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證據都不足以確立奇跡，除非……它的虛假性會比它所力求確立的事實更加奇特。
戴維·休謨（David Hume）《論奇跡》
人類已經實現了星際太空飛行。先驅者10號和11號，旅行者1號和2號宇宙飛船，憑借水星的引力之助，被推進到離開太陽系奔向星際領域的彈道。儘管它們是我們人類迄今以來所發射的最快物體，但它們依然是最慢運動的太空飛行。它們將花去上萬年時間才能走完典型的星際距離。除非我們作出特殊的努力重定它們的方向，否則，它們將在上百億年銀河系的未來歷史行程中永不會進入另一個行星系。它們將注定永遠在星際間的黑暗中漫遊。但即使這樣，這些太空飛行還是帶來它們所捕獲的極其罕有的意外事故的信息，包括在未來某個時候，異域生命可能中途攔截宇宙飛船並對能發射這些宇宙飛船去作這些奇異旅行的生命為之驚歎。
如果說，在我們技術狀況較落後情況下就能作出這些設計，那麼，在另一星系的行星上，比我們先進幾千年或幾百萬年的文明，難道就不會有能力作快速而定向的旅行嗎？星際太空飛行對於我們是件費時、困難和耗資的事，而對於擁有比我們大得多資源的其他文明說來，也許也一樣。但關於我們在將來某個時間將發現不了星際航行的物理學或工程上的基本新方法這種爭論，的確是不明智的。很明顯，為了經濟、有效和方便，星際無線電傳送比宇宙航行更為優越，這正是我們之所以集中力量於無線電通訊的理由。但無線電通訊對於處於前技術社會或前技術的物種進行聯繫顯然是不適當的。不管傳送如何巧妙或強有力，在本世紀以前，在地球上對這種無線電信息將不會被接受或理解。在我們地球上有生命的歷史大約四十億年，有人類則是幾百萬年，而文明的出現也許只有一萬年。
存在一類由整個銀河系的許多行星上的文明通力合作建立的銀河瞭望站，環視新出現的行星，並尋找出來發現的世界，這種設想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太陽系離銀河中心非常遙遠，因而完全有可能從這些搜索中逃離掉。或者巡視的飛船可能來到這裡，但僅僅每隔千百萬才來一次，比方說，有幾個幾千萬年過去了它還沒有來過一次。然而，也可能有少數巡視小組在人類歷史的較近時間曾經來過，而且他們的出現已被我們的祖先注意到了，或者甚至這種接觸已經影響了人類歷史。
蘇聯天體物理學家I．S．施克洛夫斯基（Shklovskii）和我在我們1966年合著的《宇宙中的智能生命》（Interlligentlife in the Universe）一書中討論了這種可能性。我們從許多種文化中考察了一系列人工製品、傳說和民間趣聞並斷定，這些事例中沒有一個提供出哪怕是適度地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與外星文明有過接觸。在已知人類能力和行為基礎上，總會有更多似然的另外的各種解釋。就在我們討論過的事例中，有許多後來被埃裡奇·馮·丹尼肯（Erich von Daniken）和別的無批判的著作家援引作為外星文明接觸的可靠證據：其中有古代幼發拉底人的傳說和天文圓柱體圖像；斯拉夫人伊諾克的和索多瑪城（Sodom）與蛾摩拉（Gomorrah）的聖經故事；北非洲塔西裡（Tassili）的壁畫；據說在古地質沉積物中發現並據說已在澳大利亞的一座博物館中展出的機制金屬立方體；等等，等等。過去的幾年裡，我繼續盡我所能地深入查明這些故事，並沒有發現有需要更值得注意的東西。
