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賽塔石碑
在拿破侖時代的人們看來，要解讀古埃及象形文字，似乎是天方夜譚的事情。當時波斯的著名東方學家德·薩西曾說：「這是科學無法解釋的一個複雜的問題。」
事有湊巧，這時卻發生了一件令後來埃及學者們欽慕的事。
1799年，法國遠征軍軍官布夏爾在埃及羅賽塔地區附近，發現了一塊非同尋常的黑色玄武岩石碑。第一批知道這件消息的學者們心裡清楚，這塊羅賽塔石碑將是解讀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一把鑰匙。但那懂得這塊碑怎樣使用的人卻在哪裡呢？
這一塊碑面世不久，《埃及信使報》曾登一篇談這塊碑的文章。
再巧也沒有，這份埃及報紙傳到了一個人的家鄉，這個人20年後寫出一篇具有獨創性的文章，他竟然讀出了石板上的文字，從而解開了這個謎。
這個人便是後來的埃及學之父，法國人讓·弗郎索瓦·商博良。
○語言天才
據傳記記載，讓·弗良索瓦剛剛5歲就開始翻譯古文了。他先是憑記憶記住一批古文字，然後同原文對照，用這種方法自學辨認古文。將近7歲時，他第一次聽說埃及這個神奇的國家，但只聽了一次就像海市蜃樓一樣銷聲匿跡了。
無論道聽途說還是親眼目睹者都知道，商博良小時候在菲濟克學校功課並不好。他的哥哥是一個很有才華的語言學家，同時喜歡考古學。因為商博良學習不好，就在1801年把他帶到格蘭諾勃爾去，親自教育他。11歲的弗朗索瓦很快在學習拉丁文和希臘文上表現了罕見的天資，接著就專心學習希伯來文，進步也是驚人的。
他13歲開始學習阿拉伯語、敘利亞語、迦勒底語和科普特語。湊巧的是，不論他學什麼還是做什麼，也不論他有哪些不期然的機遇，都無例外地或多或少同埃及文化有關。每當他著手研究新課題，就無意地向著埃及問題靠近一步。他涉獵了中國古文，為的是考察中國古文和埃及古文之間有無聯繫。
1822年9月27日，商博良向「法國碑文與純文學學院」提交了研究論文，並宣佈了對埃及象形文字的解讀發現。在今天看來，這篇論文正是埃及學誕生的標誌。
就這樣，商博良根據擁有的資料編成了埃及法老王朝的第一部歷史年表，那是1807年的夏季，商博良剛剛17歲。
這稱得起是個大膽的嘗試，因為商博良當時可用的全部資料不過是聖經上的片段和零散歪曲的拉丁、阿拉伯和希伯來文資料；此外只有對照一下科普特文本了。科普特語是唯一的同古埃及語關係較近的語言，直到17世紀埃及北部還流行科普特語。
教育當局得知商博良希望到巴黎進行研究工作，就請他自己命題寫一篇論文。他們以為他只會寫出一篇普通的學生作文而已，哪裡想到他竟寫出整整一本書的構思，書名叫做《法老統治下的埃及》。
1798年8月，一名駐埃及的法國軍官在朱利安要塞的羅塞塔地區，發現了一塊黑色石碑，碑上分別用象形文字、阿拉伯草書、希臘文刻有三段銘文，學者們大膽假設：這是同一篇文獻的三種文字版本。由此，解開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謎似乎有了一線曙先。現今，這塊石碑就豎立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埃及廳的入口處。
羅賽塔碑約有桌面大小，長3英尺9英吋，寬2英尺4英吋半，厚11英吋。碑體為磨光玄武岩，「硬得像鎯頭。」一面鐫刻著三段文字，經2000年的風沙侵蝕，已經變得有些模糊了。第一段是象形文字，共11行；第二段是通俗體文字，共32行；第三段是希臘文，共54行。
希臘文！這是可以看得懂的！
拿破侖手下一位懂希臘文的將軍立刻著手翻譯這段希臘文字。這是公元前196年埃及教士寫的一道教令，內容是讚頌托勒密·埃庇范努斯（古希臘天文學家）的功績的。
亞歷山大港法軍投降後，這塊碑和法軍從埃及弄走的許多文物一起運到大英博物館去了。幸虧「委員會」早已命人把這塊碑和其它文物做了石膏複製品。這些複製品運到巴黎之後，學者們就聚集在周圍進行對比研究了。
