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掌握資料之前就建立理論是一種嚴重的錯誤。這時人會不知不覺地扭曲事實以適合理論，而不是讓理論符合事實。
——歇洛克·福爾摩斯
阿瑟·柯南·道爾《波希米亞的醜聞》（1891）
真實的記憶看起來像幻影，而錯誤的記憶卻如此令人信服，以至能夠取代事實。
——加布裡爾·卡希亞·馬奈特
《奇怪的朝聖者》（1992）
約翰·麥克是哈佛大學的一位精神病學家，我們已相識多年。
很久以前他問我，有沒有什麼與UFO有關的事件。
我回答說，不太多。不過從精神病學方面看倒有一些。他進行了調查，會晤了被綁架者，結果改變了自己的觀點。現在看來他接受了被綁架者的看起來是真實的說法。這是怎麼回事？
他說：「當時我並沒有想到會這樣。我沒有任何接受這些外星人綁架故事的思想基礎。但這些經歷所具備的情感力量使它們很有說服力。」在他的《綁架》一書中，麥克明確提出了一個非常可怕的說法，即某些事情讓人感受到的「力量或強度」，會對人們判斷它的真實性產生一種引導作用。
我個人也承認這種情感的力量。但是，我們的夢不是就總有一種強大的情感成分嗎？我們有時不是會在極度的恐懼中驚醒嗎？麥克自己就寫過一本有關夢魘的書，難道他不知道幻覺的情感力量嗎？麥克的一些患者說過，他們從兒時起就有過幻想的經歷。而催眠師和精神療法醫生在對「被綁架者」進行治療時，是否盡職地學習過幻覺和感知功能障礙方面的知識？如果他們相信這些目擊者，為什麼不相信那些具有同樣說服力的，遇到了神、魔鬼、聖徒、天使和精靈的報告呢？還有那些說自己體內有不可抗拒的命令聲音的人？難道讓人感受強烈的故事都是真實的嗎？
我認識的一位科學家說：「如果外星人扣留所有他們綁架的人，那我們的世界就更神智健全一些。」不過她的結論過於嚴酷並讓人感到不舒服，這不是理智的問題，而是別的。加拿大心理學家尼古拉·斯潘諾斯及其同事認為，那些報告被UFO綁架的人都沒有明顯的病理症狀。不過，
一般來說，傾向於相信神秘事物的人，特別是相信有外星人的人，以及用外星人假設來解釋特異感受和幻想體驗的人，更容易產生UFO體驗。在相信UFO的人當中，嗜好幻想作品的人尤其可能有這種體驗。而且，當他們在某些特定的感覺環境中時，這種體驗發生的可能性更大，更有可能被說得像真實的事情而非想像……（例如，發生在夜裡的體驗以及在睡眠中所產生的體驗）。
具備較多批判精神的頭腦將其看成是幻覺或夢，更易輕信的頭腦將其看成是難以理解的，但卻是深奧的客觀現實。
一些被外星人綁架事件的描述想來可能是一些不甚清晰的被父親、繼父、叔叔或母親的男友所強姦或童年性虐待的記憶。他們把施暴者當成是外星人，而非所信任的、親愛的人，當然會感到舒服一些。但將那些外星人綁架的傳說當做真實的事情接受的治療專家們卻對此持否認態度，他們說如果他們的
病人曾遭到性虐待的話，他們是能夠瞭解清楚的。據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美國有高達1／4的女性、1／6的男性童年時受到性虐待（儘管這些統計數字可能偏高）。如果有數目很多的在外星人治療專家面前出現過的患者沒有受到過這種虐待，其比例甚至並不高於普通公眾受到性虐待的比例，那才會讓人感到非常吃驚。
性虐待治療醫師和外星綁架治療醫師都會花費數月、有時是數年的時間，鼓勵他們的治療對像記起被虐待的經歷。他們的方法相似，目標也一樣——恢復痛苦記憶，而這種記憶通常是很久以前的。對於這兩種情況，治療專家們都認為，無論是遭受精神創傷的還是遇到可怕事件的患者，其記憶功能都受到某種程度的抑制。我發現一種令人注目的現象，那就是，外星人綁架案的治療專家很少發現性虐待的案例，性虐待受害者也很少向這種專家求醫。