在關於「古代宇航員」通俗考古學的長篇大論中，對於明顯有趣的事例有著完全合理的可供選擇的解釋，或有錯誤的報告，或純係謊言、騙局和歪曲。這種說法適用於下列論據：皮裡·雷斯（Piri Reis）地圖、伊斯特島的巨大獨石、那斯克平原上的英雄畫像以及墨西哥、烏茲別克和中國的各種手工製品。
再說，對於一位高級的外星文明人來說，既已來訪，則留下一張完全清晰的名片，應是很容易的事。例如，許多核物理學家相信，存在一個原子核的「穩定島」，附近有一個具有約114個質子和約184個中子的假設性超重原子。凡是比鈾元素（它的核內有238個原子和中子）要重的所有化學元素，都會在短於宇宙年齡的時間內自發地蛻變。但有理由認為，質子和中子之間是這樣結合的，即只要能構建成大約114個質子和184個中子的核，則就會產生穩定元素。這樣的一種構建正好是我們目前的技術所不能達到的，很顯然也是我們的祖先所辦不到的。所以，含有這些元素的金屬人工製品，是從前曾經有過高級外星文明來訪的明確證據了。試以元素鎝來說吧。它的最穩定的形式有99個質子和中子，半衰期約為二十萬年，即它的一半放射性衰變成其他元素約二十萬年，餘下的一半繼續衰變成其他元素又經二十萬年，如此等等。其結果，數十億年前由星體形成的任何形式的鎝，連同其他元素，到現在必定都衰變完了。因此，地球上的鎝，顧名思義，只能是人工制得。鎝的人工製品也只能有唯一的含義。同樣，地球上有許多常見元素是難以混熔的；例如，鋁和鉛。如果你把它們放在一起熔化，則重得多的鉛就會沉到底部，而鋁則浮向頂部。不過，在宇宙飛船內重力加速度g為零的條件下，就不存在重力把熔融中較重的鉛往下拉，這樣就能制得諸如鋁／鉛AI／Pb這樣一些奇異的合金。美國國家航空和宇航局早期穿梭般往返飛行任務的目標之一，就是檢驗出這些合金技術。任何記錄在鋁／鉛合金上的和從古代文明中尋回到的信息，確實都會引起我們今天的注意。
也有這樣的可能，即這種信息的內容而不是物質，清晰地表明一種超出我們祖先的科學或技術，例如，麥克斯韋方程組的一種向量微積分解釋（用磁單極或不用磁單極），或圖解表示幾種不同溫度的普朗克黑體分佈，或狹義相對論洛倫茲變換的推導。即使古代文明不能理解這些記載，他們也還可能把它們視若神明。儘管編造古代或現代外星宇航員的故事明顯有利可圖，但上述情況並沒有出現。曾經有過關於聲稱是墜落飛碟上的鎂樣品純度的爭論，但這些鎂樣品的純度在當時已是美國技術所能達到的。一張猜想的星圖據說是從正在飛行中的飛碟內部尋回的（據記憶說是「尋回的」），這張星圖據說並不與象太陽一樣的最近恆星的相對位置相似；事實上，仔細的考察表明，它還不如你用一支古老鵝毛筆在幾張空白紙上撒上點點墨水所得的「星圖」。但有一個明顯的例外，還沒有更詳細的材料作出解釋並足以正確說明處於前科學的或前技術的人竟能準確描繪現代物理學和天文學知識。這個例外就是馬裡共和國多岡人所掌握的有關天狼星的奇異神話。
當今世上最多有幾十萬多岡人生活著，僅從本世紀三十年代起才受到人類學家們深入細緻的研究。他們的神話中的某些成分，使人想起古代埃及文明的各種傳統，有些人類學家認為，較不發達的多岡人必與古代埃及在文化上有聯繫。天狼星的羅盤狀上升乃是埃及曆法的中心，並用來預見尼羅河的氾濫。多岡天文學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已由馬塞爾·格裡奧勒（Marcel Griaule）作了描述。格裡奧勒是一位法國人類學家，工作於本世紀三、四十年代。鑒於格裡奧勒的說明已無可懷疑，所以重要的是要注意，對於這些突出的多岡族人的信念，早先西方並沒有記載，而且，所有這些信息又都由格裡奧勒搜集起來的。這個故事近來有一位英國作家坦普爾（Temple）使之普及了。
