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觀察生物界時，我們不能不對動植物的巨大繁殖力產生深刻印象。由於大自然的產物變化無窮，它們要達到的目的又各不相同，它們在這方面的能力的確幾乎是變化莫測。但是，無論它們緩慢增長還是迅速增長，只要它們以種子或以世代增長，它們的自然趨勢必定是按幾何級數增長，即以倍增的方式增長；在任何一個時期，無論它們按什麼比率增加，要是沒有其它障礙妨礙它們。必定以幾何級數增長。
小麥在其生長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喪失大量種子。如果實行點播而不是以通常的方法播種，兩配克麥種就能有高達兩蒲式耳的收穫量，因此，收穫的小麥是播到地裡的麥種的四倍。《哲學學報》（1768年）刊登了一篇有關一次實驗的報道。報道說，把一棵小麥的根分出來並移植到適宜生長的土地上，結果收穫了50多粒麥子。但是，不舉特殊的例子，也不講特殊的耕作方式，大家都知道，對產量的計算常常是根據在不同的土地上和在不同的國家裡以平常的耕作方法進行小麥生產的實際經驗作出的，還估計到所有的平常種子被毀壞情況。
洪堡已搜集到這類物品的一些估計數字，從中可以看出，在法國、德國北部、波蘭和瑞典，一般說來，1粒麥種可收穫5、6粒小麥；在法國一些肥沃的土地上1粒麥種能生產出15粒小麥；在皮卡迪和法蘭西島的沃土上每粒麥種能收穫8至10粒麥子。在匈牙利、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每粒麥種能生產出8至10粒麥子。在拉普拉塔王國，每粒麥種能生產出12粒小麥；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附近，每粒麥種能產出16粒；在墨西哥北部，每粒能產出17粒；而在墨西哥赤道地區，每粒能產出24粒。
現在假設，在任何一個國家裡，在一定時期內，使用平常的耕作方法，每粒麥種能產出6粒小麥，可以確切他說，小麥具有以幾何級數增加的能力，即每年增長5倍，可以有把握地作這樣的計算：假定從一英畝產量開始，人們能夠迅速地把肥力相同的土地準備好，而且任何麥種都不浪費掉，則其增長率將提高到14年後小麥能完全覆蓋住整個地球陸地的表面。
同樣，人們憑經驗會發現，在具有一定肥力的土地上，估計到通常的死亡率和偶然事故後，綿羊的數量平均每兩年翻一番。確切他說，綿羊具有按幾何級數自然增長的能力，其公倍數是2，期限是2年。可以有把握他說，假如能將肥力相同的土地迅速地準備好，而且任何羊只都不消耗掉，要是我們從一英畝土地所能承載的足夠數量的羊只開始，其增長率將提高到，在不到76年的時間裡整個地球陸地表面就會完全被羊只覆蓋。
即使從上述增加得非常快的食物中扣除充分供養人類所需的部分，即使人口的增長和過去一樣快，扣除的部分相對來說也是微不足道的；而且食物的增長率仍會非常高，一直要等到發生了以下兩件事情的時候，這種增長才會被阻止，一是人類將缺乏自然意志來作出努力使食物的增長超過可能的消費量，一是經過一段時間以後，人類會絕對沒有能力預備好相同質量的土地以使同一增長率能保持下去。
由於這兩個原因合在一起的作用，我們發現，儘管動植物具有巨大的繁殖力，然而，它們的實際增長力是極低的。顯然，僅僅由於後一個原因並且在進一步增長最終停止以前，它們的增長率必定受到非常大的阻礙：要最開化的人們作出努力使地球上所有的土地都具有目前正在耕種的土地那樣的肥沃程度是做不到的；而且，實際達到上述目的，將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以致在早期就會使食物的自然增長受到經常而巨大的阻礙。
儘管人類在智力上高於其它一切動物，但是不能認為人類必須服從的自然法則與人們看到的普遍存在於生物界其它部分的自然法則有本質的區別。人類的增長可能比大多數其它動物要慢，但是要養活人類，食物是同樣必不可少的；要是人類的自然增長力超過有限的土地所能長期提供食物的能力，那麼，人類的這種增長就必然經常為獲取生活資料的困難所阻礙。