可以理解，性虐待或亂倫的受害者對於任何可能減少或否認自已經歷的事情，都表現得非常敏感。他們會為此發怒——他們也有權這樣。在美國，至少1／10的婦女被強姦，其中差不多有2／3是在18歲以前受到的這種傷害。一項最近的調查顯示，向警方報案的強姦受害者有1／6在12歲以下（而這類強姦報案比例最小），這些女孩中有1／5是被她們的父親強姦的。她們是被誘姦的。我想明確指出的一點是：在很多真實的案例中，父母或扮演父母角色的人是殘忍的性施虐者。有的案例中揭露了一些有力的證據，如照片、日記，兒童所患的淋病或衣原體屬疾病。虐待兒童被認為是社會問題的一個主要原因，根據一項調查，因暴力犯罪入獄的人當中，有85％在童年時受過虐待。十幾歲的未婚母親中，有2／3在童年或青少年時期遭受過強姦或性虐待。強姦受害者中，酗酒和濫用藥物的比例比其他婦女高出10倍。這個問題確實存在，而且急需解決。而在大部分案例中，這些無可否認的兒童性虐待悲劇，其記憶會一直留存到成年以後。他們沒有需要恢復的隱藏的記憶。
我們今天有比過去更好的報告，每年醫院和執法機構報告的虐待兒童案似乎有了顯著增加，1967至1985年間在美國增加了10倍，達170萬件。酒精和其它麻醉品，以及經濟壓力，被認為是今天的成年人比過去更容易虐待兒童的原因。日益受到公眾注意的兒童虐待案，使成年人記起了他們曾受過的虐待。
一個世紀以前，西格蒙德·弗絡伊德提出了壓抑的概念，它是維持心理健康的一種反應機制，即為了逃避強烈的心理痛苦而忘掉一些事件。它尤其可能出現在被診斷患有「歇斯底里」症的病人身上，歇斯底里包括幻覺和麻痺的症狀。一開始弗洛伊德認為，在每個歇斯底里病例的背後，都有一個被壓抑的童年性虐待事件。最終，弗洛伊德改變了他對童年性虐待幻覺——並不是所有的幻覺都是不愉快的——引起的歇斯底里症狀原因的解釋。他認為這是罪惡感從父母轉移給了孩子。至今這方面的爭論還十分熱烈。（關於弗洛伊德內心變化的原因今天仍有爭議——從他在維也納中年貴族中引起的暴怒的解釋，到他承認他認真聽取歇斯底里症患者所說的事情的解釋。）
那些記憶突然浮現（特別是在心理學家和催眠師的幫助下的記憶浮現），而且第一次的「往事追憶」中有鬼怪或具有夢幻般性質的例子，是很值得懷疑的。有很多聲稱受到性虐待的案例看起來是編造的。埃墨裡大學心理學家烏爾裡克·奈瑟爾說：
確實有兒童被虐待，也有被壓抑的記憶這樣的事例。但這樣的事例中也有很多是虛假的記憶和信口開河，這種情況並不少見。記憶錯誤是常有的事情，並不少見。這種情況總有發生。即使是在記憶主體絕對自信的情況下，即使記憶中是似乎不可能忘記的強烈閃光，是一幅含有隱喻的內心畫面。在有生動暗示的情況下，記憶會按照治療過程中醫生對病人強烈的指示，進行塑造或修改，因而這樣的情況更有可能發生。而一旦記憶以這樣的方式被改造，再想改變將是十分困難的事情。
這些一般的原則並不能幫助我們確定，哪個個別事件，哪個陳述是真實的。但是一般來說，通過對大量這樣的案例的瞭解，我們應該把寶押在哪裡，已經很明顯了。記憶失誤和在回憶中對過去事情的重新編造是人的一種天性，這種天性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存在。