與差不多所有前科學社會相反，多岡人認為，行星及地球都繞著它們的軸自旋並圍繞太陽公轉。當然，這樣的結論無需高深的技術就能作出，因為哥白尼已作過論證，但是，這在地球上的人中間卻還是一種極為罕見的洞悉。不過，在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和菲洛勞斯（Philolaus）已有過這樣的學說，他們或許如拉普拉斯所說，認為，「行星上有人居住，恆星就是散播在太空中的許多太陽，各自成為太陽系的中心」。在形形色色的各種矛盾觀念中，這些學說也許恰好就是受到某種啟示而偶然猜中的。
古希臘相信只有四種元素——土、火、水和氣，萬物都由它們構成。在前蘇格拉底哲學家們中間，各對這些元素中的一種作專門的辯護。如果說，後來的結果表明，宇宙的組成中事實上這些元素中的一種比另一種要多，那麼，我們也不應該把明顯的前科學，歸咎於作出假說的前蘇格拉底哲學家。這些哲學家中的有一位獨自建立在統計學基礎上，所以，他無疑是正確的。同樣，如果我們有幾百種或幾千種文化，各自都有自己的宇宙論，那麼，若其中之一在某個時候純屬偶然地提出一種觀念，這種觀念不僅是正確的，而且對他們來說也不可能用演繹得到，這對我們來說，也不應該感到驚奇。
但是，按照坦普爾的說法，多岡人比這走得更遠。他們認為，木星有四顆衛星，土星外圍有一個環。也許可能是，一些具有特殊眼力的人，在特殊可見度的條件下，沒有望遠鏡竟能看到木星的伽利略衛星和土星的環。不過，這顯然是似然性的邊緣。與開普勒以前的所有天文學家不同，據說多岡人記述行星以正確無誤的橢圓軌道而非圓形軌道運行。
還有更為驚奇的是，多岡人關於天狼星——這顆天空中最明亮的星的信念。他們堅持認為，有一顆暗色的和不可見的伴星，環繞天狼星作軌道運行（而坦普爾說是按橢圓軌道運行），每五十年運行一周。他們說到，這顆伴星是一顆非常小且非常重的星，它是由地球上沒有找到過的一種稱作「薩蓋拉」（Sagala）的特殊金屬所組成的。
明顯的事實是，可見的星，即天狼甲，確有一顆特別暗的伴星——天狼乙，環繞著天狼甲以橢圓軌道作軌道運行，每50．04±0．09年運行一周。天狼乙是現代天文學發現的白矮星的第一個樣本。它的物質處於「相對論性簡並」狀態，地球上並不存在這種狀態，而且由於電子在這種簡並物質中不受原子核束縛，所以，它也確能被描述成是金屬狀態。因為天狼甲被稱作犬星，所以，天狼乙有時被授予「幼犬」的稱號。
乍一看來，多岡人關於天狼星的傳說故事似乎是今天可以用來說明過去曾與一種高級外星文明接觸過的最好的候補證據。然而，當我們開始更細緻地審視這個故事時，我們要記住多岡的天文學傳統納粹是口頭的，要記住這種傳統肯定僅僅是從本世紀三十年代開始的，而且圖像是用棍棒寫在沙上的。（讓我順便提一下，有某種證據表明，多岡人喜歡用橢圓構圖，同時表明坦普爾關於在多岡神話中行星和天狼乙是以橢圓軌道運行的主張可能是錯誤的）。
當我們對多岡神話作整體考察時，我們發現了一個非常豐富而詳盡的傳說結構，正如許多人類學家已經指出的，它要比它地理上的鄰邦的傳說結構豐富得多。有豐富成串的傳說的地方，自然也就有使其中的一個神話與現代科學發現偶然相符的較多機遇。神話非常貧乏的地方，這種偶然巧合的可能性就少得多。但當我們考察多岡人的其餘神話時，我們是否能找出其他事例令人久久縈繞心頭，而聯想到現代科學中某些始所未料的發現呢？