在維持生活的手段上，人類區別於其它動物的主要特點，在於人類具有極大地增加生活資料的能力。但是，這種能力顯然受到缺少土地這種狀況（地球表面很大一部分是不毛之地）的限制，它還明顯地受到對已耕的土地不斷追加資本而所獲得的農產品的產量的比例卻不斷下降這種情況的限制。
然而，我們必須特別地將人類的自然增長能力同土地這種遞減的、有限的農產品的增長能力作一比較，以便弄清楚：在土地全部得到開墾和地球上住滿了人的情況下，人類的自然增長力是否絕對不會經常地為獲取生活資料的困難所阻礙；要是情況果真如此，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在為了確定人類的自然增長力和人類增加農產品的能力所作的努力中，我們除了過去的經驗以外沒有其它的指南可以遵循。
我們從經驗中得知，對動植物增長的巨大抑制是空間和養料的不足；這種經驗也會指引我們去查明，在空間最充裕、養料最豐富的情況下這些動植物實際上所能達到的最大的增長。
依照同一原理，在存在大量優質土地、生活必需品的絕大部分實際上分給社會大眾的情況下，我們當可看到人口在實際上最大的增長。
就我們所熟知的一些國家而言，美利堅合眾國--以前大不列顛在北美的殖民地--幾乎完全符合上述情況。美國不僅擁有大量優良的土地，而且，從它的分配方式和農產品的銷售市場看，那裡對勞動力的需求更加巨大、更為經常，與其它那些擁有同樣多或更多的耕地、其土地具有同樣大或更大肥力的國家相比，美國把更大一部分生活必需品分給了勞動者。
那麼，我們當可看到美國人口的自然增長力非常引人注目（無論它可能多大）；因此，看來美國人口的實際增長率比我們所瞭解的任何國家的人口增長率都要高得多，儘管美國除了擁有充裕的優質土地和對勞動的巨大需求外，並沒有什麼其他特別有利於人口增長的因素。
前面已談過，所有的動物，根據人所共知的法則，必定具有按幾何級數增長的能力。那麼，人類按幾何級數增長的增長率有多大呢？
我們自然而然要把我們的目光轉向作為人口增長率最高的例證的那個國家，幸好那裡已進行過四次人口普查，這種普查每10年搞一次；儘管北美各殖民地早期的人口增長的估計數在缺少更多的確實無疑的文獻資料的情況下，對於證明一些非常重要的推論仍然具有充分的權威性，然而，因為現在我們已經擁有這些文獻資料，又因為與這些文獻有關的那個時期已足夠長，從而使有爭議的觀點得以成立，所以，沒有必要再提早期的情況了。
遵照國會的命令，在1790年進行了一次定期人口普查（有充分理由相信這次普查基本上是準確的）。根據普查結果，美國當時的白人總數為3164148人。1800年進行的一次類似的人口普查查明，美國的白人總數已增加到4312841人。該國人口在1790年至1800年的10年間已增加了36．3%。如果按這一增長率發展下去，其（白人）人民總數會在22年又4個半月中翻一番。
據1810年進行的第三次人口普查，白人總數達到5862092人，與1800年的人口數相比，人口總數在第二個10年中增加了36%。要是按這一增長率繼續下去，美國的人口會在大約22年半中翻一番。
據1820年所進行的第四次人口普查，美國的白人人口為7861710人，同1810年的人口數相比，人口在第三個10年中增加了34．1%，若以這一增長率繼續下去，人口就會在23年又7個月中翻一番。
要是我們將根據這一系列10年中人口增長最慢的10年的增長率計算出來的翻一番時間同25年作一比較，我們就會發現其間存在著差別，諸如把由於移民或外國人的流入所引起的人口增長完全包括在內。
