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信的頭腦……在相信稀奇古怪的事情中獲得最大的愉悅，越稀奇古怪越樂於相信：他們對那些確切明瞭的東西不屑一顧，因為所有的人都相信它們。
——塞謬爾·勃特勒《特性》（1667－1669）
在那一瞬間，我感覺到黑暗的屋裡有個突如其來的東西，那是鬼還是什麼東西？什麼東西在動？我用眼睛的餘光觀察它，但當我轉頭看時，卻什麼也沒有。是電話鈴響，還是僅僅是我的「錯覺」？在驚駭中，我似乎嗅到孩提時曾去過的康尼島夏季沙灘上帶有鹹味的空氣。我一進入初次遊覽的異國城市，我所看到的似乎是我以前就已熟悉的街道。
在這種經常出現的體驗中，我們經常不知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的眼睛（耳朵、鼻子或記憶）在「欺騙」我們嗎？難道我確確實實親眼目睹了超越自然的東西？我應該保持沉默，還是說出實情？
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環境、朋友、你所愛的人和文化。在非常刻板生硬、講究實事求是的社會中，對是否應該承認這種體驗需要抱謹慎的態度。人們會認為我反覆無常、精神不正常。不可靠。但在一個相信有鬼，或者「能想像出某種物體」的社會中講述這種體驗的人可能得到承認，甚至能獲得聲望。在前一種社會裡，我會盡力壓制住將這種體驗講出來的慾望，把它們全部隱藏在心裡。而在後一種社會裡，我可能誇大其辭，演義發揮，使它聽起來比實際情況更加神秘奧妙。
查爾斯·狄更斯生活在一個活躍的理性文化社會中，但當時唯靈論也很活躍。他對這種兩種思潮並存的情況作了描述（摘自他的短篇小說《一粒鹽讓人著魔》）：
我已經注意到，人們普遍存在一種希望得到刺激的需求，甚至在具有很高智力和文化水平的人中間也是如此。當他們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的時候，他們願意將自己的心理體驗告訴別人。幾乎所有的人都怕將這些體驗講給那些智能高的人時不能得到聽者的精神生活有同樣經歷的肯定或回應，因而會受到他們的懷疑或嘲笑。一個誠實的遊客看見類似海蛇的怪物，並不害怕提起它。但是他有某種奇異的不祥之兆、刺激、奇思怪想、幻覺（所謂的）、夢或其它心理意念，他就會猶豫、彷徨，不願承認。我覺得人們之所以不願承認是因為這種事情太捉摸不定。
如今，講述這種體驗仍會受到多數人的嗤笑和嘲笑。但人們較易克服隱瞞心理——比如，在治療師和催眠師的「誘導」下。不幸的是——對某些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想像和記憶常被混淆。
有些「被綁架者」說，他們不用催眠也可以回憶起那種經歷，而很多人卻做不到這一點。催眠並不是喚起回憶的可靠辦法。除了真實情況外，催眠術常常誘發想像、幻覺和虛構，使得病人和醫生都不能將真實和幻覺二者區分開來。催眠術似乎具有很強的暗示作用。法律禁止把催眠術作為法庭證據或調查犯罪的手段。美國醫學協會認為用催眠術喚起的記憶並不比不用催眠術喚起的記憶可靠。一本標準醫學教科書（哈羅拉爾·L·卡普蘭的《精神病學綜合教程》，1989年版）警告說：「催眠師的信念將與求醫者產生交流並溶入到求醫者所認為的記憶中，這樣做很可能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即求醫者堅信他的回憶是真實的。」因此，進入催眠狀態的人所講述的被外星人綁架的說法中可信成分極少。這樣做存在這樣一種危險，那就是，被施用催眠術的人——至少在某種情況下——急於取悅於催眠師，他們有時對催眠師不經意的巧妙暗示做出了順應式的反應。