多岡人的宇宙發生論描述的是造物主怎樣考察一隻編成的口圓底方的筐。這類筐今日的馬裡人仍在使用。造物主將這只筐豎立著並用它作為世界創造紀模型——方底代表天空，圓口代表太陽。我必須指出，這種說明並不能作為對現代宇宙學思想的不平凡預期而令我驚奇。在多岡人對地球創造的描述中，造物主在雞蛋中注入兩對孿生子，每對包含一雄一雌。打算讓兩對孿生子在雞蛋內成熟並結合而成為一個單一而「完善的」陰陽合生的生命。當孿生子中的一個在成熟前從雞蛋中破殼而出時，地球就發生了，於是造物主也就把孿生子中的另一個供奉出來，以便保持宇宙的某種和諧。這是一個色彩斑駁而有趣的神話，但它跟其他關於人類的許多神話和宗教並沒有性質上的不同。
關於天狼星的伴星假說，可能是從多岡人的神話中自然得出的，因為在這個神話中，孿生子佔有中心的地位，但是，關於天狼星伴星的週期和密度這樣簡單的問題，似乎並沒有作出任何解釋。多岡的天狼星神話與現代天文學思想如此接近，在定量方面又如此精確，以致於不能把它看成是偶然的巧合。然而多岡神話依然還處於多少是標準的前科學傳統之中。這個問題怎樣解釋？是否有任何機遇可能使多岡人或他們那些有文化的祖先真的能見到天狼乙並觀察到它繞天狼甲旋轉的週期？
天狼乙之類的白矮星，是從所謂紅色巨人的星體演化而來，這些紅色巨星非常明亮，而且確是紅色的（這不是駭人聽聞）。公元初幾個世紀的古代著作家實際上也把天狼星描述成是紅色的——當然今天並不是指它的顏色。霍勒斯（Horace）在名為《怎樣很快致富》的對話篇中，引證一本沒有註明的早期著作中的話說，「紅犬星已經熱裂成不能叫喊的雕像」。由於這些古代資料絲毫不能令人信服，所以，在天體物理學家中間有一種小小的誘惑，以致使他們認為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即白矮星天狼乙在歷史上多次成為紅巨星，並且為天狼甲的光亮所完全籠罩而變得用肉眼可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或許稍晚有一個時期，當天狼乙的亮度達到與天狼甲的亮度可以比較，而兩星彼此間的相對運動就不能借助肉眼得到辨別。但星體演化理論的最近最好信息提示出，如果在霍勒斯前幾個世紀，天狼乙曾是一顆紅巨星，那麼，要從紅巨星變成到達目前的白矮星狀態，它在時間上簡直不夠。更有甚者，還有一點看來也很奇特，那就是，除了多岡人以外，沒有人注意到這兩顆星每五十年彼此繞行一周，各自成為一顆天空中最明亮的星。在這之前幾世紀，美索不達米亞和亞歷山大港有一個富有特殊才幹的觀察天文學派——更不待說中國和朝鮮的天文學派——如果他們都沒有注意這兩顆星的情況，豈非咄咄怪事。那麼，我們的唯一選擇是否是要相信，外星文明的代表們曾訪問過多岡或多岡人的祖先呢？
多岡人所具有的知識，不可能不用望遠鏡獲得。直截了當的結論是，他們曾與一個高級技術文明接觸過。唯一的問題是哪一個文明，是外星文明還是歐洲文明？比多岡人受到古代外星教育奴役遠為可信的，也許是他們在較近時期與科學文化較高的歐洲人有過接觸，歐洲人就把值得注意的關於天狼星及其白矮伴星的歐洲神話傳給了多岡人，這個神話有著一個絕妙創造性的浪漫故事的一切表面特色。這種與西方的接觸或許來自歐洲人到非洲的訪問，或許來自法國某地的學校，或許來自西部非洲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應徵替法國人打仗而與歐洲人的接觸。
這些故事出自與歐洲人的接觸而不是與外星文明接觸的可能性，由於最近天文學中的發現而增加了。最近天文學發現：由詹姆士·埃利奧特（James Elliot）率領的康奈爾大學研究小組，在印度洋上空從事高空觀察，於1977年發現天王星周圍有環——這項發現在地面觀察中卻從來沒有暗示過。高級外星文明既能臨近地球上空觀察我們的太陽系，應該是毫無困難地發現天王星的這些環。但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歐洲天文學家們卻從未說起過這件事。多岡人不談帶有環的土星之外的另一顆行星，這一事實提示我相信，多岡人所提供的東西系來自歐洲人，而不是來自外星文明。
