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事物的理解並不是那麼公正且富有理性的，而是要受到強烈的主觀願望和個人感情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科學可以被稱做「某人所期望的科學」。一個人更願意相信他所傾向的東西，而不是真理。因此，他因為缺乏研究的耐心而排斥困難的東西；因為目光短淺而排斥神聖的東西；因為迷信而排
斥大自燃中深奧的東西；因為傲慢和自大而排斥經驗的啟示；因為順從無知的平民的意願而排斥未被普遍認可的東西。簡而言之，個人感情會通過種種途徑，而且有時是令人難以覺察地，影響人們對事物的理解。
——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1620）
我的父母去世多年了。我和他們非常親，至今仍無比懷念他們。我知道我將永遠想念他們。我熱切地相信他們的精神、他們的個性，所有這些我所如此熱愛的東西，仍然——毫無疑問地、真實地——存在於某個地方。我並不要求有多麼長的時間——每年有個十分鐘八分鐘的就夠了——去同他們講講他們的孫子孫女們，去給他們講講最近的新聞，去讓他們知道我愛他們。我想知道他們過得好不好——不論這聽起來有多麼幼稚——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一切都好嗎？」我想問他們。我發現，在我父親即將離開人世的那一刻，我對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多保重」。
有時候我會夢見和我的父母在談話。突然之間——當我仍沉浸在睡夢之中時——我強烈地感覺到他們並沒有真的死去，那全都不過是一種可怕的誤會。你看，他們不就在這兒嗎，活得好好的？我父親正在講著有趣的笑話，我母親則滿懷慈愛地讓我圍上圍巾，因為天氣很冷。我醒來後，把為他們治喪的整個過程又很快地回憶了一遍。坦率地講，我開始有一點相信人死後仍然具有生命，而對於到底有沒有嚴肅的證據毫無興趣。
因此，我絕不會去取笑一位可能是在她丈夫的逝世之日來掃墓，並且時不時和她的丈夫聊上幾句的婦女。這並不難以理解。假如我對同她談話的那個實體的身份不能理解的話，那也沒有什麼關係。那並不是這件事的關鍵。這事的關鍵在於，人要有人情味。至少有1/3的美國成年人相信他們在某種程度上與死去的人有接觸；從1977年到1988年，這個數字上升了15個百分點；有1／4的美國人相信來生。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就會相信「通靈者」們所自吹的本領。他們聲稱能夠接通相處異地的親人們的靈魂。我知道，這類活動中充滿了欺詐。我明白我多麼想相信我的父母只不過是拋棄了他們的肉體軀殼，正如昆蟲或是蛇類蛻去它們的皮，然後到另一個世界去。我知道正是那些個人的感情，可能會使我輕易地成為一次並不聰明的騙術的犧牲者，成為不熟悉他們自己的無意識思想的普通人的犧牲者，或是成為那些深受精神分裂、神經錯亂之苦的人們的犧牲者。對這些問題我考慮了很久，它們引起了我從懷疑主義角度的一些思考。
為什麼，我問我自己，那些通靈者除了無用的東西以外，從未提供給我們一些可供證實的信息？為什麼亞歷山大大帝從不告訴我們他的墓葬的確切位置？為什麼費爾馬從不告訴我們有關他的大定理的事情？為什麼約翰·威爾克斯·布思從不告訴我們謀殺林肯的陰謀？為什麼赫爾曼·戈林從不告訴我們關於德國議會縱火案的事情？為什麼素福克勒斯、德謨克利特和亞里斯塔克從不向我們口授他們的早已失傳的作品？難道他們不希望後世的人們找到通往他們偉大著作的路途嗎？
如果有人提供了一些有關人死後有生命存在的有價值的證據，我將迫不及待地去檢驗它們。但那些證據必須是真實的科學事實，不能只是些奇聞軼事。對於火星上的圖案和外星人綁架這類事，我想，更令人信服的事實要比使人陷入遐想的傳說好得多。
