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冰箱上張貼小孩塗鴉的作品和蘋果派一樣，代表了道地的美式作風。我們鼓勵孩子表現自我，自己動手做東西。可是，等到他們6歲大的時候，我們卻突然改弦易轍，讓他們覺得美術課就像棒球課外活動一樣，比不上英文或數學那麼重要，有志出人頭地的年輕人應該把時間花在閱讀、背誦和複習上。於是，在他們上學以後的20年裡我們像填鴨一樣拚命往他們的左腦中灌輸各種知識，卻讓他們的右腦日漸萎縮。
派普特曾經講過一個故事。一位19世紀中葉的外科醫生神奇地穿過時光隧道來到一間現代的手術室。所有的一切對他而言都全然陌生。他不認識任何手術器械，不知道該怎樣動手術，也不知道怎樣才能幫得上忙。現代科技已經完全改變了外科醫學的面貌。
但是，假如有一位19世紀的教師也搭乘同一部時光機器來到了現代的教室，那麼，除了課程內容有一些細枝未節的變動外，他／她可以立刻從他／她的20世紀末的同行那裡接手教起。我們今天的教學方式和150年前相比，幾乎沒有什麼根本的改變，在技術手段的運用上，也差不多還停留在同樣的水平。事實上，根據美國教育部最近所作的調查，84％的美國教師認為只有一種信息科技是絕對必要的：複印機再加上充足的複印紙。更好的調色板
然而，我們終究開始擺脫這種呆板僵化的教學模式，從主要迎合那些約束自己按部就班的孩子，走向更多元化的教學。在這種教學中，藝術與科學之間、左腦與右腦之間，不再徑渭分明。當一個孩子使用Logo這樣的計算機語言，在電腦屏幕上畫圖時，所畫出的圖形就既是藝術的，也是數學的，可以看作兩者中任意一種。即使抽像的數學概念現在都可以借助視覺藝術的具體形象來加以闡釋。
個人電腦將使未來的成年人數學能力更強，同時也更有藝術修養。10年後的青少年將擁有更豐富多樣的選擇天地，因為不是只有書獃子才能成就高深的學問，具有各種不同的認知風格、學習方法和表現行為的人，都可能成大器。
工作與遊戲之間的中間地帶會變得異常寬廣。由於數字化的緣故，愛與責任不再那樣界線分明。業餘畫家大量湧現，象徵著一個充滿機會的新時代的來臨，以及社會對創造性休閒活動的尊重。未來將是個終身創造、製造與表現的年代。今天，當退休的老人重拾畫筆時，他彷彿又回到了孩提時代，但和青壯年時期相比，他所得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種回報，將來，不同年齡的人都會發現自己的生命歷程更加和諧，因為工作的工具和娛樂的工具將越來越合二為一。將有一塊更好的調色板來諧調愛與責任、自我表達與團體合作。
老老少少的計算機黑客們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們設計的程序就好像超現實主義的繪畫一樣，既有高度的美感，又有卓越的技術。我們可以同時從風格與內容、意義和表現手法等不同層面，來討論他們的作品。他們的電腦程序表現了一種新美學。這些黑客們正是新電子錶現主義的先驅。音樂的推動力
事實證明，音樂是計算機科學形成過程中最重要的推動力之一。
我們可以從三個非常有力而又相互補充的方面來探討音樂問題。首先是數字信號的處理——比方說極難解決的聲音分隔問題（例如在錄下的音樂中抹去可樂罐落地的雜音）。我們也可以從音樂的認知角度進行探討——如何詮釋音樂語言，音樂欣賞的構成要素有哪些，情緒從何而來？最後，我們可以把音樂當成一種藝術表現和敘事手段——敘述一個故事，激發一些情感。所有這三個方面當仁不讓，都非常重要，它們使音樂成為完美的知性領域，讓我們能優雅地穿行於技術與表現、科學與藝術、個人世界與公眾世界之間。
假如你問擠滿整個禮堂的計算機系學生，他們當中有多少人會樂器，或有多少人認為自己愛好音樂，絕大多數人都會舉起手來。數學和音樂之間傳統的親密關係現在驚人地表現在計算機科學界和電腦黑客群體之中。媒體實驗室由於研究音樂而吸引了一批出類拔萃的計算機系學生。
美術和音樂這種兒時的嗜好，能夠讓孩子以全面的眼光來觀察和探索迄今為止還是以單一方式呈現在他們面前的浩瀚的知識世界。但是父母和社會往往有意無意地阻撓孩子發展這方面的興趣，或讓孩子只把美術和音樂當成學業攀登中緩解壓力的手段。我上學時很討厭歷史課，但卻能說出美術和建築史上所有重要的里程碑和它們的年代，而對政治事件和戰爭的年代我卻怎麼也記不住。兒子受我的遺傳，也有誦讀障礙，但卻能津津有味地把有關高空衝浪和滑雪的雜誌一字不落地看完。對有些人而言，音樂可能正是研究數學、學習物理和瞭解人類學的最佳途徑。
說完了上面這些，轉過頭來，我們究竟如何學習音樂呢？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的初葉，在學校練習樂器是很普遍的現象。後來，錄音技術的發展阻止了這一潮流。直到最近，才有些學校重新讓學生從製作音樂中來學習音樂，而不只是靠聽音樂來學習。讓幼小的孩子利用電腦學習音樂有很大的好處，因為電腦能提供五花八門的入門途徑。電腦不會限制有天分的孩子接觸音樂的機會。孩子可以借助各種不同的方式，通過電腦來體驗音樂，音樂遊戲、聲音數據磁帶和本身可控制的數字聲音，只是其中的幾個例子而已。視覺感奇佳的孩子，甚至還會希望發明出看見音樂的方法。電子藝術
電腦和藝術第一次碰面時，會給雙方都帶來惡果。其中一個原因是機器的印記太強烈了，在全息藝術或立體電影中，電腦的表現往往壓過了藝術原來意欲表達的內涵。科技就好像法國調料醬中的胡椒一樣，電腦味道太強的結果，反而喧賓奪主，掩蓋了藝術表現中最微妙的信號。