1844年，德國天文學家F．W．貝塞爾（Bessel）發現，天狼星本身（天狼甲）的長週期運動不是直線式的，而是相反的以更遠距離的星為背景波浪式的運動。貝塞爾假設，有一顆暗色的天狼伴星，它的引力影響正在造成被觀察的正弦曲線運動。由於擺動週期是五十年，所以，貝塞爾推導出，在天狼甲和乙圍繞它們的共同質量中心聯合運動中，暗色伴星有一個五十年的週期。
十八年後，阿爾萬·G．克拉克（Alvan G.Clark），在檢驗一台新的18[1/2]英吋的折射望遠鏡時，用視力直接觀察，偶然發現這顆伴星——天狼乙。從相對運動觀點出發，牛頓萬有引力理論容許我們估算出天狼甲和天狼乙的質量。結果得出，伴星的質量恰好與太陽的質量相同．但天狼乙的昏暗度幾乎是天狼星的一萬倍，即使它們的質量大致相同，而且它們與地球相距也恰好相等。只有當天狼乙有小得多的半徑或低得多的溫度時，這些事實才能獲得合理解釋。但在十九世紀後期，天文學家們相信，相同質量的星體具有近似相同的溫度，而到世紀之交，人們廣泛地認為，天狼乙的溫度並不明顯的低。沃爾特·S．亞當斯（Walter S.Adams）於1915年通過分光鏡觀察證實了這個論斷。因此，天狼乙必定非常之小．我們今天知道，它只有地球一樣大。由於它的大小和顏色、人們才叫它白矮星。但是，如果天狼乙比天狼甲小得很多，那麼，它的密度就必須非常之大。於是，天狼乙是一顆密度異常大的星體這一概念，在本世紀頭幾個十年內就已得到廣泛確認。
天狼伴星的奇異本質，在書籍和報紙上已作了廣泛報道。例如，在阿瑟·斯坦利·埃丁頓（Arthur Stanley Ed－dington）爵士的《物理世界的本質》一書中，我們讀到：「天文學證據實際上已無可置疑地表明，在所謂的白矮星內，物質的密度遠遠超出了我們在地球上所經歷到的任何物質的密度；例如，在天狼伴星中，其密度大約為每立方英吋一噸重。這種條件的達到可以作如下解釋，即；高溫和隨之而來的物質的激烈震動擊破了原子的外層電子（使之電離），致使碎片更加緊密地捆紮在一起」。該書於1928年出版，同年用英文重印了十次。它被翻譯成包括法文在內的許多種文字。白矮星由電子簡並物質所構成的思想已由R．H．福勒（Fowler）於1925年提出，並很快被人們接受。另一方面，白矮星由「相對論性簡並」物質所組成的假設，第一次是在1934年到1937年期間作出的．它是由印度天體物理學家S．昌德拉塞卡（Chandrasekhar）在英國提出的；這種思想對於不熟悉量子力學的天文學家來說實質上是抱著懷疑的態度接受的。最強硬的懷疑論者之一是埃丁頓。這種爭論不斷在科學出版物中登出並引起了有知識的外行人的強烈興趣。這一切都恰好發生在格裡奧勒接觸到多岡人關於天狼星的傳說之前。
在我的心目中，我想像可能是一位高盧旅遊者於本世紀初在法屬西部非洲的一個什麼地方訪問過多岡人。這位高盧旅遊者也許是一位外交官、探險家、冒險家或早期的人類學家。這樣的人——例如，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頓（Richa－rd Francis Burton）——在本世紀的前幾十年就在西部非洲了。他們可能談到天文學上的某些逸聞、傳說或民間知識。天狼星是天空中最明亮的星。多岡人以他們的天狼星神話歡娛訪問者。接著，他們有禮貌地、帶著期待的目光微笑著，希望他們的來訪者談談他可能有的關於天狼星的神話。或許他在回答以前還翻閱了一下他的旅行袋中已經用舊了的精裝書。白矮天狼伴星乃系公認的天文學上聳人聽聞的事件，旅遊者以一個戲劇性神話換來了一個慣常的神話。在他離去之後，他的敘述已被當地人記下、複述，最後被溶進到多岡神話的主幹部分中——或者至少溶入副枝中（或許以「天狼星神話，白人的敘述」為題溶入）。當馬塞爾·格裡奧勒在本世紀三、四十年代研究神話時，他已經有了他自己關於歐洲天狼星神話在他的頭腦中起著作用。