「通靈」、招魂術及其它形式的巫術，其基本的前提是，當我們去世時我們卻沒有死。這並不確切。是我們的某些思想、感覺和記憶依然存在。我們被告知，不論是什麼，這些東西——精神或是靈魂，既不是物質也不是能量，而是些其它的東西——能夠在以後重新進入人的身體和其他生物的體內。因此，死亡就不再令人覺得那麼痛苦了。另外，我們還有了一個機會——假如招魂者和通靈者的說法是真的——去和已經死去的我們所愛的人們進行聯繫。
華盛頓州的J·Z·奈特聲稱同某個叫「拉姆薩」的3．5萬年前的人有接觸。那人的英語講得相當不錯，他利用奈特的舌頭、嘴唇和聲帶發出了一種在我聽來像是印度拉傑地區口音的聲音。因為大多數人知道如何說話，而且許多人——從小孩子到專業演員——都具有控制他們聲音的技巧，所以最簡單的假設就是拉姆薩的談話全是奈特女士自己裝出來的，她從來沒有與什麼來自於更新世冰期的、不依附於肉體而存在的實體接觸過。如果有什麼反面的證據，我倒很願意聽一聽。要是拉姆薩能夠自己講話而不必借助奈特女士之口，那它顯然能夠給我們留下更深的印象。否則的話，我們怎麼才能檢驗奈特女士所聲稱的東西呢？（女演員雪莉·麥克萊娜證實說，拉姆薩是她在大西洲的一個兄弟，但那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假設拉姆薩可以在這裡回答我們的提問，我們能否確定他是不是他所自稱的人呢？他怎麼知道他生活在3．5萬年前呢，即便是近似地估計？他用的是哪種日曆？有誰會跟蹤這千萬年間所發生的事情？
3．5萬年間所發生的事情比我們所知道的多一些還是少一些？3．5萬年前的世界是什麼樣的？要麼拉姆薩真的是3．5萬年前的人，那麼我們就能知道一些有關那個時期的事；要麼他是個騙子，他——或不如說是她——將會露出馬腳。
拉姆薩生活在什麼地方？（我知道他說帶有印度口音的英語，然而，他們在3．5萬年前就說這種語言嗎？）那時候的氣候怎麼樣？拉姆薩吃什麼？（考古學家們對於那個時代的人吃些什麼倒是略有瞭解。）那時的當地語言和社會結構是什麼？拉姆薩還同什麼人一起生活——妻子、妻子們、子女們，還是孫子孫女們？那時的生活週期是什麼樣的，嬰兒死亡率、人的平均期望壽命都是多少？他們有沒有計劃生育？他們穿什麼樣的衣服？那些衣服是如何製造的？那時最可怕的野獸是什麼？狩獵和捕魚的工具和方法是什麼？他們使用什麼樣的武器？當地有沒有性別歧視？有沒有排外恐怖症或種族中心主義？另外，假如拉姆薩來自於「高度文明」的大西洲，那麼那裡的語言、技術、歷史等等的詳情又如何？他們的文字是什麼樣的？請告訴我們。然而，他們並不告訴我們這一切。他們告訴我們的全都是些陳詞濫調。
在此，我再舉另一個例子。這兒有一些消息，它們不是來自於一個已經不在人世的古人，而是來自於一個我們未知的在麥地裡製造圓圈的非人類的實體。記者吉姆·施納貝爾作了如下記載：
我們對於這個散佈關於我們的謊言的罪惡民族萬分焦慮。我們不是通過什麼交通工具來到這兒的，我們沒有駕駛著什麼機器降落在你們的地球上。……我們就像風一樣來到這裡。我們是生命之力。來自大地的生命之力……來到這裡……我們之間只不過是咫尺之遙……咫尺之遙……而不是百萬英里以外……生命之力比你們體內的能量更加強大，然而我們是相遇在一個更高的生命層次……我們不需要名字。我們的世界同你們的世界是並行的，我們就在你們的身邊……壁壘業已被打破。兩個人將從過去，從大熊座，復活？……世界將充滿和平。
人們之所以把注意力投向這些幼稚的奇跡，主要是因為他們許下了某些類似於古老宗教的諾言，特別是人死後仍有生命，甚至是永生。
多才多藝的英國科學家J·B·S·霍爾丹，不但在許多其它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是人口遺傳學的奠基人之一。霍爾丹曾對如永恆的生命這類問題提出了一個非常與眾不同的想法。霍爾丹想像，在遙遠的未來，一切星體都已黯淡，宇宙空間被一種又冷又稀薄的氣體所充斥。然而，如果我們等待足夠長的時間，那麼這種氣體的密度將會發生統計學上的漲落。經過漫長的時間，這種漲落將大到足以重新組成與我們自己的宇宙相類似的宇宙。霍爾丹指出，假如宇宙是無限古老的，那麼就會有無窮多次這樣的宇宙重組。