根據從大西洋兩岸都能獲得的最可靠的文獻，在1790年至1820年的30年中移居美國的人數肯定每年平均不到1人。大西洋彼岸最大的權威西伯特博士說，從1790年至1810年每年進入美國的移民人數平均不到6000人。按照我國官方的統計資料，1812年至1821年的10年中自英格蘭、愛爾蘭和蘇格蘭向美國移民的全部人數每年平均不到7000人，儘管這個時期包括1817年和1818年這兩個獨特的年份，在這兩年中向美國移民的人數比這兩年以前及其後直到1820年的所有年份中的已知移民人數都大得多。美國官方的統計資料，能夠證實該遷入人口平均數的，充其量，也只有自1819年9月30日開始的兩年的資料，在充分考慮到從歐洲其它各國遷入美國的移民的情況下，每年遷入美國的移民人數仍然不到1人。
然而，近來有人提出了一種估算任何國家由於遷人移民引起的人口增長量的新方法。恰當他說，當每10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時，將人口分成10歲以上和10歲以下兩部分。所有10歲以上的人口，不包括遷入移民在內，在人口普查前都必定已經出生。因此，酌情減去在這10年中的死亡人數，比剩餘的人數還要多的這部分必定是遷入人口造成的，假如我們有辦法準確地估算出美國的由於沒有出生人口補充而未增加的人口在10年中所受到的損失，那麼，這種估算遷入移民的方法是無可非議的，往往是很有用的。
可是很遺憾，這種方法有缺點。甚至美國每年的死亡人數都搞不清。普賴斯博士認為死亡率是1：50；巴頓先生認為死亡率為1：45；而布裡斯特德先生則在《美國和它的資源》一書中說，整個美國的年平均死亡率為1：40，最有利於健康的地區為1：56，對健康最為有害的地區為1：35。
然而，即使我們能準確地弄清年平均死亡率，我們還是難以弄清有爭議的死亡人數，因為無論按照哪一個死亡率計算，都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口增長率。下面這張簡表把所觀察到的實際情況表示得明明白白。我們得益於一位非常能幹的計算專家米爾恩先生，他是《論年金和保險》這一名著的作者。它是依據以下的假設創作的，即：在任何情況下，人民總是受到與到1805年為止的5年間普遍存在於瑞典和芬蘭的相同的死亡率支配；今年的出生人數為1人。
| | 人口數始終不變 | 在 100多年中正在或已經以幾何級數增加的人口數，為的是使人口每50年或25年翻一番 | 50年 | 25年 | 自某個時候起 10年間的人口數 | 393848 | 230005 | 144358 | 現在 10歲以上的人口總數 | 320495 | 195566 | 126176 | 10年開始時存活人口中在10年期間的死亡人數 | 73353 | 34439 | 18182 | （死亡人數）每幾個人中佔一個 | 5．3692 | 6．6786 | 7．9396 |
我們從上表可以看出，按同樣的死亡率，一個由於沒有新出生人口作補充、總人數不增加的人口，10年中由於死亡而損失的人數上的差別是，假定人口屬於靜止人口、50年中翻一番和25年中翻一番這三種情況時，分別為1／5．3692，1／6．6786和1／7．9396。我們還可以看到，當人口在25年中翻一番時，死亡人數幾為1/8。
但是，這幾次人口普查應當能夠成為證明美國人口在某一時期持續不斷地在25年中翻一番的確鑿的證據；假設這個證據成立（在人們能夠拿出相反的證據以前我對此一直加以肯定），則很明顯，按照剛才提到的規律推斷，遷入移民的總數每年不到1
人。
1800年美國白人的總數是4312841人。要是不把新出生的人數計算在內，人口總數到1810年會減少八分之一，或者下降到只有3773736人。1810年10歲以上的人口數為3845389人；將前一人數從後一人數中減去，其差額或遷入移民總數為71653人，或每年平均7165人。1810年白人總數為5862092人，10年中減少八分之一後，其人數為5129331。1820年10歲以上人口數為5235940人。從前一人數中減去後一人數，其差額或遷人移民人數為106608人，或每年10660人。這表明，正如我們所料，1810年至1820年間的遷確移民人數大大超過1800年至1810年間的人數，但是即使在後一個10年中，甚至包括來自加拿大以及其它國家的遷入移民在內，移民總數也只每年少許超過1