這一神話，由於一位粗心的人類學家而使它兜了一個圈子又回到它的文明發源地，如果在人類學知識沒有這樣多關於它的實例，這種情況也許聽起來不大可能。在這裡我再舉一些例子。
二十世紀頭十年，一位人類學的新手在美國西南部搜集土著美洲人的古代傳說。他關心的是把所有獨有的口頭傳說記錄下來，免遭全部失傳。年輕的土著美洲人與他們的世襲遺產已很少接觸，所以，這位人類學家把注意力集中於這個種族的年長成員。一天，他在一所泥蓋木屋外面，與一位健壯而又有他所需要的材料的老人交談了起來。
「請談一談你們祖先在孩子出生時舉行什麼儀式。」
「請稍等片刻。」
這位老印第安人緩緩走向泥蓋木屋的黑暗深處。十五分鐘之後，他返回來，對產後的儀式作了極為有用的詳盡的描述，包括與破胎、胎胞、臍帶、第一次呼吸和第一次哭叫有關的儀式。這位人類學家受到了鼓舞，又熱衷於寫作，因此，他系統地詢問了人的一生所經歷的所有儀式，包括青春期、結婚、生育以及逝世的儀式。談到每一種情況，這位老人都要去泥蓋木屋一次，一刻鐘以後出來並提供一套豐富的答案。這使這位人類學家感到吃驚。他想，或許可能在屋內還有一位更年老而虛弱的長者臥病在床吧？他終於忍不住而鼓起勇氣問那位向他提供材料的老者，為什麼每次都要轉回木屋裡去。老人微笑著，最後一次回到木屋，出來時手上拿著一本常被翻閱的《美國人種志辭典》，這是十年前人類學家編輯的。這位可憐的白人必定會想到自己的所作所為既意味深長且又無知可笑。他竟連這樣一本反映我國人民傳統的了不起的書都沒有。我卻可以給他講一講這書的內容。
我要講的另外兩個故事，是關於一位傑出的醫生D．卡爾頓·蓋吉杜塞克（Carton Gajdusek）博士的冒險。蓋吉杜塞克多年從事「庫魯病」研究，這是一種罕見的在新幾內亞居民中流行的濾毒病。由於這項工作，他榮獲1976年度諾貝爾醫學獎。我對蓋吉杜塞克博士表示謝意，因為我麻煩他請他核對過我關於他的故事的記憶。這個故事是我在許多年以前第一飲從他那裡聽來的。新幾內亞是一個島嶼，在這個島嶼上，山嶺使一部分山谷的人與另一部山谷的人分隔開了——這種分隔與古希臘人被山嶺分隔相類似，但分隔得更為徹底。其結果，有著極為豐富且又不同的文化傳統。
1957年春天，蓋吉杜塞克和後來稱為巴布亞和新幾內亞地區的公共衛生局的醫學官員文森特·齊加斯（Vincent Zigas）醫生，會同一名澳大利亞行政巡邏宮，從布魯薩谷地出發經過南福雷按文化和語言不同而聚居的廣闊地帶，到達阿加卡馬塔薩村，對「自由地區」作了一次探索性訪問。石器仍在使用著，而且還保留著人吃人的野蠻傳統。蓋吉杜塞克和他的同伴在南福雷的一個最邊緣的村落中找到了庫魯病例，發現這種病是由於吃人肉而傳播的（但大多數不是經消化道傳播）。他們決定在那裡待幾天，搬進一間很大的老「屋」或男人們的房子裡（從其中一所房子裡傳出的音樂，恰好是宇宙飛船旅行者唱片發送給各星球的音樂）。這所房子沒有窗，低矮的門，煙霧瀰漫，被分隔成小間，以致來訪者既不能直立站著，也不能伸展四肢。它被分割成許多臥室，每間臥室內都有一個小火堆，男人和男孩在寒冷的夜晚就圍著這火堆擠成一團睡覺或取暖。這裡的地勢在海拔6，000英尺以上，比丹佛還要高。為了讓來訪者住宿，男人和男孩們高高興興地拉開專司禮儀的男人房子一半的內部結構，而在兩天兩夜的傾盆大雨期間，蓋吉杜塞克和他的同伴只得在被亂風吹打而又烏雲籠罩的高高山脊上閉門不出。年輕的福雷土著人穿著樹皮，頭髮用豬油塗抹後結成辮子。他們戴著巨大的鼻甲，用豬的陰莖作臂環，用鼠和能爬樹的袋鼠的生殖器作項鏈的垂環。