因此，在一個有著無窮多種的星系、恆星、行星和生命的，無限古老的宇宙中，會重現一個完全相同的地球，在那上面，你和所有你愛的人將能夠團聚。我將會再次見到我的父母，並可以把他們介紹給他們從未見過面的孫子孫女們。而且，這一切將發生不只一次，而是無窮多次。
然而，不知為何，這並沒能提供宗教所能給予人們的那種安慰。如果對於讀者們和我所共享的這個時代所發生的一切，我們之中沒有人能留下任何記憶，那麼，肉體再生的滿足感，至少在我聽來，是空洞無物的。
但是，在這個想法中，我低估了無限這個詞的含義。在霍爾丹提出的圖景中，將有很多宇宙——實際上是有無窮多的宇宙。在那裡，我們的大腦中將保存著對在那之前的各次輪迴中所發生的事情的全部記憶。這種滿足感是不言而喻的——雖然這是一種有限的滿足，因為我們知道所有那些別的將要來臨的宇宙存在的悲劇和恐怖遠遠超過了當前這一個輪迴中我們所經歷的一切（我再次強調，不是一次而是無窮多次）。
儘管如此，「霍爾丹的滿足感」仍取決於我們生存在一個什麼類型的宇宙中，而且可能取決於是否存在足夠多的物質來最終逆轉宇宙的膨脹，以及真空漲落的特性這類宇宙的秘密。那些深深渴望著死亡之後仍有生命存在的人，看來可能會獻身於宇宙學、量子力學、基本粒子物理學和超限數學。
亞歷山大的克萊門特，一位早期基督教會的教父，在他的《告誡希臘人》（寫於公元190年前後）一書中，駁斥了多神教的信仰。他的話在今天看來也許帶有點嘲諷的味道：
耳朵毫無疑問地只是用來讓成年人聽這類故事的。正如俗話所說，即使當自己的孩子哭得死去活來的時候，我們也不能總是用講神話故事的方法讓他們高興起來。
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沒有那麼嚴的規矩。因為某些我們在情感上認為有道理的原因，我們給孩子們講聖誕老人、復活節兔子和取走你牙齒的仙女（如果晚上把新拔下的牙齒放在枕頭下面，仙女就會把它取走，並留下一個錢幣）的故事。不過，我們又在他們長大成人之前糾正這些神話傳說。為什麼要收回我們所說的話呢？因為孩子們要想成為一個正常的成年人，就要知道這個世界的真實面目。對於一個仍然相信真有聖誕老人的成年人，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對他表示擔憂。
在教條主義的宗教中，「人們不敢坦誠相告，哪怕是面對著自己的心靈」，哲學家戴維·休謨寫道：
對這個問題，他們懷有疑問。他們把毫無保留的宗教信仰當做優點；他們實際上是不虔誠的，但他們通過最鄭重的聲明和最病態的偏執來自欺欺人。
這種不虔誠性對道德具有很深的影響。正如美國革命家托馬斯·潘恩在《理性的時代》中所寫道的：
對宗教的不虔誠，既不屬於信仰的範疇，也不屬於不信仰的範疇；它是一個人宣稱信仰他並不信的東西。精神上的不誠實在社會道德中引起的危害，如果我能如此表述的話，是難以估量的。當一個人墮落到到如此地步，以致出賣他的精神節操，以致公然宣稱相信他並不信的東西時，他就可能會去幹其它任何壞事。
T·H·赫胥黎的陳述是：
道德的基礎是……不去假裝相信沒有證據的東西，不去重複有關那些超出知識可能性之外的事物的無法令人理解的觀點。
克萊門特、休謨、潘恩和赫胥黎所談論的都是宗教信仰問題。但他們所寫的大多數東西都具有更廣泛的意義——例如，對於無所不在的、同整個世界糾纏在一起的我們的商業文明背景：有一個經典的阿斯匹林電視廣告，其中演員們扮成醫生，告訴人們說，同他們競爭的產品中只含有那麼些醫生們竭力推薦的止痛成分——他們不告訴你那種神秘的成分是什麼——而他們的產品則令人激動地含有多得多的上述成分（每片藥中多含有1．2－2倍）。因此，請買他們的產品。但是，為什麼不能吃上兩片那種與之競爭的藥片呢？或是考慮比競爭對手的「常規」產品更有效的鎮痛藥。為什麼不採用更有競爭力的「超強」產品呢？當然，他們也不會告訴我們，在美國每年因使用阿斯匹林而死亡的人數超過1000人，同樣不會告訴我們，每年因使用醋氨酚類藥品，主要是泰勒諾，導致大約5000例腎衰竭。又如，我們在吃早餐時完全可以吃上一片維生素藥片，誰還會在乎哪種麥片粥含有更多的維生素？同樣地，假如鈣只是作為一種營養成分而與胃炎毫無關係，一種抗胃酸劑含不含鈣又會有什麼關係？商業文化中充斥著類似的對消費者的消費行為進行誤導的花言巧語。你沒有什麼好問的。不用想，買就是了。