毫不奇怪，在音樂和表演藝術中，電腦和藝術表現得最為相得益彰。因為在這兩個領域中，藝術作品的表現、傳播和體驗都能在技術上很容易地融合在一起。作曲家、表演者和觀眾都可以進行數字控制，如果荷比.漢考克（HerbieHancock）在互聯網絡上推出他的下一部作品，那就好比在一個擁有2000萬個座位的劇場中演奏，而且每位聽眾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改變音樂的表現。對有些人而言，只要單純調節音量就可以了。有些人則可能把音樂轉換成卡拉OK。其他人甚至會調整它的酬。
數字化高速公路將使「已經完成、不可更改的藝術作品」的說法成為過去時。給蒙娜.麗莎（MonaLisa）臉上畫鬍子只不過是孩童的遊戲罷了。在互聯網絡上，我們將能看到許多人在「據說已經完成」的各種作品上，進行各種數字化操作，將作品改頭換面，而且，這不盡然是壞事。
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藝術表現方式得以更生動和更具參與性的新時代，我們將有機會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來傳播和體驗豐富的感官信號。這種新方式不同於讀一頁書，也比到盧浮宮（Louvre）實地遊覽更容易做到。互聯網絡將成為全世界藝術家展示作品的全球最大的美術館，同時也是直接把藝術作品傳播給人們的最佳工具。
當數字化藝術家提供了改編作品的手段時，他們同時也開創了數字化藝術發展的大好契機。儘管這種做法似乎把重要的藝術作品全然世俗化了——就好像把斯泰肯的所有照片都印到明信片上，或是把瓦霍爾（AndyWarho1，1928一1987）的所有作品都變成裝飾藝術一樣。關鍵是，數字化使我們得以傳達藝術形成的過程，而不只是展現最後的成品。這一過程可能是單一心靈的迷狂幻想、許多人的集體想像或是革命團體的共同夢想。離經叛道者的沙龍
媒體實驗室最初的想法是把人性化界面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帶往新的方向。這種新的方向是指通過信息系統的內容、消費性應用的需求和藝術思維的本質來塑造人性化界面和人工智能。我們向廣播電視、出版和電腦界大力推銷這一想法，因為它將影像的感官豐富性。出版的信息深度，以及電腦的內在互動性集於一爐。這個概念今天聽起來十分合乎邏輯，但當時在眾人眼中卻愚不可及。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麻省理工學院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資深教授認為，所有和這個項目有關的人都是「江湖騙子」。
媒體實驗室坐落在一棟由著名建築師貝律銘所設計的建築中（設計時間是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的延伸建築之後，以及在巴黎盧浮宮的金字塔之前）。我們花了7年左右的時間來籌募財源、修建大樓和延攬人才。
就像1863年巴黎藝術界的當權派拒絕讓印象派畫家參與正式的美術展一樣，媒體實驗室的這群被正統人士拒之門外的始創研究人員也就自立門戶，成立了自己的「落選者沙龍」這些人中有些在學術界眼中太過激進，有些人的研究不見容於自己的系所，有些人則根本無處容身。除了魏思納和我以外，這一群人還包括了一位電影製作人，一位圖形設計師、一位作曲家、一位物理學家、兩位數學家，和一群在這之前的幾年中發明了多媒體的研究人員。
我們在80年代初聚集到一起，形成了電腦科學界的一支非主流文化。當時的電腦界仍然是程序設計語言、操作系統、網絡通信協議和系統結構的天下。維繫我們的並不是共同的學術背景，而是一致的信念：我們都相信，隨著電腦日益普及而變得無所不在，它將戲劇性地改變和影響我們的生活品質，不但會改變科學發展的面貌，而且還會影。勝活的每一個方面。
我們這群人的結合可謂佔盡天時，因為當時，個人電腦已經誕生，用戶界面開始受到重視，電信工業也解除了管制。報紙、雜誌、書籍、電影廠和電視台的擁有者和經營者都開始自問：未來將以何種面貌出現。兩位聰明的媒介巨孽，時代——華納的史蒂夫.羅斯和迪克.門羅憑直覺預見到數字化時代的來臨。而投資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個瘋狂的新項目…對他們來說，用不著下多大的本錢。於是，我們很快就發展成一個擁有300人的研究機構。
今天，媒體實驗室已經成為主流，而互聯網絡上的沖階浪手則成了在街頭遊蕩的瘋孩子。數字一族的行動已經超越了多媒體，正逐漸創造出上種真正的生活方式，而不僅僅是知識分子的故作姿態，這些網上好手結緣於電腦空間。他們自稱為比特族或電腦族，他們的社交圈於是整個地球。今天，他們才代表了落選者沙龍，但他們聚會的地方不是巴黎的咖啡廳，也不是位於坎布裡奇的貝律幸銘建築。他們的沙龍是在「網」上的某個地方。
這就是數字化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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