第一天的整個晚上和以後的下雨天，主人們都唱他們傳統的歌曲。為了報答他們的盛意，正如蓋吉杜塞克所說，「為了增進與他們密切關係，我們也開始唱歌以表答謝——這些歌中有象『奧奇合奏曲』和『我的客人們在霧中發光』……等這樣的俄羅斯歌曲。這受到了非常熱烈的歡迎。阿加卡馬塔薩村的村民們請求重唱幾十遍，在煙霧籠罩的長形房子裡，伴著滂沱大雨，他們聽得津津有味。」
幾年之後，蓋吉杜塞克從事收集南福雷地區的另一部分的民間音樂工作，他請一群年輕人把他們的全部歌曲演唱一遍。令蓋吉杜塞克驚奇和喜悅的是，他們唱出了多少有些改調的、但依然清晰可辨的「奧奇合奏曲」。唱歌者中的許多人明顯地認為是傳統歌曲，而後來還是蓋吉杜塞克發現這首歌甚至傳到更遠的田野，但在歌唱者中沒有一人知道這首歌的起源。
我們很容易想像到，曾經有過某個世界人種音樂學考察組來到新幾內亞的一個特別偏僻地區，並發現土著人有一首傳統的歌。這首歌在節奏、樂譜和歌詞方面聽來酷似「奧奇合奏曲」。很難相信，如果西方人與這些人先前沒有接觸過，他們能編造出這樣好的神話來。
那年的晚些時候，蓋吉杜塞克接受幾位澳大利亞醫生對他的訪問。這些醫生渴望理解關於病人吃病人而傳染「庫魯病」的重要發現。蓋吉杜塞克描繪了福雷人所信仰的許多疾病起源的理論，他們並不相信疾病是由鬼魂造成的，也不相信是由懷惡意的亡親造成的。不相信這些鬼魂或亡親由於妒忌活著的人而把疾病加害於曾冒犯過他們且倖存下的男性親戚。人類學創始人布羅尼斯拉夫·馬利諾斯基（BronlislawMalinowski）曾敘述過美拉尼西亞沿岸人的情況正是這樣。與此相反，福雷把大多數疾病歸咎於懷惡意的巫術，任何被冒犯過並企圖報仇的男性，不論是年輕人或老年人，無需專門受有訓練的巫師幫助，就能要這種巫術。庫魯病就有一種專門的巫術解釋，但這種巫術解釋也適用於慢性肺病、麻瘋病、印度痘（yaws）等等。這些信念已是長期確立並確信無疑，但當福雷人親眼目睹著印度痘由於蓋吉杜塞克小組通過青黴素注射而完全被制服時，他們就很快地同意印度痘的巫術解釋是錯誤的，並且把它拋棄了；在以後的歲月裡，這種巫術解釋不再以任何形式出現了。（我希望西方人也像新幾內亞的福雷人一樣，盡快放棄那些已成廢物的或錯誤的社會觀念）。麻瘋病的現代療法也同樣導致它的巫術解釋消聲匿跡，儘管這個過程要緩慢得多，而今天的福雷人也嘲笑早先那些關於印度痘和麻瘋病的落後見解。但是，由於西方人一直未能以一種令他們滿意的方式治癒或解釋庫魯病的起源和本質，因而關於這種疾病的傳統觀點依然保持著。因此，福雷人對於西方關於庫魯病的種種解釋仍然持強烈的懷疑態度，並且還固執著他們的觀點，認為懷惡意的巫術是這種病的原因。
一位澳大利亞醫生，由一位為蓋吉杜塞克提供資料的土著人作為譯員陪同，訪問了毗連的村莊，用一天時間考察了庫魯病患者，並獨立地取得了信息。當晚他回來告訴蓋吉杜塞克說，不相信鬼魂是這種病的原因是錯誤的，並堅持認為，他們放棄巫術是印度痘病因的思想就更錯誤了。他繼續告訴蓋吉杜塞克，人們認為死屍能變成不可見的，而死人那看不見的鬼魂能夠在夜晚通過一個微小的缺口進入病人的皮膚裡，從而惹起印度痘。這位澳大利亞醫生甚至用棍子在沙上把這些鬼魂的模樣都畫出來。他們小心地畫了一個圓圈，在圓圈內又畫了一些彎彎曲曲的線。他們解釋說，圓圈外面是黑暗的；圓圈裡面是明亮的——這就是惡毒的讓人生病的鬼魂的沙像。