納粹死亡集中營的倖存者為我們提供了最清楚的例證，即使最令人髮指的虐待也能夠一直留在人的記憶中。實際上，對很多的大屠殺倖存者來說，最大的問題是使自己和死亡集中營之間保持一定的情感距離，即遺忘。但是，假設在一個難以形容的邪惡的世界裡，他們被迫居住在納粹德國——我們假設一個強盛的「後希特勒」國家，其意識形態絲毫未變，只是改變了反猶太的思想——那麼想像一下那些大屠殺倖存者的心理壓力吧。那時他們也許能夠忘記，因為記憶會使他們當前的生活無法忍受。如果存在對可怕回憶的壓抑以及其後的重新回憶，那麼可能需要兩個條件：（1）虐待確實發生過；（2）要求受害者長時間內裝做什麼也沒有發生過。
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理查德·奧夫希解釋說：
當病人被問起記憶是如何喚起的，他們說是把影像、概念、感情和知覺的碎片集合起來，勉強湊成連貫的故事。當這種所謂的記憶工作持續數月之後，感覺成了模糊的映像，映像成為人影，人影又變成認識的人；身體某個部位的隱隱作痛，轉而被當做是兒時遭受的凌辱……最初的身體感覺，有時被催眠的作用放大，被稱作「身體記憶」。人體肌肉能保存記憶，其機理讓人無法理解。如果這些方式不能說服人，治療者可能會求助於更強硬的治療方式。有的病人被編入倖存者小組，讓他們承受同組成員的壓力，並要求他們通過加入某個小圈子，來證明其在政治上有相同立場。
美國精神病學協會在1993發表的一份謹慎的聲明中，承認作為一種應變的方式，有些人會遺忘童年時受的虐待，但聲明警告說：
目前尚不知道，如何準確地區分基於真實事件的記憶和來自其它來源的記憶……。反覆詢問可能使某些人說出從未發生過的事情的「回憶」。不知道在宣稱有受性虐待記憶的成年人中，真正受過虐待的比例有多大。……精神病醫師先入為主地相信存在性虐待，或別的因素——不論是不是病人問題的原因，都可能會干擾診斷與治療。
一方面，麻木不仁地無視對聳人聽聞的性虐待的指控，這是毫無同情心的非正義行為。另一方面，篡改人的記憶、炮製虛假的童年性虐待故事、破壞完整的家庭，甚至將無辜的父母送入監牢，同樣是毫無同情心的非正義行為。應該對這兩種情況都持懷疑主義的態度。而在這兩個極端中選擇道路，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在艾倫·巴斯和勞拉·戴維斯所寫的很有影響的書《痊癒的勇氣：童年性虐待女倖存者指南》（Perelinnial Library，1988）的早期版本中，給治療專家們提出了一個啟發性的忠告：
相信倖存者。你必須相信你的病人遭受過性虐待，即使她自己也懷疑這一點。……你的病人需要你堅信她曾受到虐待。與一個心存疑念的病人打交道，和跟一個相信自殺是最好出路的人打交道很相似。如果患者不能肯定她是否曾被虐待，只是覺得有可能，那就當她曾被虐待來處理。迄今為止，在幾百個與我們談過話的，還有幾百個我們聽說過的婦女中，還沒有一位婦女懷疑自己曾被虐待，但經過調查確定未受虐待的。
但是，位於弗基尼亞州堪迪托市的聯邦調查局研究院「行為科學培訓研究部」的特別督查員、兒童性傷害問題的權威專家之一肯尼斯·弗·蘭寧提出了疑問：「我們現在盲目地接受關於兒童性虐待的所有陳述，不論它多荒謬或不可能，難道就是為了補償幾個世紀以來在這個問題上的矢口否認嗎？」據《華盛頓郵報》報道，加利福尼亞的一位治療專家說：「我不在乎它是否真實，實際發生的事情與我無關。……我們都生活在幻夢之中。」
目前現有的對童年性虐待的虛假指責——尤其是在權威人士幫助下進行的——我認為，都能與外星人綁架問題聯繫在一起。如果有人在強烈的情緒和確信之下，會被引導做出曾被自己的父母虐待的錯誤回憶，難道就不會有具有同樣強烈的情緒和確信的人被引導作出被外星人虐待的錯誤回憶嗎？