加州大學長島分校的阿爾文·勞森做了一項實驗，在篩除UFO迷以後，挑選出8個人，然後先由醫生催眠，告知他們被外星人綁架，帶到一艘宇宙飛船上，並受到檢查。在沒有進一步的提示下，要求他們描述自己的體驗。證明他們極易受到誘導，敘述的內容同那些自稱被綁架的人的敘述幾乎沒什麼區別。的確，勞森對實驗對像做了簡單直接的暗示。但在很多情況下，處理外星人綁架病案的治療學家都會按慣例誘導，有些誘導很詳盡，有些則比較委婉。
正如勞倫斯·懷特所說，精神病學家喬治·加納維曾對一個處在催眠狀態下很容易受到誘導的病人提示說，某一天中有五個小時從她的記憶中消失。當他說到她的頭上有一盞明亮的燈時，她立刻告訴他見到了UFO和外星人。他堅持說她被外星人做過試驗，於是一個詳細的遭綁架的故事便產生了。但當她從恍惚中清醒過來，看到那段錄像時，她承認，她像是經歷了一種完全失去知覺的夢中的感覺。然而，在第二年的時間裡，她仍經常回想那個夢中的情景。
華盛頓大學的心理學家伊麗莎白·洛夫特斯發現，未被施用催眠術的人也很容易接受別人的觀點，認為他們看到了他們並沒看到的東西。在一個典型實驗中，他讓接受實驗者看了一個關於車禍的電影。在詢問他們看到了什麼時，他們會草率地作出錯誤的回答。比如說，儘管在影片中並沒有紅燈出現，但實驗人員仍不經意地提到紅燈。於是，許多接受實驗的人都恭敬地回憶說看見了紅燈。當謊話被拆穿時，有些人憤怒地提出抗議，強調說他們非常清晰地記得看到過紅燈。看電影的時間和給他們的錯誤信息的時間越長，記憶改變的人也就越多。洛夫特斯認為：「記憶中的事件越接近一個被經常修改的故事，距離完整的原始信息也就越遠。」
還有很多其他的例子——比如，像孩子一樣在商場走失的虛假的記憶——具有更大的情感上的衝擊力。一旦提起有關的主要內容，病人經常振振有辭地大講這個事件的有關細節。很少一點提示和問題，特別是在治療的環境中，都很容易地誘導出清晰的但完全是錯誤的回憶。記憶能夠受到其他信息的影響。錯誤的記憶甚至會在對其毫不懷疑和不加任何批判的情況下被植入人的頭腦之中。
康奈爾大學的斯迪芬·切希、洛夫特斯和他們的同事發現，學前的孩子對於別人的暗示特別敏感，對此他們並不驚訝。當孩子第一次被問到他的手是否曾被捕鼠器夾住過，他正確地否認了，但後來他又清晰地回憶起了那次事件的自己編造的細節。當孩子被用更直接的方式告知「你小時發生的事」後，過一段時間，他們會很容易接受這些輸入的記憶。觀看孩子錄像帶的專家無法更好地分辨出他們所說的哪些是錯誤的記憶，哪些是正確的記憶。有什麼理由認為成年人可以完全防止孩子所犯的錯誤呢？
二戰時期在好萊塢度過的羅納德·裡根總統，生動地描述了自己在解放納粹集中營中的受害者時所起的作用。生活在電影世界的他顯然將他看到的電影與他從沒有做過的事實混為一談。在他競選總統的過程中，他多次講述一個二戰時期英勇犧牲者的壯烈故事，鼓舞我們大家。但那個故事從未發生過。那是電影《飛行之翼與祈禱者》（A Wing and a Prayer）中的一個情節。當我九歲時看這個影片時，它也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許多同樣的例子在裡根的公開報告中也時常出現。不難想像當政治、軍事、科學或宗教的領袖不能區分事實和虛幻時會導致什麼樣嚴重的公眾危機。