蓋吉杜塞克盤問了這位年輕的譯員後發現：跟這位澳大利亞醫生談話的該村的某位老人，原來是熟悉蓋吉杜塞克的，他還是蓋吉杜塞克住處和實驗室的常客。他們一貫試圖作這樣的解釋，即：產生印度痘的「病菌」的形狀是螺旋形的——他們從蓋吉杜塞克的黑底顯微鏡中多次見到過的螺旋菌形狀。他們不得不承認，這種病菌是不可見的——它只能用顯微鏡才能看見——而當這位澳大利亞醫生催問這是否「代表」了死人時，他們又不得不承認蓋吉杜塞克曾強調指出過，這種病菌能從跟印度痘瘡口的近接觸，例如跟印度痘患者一起睡覺而感染上。
我還能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從顯微鏡中看到的情景。在顯微鏡聚焦後，我把雙目貼近接目鏡，僅僅是為了看看我的眼睫毛，接著進一步窺視漆黑的鏡筒內部，最後我才調整到直視顯微鏡管，竟使我受明亮的光圈而眩昏。過了一會兒當眼睛適應了才看到光圈內的東西。蓋吉杜塞克為福雷人的演示具有如此強有力的說服力——畢竟，別的辦法對福雷人終究全然缺乏如此具體的真實性——以致甚至除了他能用青黴素治癒這種病不說，就這一點也使許多人信服了他所說的話。或許有人把顯微鏡中的螺旋體看作白人神話和小魔術的一個有趣範例，而當另一位白人到達並詢問病因時，他們也能有禮貌地把他們所相信的觀念告訴他，使他感到快慰。西方人與福雷人的接近已經中止五十年之久了，但在我看來完全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一位未來的訪問者會驚奇地發現，儘管福雷人還完全處於前技術文化狀態，但不知怎麼他們竟有著醫學微生物的知識。
以上三個故事內在地說明，當試圖從「原始」人那裡去獲取他們的古代傳說時，幾乎都不可避免地碰到這些問題。你能確保在你到某地以前其他人就沒有去過並破壞了土著神話的原始狀態嗎？你能確信土著人不順從你或不取笑你嗎？布羅尼斯拉夫·馬利諾斯基認為，他在特羅布裡恩群島發現了一個民族，他們竟弄不清性交和生孩子之間的關係。當問到怎麼會懷孕時，他們就會向你提供一個精巧的神話結構，明顯地具有無神干預的特徵。這使馬利諾斯基感到吃驚，他反駁說，事情完全不是這樣並向他們說明今日西方已完全普及的說法——包括懷孕期九個月的說法。美拉尼西亞人回答說：「不可能。你難道沒有看見那兒帶著一個六個月嬰兒的那位婦女嗎？她丈夫遠航去另一個島嶼已有兩年了。」是否更有可能是，美拉尼西亞人對生孩子全然無知，還是他們在委婉地譴責馬利諾斯基呢？如果某位看上去怪癖的生客來到我的城鎮，並問我嬰兒從哪裡來的，我也確實會跟他瞎湊一通。前科學狀態的民族畢競也是民族。個別地說來，他們也跟我們一樣的聰明。漫無邊際地向不同文化的知情人提出問題，並不總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不知道，多岡人當從西方人那裡聽到關於天狼星這樣一個特殊發明的神話時（這顆星在多岡人自己的神話中很重要），他們是否不隨機應變地回敬給來訪的法國人類學家。這是否比外星宇宙飛船到古埃及訪問這種傳說更不可能呢？這種傳說說，宇宙飛船帶來一套堅實的科學知識，這些科學知識與常識明顯矛盾，以口頭流傳千年之間並只在西非洲流傳而得以保留至今。
對於這樣一類神話，因為有著太多的漏洞，有著太多的可供選擇的解釋，以致難以為過去有外星人接觸提供可靠的證據。如果確有外星人的話，我想，無人駕駛的行星宇宙飛船和巨大的射電望遠鏡。將更有可能證明是探測他們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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