我對自稱被外星人綁架的案例研究得越多，就越發現它們與「復甦的童年性虐待記憶」描述很相似。還有第三種自訴，即撒旦儀式崇拜者的被壓抑的記憶——據說在記憶中主要的內容有性折磨、嗜穢症、殺嬰、同類相食。在對心理學會2700名成員進行的調查中，12％的人回答說自己處理過撒旦崇拜儀式虐待的案例（而在報告的案例中，有30％是以宗教的名義進行的）。近幾年美國每年差不多有1萬件這樣的報案。在美國，那些勸誘別人進行瘋狂的撒旦崇拜的人，包括組織此類主題講座的執法官員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其實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他們的教派明確地要求有一個實實在在的魔鬼，來擾亂人類的日常生活。其邏輯簡明地表述為：「沒有撒旦，就沒有上帝。」
很明顯，警方普遍存在輕易受騙的問題。在此我們摘錄部分聯邦調查局專家蘭寧在其《魔幻、玄虛和儀式犯罪》中的分析。它是依據一些痛苦的經歷寫成的，發表在1989年10月號的《警察首腦》上面。
幾乎所有的關於撒旦崇拜和巫術的論述，都是借助公眾的宗教信仰來闡明的。在大部分人的宗教理念中，占統治地位的是信仰，而非邏輯推理。所以，一些本來具有懷疑精神的執法官員，在沒有對其認真評價或質疑來源的情況下，就接受了那些大會上宣講的信息。……對某些人來說，所有不同於他們自己的宗教信仰體系的東西，都是撒旦崇拜。
蘭寧隨後提供了一份很長的名單，上面列出了他本人在這類講座中聽到的，被描述為魔鬼崇拜的信仰體系，其中包括羅馬天主教、東正教、伊斯蘭教、佛教、印度教、摩門教、搖滾音樂、與上帝心靈交流、占星術和新時代的普遍信仰。難道從這些信仰中我們還感覺不到追捕女巫是怎樣開始的嗎？
他接著說：
在執法官員的個人宗教信仰體系中，也許基督教是善的，撒旦崇拜是惡的。然而，在憲法之下，都無所謂好壞。這是一個重要的概念，但很難讓執法官員們接受。他們拿薪水是要維護刑律，而非摩西十誡。以上帝、耶穌和穆罕默德之名犯下的罪和虐待兒童的行為，遠比以撒旦名義犯下的罪多得多。很多人不喜歡這種說法，但很少有人能把它駁倒。
在很多對撒旦崇拜儀式虐待的指控中往往描述，在奇異的狂熱儀式中，撒旦崇拜者們殺死嬰兒並將他們吃掉。在整個歐洲歷史中誹謗者也是這樣指控他們的辱罵對象的——包括羅馬的陰謀家，逾越節針對猶太人的「血腥誹謗」，以及14世紀時在法國被鎮壓的聖殿騎士團。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吃人肉的殺嬰犯和亂倫的祭神狂歡會的描述，在羅馬當局迫害早期基督徒時也曾使用過。不管怎麼說，耶穌自己就曾說（約翰6：53）：「除非你吃了人之子的肉，喝了他的血，否則你就不能生存。」雖然接下來一段文字說明，耶穌說的是吃他自己的肉，喝他自己的血，但是毫不留情的評論家可能會誤將希臘語「人之子」理解成「小孩」或「嬰兒」。特圖裡安教徒和早期的基督教神父都曾竭力為自己辯護，以免蒙受這種荒誕的罪名。
如今，警方檔案中失蹤嬰兒的相應數目的缺乏被解釋為是因為全世界的孩子都是因為這個的原因而出生——當然這是由被綁架者根據回憶所說的外星人與人類繁殖試驗非常猖獗的原因。與外星人綁架範例類似的是，據說撒旦崇拜在某些家庭中是代代相傳的。據我所知，如同在外星人綁架案中一樣，沒有物理證據可以在法庭上支持這類說法，雖然它們的情感力量是明顯的。這類正在發生的事件的微乎其微的可能性，激勵我們這些哺乳動物採取行動。我們相信撒旦儀式的同時，也提高了那些警告我們可能有危險的人的社會地位。