人。
那麼，總而言之，要是我們承認1795年至1820年的25年間每年遷入人口的平均增長數為1
人，是大致有把握的；將這個數字運用到人口增長速度最慢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人口增長率如此之慢，以致要23年零7個月人口才能翻一番，由此，我們可以很容易地計算出，在另外的一年又五個月中，按照同樣的增長率，擁有5862000人的人口所增加的人數將比每年流入的1
人要大得多。
然而，這種情況不會出現。1821年的《美國國家年度記事》上有一則記載表明，1819年9月30日至1820年9月30日期間有7001人抵達美國，其中只有1959名婦女，其餘5042人都是男子。這個性別比--要是它接近代表平均數值--必將極大地降低按同樣的比率由這個數字計算出來的人口增長數。
但是，我們先不考慮這些，如果我們假定在1795年至1820年這25年期間從歐洲向美國的移民人數為1
人。這個時期的絕大部分時間歐洲捲入一場大範圍的戰爭之中，很需要人口，如果我們估計到在這整個時期所有的移民以最高的增長率增加，則餘下的人口數仍然足以顯示出該人口會在不到25年的時間內翻一番。
1790年美國的白人總數為3164148人。該人口按其以往的增長率，到1795年就會增加到3694100人；假定該人口在1795年至1820年的25年內翻一番，那麼到1820年時人口總數就會達到7388200人。但是，到1820年時實際白人總數，據最近一次人口普查，已達到7861710人，表明人數多出了473510人。而每年遷入移民為1
人，加上其以3%的增長率（該增長率會使人口總數在不到24年的時間內翻一番）增加的人口，其總數也只不過364592人。
但是，米爾恩先生為我們提供了美國幾次人口普查最引人注目的證據和幾乎只是由人口繁殖引起的增長率的最顯著的證據。米爾恩先生在他的《論年金和保險》一書中（讀書收有非常有價值的和令人感興趣的人口方面的資料），已注意到經常的需求壓力對瑞典勞動階級的影響，由於死亡人數愈益增加，它使沃金廷教授和尼坎德教授準確地觀察到的該國人口死亡率不能適用於情況較好的其它國家。但是，從普賴斯博士編製瑞典（死亡）表時起，人們看到死亡率在逐步下降；從1800年到1805年底沒有發生（食物）短缺和流行病，並且由於使用了疫苗，國家的健康狀況已進一步得到改善。他正確地認為，在這5年中所觀察到的死亡率可能在人民的狀況比瑞典以前的情況要好得多的那些國家中適用。他以此為根據，把瑞典上述期間的死亡率應用於一個假定由於繁殖而以幾何級數增長了100多年的人口，以達到人口每25年翻一番。假設該人口為100萬，按照假定的死亡率，他參照美國歷次人口普查的做法，將該人口分成不同的年齡，然後，將這些不同年齡的人口數同在1800年、1810年和1820年三個時期美國人口普查時各種年齡的實際統計表所分佈的同樣人數進行比較。
結果如下：
三次不同的普查在各種年齡的人口分佈彼此之間以及它們同假設的人口大體上的相似清楚地證明：
一個為數100萬的人口按下述年齡間隔的人數分佈狀況 在以下年齡之間 | 根據美國 | 假設的人口 | 1800年普查 | 1810年普查 | 1820年普查 | 0至10 | 337592 | 334556 | 344024 | 333995 | 10至16 | 145583 | 154898 | 156345 | 154913 | 16至26 | 186222 | 185046 | 189227 | 198114 | 26至45 | 213013 | 205289 | 190461 | 191139 | 45至100 | 117590 | 120211 | 119943 | 121839 | 0至100 | 1000000 | 1000000 | 1000000 | 1000000 | 16歲以下 | 483175 | 489454 | 500369 | 488908 | 16歲以上 | 516825 | 510546 | 499631 | 511092 |