對產品作出的各項保證，尤其是由真正的或據稱是專家的那些人作出的保證，包含著多如牛毛的欺詐。他們顯出對他們的顧客的智力的藐視。他們導致了普通人對科學客觀性的普遍態度的隱含危險的敗壞。如今，在電視廣告中，甚至有一些真正的科學家，包括一些相當有名氣的科學家，在幫助公司設圈套。它們使人知道科學家們也會為了錢去騙人。正如托馬斯·潘恩所警告的那樣，我們正漸漸變得對撒謊見怪不怪了，而這會為許許多多其它的罪惡埋下伏筆。
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我面前正擺著每年一度的生活大展覽之一「生命大觀」——在舊金山舉辦的新時代展覽——的節目說明書。通常情況下，會有數萬人去參觀這個展覽。非常可疑的專家們在吹噓著非常可疑的產品。這裡有一些推銷廣告：「阻滯的血蛋白是如何引起疼痛的？」「水體，是護身符還是石頭？」（我自有我的看法）其它的內容還有：「既然一塊晶體可以為收音機和電視機聚集聲和光」——這是對收音機和電視機工作原理的一種無知的誤解——「因此，它也能夠放大經過調諧的人類的精神振蕩。」這兒還有一則：「女神的回報——一次產品展示盛典」。另外一則：「同時感應，無與倫比的感知體驗」。那玩藝是由「查爾斯兄弟」提供的。還有，在下一頁：「你，聖——熱爾曼，通過紫色之焰而獲得治療」。鋪天蓋地，全都是關於各種「機會」的廣告——假冒偽劣，無所不有——這就是生活大展覽所展示的一切。
心神錯亂的癌症患者們踏上了前往菲律賓朝聖的漫漫旅途。那兒有所謂的「超感覺巫醫」，他們在手心裡藏著一小塊雞肝或是羊心，裝做伸入患者的體內取出病變的組織，然後得意地把這塊組織亮出來。西方民主政治的領導人在為他們的國家作出某些決策之前，常常求教於占星家和神秘主義者。在公眾要求得到結果的壓力之下，那些手中有一起未破的謀殺案或是失蹤案的警察，就會去請教特異功能感知「專家」。（這些人從未比正常感覺的人猜得更准。可是，那些特異感知者說，警察們照樣趨之若鶩。）有人提出，在特異遙視功能方面，我們與敵對國家之間存在差距。在國會的推動下，中央情報局，動用納稅人的錢，去研究能否通過拚命去想深海中的潛水艇而發現它們的位置。一個「超感知者」——在地圖上使用一個擺，還在飛機上使用「魔杖」——聲稱能找到新的礦藏。一個澳大利亞的採礦公司預支給他大筆的錢，說定如果找礦失敗，此錢無須償還；如果成功，在開發的礦藏中還將有他一部分股份。結果，一無所獲。耶穌的塑像和聖母瑪麗亞的壁畫，由於潮氣而變得斑斑駁駁，但是，成千上萬的善良的人們，卻深信他們自己從中看到了奇跡。
上述這些騙人的鬼話，全都是已被證實或可以推斷出來的。有時，欺騙行為的發生，是無意而為之的，但是起了助長欺騙的作用；有時則是憤世嫉俗者的預謀。通常情況下，欺詐行為的受害者總是處在一種強烈的情緒中——驚異、恐懼、貪婪或是悲傷。輕信那些鬼話，將讓你白白丟錢；這就是P·T·巴努所指出的：「每一分鐘都有一個吸血鬼誕生。」然而，情況可能比這還要危險得多。當政府和社會全都失去了判斷能力時，結果將是災難性的——不論我們對那些輕信鬼話的人懷有多麼大的同情心。
在科學領域中，我們可以從實驗結果、數據、觀察、測量和「事實」出發。如果可能的話，我們會得出許許多多可能的解釋，並且可以對每一種解釋用事實進行系統的檢驗。因此，科學家們在他們接受訓練的過程中，被用一個鑒別謊言的工具箱武裝起來。無論何時，當一個新的想法被提出來以供考慮時，這個工具箱就自然而然地派上了用場。假如那個新的思想可以通過這些工具的檢驗，我們將會滿懷熱情地、雖然是暫時地，準備去接受它。如果你對這些有興趣，如果你即便在那些謊言向你再三保證時也不想使它得逞的話，你可以採取一些防患於未然的措施。這裡有一個可靠的、經過了檢驗的方法。
那個工具箱中裝的是什麼東西？那裡裝的是懷疑的思維方法的工具。