之所以是對比研究，是因為三段文字的安排本身就說明它們的內容是相同的。《埃及信使報》已經說過，羅賽塔碑上可以找到通往這個過去的王國的鑰匙，通過它有可能「用埃及人之口來說明埃及。」在正確地譯出那段希臘文以後，再設法找到希臘文字和那些象形文字之間的關係，這應該是並不十分困難的。
參加這項工作的都是當時最有名的學者，翻譯工作在英國（使用羅賽塔碑原物）、德國、意大利和法國同時進行，結果卻毫無成績。這些學者無一例外地犯了同樣的錯誤，他們錯就錯在想從這些象形文字裡找到希羅多德的框框裡的東西。這是人類頭腦裡一直存在的一種典型的錯誤觀念。想要揭開埃及文字的奧秘須得像哥白尼那樣徹底改變觀點，要有打破傳統束縛的氣魄。
商博良投身於研究工作中去。巴黎的花花世界與他無緣，他埋頭在圖書館裡，奔走於科研機構之間，學習了梵語、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德·薩西曾把波斯語稱為「東方的意大利語」。總之商博良浸沉在各種東方語言的學習中，他打下了基礎知識，就可以瞭解這些語言在使用中的發展。這時他還寫信給哥哥，請他給他弄一本中文語法，說是「為了消遣」。
他學阿拉伯語達到精通的程度，甚至連聲音都變了樣子。在一次社交場合，有一位阿拉伯人竟把他當作同鄉，因而向他行了加額禮。他從書本上取得關於埃及的豐富的知識。著名的非洲旅行家索米尼·德·馬涅古爾同這位青年談話之後讚歎說：「我們談的一些國家，他瞭解它們簡直像我瞭解我自己一樣清楚！」
法國埃及學學者商博良根據碑銘的希臘譯文，辨認出相應的象形文字。如下這段象形文字，可以讀成：「他說，安寧地來到這裡並穿越天空的人，就是太陽神。」
但在這時他看到了倫敦新做成的羅賽塔碑的複製品以後，再也控制不住，有些躍躍欲試了。然而他還沒有逕自著手破譯碑文，只是把它和一篇紙草寫的古文對比了一下。初步探討這塊黑色石碑以後，他已經能夠「自己弄清楚整整一行字母的正確的價值。」他在1808年8月30日給哥哥的信中寫道：「我把初步收穫交你審查。」他非常謙遜地說明了自己使用的方法，但在語氣之間可以看出這位年青的探索者的含蓄與自豪。
○傳統的誤導
古代作家有幾個人提到過象形文字。到了中世紀，就出現了關於象形文字的各種解釋。希羅多德、斯特拉波和狄奧多魯斯都到過埃及，他們認為象形文字是一種無法理解的以圖示意的文字。公元前4世紀時，荷拉波隆對埃及文字作了詳細的說明（亞歷山大港的克雷芒以及波菲利關於埃及文字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荷拉波隆的意見往往被後人奉為圭臬，因為捨此尚無足以作為根據的材料，而荷拉波隆認為象形文字是以圖示意的。因此在多少世紀以來，人們主要著力於探索這些圖形的象徵性的含義。在這樣的傳統影響之下，許多人就不顧科學地任意亂猜，而立意治學的人則束手無策。
直到商博良把象形文字譯出以後，人們才知道荷拉波隆是大錯特錯了。埃及文字的發展，實際上早已超過原來的象徵符號，例如用三條曲線代表水，用房屋的平面輪廓代表房子，用旗子代表神等等。把這種以形示意的解釋方法用來解釋以後發展起來的文字，結果造成嚴重的甚至荒謬的錯誤。
儘管周圍一片「學術」嘈雜，商博良卻毫不理會，只是耐心地在那裡把材料進行排列、比較和試驗，慢慢地前進著。這時他讀到唐多·德·聖尼古拉神父的一本學究派的小冊子，裡面說象形文字根本不是文字，而只是一種裝飾花紋。商博良不為所動。早在1815年，他在一封議論荷拉波隆的信中寫道：「這本書名叫《象形文字》，但它解釋的不是我們稱為象形文字的東西，而是和象形文字截然不同的雕刻的宗教符號，即埃及人用的各種象徵圖案。我的意見和一般人相反，但我的根據來自埃及文物。埃及的宗教雕刻清楚地表明荷拉波隆所說的象徵符號，如蛇咬天鵝、特定姿態的鷹、天雨、無頭人、鴿子和桂樹葉等，但真正的象形文字是沒有象徵內容的。」
於是在這些年代裡，象形文字就成為形形色色的神秘的伊壁鳩魯主義的集中目標。人們認為希伯來神秘主義、星占學和靈知學的種種理論統統來自象形文字，如同農業、貿易和行政管理的各種理論來自實際生活一樣。象形文字中出現了聖經裡的話，還找到了洪水文學，甚至於迦勒底語、希伯來語和漢語的段落也不在話下。商博良譏諷寫道：「看來好像埃及人完全沒有用自己的語言表達的東西。」