首先，不同人口普查中各種年齡的人口分佈情況，必然是相當謹慎地整理出來的，因此，總的來說是正確、可靠的。
第二，假設人口中假定的死亡率基本上不能偏離普遍存在於美國的那個死亡率。
第三，美國人口的實際結構同僅僅由於繁殖而按幾何級數正常增長以致每25年翻一番的人口結構幾乎沒有什麼區別；因此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推論，（美國）人口幾乎沒有受到移民的干擾。
要是除了實際上存在的人口迅速增長的這些證據以外，我們再把考慮到的以下各種情況都加上，那就是：該人口增長率是個應用於非常廣大地域的一個平均數，其中有些地方是人所共知的不衛生地區；許多居民必定從事對健康不利的職業並且受到在其它國家普遍存在的妨礙人口增長的那些抑制；而且，在美國西部地區，那裡不存在這些對人口的抑制，儘管對遷入的移民作了最充分的估計，該地的增長率仍比一般的增長率要高得多--顯然應當肯定，美國全國人口在過去30年中的實際增長率必定大大低於人類在最有利的條件下實際增長的能力。
人類按某一個增長率實際增長的能力方面所能得到的最好的證據，就是他們按那個增長率實際增加的狀況。同時，假如在個別國家出現的特別快的人口增長率沒有得到其它證據的證實，我們就可以把這種情況歸結為誤差或一種偶然事件，而不能據此作出重要結論。但是，目前這個例子則是另外一回事。在其它國家多次出現的人口增長率，在妨礙人口增長的巨大而又明顯的抑制的作用下，充分表明，要是排除這些抑制，可以預料會發生什麼情況。
與美國非常相似的國家是美洲新近歸屬西班牙的那些領地。這些領地確實具有土地廣大而且肥沃的優勢；但是，母國（指西班牙--譯者）政府的所有弊病都被帶到殖民地，特別是存在於封建制度下的非常不公平的地產分配製度。這些弊病，加上極大部分人口是處於社會底層、在勤勞和能力上也不如美洲人的印第安人，必然妨礙廣大而又肥沃的土地所能容許的人口的迅速增長。但是，從洪堡不久以前介紹給大家的有關新西班牙的能給人以啟示並令人感興趣的情況看來，在18世紀下半葉，那裡出生人口超過死亡人口的數量以及人口增長都是非常巨大的。以下表中所列是11個村莊的登記表上記錄的死亡人數與出生人數的比例，這些詳細數字是教區的副牧師們提供給洪堡的：
但是，洪堡認為對全部人口（死亡人數與出生人數）最合適的比例是100：170。table3
在上述某些村子中，出生人數與總人口數的比例特別高，並且死亡人數與總人口數的比例也相當大，這證明了一種令人驚訝的看法，即熱帶氣候條件下的早婚和早逝以及每代人的死亡太快。
在克雷塔羅村，出生人數與人口數之比為1：14，而死亡人數與人口數之比為1：26。
在瓜納夏托村，包括附近的聖安娜和馬西爾礦區在內，出生人數與人口數之比為1：15，而死亡人數與人口數之比為1：29。
從能搜集到的所有資料中所得出的一般結果是：整個新西班牙王國的出生人數與總人口之比為1：17，而死亡人數與總人口之比為1：30。要是人口按這些出生人數與死亡人數的比例繼續發展下去，其總數就會在27．5年中翻一番。
洪堡還進一步觀察到，他所搜集到的關於出生人數與死亡人數之比以及這兩種人數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的資料證明，只要自然法則沒有被某些非常的、干擾性的原因攪亂，新西班牙的人口就應該每19年翻一番。
然而，人們知道，這些原因實際上並不存在，因此，我們不能認為新西班牙的人口實際增長率比根據以前的計算法計算出來的增長率要高。但是，像人口在27年半中翻一番這樣的增長率是非常特殊的，儘管存在著洪堡所列舉的所有那些妨礙。該人口增長率僅次於美國的增長率，比在歐洲所能看到的增長率要高得多。