在準備法庭證詞時，證人們都受到他們的律師的指導。他們常常一遍又一遍地複述那個事件，直到律師說「行了」為止。於是，在證人席位上，他們記住的是在律師的辦公室裡反覆講述的故事。細微的差異被隱去了，甚至在主要的內容上也與發生的事件真相不相一致。證人們也許很容易就忘掉了他們的記憶被進行了人為的加工。
這些事情涉及到對廣告和國家宣傳造成的社會影響的評價。但在這方面，國家宣傳倒認為根本就沒有外星人綁架的事情——儘管這種沒有任何證據的事件出現後一般都會在今後數年時間內有跟蹤報道——治療專家必須非常謹慎，他們不會意外地接受或選擇他們從某人身上誘導出的故事。
也許實際上我們記住的只是一系列記憶的碎片，然後按我們自己設計的結構組合在一起的。如果我們的組合十分巧妙，那麼，我們能給自己編織出一個易於回憶的容易記住的故事。碎片本身沒有組合起來的話，檢索會難一些。這種情況很像科學的方法——很多離散的數據點可以在一個理論框架中記載。總結和解釋。這樣我們更容易回憶起理論而不是那些數據。
科學領域中，理論總是不斷地重新評估並接受新的數據。如果這些事實之間產生了很大的差距——超過了誤差允許的範圍——理論可能就不得不進行修改了。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很少會遇到很早以前發生的事件又產生出新事實的事情。我們的記憶幾乎不會受到挑戰。但是，記憶會凝固在某個地方，不論這個記憶中存在什麼樣的錯誤，或經過不斷的藝術化修改而成為一件作品。
被證明是最好的幽靈的是那些遠多於神和魔鬼的聖者，特別是從中世紀晚期到當代的西歐國家的聖母瑪麗亞。然而，外星人綁架的傳說帶有強烈得多的世俗氣息。魔鬼的影像，對UFO的神話的洞察力也可以從被描述得很神聖的幻想中產生出來。也許最有名的有法國的讓娜·德阿卡、瑞典的聖布裡其和意大利的吉羅拉莫·薩豐納羅拉。但更符合我們話題的幽靈是牧羊人、農夫和孩子們看到的那種幽靈。在這個被不確定的事情和恐慌困擾的世界中，人們渴望與上帝取得聯繫。關於在卡斯迪利亞和加泰羅尼亞（均為西班牙城市——譯注）發生的類似事件的詳細情況在威廉·A·科裡斯迪安在他的著作《中世紀後期和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的幽靈》（普林斯頓大學出版，1981年）中有詳細記載：
在一個典型的事件中，一個農婦和孩子說，他們遇到了一個女孩或一個身材極其矮小的女人——大約只有三英尺或四英尺高——自稱是聖母瑪麗亞，是上帝的母親。她要求心懷敬畏的目擊者去找村子的德高望重的男子或當地教堂的權威人士，要求他們為死者祈禱，或遵守上帝的戒律，或就在郊外他們見面的這個地方建一座聖壇。如果他們不同意，就會受到可怕的懲罰，比如瘟疫。但是，當瘟疫流行時，如果滿足了瑪麗亞的要求，她許諾治癒疾病。
目擊者竭盡全力按她所說的去做。但當她告訴她的父親、丈夫和神父時，他們要她不要向任何人再提起這件事。他們認為這只是婦人愚蠢的或輕浮之舉，也可能是魔鬼給她造成的幻覺。於是她三緘其口。幾天以後，她再次遇到了瑪麗亞，瑪麗亞因為她的命令沒有被遵照執行而有些生氣。
「他們不會相信我」，她報怨說，「給我一些能夠證明此事的象徵性的東西吧。」她需要證據。