所有這些解釋象形文字的做法，無不或多或少來自荷拉波隆。真正破譯的方法只有一種，它是同荷拉波隆背道而馳的，商博良走的就是這條道路。
有些偉大的發現，假如從它們的歷史背景加以剖析，就會顯得黯然失色。在懂得與它們有關的原理以後再來回顧，許多失誤就會顯得荒謬，許多錯誤觀念就看得出完全是盲目的結果，而許多問題就顯得很簡單。
今天很難想像，商博良要具備多大的勇氣才敢離開荷拉波隆的傳統而另起爐灶。必須記得，無論專業研究工作者還是當時的知識界之所以泥守荷拉波隆的規範，有兩條重要原因：首先，他已被人奉為古代權威，這和中世紀的思想家們尊崇亞里斯多德、後世的神學家們尊崇古代教會的神父的性質很相似。其次，雖然有人私下也許對荷拉波隆有所懷疑，但對於象形文字除非看做是一堆象徵符號或簡化的圖形以外，他們實在找不出別的對待方法。不幸的是從表面看來，象形文字的樣子很令人相信這種說法。另外，荷拉波隆生活在1500年前，比現在的人更為接近晚期的象形文字。假如這可以算做他的有利條件，那就使他的想法更加容易被人接受。在普通人的眼裡，象形文字不過是無數的圖形，而荷拉波隆正是這樣說的。
○法老的信使
學術上的偉大發現很少是按照準確預定的時間做出來的。它是研究者在某一特定問題上長期鍛練自己的頭腦過程中得出的無數成果的總和，是自覺的東西和不自覺的東西、有意的觀察和無意的冥想的交叉點。靈機一動、一蹴而就的現象是非常罕見的。
然而商博良卻發現象形文字是「字母」，或者更準確一些，照他自己一開始的說法：「不是完整的一套按順序排列的字母，然而是注音字母。」
商博良發現這一事實的確切日期已不可考，但應該說，從發現這一點後，他就明確地捨棄荷拉波隆的學說，並且找到了破譯象形文字的正確途徑。但這種經過多年辛勤勞動的收穫能說是靈感的啟發嗎？能說這是瞬間的偶然現象帶來的幸運嗎？實際上，商博良一開始想到把象形文字當成拼音字母的時候，他自己都立刻否定了這個想法；當時他還把帶角毒蛇的圖形當成f；並且錯誤地認為象形文字中不可能存在一整套拼音結構。
一段埃及象形文字的譯文
人的兒子，我的復仇者，門赫普萊爾，願他永生，我煥發著對你的愛，保護著：我的手，你的肢體，用生命的保障。多麼甜美啊，你的友情在我胸懷。我把你放在我的心坎，我讚賞你，我把你的力量和威嚴灑遍各地；向你表達我的焦慮，因為上天的靠山是有限的。
其它研究象形文字的人還有斯堪的納維亞人佐伊加和阿克布拉德、法國人德薩西以及著名的英國學者托馬斯·揚。他們都看出羅賽塔碑上的這些古埃及世俗體的銘文是一種「字母拼成的文字」，這樣就解決了問題的一部份；然而至此他們就一步也不能向前邁進了，有的就此罷休，有的向後倒退了。德薩西公開承認自己已經完全失敗，他說這些象形文字「像諾亞的方舟一樣，仍然是不可捉摸的東西。」
托馬斯·揚由於採用了拼音的方法，因而在破譯羅賽塔碑上的古埃及及世俗文體的銘文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績，但他也在1818年更改了自己的主張；他譯「托勒密」這個詞的象形文字時，竟把這些字隨意地分為字母、單音節詞和雙音節詞三類。
至此就看得很清楚：兩種不同的方法帶來截然不同的結果。一種方法以自然主義者托馬斯·揚為代表。他有才華，這是不容置疑的，但對於語言學卻不甚了了。他採用了按圖求解的方法，把文字進行比較研究；並且巧妙地增加一些東西。儘管他具體譯出的象形文字寥寥無幾；而且完全不懂它們在拼音方面的意義，但是商博良後來證實，在揚譯出的221組文字中，有76個是正確的，這就表明揚具有非凡的直覺的理解力。商博良精通十幾種古語，由於他懂得科普特語，所以在探索古埃及語的實質方面遠較托馬斯·揚高出一籌。揚不過猜中了少數單字或字母的含義，而商博良看出了語言本身的內在體系。他不是零碎地譯出幾個字，而是把古埃及的語言變得讀得出。學得會了。在找到基本原則以後，他立刻看出，破譯工作一定要從若干國王的名字入手；但這已經是他醞釀已久的想法。
1820年，經由旅行家的記述、畫家的描繪，又拿破侖遠征軍中學者的研究，列入的埃及文物大量增加。許多建築物的殘片、雕像、器物，甚至文獻、紙莎草紙手稿和淺浮雕的壓模，被帶到歐洲。這些文物開始吐露自己的故事，把古埃及的點點滴滴呈現在世人眼前。