可是，歐洲的人口增長趨勢總是非常明顯，而且在幾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人口實際增長有時會比所能預料的大得多，如果考慮到有一些障礙需要克服的話。
蘇斯米爾希認為，在普魯士和立陶宛，在經歷1709年和1710年的大瘟疫以後，由於登記表上所載明的出生人口超過死亡人口，其人口大約在44年中翻了一番。
俄國1763年的人口總數，據查點和計算，估計有2000萬，到1796年有3600萬。若按此增長率繼續增加，那麼不到42年該國人口就要翻一番。
愛爾蘭的人口在1695年估計有1034000人。據1821年的調查統計表，該國人口已增加到了6801827人這樣龐大的數字。這是總共125年中實際增長的一個例子，按此增長率繼續增加，該國人口大約在45年中翻一番。這是在社會勞動階級經常遭受極大苦難的壓力和頻繁、大量地向國外移民的情況下發生的。
但是，在存在巨大的積極抑制和預防性抑制的情況下，要獲得人口繁殖力的證據，我們不必離開大不列顛就能辦到。自從我們開始搞人口普查以來，對於人們認為人口已經相當多的國家來說，人口增長率已經很高了。統計表所提供的某些詳細情況明顯地有利於闡明人口原理。
據新近幾次人口普查，大不列顛的人口，1801年為10942646人，1811年為12596803人。10年中人口增長了15%以上。要是繼續按此增長率增加，該國人口在49年或50年中要增長一倍。
據1821年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資料，大不列顛存14391631人。與1811年的人口數相比，10年中人口增加了14．25%。若按該增長率繼續下去，人口大約在52年中會增加一倍。
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出，最近10年中的人口增長率比頭10年的增長率要低；但是，從1811年人口普查中男性人數超過女性人數的情況（1801年和1821年的人口情況與此恰好相反，在這兩個時期女性人數都超過男性人數，特別是後一個時期）看來，在1811年加入陸軍、海軍和註冊的商船隊的大量人員中，占相當比例的人必定是外國人。由於這個原因，還因為很難瞭解到這批人中哪些是愛爾蘭人，有人建議採用只估算女性人數的方法來估算每10年人口增長的百分比；按這個計算法，在第一個時期，人口增長了14．02%，而在第二個時期增長了15．82%。按照最後一個增長率計算，（大不列顛）人口不到48年就要增長一倍。
這種計算方法的唯一缺點是沒有考慮到在戰爭期間大量男性人口死亡這一情況。在1801年女性人口超過男性人口21031人，到1821年則超過63890人，而在這兩個年份之間，由於上述原因，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少35685人。
然而，如果居民人口中陸軍和海軍的人數分佈適當，並且只拿英格蘭和威爾士來說，人們就會發現，從1801年至1811年人口增長了14．5%，從1811年至1821年增長了16．3%。按前一個增長率計算，人口翻一番所需的時間要50年多一點，而按後一個增長率，人口翻一番時間則不到46年。把這兩個時期加在一起考慮，人口翻一番時間大約是48年。但是，在大不列顛，住在城鎮裡並從事被認為有害健康的職業的人所佔的比例，比大家知道的其它任何幅員相同的國家大得多。還有最好的理由可以確信，在其它幅員相同的國家，其晚婚人數或未婚人數所佔的比例都不像大不列顛那樣大。在這種情況下，假如對勞動的需求和維持勞動的資金的增加持續20年的話，就會出現這樣的增長率，要是該增長率繼續保持下去，人口就會在48年中翻一番，在96年中翻兩番。要是鼓勵人們結婚，並且供養家庭的生活資料象美國那樣豐富，大不列顛人口翻一番的時間極有可能不超過25年。甚至在存在著大城鎮和工廠的情況下，要是這些抑制增長的因素得以排除，人口翻一番的時間肯定還要短。