讓我們仔細考慮以下五種情況：（1）麥拉·阿巴希，路易斯安娜的一位學校教師，她和她的妹妹在咨詢了一位伏都教教徒之後，相信自已被魔鬼附身。她的侄子的夢魘即是證據之一。所以她們拋下自己的五個孩子，去了達拉斯，阿巴希的妹妹打傷了她的眼睛。在審判中，她卻為她的妹妹辯護，她說她們是在試圖幫助她。但是伏都教並非魔鬼崇拜，它是天主教和非洲海地土著人宗教相結合的產物。（2）父母將他們的孩子打死，因為她不願接受他們的基督教教派學說。（3）兒童騷擾者向受害者讀《聖經》，以顯示自己的行為是正當的。（4）在驅魔儀式中一個14歲男孩的眼珠被掏出。攻擊者並不是魔鬼崇拜者，而是一個投身於宗教追隨的新教原教旨主義牧師。（5）一個婦女認為她的12歲的兒子被魔鬼附身，與他亂倫後，又砍下了他的頭。但是在這個「佔有」中並沒有撒旦儀式的內容。
第二和第三個案例來自聯邦調查局文件。最後兩個來自蓋爾·古德曼博士1994年的研究。古德曼博士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一位心理學家，這項研究是為「虐待和忽視兒童國家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o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做的。他們調查了1．2萬件與撒旦儀式崇拜有關的性虐待報告，發現沒有一個經得起仔細推敲。治療專家報告的邪教虐待只是依據「病人催眠療法中所說的」或孩子們「對魔鬼符號的懼怕」。有時候，診斷是依據一些對兒童來說很普通的行為得出的。「只在少數案例中提到了實物證據——通常是『疤痕」』。但大部分案件中疤痕很模糊或根本不存在。「即使有疤痕，也不能確定是否是受害者自己造成的。」正如後面這位學者所說，這和外星人綁架案很相似。埃默裡大學精神病學教授喬治·K·堪納維認為：「那些與邪教崇拜有關的記憶，最普遍可能的原因很可能是病人和治療專家之間的互相欺騙。」
在最棘手的撒旦儀式虐待「復甦的記憶」案例中，有一件被勞倫斯·萊特記錄在一本著名的書《記住撒旦》（Remembering Satan，Knopf，1994）裡。這本書描述的是保羅·英格拉姆，他因為太容易受騙、太容易被暗示、不擅質疑，而險些毀了自己的生活。1988年，英格拉姆是華盛頓州奧林匹亞的共和黨主席，地方治安部門的首席市民代表，頗有聲望。他篤信宗教，負責向學校的孩子們宣傳毒品的危害。後來惡夢開始了，她的一個女兒，在一次高度情緒化的原教旨主義者靜修之後，提出了多項指控，每一項都比前一項可怕：英格拉姆對她進行性虐待，使她懷孕，折磨她，讓其他治安代表「分享」她，介紹她參加邪教儀式，肢解並吃掉嬰兒，……她說，這從她的童年即開始，幾乎持續到她開始「記起」這一切。
英格拉姆不明白為什麼自己的女兒會說這樣的謊，雖然他對此沒有記憶，但警局的調查員們、一個心理治療顧問和他的牧師都解釋說，性犯罪的罪犯經常會抑制他們的犯罪記憶。莫名其妙地被孤立，同時又渴望合作，英格拉姆試著去喚起自己的記憶。在一個心理學家使用閉眼催眠術引起精神恍惚後，英格拉姆的頭腦中開始顯現出與警察描述相似的情景。意識中產生的東西並不像真正的記憶中的東西那樣清晰明確，只是一些像霧一樣模糊的想像片斷。每次他在頭腦中產生一個這樣的形象——越多其內容越可憎——他就受到鼓勵並增強了對這些形象的信任程度。他的牧師要他相信，上帝只允許真實的記憶從他的幻想中浮現出來。