所謂懷疑的思維方法，歸根結底，是一種建立並且理解一個有說服力的論點的方法。尤為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可以識別謬論和謊言的方法。其關鍵不在於我們是否喜歡那個經過了一系列推理而得出的結論，而在於從前提和出發點是否能得出這些結論，以及那個前提是否正確。
這個工具箱中所包含的東西有：
* 只要可能，「事實」都必須經過獨立的驗證。
* 鼓勵見多識廣的各種觀點的支持者們對已有的證據展開實質性的辯論。
* 權威的意見並不重要——「權威們」以往已經犯了不少錯誤，他們將來仍然會犯錯誤。說得更確切一點就是，在科學上沒有什麼權威，最多不過是有一些專家而已。
* 構造出不止一種假說。如果想要解釋某個東西，要盡可能地考慮各種不同的解釋，然後，找出一批檢驗方法，可以用來系統地證偽每一種可能的其他解釋。通過檢驗的，也就是在多種能夠用來解釋的假說中經受住了達爾文物種選擇式考驗的那個假說，相對於那些只不過是在最初的一念之間贏得你的好感的那些想法而言，是正確答案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 盡量避免過分執著於一種假設，僅僅因為那個假設是你提出來的。那只是我們在尋求真知的路程中的一站。問問你自己，你為什麼喜歡那個想法，公正客觀地將之與其他的可能性進行一下比較，看看你是否能找到理由來批駁它。你不這麼做，別人也會這麼做的。
* 定量。如果你要解釋的東西，不管它是什麼，只要含有某些量度，一些數字量，都會非常有利於將你的假說與其他與之競爭的假說區別開來。模糊的、定性的東西往往招致多種解釋。當然，我們不得不面對的許多定性的觀點中可以尋找到一些真理。然而找到它們是一種更具有挑戰性的工作。
* 如果推理是一環套一環的，那麼其中的每一環都必須是正確的（包括前提），不能僅僅是大部分正確。
* 奧姆的剃刀。這個方便的經驗法則告誡我們，當我們面對兩個可以將資料解釋得同樣好的假說時，選擇簡單的那一個。
* 不斷地問這個假說是否能夠——至少是在理論上——被證偽。不可檢驗、不可證偽的命題是沒有多大價值的。想一想那個宏大的構想，即我們的宇宙以及其中的一切，都不過是一個更大的宇宙中的一個基本粒子——比如說，一個電子。但是，假如我們永遠不可能從我們的宇宙之外獲取信息的話，那麼這個想法難道不是不能被證偽的嗎：你必須能夠核實這些論斷。你必須給予根深蒂固的懷疑主義者一個弄清楚你的推理過程，重複你的實驗並看看他們是否有能得到同樣結果的機會。
要信賴經過認真設計和控制的實驗，這是關鍵，正如我在前面試圖強調的那樣。僅僅通過冥想，我們是學不到太多的東西的。我們總是傾向於接納我們能想到的第一個候選的解釋。有一個比沒有要好得多。但是如果我們能想出不止一個解釋，又會怎麼樣呢？我們將如何取捨？我們不作決定。我們讓實驗來作。弗朗西斯·培根給出了經典的理由：
辯論不能滿足新發現的需要，因為大自然的精妙比辯論所需要的精妙高明許多倍。
對比實驗是必要的。舉一個例子來說，假如有人聲稱一種新藥對某種疾病的有效率為百分之二十，那麼我們必須確信，有一組對照試驗人群，吃下了被告知是新藥的糖片後，沒有同時出現百分之二十的患者症狀減輕的現象。
各影響變量必須是可以分離的。假設你暈船了，同時給你一個針壓手鐲和50毫克的麥可立秦。你發現不適感消失了。是什麼在起作用——手鐲還是藥片？只有當你在下一次再暈船時，只採用其中的一種治療方法，你才能弄明白。現在，假設你並不想為了獻身科學而去體驗暈船的滋味，那麼你就不可能分開上述變量。你將再次同時採用兩種治療手段，因為你達到了你所期望的實際目的；至於更進一步的知識，你會說，不值得為了去獲得它而自找苦吃。
通常，實驗必須在「雙盲」條件下進行，這樣，那些期望著某種發現的人，就不會處於一種可能對結果的評價構成潛在危害的狀態中。例如，在試驗一種新藥的時候，你可能希望那些判斷哪個患者的症狀減輕了的醫生，不知道哪些患者採用了新藥。因為對這些信息的瞭解，會影響他們的判斷，雖然或許只是無意識地。相反，症狀減輕者的名單與那些使用新藥的人的名單應是相近的，而且兩組名單必須是獨立地確定的，然後，你才能判斷存在什麼樣的相關性。又如，當警察處理一批嫌疑犯或是進行相片識別時，負責的官員不應知道誰是犯罪嫌疑人，以免有意或無意地對證人產生影響。