瑪麗亞，雖然事先沒想到需要提供證據，現在還是提供了象徵性的東西。村民和牧師們很快就相信了。聖壇建了起來。附近地區的疾病不可思議地都治癒了。朝聖者從四面八方很遠的地方趕來。牧師們忙了起來。這個地區的經濟迅速繁榮。最初的目擊者被任命為聖壇的守護者。
多數情況下我們知道，由城市首腦和名流組成的調查團負責證實幽靈真的存在，儘管最初他們都無一例外地懷疑過。而事實證所要求的標準並不高。有一次，一個八歲男孩在因瘟疫而死的前兩天所說的胡言亂語被冷靜地接受了。有些調查團在事件發生幾十年甚至100年後還在討論它。
在《真實的與虛假的幻覺的區別》一書中，這方面的一位專家，叫做讓·德·熱爾松，他在大約1400年時，總結了目擊者所提供的見到幽靈的可信程度的標準。其中之一就是政治和宗教統治者是否願意接受建議。這樣，任何看到破壞當權者權力的幻覺的都被視為「根據事實本身」（ipso facto），他們就是不可靠的證人。聖靈和聖母也會被迫按當權者的意願說話。
那些據稱是瑪麗亞提供的「象徵性的東西」，被認為是有說服力的證據，其中包括一支普通的蠟燭、一塊絲綢和一塊磁石、一片彩瓦、腳印、證人以異常快的速度採集到的薊、一個插在地上的簡單的木十字架、證人身上的鞭痕和傷口、一個12歲女孩把她的手扭成令人驚訝的形狀和將腿向後折疊等多種扭曲形狀，以及閉上嘴即暫時變啞。所有這一切在她所說的事情被接受的那一刻便都「治」好了。
有時候，提供證據前，目擊者的說法被進行比較和綜合分析。例如，一個小鎮上的許多目擊者都說前天晚上有一個引人注目的、可以說是高個子的女人，穿著素白，抱著一個嬰兒，在她的周圍有光環籠罩著，光亮將整個街道照亮。而在其他時候，站在目擊者身邊的人們卻什麼也沒看見，就像1617年在卡斯迪利亞出現的幽靈的報告中所記載的目擊者的記錄所描述的：
「啊，聖巴多羅買，那個這些天來見我的女人，她穿過了草地，跪倒在地，抱住那個十字架——看啊，看她！」儘管那個年輕人努力去看，但他只看到幾隻小鳥在十字架周圍飛翔。
編造和承認這類傳說的可能的動機並不難找：為牧師、公證人、木匠、商人等人在經濟蕭條時期尋找就業機會以推動地方經濟；目擊者及其家庭的社會地位提高；為葬在墓地的親屬進行的祈禱因後來的瘟疫、旱災和戰爭而取消；鼓動公眾情緒以打擊敵人，特別是摩爾人；提高對教會法令的臣服和遵從的程度；確認對宗教的虔誠程度。到聖地進行朝聖的人的狂熱令人歎為觀止。朝聖者將從岩石上刮下來的石屑或壇上的塵土摻水當做藥喝下是很普通的現象。但我認為大多數目擊者並不是編造整個事件就此罷手。他們繼續編造其他事件。
聖母瑪麗亞所提出的絕大多數緊急要求都具有平淡乏味的特點。例如，在1483年加泰羅尼亞出現幽靈的記錄報告這樣寫道：
我命令你的靈魂去命令堪普馬裡奧的厄爾·陶恩、米萊拉、厄爾·薩冷以及桑特·米科爾等教區的人的靈魂去命令牧師的靈魂，讓人們在30天內交付什一稅和教會所有的稅賦，對他們暗示地裡或公開佔有的不屬於他們的東西歸還給合法的所有者。這些必須做到，在主日檢查。
另外，他們必須停止褻瀆神祇，他們應該按他們死去的祖先的教誨樂善佈施。
目擊者常常在夢醒以後看到幽靈。弗朗西斯卡·拉·布拉瓦在1523年作證時說，她是在「不知道是否是由感覺支配」的情況下下床來的，但在後來的證詞中她又說自己是完全清醒的（這是允許的按不同層次回答問題的方式：完全清醒、打盹、昏睡、沉睡）。有時細節被完全忽略，比如和她當時在一起的天使是什麼樣子；她描述的聖母瑪麗亞有時高有時矮，有時是母親有時是小孩——這些特點本身顯然表明是夢中才出現的東西。在赫斯特巴赫的愷撒利奧在大約1223年所寫的《關於奇跡的對話》一書中，聖母瑪麗亞神聖的幻影經常出現在晨禱中，而晨禱的時間正是人們沉睡的午夜時分。