「夥計，這些東西簡直像是我虛構出來的，」英格拉姆說，「但我沒有。」他認為這可能是魔鬼所為。在類似的影響下，加上教堂的秘密情報網在底下散佈英格拉姆最新招供的恐怖事情，以及警方所施加的壓力，他的其他孩子和妻子也開始「回憶」。有聲望的市民被指控參加瘋狂的儀式。美國其它地區的執法人員也開始注意此類事件。有人說，這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當伯克利的理查德·奧佛希被控方傳喚時，他做了一個控制實驗，讓人茅塞頓開。他僅僅向英格拉姆暗示他曾強迫他的兒子和女兒亂倫，並要求他使用他所學過的「恢復記憶」方法，很快就引出了這樣的一個「記憶」。它不需要壓力和恐嚇，只要有暗示和這種方法就足夠了。這些已經被確認的參與者（他們已經「回憶」起很多其它事情），卻否認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面對這一證據，英格拉姆強烈否認他曾虛構任何事情或者被其他人所影響，他關於這一事件的記憶像他的其它記憶一樣清楚和「真實」。
他的一個女兒描述了她身上因受折磨和被迫流產而帶來的可怕的傷疤，但當她最後接受醫療檢查時，卻沒有看到相應的傷疤。控方從來沒有就窮凶極惡的虐待對英格拉姆提出控告。英格拉姆雇了一個從沒接過刑事案件的律師，在他的牧師建議下，他甚至沒有讀奧佛希的報告，有人告訴他，報告只會使他感到迷惑不解。他對6項強姦罪認罪，最後被送進了監獄。在監獄中等待判決的時候，由於離開了他的女兒、牧師及警察同事，他又考慮了一下，要求撤回他的認罪書，他的記憶是被迫接受的，他還沒把真實的記憶從一種幻想中分辨出來，他的抗辯被駁回了。他被判處25年徒刑，如果是在16世紀而不是20世紀，說不定他的全家會被處以火刑——還有華盛頓奧林匹亞相當一部分知名人士。
聯邦調查局有一份持懷疑態度的關於邪教虐待問題的報告（肯尼斯·V·蘭寧，《調查員確認宗教儀式虐待兒童指南》（1992年1月），但是它卻被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們普遍忽視。另外，一份1994年由英國衛生部作的，關於邪教虐待報告的研究發現，在84件被確認的實例中，沒有一件經得起仔細推敲。那麼人們到底為什麼如此狂熱地熱衷於此呢？這份研究認為：
福音派基督徒反對新的宗教運動的勢力，已經對鼓勵確認邪教虐待形成了強有力的影響。在英國，傳播邪教虐待思想中如果沒有更大作用，起碼也是同樣重要作用的就是「專家們」，他們之中有美國人也有英國人。他們可能很少有，甚至根本就沒有專業資格，但卻聲稱自己的專長是「事件體驗」。
那些相信魔鬼崇拜的人是對我們社會具有嚴重威脅的人，他們一般很討厭懷疑論者。我們思考一下前美國臨床催眠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Hypnisis）主席，科裡登·哈蒙德博士的分析：
我將向您說明，這些人（懷疑論者）一種情況是比較天真，臨床經驗有限；另一種是他們具有人們在大浩劫時常有的無知，或者他們是懷疑一切的智者和懷疑論者；第三種是他們自己也是某種宗教派別的成員。我可以確信有處於此種狀態的人……。有些人自己是醫生，有的人是精神醫療的專業人員，有的人屬於某種教派，有的人主持著流傳數代的教派……。我認為調查是完全清楚的：我們進行了三項研究，前兩個分別在門診病人中發現了25％和20％的多重人格混亂，似乎是教派虐待的受害者；第三項則在特定的住院病人群體中發現了50％這樣的情況。
在他的陳述中，可以看出他似乎相信，在成千上萬不明真相的美國公民身上，中央情報局進行了邪惡的納粹思想的控制試驗。哈蒙德認為，其背後的主要動機是要「創造統治世界的邪惡秩序」。
