生活道路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並有助於聯繫到我現在參加1957年諾貝爾盛會。承蒙諸位惠允，我將花幾分鐘講一下這個事件。
　　上世紀後半葉，在西方日益擴大的經濟和文化影響的衝擊下，中國面臨一場激烈的論戰。爭論的集點在於中國到底應該吸收多少西方文明。然而，爭論尚未得出結論，感情便代替了理智，在19世紀90年代，人們結伙辦起了義和團，英文叫做Boxers，他們聲稱能以血肉之軀抵擋住現代武器的攻擊。他們採取了盲目和不理智的舉動反對在中國的西方人，並成為1900年歐洲多國和美國軍隊入侵北京的導火線。這就是義和團戰爭，一場野蠻殺戮和無恥掠奪的戰爭。歸根結底，這個事件是由於在遭受到外部日益加深的壓迫和內部日趨衰落腐敗的情況下，自尊的中國人民憤怒而無奈情感的爆發所引起的。從歷史上看，這一事件也一勞永逸地平息了關於中國應該吸收多少西方文明的爭論。
　　那場戰爭於1901年結束，當時簽訂了一個條約。條約中有一款規定中國要向列強賠償共約五億盎司的白銀，這在當時是筆驚人的數目。大約十年以後，作為典型的美國式的友善表示，美國決定把自己的那一份退還給中國，用這筆錢設立一個基金，由基金撥款籌建一所大學，就是清華大學，並為去美國深造的學生提供獎學金。我是這兩項計劃的直接受益者。我父親任清華大學教授，我就生長在這幽僻的、學術空氣濃厚的清華園裡，愉快地度過了我寧靜的童年。這是絕大多數我這一代中國人不幸所不能享有的。後來在這同一所大學裡，我受了二年極好的研究生教育，爾後又得到上述基金提供的獎學金，去美國繼續深造。
　　今天，當我站在這裡和大家談這些事情的時候，我深深地意識到，廣義來說，我是既調和又牴觸的中西方文化的產物。我願意說，我為自己的中國血統和背景而感到驕傲，同樣，我為能致力於作為人類文明一部分的、源出於西方的現代科學而感到自豪。我已獻身於現代科學，並將竭誠工作，為之繼續奮鬥。
　　　　　　　　　　　　　　　　　　　　　　　　　 （寧可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