懷疑很多、也可能是所有的這些幽靈是夢中的形象是十分自然的。這些東西出現在醒著或睡著的狀態中，同時伴隨出現的有編造的瞎話（製造騙局。現在正在興起編造奇跡的熱門工作：根據偶發事件或神的旨意創作宗教油畫和形象）。有關事件載入大約在1248年由阿方索十世（智者）指示出版的教會法規和民事法律的手抄本《七法全書》。從中我們可以讀到：
有些人編造假話說在田野或城鎮發現了聖壇，或自己修建聖壇，他們說在那些地方有聖人的遺物，並且胡說這些遺物會創造奇跡。於是，人們被勸誘從各地到這些地方朝拜，以便從那裡能夠得到一些什麼東西。還有一些人受夢或虛幻的空想的影響，建立聖壇，然後編造謊言說這些聖壇是在上述地方發現的。
在列舉錯誤信仰形成的原因時，阿方索從宗教教派、人的看法、幻想，以及夢和幻覺中總結出了一致的結論。他對一種名叫antoiancia的幻想作出了這樣的定義：
Antoiancia是一種出現於人的面前，然後又消失的東西，人會在昏睡狀態中看到它或聽到它，因此它是一種沒有實物形態的東西。
一個1517年的教皇詔書將「夢中出現的或上帝派來的」的幽靈進行了區分。顯然，無論是世俗的和宗教的機構，即使是在輕信盛行的年代，對騙局和錯覺也都是十分警惕的。
儘管如此，在中世紀時代的大部分歐洲國家裡，這種幽靈仍受到羅馬天主教教士的熱烈歡迎——尤其是因為聖母瑪麗亞的訓誡符合全體神職人員的需要。極不充分的一點作為證據的「象徵性的東西」——一塊石頭、一個腳印兒及任何可以偽造的東西——這就夠了。但在15世紀初，大約在新教改革時期，教會的態度改變了。那些宣稱與上帝交流有獨立渠道的人擺脫了必須遵照上帝旨意行事的教會的束縛。其他一些幽靈——比如貞德——具有一些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政治或道德的含義。1431年審判貞德的宗教法官這樣描述她所象徵的冒險精神：
使她受到巨大危險的威脅是來自於這種人，他們固執地相信他們見到了這種幽靈並擁有上帝給他們的啟示，因此他們就編造上帝所說的話，捏造並非出自上帝之口的虛假的預言和預示。另外還有種族的誘惑、新教派的分立和其它大量的對上帝不敬的行為使教會和天主教徒變得道德敗壞。
貞德和吉羅拉莫·薩豐納羅拉因為自己所具有的洞察力而被火刑處死。
1516年第五次拉特蘭會議使「使徒的席位」保留了檢查幽靈真實性的權利。對其幻覺沒有政治含義的農民的懲罰接近最殘酷的程度。看到了聖母瑪麗亞幽靈的年輕的母親，弗朗西斯卡·拉·布拉瓦被一位名叫利森西亞多·馬里安納的宗教法庭法官形容為「損害了我們聖潔的天主教信仰，損害了其權威性」。她見到幽靈這件事「沒有任何價值並且是無聊的舉動」。「按理說，我們應該對她更嚴厲些」。宗教法官接著說：
出於對讓我們緩和酷刑的某種原因的敬意，作為對弗朗西斯卡·拉·布拉瓦的懲罰和企圖做類似事情的人的警告，我們宣判她剝光上衣，騎上毛驢，穿過貝爾蒙特的主要街道並當眾鞭打100下，在厄爾·昆塔納鎮用同樣的方法懲罰。從今以後她不能再以公開或秘密的形式直接地或旁敲側擊地宣傳她在懺悔中所說的話，否則她將作為不信奉我們聖潔的天主教信仰的冥頑不化之人而被起訴。
儘管處罰如此嚴厲，但仍然經常有堅持步其後塵者，全然不顧那些迫使她坦白自己說謊、做夢或是在迷惑的狀態下的胡說所使用的「手段」，堅持說自己的的確確看到了幻影，這可真讓人感到驚訝不已。