在所有這三種「恢復的記憶」中，都有一些專家——外星人綁架專家、邪教專家和喚起童年性騷擾記憶的專家。和精神治療中通常的做法一樣，病人們選擇或被指定與他們訴說的問題相關的治療專家。在所有三種情況中，都由治療專家來幫助喚醒被確認的很久以前（有時是幾十年前）發生的某些事件中的情景；在所有三種情況中，治療專家們都被他們的病人的真切無疑的痛苦深深打動；在所有三種情況中，至少有某些治療專家問引導性的問題——這實際上是權威人物對容易被暗示的病人說他們能夠記起（我差點寫上「承認」這個詞）；在所有三種情況中，都存在一些治療專家網絡，他們交流病人的病史以及治療方法；所有三種情況中，行醫者都感到有必要在持懷疑態度的同事面前為自己的治療辯護；在所有三種情況中，由於治療而帶來的催眠都被輕描淡寫地帶過；在所有三種情況中，報告性騷擾的主要都是女性；在所有三種情況中——除了聲明的例外——都沒有物質上的證據。因此很難不讓人懷疑，外星人綁架只是一幅更大圖畫中的一部分。
這個更大的圖畫是什麼？我向哈佛醫學院精神病學教授弗雷德·H·弗蘭克爾博士提出了這個問題，他是設在波士頓的貝斯以色列醫院的院長，一位催眠術專家，他回答說：
如果外星人綁架是一幅大圖畫中的一部分，那麼這個大圖畫到底是什麼？我害怕涉足這個天使都不願進入的領域。不管怎麼說，你所描述的事情助長了在上個世紀之交被稱為『歇斯底里』的東西。很遺憾，這個詞被我們同時代的人廣泛使用……不僅用得隨隨便便，而且無視它所代表的現象：高度的暗示感受性，想像能力，對文字線索的敏感性，以及感染的成分。……看來大量的臨床工作者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弗蘭克爾指出，治療專家不僅可以使人「回歸」，以便他們能夠恢復已經失落的「過去生活」的記憶，同樣可以使人在催眠狀態下「前行」，這樣他們就能夠「記起」未來。像進行「回歸」或麥克的被綁架者催眠一樣，這可以引起強烈的情緒作用。「這些人並不想欺騙治療專家，他們欺騙的是自己。」弗蘭克爾說：「他們不能把閒談跟自己的體驗區分開來。」
如果我們不能妥善處理，如果我們因為沒能充分瞭解自己而有一種負罪感，我們能不接受牆上掛著證書的治療專家的專業觀點嗎？這不是我們的錯，我們免除了這些煩惱，那些邪教主義者、性騷擾者、外星人，罪責都在他們身上。難道我們不會為這種安慰付個好價錢嗎？要是那些懷疑論蠢驢們說這些全是我們憑空想出來的，或者是那些讓我們高興的治療專家強加給我們的，我們難道不反對他嗎？
這些治療專家接受過多少科學方法、懷疑論查驗、統計學方面的訓練呢？他們對於人都會犯錯誤又瞭解多少呢？精神分析不是一個自我要求很嚴格的職業，但至少它的很多從業者都擁有碩士學位。大多數醫學課程都包括對科學結果和方法的學習，但其中講授虐待案例的部分，卻似乎不太符合科學的態度。在美國，從事精神治療的人中，社會工作者與精神病醫生或心理學博士的比例大概是2比1。
在這些治療專家中，大多數人認為他們的職責是支持自己的病人，而不是提問或懷疑。無論病人講的是什麼，不管多古怪，他們都接受。有的時候，治療專家的提示根本就不是什麼暗示。這裡是一份很難稱得上規範的報告（出自錯誤記憶綜合症基金會的FMS Newsletter，vol．4，no．4，p．3，1995）：
我以前的治療專家證實說他仍然認為我母親是一個魔鬼崇拜者，並說我父親騷擾了我……正是我的治療專家的那一套誘導性的思想體系和方法，包括暗示和說服，引導我相信，那些謊言就是記憶。當我懷疑記憶的真實性時，他堅持說是真的。他不僅堅持其真實性，而且告訴我，為了使我痊癒，我必須接受並記住一切。