除了教會評價我們提出的要求該如何做之外，任何好的謊言鑒別工具箱還應當教我們不要去做什麼。它幫助我們識別最常見的和危險的、邏輯上和修辭上的謬誤。在宗教和政治領域中，可以找到許多很好的例子，因為它們的實踐者們總是被迫去評判兩個相反的命題。這些謬誤包括：
* adhominem——「針對人」的拉丁語，指攻擊人而不是觀點。（例如，牧師史密斯博士是一個有名的聖經原教旨主義者，因此，他對進化論的反對是不值一提的）；
* 權威的論點。（例如，理查德·尼克松總統應當連任，因為他有一個終止東南亞戰爭的秘密計劃——但是因為那是機密，所以選民們無法去評估它的價值；這種論調等於是說，應當信任他，因為他是總統——而這最終被證明是一個錯誤）；
* 因果倒置推理。（例如，上帝一定是在對人們施以懲罰和獎賞，因為假如沒有這一切，社會將會毫無法紀，充滿危險——甚至可能無法治理。或是：一個引起公眾關注的謀殺案的被告一定會被發現是有罪的，否則的話，就會鼓勵其他的男人去謀殺他們的妻子）；
* 求助於無知——聲稱沒有被證明是錯誤的東西必定是正確的。反之亦然。（例如，因為沒有強有力的證據可以證明UFO沒有來訪問過地球，所以UFO是存在的——因而宇宙中的另一個地方存在著智慧生物。或是：宇宙中可能存在著70種文明的世界，然而我們並不知道其中有哪一個世界具有比地球人類更高的道德水平，因此我們仍然是宇宙的中心。）這種概念不清的浮躁思想可以用一句話來駁斥它：缺乏證據並不是不存在證據。
* 特別辯護經常用來挽救那些在修辭上陷入很大困難的觀點。（例如：一位仁慈的上帝，怎麼可能僅僅因為一個女人違背了他的戒律而引誘一個男人吃了一個蘋果就用讓未來一代又一代的人們陷入痛苦的煎熬的方法來懲罰他們？特別辯護：你根本不理解有關自由意志的精妙教義。在同一個人的身上，怎麼會同時存在著聖父、聖子和聖靈？特別辯護：你不懂上帝三位一體的神聖秘密。上帝怎麼能容忍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追隨者們——他們被命令以各自的方式遵循有關仁慈與同情的神聖的道德準則——在如此漫長的時間內犯下如此多的野蠻的罪行？特別辯護：你還是不瞭解自由意志。不管怎麼樣，上帝的行為都是神秘而不可知的。）
* 迴避問題，或是想當然地回答問題。（例如，我們必須設立死刑來抑制暴力犯罪。但是，當死刑設立之後，暴力犯罪率是否真的有所下降呢？昨天股市下跌，是因為一次技術性的調整和投資者取走紅利——然而是否有獨立的證據可以證明「調整」和利潤提取所起的作用呢？從這種一廂情願的解釋中，我們能學到什麼有用的東西嗎？）
* 觀察的選擇性，也稱做列舉有利的條件，或是如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所形容的，記住成功，忘掉失誤。（例如，一個州會大肆吹噓出了多少總統，卻閉口不提成群的殺人犯。）
* 對很少的數目進行統計——同觀察的選擇性非常類似。（例如，「他們說五個人裡有一個是中國人。這怎麼可能？我認識成百上千的人，可其中沒有一個是中國人。你的真誠的。……」或是：「我連續擲了三個七。今晚我不可能輸了。」）
* 對統計特性的誤解。（例如：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對發現整整有半數的美國人的智力低於平均水平表示震驚和憂慮。）
* 自相矛盾。（例如，謹慎周密地對一個可能存在的軍事對手制定出計劃，以應付可能出現的最壞的局面，而對有關環境危機的科學項目卻置若罔聞，因為這些危機還沒有被「證實」。把前蘇聯人口平均壽命的下降歸因為多年之前的社會主義的失敗，卻從未將美國的高嬰兒死亡率（現在是主要工業國家中最高的）歸因為資本主義的失敗。覺得宇宙將會在未來永遠繼續存在下去是理所當然的，但卻認為宇宙可能擁有無限的過去是荒謬的。）
* non sequitur——拉丁語：「不是必然推論」。（例如：我們的民族必將強盛，因為上帝是偉大的。然而幾乎所有的民族都自命不凡地把這當做真理。德國人的說法是「上帝與我們同在」。）通常，那些陷入非必然性推論的謬論，都不過是沒有認識到會存在多種可能性。