在報紙、廣播和電視出現之前，幾乎人人都是文盲的時代裡，為什麼宗教偶像的幻覺在細節上如此相似？威廉·科裡斯迪安認為，在宗教戲劇（特別是聖誕節戲劇）、牧師和朝聖者的遊歷和教會訓誡中就存在著一個現成的答案。與附近聖壇有關的傳說傳播很快。有時人們從百里以外或更遠的地方趕來，說他們生病的孩子能用聖母踏過的鵝卵石治癒。傳說又對幽靈的傳說產生了影響，反之亦然。在乾旱、瘟疫和戰爭頻繁的年代，普通人得不到社會的幫助和醫療服務，也沒聽說過科學的方法，因此，很少會對傳說產生懷疑。
為什麼這些告誡如此現實？為什麼在一個只有幾百人的小村，需要像聖母這樣有名的幽靈顯現，才能有神壇修造出來，也才能從災害中拯救人們？一些重要和具有預見性的信息在其後的數年時間內其重要性才被確認，並且認為這些信息只能是上帝或聖人發出的？這是否極大地促進了天主教與新教、啟蒙運動之間進行的殊死鬥爭事業？但是至今我們也沒有遇到幽靈顯現，警告天主教不要接受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錯覺，或警告不要同納粹德國結盟——這是兩個具有重大的道德和歷史性重要意義的事件，在這兩個問題上，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已經難能可貴地承認教會犯了錯誤。
沒有一個聖者譴責對「巫婆」和「異教徒」所進行的嚴刑拷打、實施火刑處死。為什麼？他們難道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嗎？他們不知道這是一種邪惡嗎？為什麼聖母瑪麗亞總是要命令可憐的農夫將其旨意轉告給當權者？為什麼她不親自去告誡當權者、國王或教皇？在19世紀和20世紀，確實人們更關注某些幽靈——1917年在葡萄牙的法迪瑪，聖母被激怒了，因為世俗的政府取代了由教會管理的政府。1961年至1965年，在西班牙的加拉班達，傳說如果不立刻採用保守主義的政策和宗教學說，世界末日就會到來。
我想我能看出聖母瑪麗亞的顯靈和外星人綁架案之間的許多共同之處——儘管在前者的事件中，目擊者沒有被立刻帶往天堂，外星人也沒有生殖器進行性騷擾。人們傳說中的生物身材都很矮小，它們中的大多數只有兩英尺半至四英尺高。他們都是來自天空。儘管據說它們都是神聖之物，但它們的談話內容都是世俗的。這些事件很顯然與睡眠和夢有聯繫。目擊者，通常是女性的目擊者，尤其在受到男性當權者嘲笑時，往往難以啟齒。不過，她們仍堅持說，她們確實看到了這樣的事情。傳播這些傳說的方式依然存在，甚至彼此互不相識的目擊者，也會熱烈地討論，對傳說中的細節進行相互補充和調節。這樣，別人就不會發現幽靈出現的時間和地點的其它說法有什麼特殊之處。沒有任何傳說中幽靈出現的「徵兆」和證據是人類自己不能做到或偽造的。事實上，瑪麗亞似乎對證據的必要性並不關心，她偶爾願意給那些在她提供「徵兆」前相信她的人治療疾病。在社會本身沒有治療專家的時候，社會上就會遍佈有影響的教區牧師和比他們地位更高的上層人物，他們對這些想像中的事物的真實性十分感興趣。