所以，考慮到在健康狀況和發展速度方面情況千差萬別的美國廣大地區所具有的實際增長率（刊載於最好的文獻），進一步考慮到新西班牙的增長率以及在生活資料和其他條件方面同美國無法比擬的歐洲各國的增長率，並特別注意到以往20年中各種難以克服的抑制人口增長的因素（這些因素必定會引起最漫不經心的人的注意），當人口不為獲得生活資料的困難或引起早逝的其它特殊原因所抑制時，能使人口在25年內翻一番的、代表實際自然增長的、假設的人口增長率無疑就是實實在在的增長率。
因此，可以有把握他說，在沒有受到抑制的情況下，人口以幾何級數增長，以致每25年總數要翻一番。
要是能把在不受抑制的情況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同人類實際生活著的有根地域中可能的糧食增長率進行比較，無疑是再好沒有的；但是，對後一個增長率的估算比對前一個增長率的估算更為困難、更無把握。要是在一段不長的特定時期內的人口增長率可以較準確地確定下來，我們就必須假設，繼續同以前一樣鼓勵人們結婚，養家餬口同樣容易，道德習慣一如既往，人口死亡率也和過去相同，在人口達到10億後仍然按同樣的增長率增長如同中期和早期一樣是很可能的；但是，很明顯，在有限的空間裡食物的增長卻必定按完全不同的原理進行。前面已經說過，當擁有大量的優質土地時，食物的增長率會大大超過為適應人口最迅速增長（就人類而言，這是自然法則所容許的）所需要的數量。然而，要是社會的結構能最充分地讓土地得到開墾並讓人口得到增長的話，所有的優質土地和所有具有中等質量的土地都將很快被使用；到將來食物供應的增長終於要依賴開墾非常貧瘠的土地和對已開墾的土地進行逐步的、費力的改良時，食物的增長率肯定會非常像遞減的幾何級數，而不像遞增的幾何級數。無論如何，每年的食物增長總是呈現出持續遞減的趨勢，並且後10年的食物增長量可能少於前10年的增長量。
但是，實際上必定會出現難以捉摸的情況。對勞動的需求下降過早所引起的農產品分配不公，在早期可能會妨礙食物的增長，就像土地被進一步開墾、人口進一步增長那樣；而農業生產的改進，以及伴隨而來的對勞動和農產品的更大的需求，在後期可能會引起食物和人口的迅速增長，就像在早期土地被迅速開墾、人口大量增加那樣。然而，這些變化顯然是由各種原因造成的，這些原因不會使人們對農產品在有限的土地上持續增長將來會使其增長力下降的總趨勢產生疑問。
在對於總趨勢有把握而對於各特定時期卻捉摸不定的情況下，為了闡明該問題，現在就在有限的土地上增加食物的產量一事作一假設（先不論假設的正確性如何），顯而易見，這樣做對瞭解土地生產用以養活日益增加的人口的生活資料的能力，而不是瞭解我們經歷過的不同質量的土地所能生產的生活資料的能力更為有用。
如果，從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如英格蘭、法國、意大利或德國開始，我們就必須先假定，由於該國非常重視農業，其農產品的產量能持久地在任何一個25年中按相當於目前的產量增加，這樣，其增長率無疑會高到決不可能實現的程度。最樂觀的耕作者也幾乎不可能指望在未來的200年中該國的每個農場平均能生產出其數量等於目前所能生產的8倍的糧食，更不能期望這種增長率能持續下去，以致每個農場500年後能生產出其數量20倍於目前的糧食，1000年後能生產出其數量40倍於目前的糧食。然而，這還只是一種算術級數，遠遠落後於按幾何級數增加的人口自然增長。根據人口按幾何級數增加的自然增長計算，任何國家的人口在500年以後不是增長20倍，而是會增加到目前人口數的100萬倍以上。
或許有人會說，地球上有許多地方至今還是人煙稀少，只要作適當安排，其糧食的增加就會大大快干人口更為眾多的歐洲各國所能達到的程度。這種說法無疑是正確的。地球上某些地方無疑是能夠以在幾個時期內同人口無限制的增長相適應的速度生產出糧食。但是，把這種潛力開發出來是件最困難不過的事。要是用提高世界各地現在的居民的知識、管理水平、勤勞程度、技藝和道德水平來做到這一點，那麼怎樣開始才能有成功的希望，或者怎樣推定實現上述想法的時間，都非常難說。