* post hoc，ergo propter hoc——拉丁語：「它發生在後，故而它是由前者引起的」。（例如，馬尼拉大主教，齋米·卡迪諾·辛，說：「我認識…一個26歲的婦女，她因為服用（避孕）藥物而顯得像60歲一樣老。」在婦女獲得選舉權之前，世界上本沒有核武器。）
* 無意義的問題。（例如，當一個無法抗拒的力作用於一個無法移動的物體時，會出現什麼結果？但是，假如存在不可抗拒的力這種東西的話，就不可能有無法移動的物體。反之亦然。）
* 排除中間狀態，或是採用錯誤的二分法——在存在有許多中間可能性的連續統一體中，只考慮兩個極端。（例如，「當然，聽他的；我丈夫是完美無瑕的；我總是錯的。」或是：「你不是熱愛你的國家，就是仇恨它。」或是：「如果你不是在解決問題，那麼你就是在搗亂。」）
* 將短期和長期對立——排除中間狀態的一個子集，但因為它如此重要，所以我將之單獨提出來，以引起特別的注意。（例如，我們無法制定為營養不良的兒童提供食品和對學齡前兒童進行教育的計劃。我們迫切面臨的是對付發生在街道上的犯罪。在我們面臨著如此巨大的預算赤字的時候，為什麼要去探索宇宙或是探究基礎科學問題？）
* 連續遞推？——與排除中間態有關。（例如：如果我們允許在懷孕的頭幾周內墮胎，那麼，我們就不可能禁止殺死一個發育完全的嬰兒。或是相反：如果政府甚至對九個月的胎兒也不許墮胎的話，那麼它馬上就會告訴我們，對我們剛懷上的胎兒該怎麼辦了。）
* 混淆相關性和因果性。（例如，一個調查顯示，大學畢業生中的同性戀比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的人中的同性戀要多，因此，教育使人們變成同性戀者。或是：安第斯山區的地震發生在天王星經過其近地點的時候，因此——不顧對於更近、質量更大的木星缺少這種相關性——後者是前者的起因。
* 樹靶子——醜化一個觀點，使之易受攻擊。（例如，科學家們猜測所有有生命的東西只不過是碰巧跑到了一起——這種說法有意地對達爾文主義的主要觀點——自然界是通過用進廢退的方式而進化的——視而不見。或者——這也是一個短期／長期問題上的謬誤——環境學家們對蝸牛、鵜和花裊比對人要關心得多。）
* 隱瞞證據，或是蓄意欺騙的半真半假的陳述。（例如，一個準確得不可思議的、被廣泛引用的有關裡根總統遇刺的「預言」在電視裡播出；但是——一個重要的細節——這是在事件發生之前還是在事件發生之後拍攝下來的？這些政府的弊病必須通過革命來根除，即使是要做一個煎蛋卷，你也得打碎幾個雞蛋。是的，但這是否會變成一場比在前一制度統治下還要死多得多的人的革命呢？其他革命給我們提供了什麼樣的教訓？是不是所有反對暴政的革命都是人民所期望的和從人民利益出發的呢？）
* 模稜兩可的話。（例如，美國憲法規定的權力分離制度，明確規定了美國在沒有國會聲明的前提下是不能介入一場戰爭的。另一方面，總統被賦予了外交控制權和發動戰爭的權力。而這是可以使他們自己得以連任的一個強有力的潛在手段。因此，任何一個政黨的總統都可能會策劃發動一場戰爭。他們揮著旗子，把戰爭叫做——「政治行為」、「武裝進入」。「保護性反應打擊」、「維持和平」、「保護美國利益」，以及各種各樣的行動，如「正義行動」。有關戰爭的種種委婉的說法，是為了政治的目的而對語言進行再創造的一大類型。塔列郎說：「政治家們的一門重要的藝術，就是為種種行為和制度尋找新的名字，他們的老名字已被公眾所深惡痛絕。」）
對於這些邏輯上和修辭上的謬誤的瞭解，使我們的工具箱更加完善。同所有的工具一樣，這個鑒別謊言的工具箱也會被誤用，被用在其適用範圍之外，甚至會取代思考而成了一種死教條。但如果能夠明智地應用，它會使這個世界的面貌煥然一新——不僅僅是用於在我們向別人提出自己的論點之前檢驗一下它們。
美國煙草工業每年贏利500億美元左右。在吸煙與癌症之間存在著統計相關性，煙草業承認這一點。但他們說，這不是一種因果關係。他們暗示，這裡有一個邏輯上的謬誤。這可能意味著什麼？或許那些有遺傳性患癌傾向的人也有遺傳性的嗜好麻醉品的傾向——所以癌症和吸煙之間可能會有相關性，但癌症卻不是由吸煙引起的。這類牽強附會的關係可能會被不斷地發明出來，這正是科學家強調對照實驗的原因之一。