在1994年的一個案例中，在賓夕法尼亞州阿勒格尼郡，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尼克爾·奧爾索斯，在其教師兼治療專家的支持下，指控她父親對其性騷擾，導致其父被捕。尼克爾還報告說，她生了3個孩子，被她的親戚殺害了；她曾在一個擁擠的飯館中被強姦；她的祖母騎著掃帚在天上飛來飛去。陪審團認定尼克爾的治療專家和當地一個精神病診所犯有瀆職罪，判給尼克爾賠償25萬美元。她的父親現已出獄。她和父母也已經和解。這種案件的數量在上升。
治療專家之間在爭取病人中的競爭、延長治療期的明顯經濟利益，使他們不願對病人所說的事情表示懷疑。天真的病人走入醫生的辦公室後，醫生告訴他們，他們的失眠症或肥胖症是由於完全忘記了父母的騷擾、邪教儀式或外星人綁架而造成的。治療專家們意識到病人的疑惑了嗎？當存在道德和其他約束時，我們需要一個控制試驗：把同一個病人送到所用三個領域的專家那裡。病人中是否有人會說「不，你的問題並不是由於忘記了童年的騷擾（或邪教儀式，或外星人綁架）」？有多少人會問「是否還有更乏味的解釋」呢？相反，麥克竟然讚賞、安慰地告訴他的一個病人，他正在走上一條「英雄之路」。一組「被綁架者」——每人都有著獨立的但相似的經歷——寫道：
我們中的幾個人最終鼓足勇氣，向職業顧問們陳述我們的經歷，但他們只是很敏感地迴避主題，默不作聲地揚起一條眉毛，或把這經歷解釋成一個夢或者白日夢，並且居高臨下地「安慰」我們說，大家都會發生這樣的事，「但是不要擔心，你們基本上還是心理健康的。」「太棒了，我們沒有發瘋。但如果我們認真地把自己的經歷當成是真事，可能就會發瘋了！」
在非常放鬆的情況下，他們發現了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治療專家，他不但將他們所說的當做真實的並接受了他們的故事，而且知道很多外星人屍體的故事，還知道政府高層人物隱瞞UFO的事。
一位有代表性的UFO治療專家通過三種方法找到病人：他們按照他的書背面的地址給他寫信；他們通過其他治療專家（主要是專門處理外星人綁架案的治療專家）介紹到他這兒；或者他們在他演講之後來找他。什麼都還沒談，他們就已對彼此有很多瞭解。我很想知道，如果病人走進他的大門，卻完全不瞭解通常的綁架案的描述，也不知道治療專家自己的方法和信仰，那會是什麼情景。
另一位著名的治療專家把他自己關於外星人綁架的文章給病人看，以幫助他們「記起」自己的經歷。當他們最終在催眠中回憶起的情景與他文章中的描述報相似時，他會感到很滿足。這些案例相似的主要原因，是他相信確實發生過外星人綁架案。
一位UFO權威學者評價說：「如果催眠師對外星人綁架的對象沒有足夠的瞭解，綁架的真正本質也許永遠不會被發現。」從這段評論中，我們是不是能夠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治療專家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在進行引導，病人又怎會被引導呢？
有些時候，當我們「沉睡」時，會有從高處倒下，四肢著地的感覺。這被稱為「驚嚇反射」。也許，這種本能是從我們的祖先在樹上睡覺時留下的。為什麼我們不能想像，當我們來到堅實的大地上時，我們為什麼不會「回憶起」（多麼美妙的詞彙）更好的東西呢？為什麼我們不能假設，我們頭腦中如此多的記憶寶藏中就有那麼一些東西是在事件發生之後，將問題按照某個頭腦容易接受的形態編造而成，按照令人愉悅的講述和傾聽好故事的方式，」將某些事情與我們曾經讀過或聽過的東西相混淆，然後植入我們的頭腦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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