在當今時代，仍有聖母瑪麗亞和其他天使顯靈的事件出現，同時也有——正如精神病治療學家和催眠師G·斯考特·斯帕羅所說——耶穌顯靈。在《我永遠和你在一起：邂逅耶穌的真實故事》（班塔姆，1995年）一書中，用有些令人動容、有些平淡乏味的第一手資料敘述一些與耶穌相遇的故事。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正如作者本人所承認的，他敘述的大部分資料來自別人自述的夢，以及一些幻象，據說這些幻象與夢是不同的，這「只是因為我們是在清醒的狀態下所體驗到的」。但是，斯帕羅認為，判斷某事是否「僅是一場夢」與其客觀真實性無關。在斯帕羅看來，你所夢到的所有的東西、所有的事情都確實存在於你意識之外的客觀世界中。他明確否定夢是「純粹的主觀意識」的觀點。這不需要任何證據。如果你夢到了一件事，你感到這夢又很好，如果這夢又引發出奇跡，那麼，為什麼不認為這事確實發生過？斯帕羅的大腦中沒有懷疑的神經。當耶穌告訴一個正處在「無法忍受」的婚姻生活中的心情矛盾的婦女離開那個無賴時，斯帕羅承認這給「處於保持與上帝一致位置的倡導者」造成了難題。在那種情況下，「也許有人會說事實上所有的推測最終都是心理的產物」。如果事情確實如此，那麼，如果有人說，在他做的夢中，耶穌勸其墮胎或復仇，我們該怎麼辦呢？如果我們最終在某個地方，以某種方式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並證明某些夢是做夢人編造出來的，那麼，我們會問，為什麼所有的夢不會是編造的呢？
為什麼人們要捏造綁架故事？為什麼在觀眾參與的電視節目中出現的人熱衷於「嘉賓」受到性污辱的細節——目前美國影視荒漠中出現的時尚？你是被外星人綁架的人這種發現至少使人們從乏味的日常生活中獲得了一點新奇的刺激；你引起了同行、治療專家，甚至媒體的注意；你會獲得一種被發現、興奮而又有點害怕的感覺。隨後你將會記住什麼？你開始認為自己就是未卜先知者，甚至是促成我們這個時代不斷湧現的重大事件的人物；你不想讓你的治療專家感到失望；你渴望得到各種人的肯定。我想，你成為被綁架者定會獲得具有預知未來的特異功能的褒獎。
與外星人綁架事件相比，在產品上做手腳的事件，想引起人們對UFO和外星人綁架事件的驚訝的情感則收效甚微。有人聲稱在普通飲料罐中發現了針頭。這成為轟動一時的事件是完全可以想像的。報紙、特別是電視新聞對這個事件進行了報道。同樣的報道在全國範圍內很快大量出現，而且愈演愈烈。但是人們很難理解一個針頭是怎麼會進到飲料罐裡，而且沒有一個目擊者能夠向我們提供當時原封未動的飲料罐被打開並發現裡面有個注射器的現場證據。
逐步積累的證據表明，這實際上是一種「一味模仿他人」的犯罪行為。人們只是假裝在飲料罐中發現了針頭。為什麼人們要這樣做？他們這樣做的可能動機是什麼？有些心理學家認為其主要動機是貪婪（他們可以向製造商索賠），渴望被注意和希望扮演受害者。值得注意的是，沒有治療專家借此事件大肆宣揚飲料罐裡發現針頭的真實性，鼓動病人——隱晦地或直接地——向公眾宣揚這個新聞。產品中發現異物的廠家受到嚴厲的罰款，甚至被謊稱產品中有異物的也受到處罰。但是，那些鼓動被綁架者向公眾宣揚他們編造的故事的人和治療專家仍然存在，對於謊稱自已被UFO綁架的人也沒有適宜的法律處罰條例。不管編造這種故事的人這樣做的理由是什麼，讓別人相信他們被更高級的生物出於難以理解的原因而選中，要比他們在可樂罐中發現有個注射器這種偶然事件更讓人感到心滿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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