何以必須從國王的名字人手呢？上面講過，羅賽塔碑上的銘文是三種文字表達的一篇通告，內容講的是教會授給托勒密·埃群法尼斯王以神聖的榮譽。其中的希臘文是可以直接閱讀的，它把這個意思講的很清楚；部分像形文字當中有一個橢圓圈，裡面刻著幾個符號，後來人們認為這是一種裝飾。
可以看出，在通篇銘文裡只有這種裝飾是用來表示加重語氣的。可以有理由認為裡面的符號是用埃及文寫出的國王的名字，因為只有國王的名字應該是大書特書的。也可以設想，任何具有一般學識的人都可以從中找到幾個組成「托勒密」這個字的字母（古體字母），從而辨認哪些是代表這八個字母的象形符號。
任何偉大的發現事後看來都似乎是簡單的。1400年來，埃及文字的研究工作被荷拉波隆的傳統觀念搞得煙霧瀰漫；因之商博良的另闢蹊徑就是一件非凡的成就。事有湊巧：商博良的這個理論在腓力方尖碑上的銘文中得到了證實。這塊碑由考古學家班克斯於1821年運到英國，碑上同樣刻有象形文字和希臘文，等於第二塊羅賽塔碑。同樣地，文中也有刻著托勒密這個名字的裝飾紋樣；另外還有一組象形符號，經過同希臘銘文對照，確定為埃及文的「克婁巴特拉」。商博良把這幾組符號上下排列寫下來。
1828年，埃及學學者商博良考察了卡納克。他抄寫阿蒙神廟牆壁和廊柱上的文獻又浮雕，終於揭開了廢墟的秘密。在被人遺忘了20個世紀之後，卡納克遺址終於掀開了她的面紗，恢復其本來的面目。
腓力方法碑上的兩塊「裝飾紋樣」，它們幫助商博良找到了破譯象形文字的途徑。
可以明顯看出，代表「克婁巴特拉」一詞的第二、第四和第五個符號，各同「托勒密」的象形文字的第四、第三和第一個符號相符。這樣就找到了破譯象形文字的鑰匙，而這也就是打開埃及古文化的一切門鎖的鑰匙。
現代的人們懂得，象形文字是一種非常複雜的、變化無窮的文字體系。現代的學生學習象形文字，感到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然而這卻是當年商博良在獨具創見的基礎上付出巨大努力的研究成果。儘管商博良在理解像形文字方面成績卓著，但在當時，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困難重重的，這是因為3000年來象形文字出現了許多變體，現代的人們已經十分瞭解這些變體，懂得「古體」埃及文有別於「新體」，而「新體」又不同於「現代體」；但在商博良之前誰也不知道這些變化；即便有的學者有所發現，從而譯出了一個字，下一個字卻又束手無策了。
○埃及學之父
商博良在埃及學上雖然理論非凡，但在他破譯象形文字之前，從未親臨埃及進行過考古發掘。可以想像當他1828年率考古隊踏上埃及時，就如同一位動物學家用骨骼和化石復原了恐龍的身軀，突然回到白堊紀站在活恐龍面前一樣的驚訝。
商博良從亞歷山大城到阿斯旺，跑遍了整個埃及。陪同的人有一些經驗豐富的畫家，包括內斯托·洛特，還有一個由羅塞裡尼率領的意大利小組。他在阿布辛博待了15天，到處閱讀、翻譯和抄寫文獻。翌年1月，他從烏阿迪·哈爾法發賀年卡給達西埃：「順著尼羅河從河口走到第二瀑布之後，我可以說，我那封關於象形文字字母的信不必作任何修改。我們的字母是正確的；這字母表可用來釋讀羅馬人時代和托勒密時代的埃及文物，更可用在法老時代的神廟、宮殿和陵墓裡的碑文上。這可真令人興奮！」
從埃及回到法國，3年後商博良逝世，這是新興埃及學的巨大損失。之後他的《埃及語法》及《埃及和努比亞古文物》在巴黎出版，接著先後出版了後人編纂的第一部埃文詞典和《註釋》、《碑文》等書。這些加上繼續研究的成果，使得後來的埃及學家們不僅能讀，而且能寫埃及古文了。
商博良的精神和成就，成為第一批埃及學者的典範。日後的埃及學學者，借助他的發現，才得以正確研究古埃及文明，也為後來埃及的考古發掘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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