假如你在許多老鼠的背上塗上煙焦油，同時觀察許多幾乎完全一樣但卻沒有被塗上焦油的老鼠的健康情況。如果前者患了癌症而後者沒有，你就可以確信這種相關性是有因果聯繫的。抽煙時將煙吸入，患癌症的幾率上升；不吸入，則患癌率保持在背景水平。對於肺氣腫、支氣管炎和心血管病來說也是如此。
當第一個研究工作在1953年首次被發表在科學文獻中，顯示將香煙產生的煙中的物質塗在齧齒動物背上會引發惡性腫瘤時，六大主要煙草公司的反應，是發動一場公關運動，指責這項由斯隆·凱特林基金會資助的研究工作。這很類似於杜邦公司在1947年當第一個揭示他們的氟利昂產品破壞具有保護作用的臭氧層的工作發表時受到的同樣的責備。還有很多其它例子。
你可能會想，在譴責他們所不歡迎的研究工作之前，幾大主要公司應當動用了它們巨大的人力、財力資源，檢驗了它們計劃製造的產品的安全性。但是，如果他們忽視了一些東西，如果獨立工作的科學家發現了可能存在的危害，那些公司為什麼要不滿？難道他們寧願害死別人也不願損失他們的利潤？如果在一個非確定性的世界中，必須要犯一個錯誤的話，難道不該傾向於保護消費者和公眾嗎？附帶地，這些例子對於我們這個自由企業體系控制自己的能力說明了什麼呢？難道這些多少有些政府強制性色彩的事例，不是在為公眾的利益著想嗎？
布朗和威廉姆遜煙草公司1971年的一份內部報告將「批駁成百萬人頭腦中認為吸煙會引起肺癌和其他疾病的錯誤信念」列為一個總體目標；該報告稱：「這種信念是建立在盲目狂熱的假設、荒謬的謠言、毫無根據的聲明以及譁眾取寵的機會主義者們的毫無科學性的陳述和猜測之上的。」他們抱怨針對香煙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史無前例的、惡毒的攻擊，構成了自由辦企業歷史中針對產品進行的最為嚴重的誹謗和造謠中傷；這種罪行，誹謗牽涉到了如此巨大的範圍，以至於人們不禁要問，這樣的誹謗運動怎麼會得到容忍；憲法怎麼能忍受如此的藐視和違法行為。
這種煽動性的言論，只不過是比煙草業沒完沒了地為鼓動公眾消費而喋喋不休的那些話顯得稍微激動一點而已。
有許多的香煙上標有低「焦油」的廣告（每支香煙少於等於10毫克）。為什麼這是一個優點？因為正是在難以治療的焦油中濃縮著多環芳烴和一些別的致癌物質。這種低焦油含量的廣告，不正是煙草公司對香煙確實會致癌的一種心照不宜的默認嗎？
增進健康國際是一個盈利性的組織，多年來總共從煙草業接受了數百萬美元的資助。它開展有關間接吸煙的研究，為煙草公司作證。在1994年，這個組織的三名技術人員抱怨，其上級主管偽造有關空氣中可吸入的香煙顆粒物的數據。每一次，那些編造的或「修正」的數據都使煙草燃燒產生的煙看起來比技術人員的測定所顯示的結果要安全得多。合作研究部門或是外部研究承包者可曾發現過一種產物比煙草公司所公開聲明的更加危險嗎？如果有，他們還能保住自己的飯碗嗎？
人們會對煙草產生依賴作用。用許多標準來衡量，它比海洛因和可卡因的成癮性還要大。正如1940年的一則廣告所說的，人們情願「走一英里只為一包駱駝牌香煙」，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因吸煙而死亡的人數比整個二戰中死去的人數還要多。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世界上每年因吸煙而死亡的人數為300百萬。到202年，將上升為每年死亡100萬人——部分原因是由於對發展中國家的青年婦女發起了鋪天蓋地的廣告攻勢，將吸煙描繪成一種進步與時尚。煙草業之所以能夠成功地為這種成癮性毒品製造出一種品味，其部分原因是鑒別謊言的技術。懷疑的思維方式和科學的方法還遠未得到普及。輕信是可以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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