要是用從世界上發達地區移民的辦法來實現，顯而易見，除了通常在未開化國家建立定居點所帶來的一切困難以外，必定會發生許多戰爭和消滅當地居民的情況。光是這些就很難對付，而且它們在很長時期內有很大的破壞性，此外，人們自然總是不願遷離自己的家園，因而，人們尚未來得及通過移居外國使困難得到緩解，他們在國內就吃了許多苦頭。
但是，暫時假定這個目標能完全實現--就是說，假定地球生產生活必需品的能力能充分發揮出來，而且，生活必需品的分配比例非常有利於資本的增長和對勞動的有效需求--人口的增長（不論它是由每個國家的居民人數增加還是由農耕更先進的那些國家的移民流入引起的），就會大大加速，以致在較短的時期內，一切優質土地都被佔用，食物的可能的增長率將降到比上面假設的算術級數低得多的水平上。
假如僅僅自我國1688年革命以來已過去的一個短時期內，地球上的人口以未受到抑制的自然增長率增加，假設那時總人口僅為8億，那麼，世界上一切地方（不將沙漠、森林、岩石和湖泊除外）的人口平均會像目前英格蘭和威爾士一樣稠密。這一點只要人口加倍或者125年就能達到；而再多一兩倍人口，或者比詹姆斯一世王朝開始以來已過去的時間短一些的時間，就會產生與某些國家居民過多所造成的相同的結果，在那些國家，由於耕作的進一步發展，土地已不能生產出其數量與人口的無節制增長相適應的糧食。
因此，無論個別國家由於向國外移民能夠使人口實際緊張狀況得到怎樣的臨時的、局部的緩解，顯而易見，從總體上和主要方面考慮這個問題，向國外移民簡直可以說不能應付任何困難。無論我們把向國外移民排除在克服困難的各種辦法之外還是包括在內，無論我們指的是個別國家還是全球，設想土地將來能夠每25年增產出其數量相當於目前產量的生活必需品，顯然是不切實際的。
但是，要是人口沒有受到獲取生活資料的困難或其它特殊原因的制約，其自然增長達到每25年總人數翻一番，要是在我們地球這樣有限的土地上目前所能達到的養活人類所必需的糧食的最大限度增長至多也只能每25年增加相當於目前的產量，那麼，很明顯，必須有一種強有力的抑制人口增長的因素經常起作用。
按照自然法則，人類沒有食物就不能生存。不論在人口未受抑制的情況下其增長率有多高，人口的實際增長在任何國家都不可能超過養活人口所必需的食物的增加。但是，按照關於有限的土地生產能力的自然法則，對土地所生產的食物來說，其在同樣長的時期內所能達到的增長，過了一個短時期後，必然會持續下降（這種情況確實是會發生的），或者在最好的情況下停滯不前，以致只能按算術級數來增加生活資料。因此，情況必然是這樣：地球上絕大部分地區人口的實際平均增長率（它服從食物增長的同一規律）的性質必定和未受抑制的情況下人口的增長率完全不同。
那麼，需要考慮的一個大問題是，這個實際上對人口經常地、必然地起作用的抑制因素起作用的方式問題。
要是任何遼闊的，人口眾多的國家的土地是在該國的人口中平均分配的，那麼對人口增長的抑制所採取的方式是非常明顯而又簡單的。在人口眾多的歐洲各國，每個農場或許可以容許人口翻一番，甚至翻兩番，而不會造成貧困。但是，人口絕對不可能按同樣的增長率繼續增加，這一點極其明顯，最粗心的思想家也會注意到。當經過非幾的努力，所產的糧食已達到能養活土地目前所能供養的人口數的4倍時，在往後的25年中對糧食倍增還能抱什麼希望呢？
然而，除了在獲得足夠的生活必需品上存在著困難外，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認為有什麼東西能使很大一部分人不能過早結婚，或者使他們不能健康地將大群子女養大。但是，這種困難必定會發生，其結果，或者是阻止人們早婚，以防止同樣數量的一部分人出生來抑制增長率，或者是使兒童由於營養不良或營養不足而身體不健康，造成很大一部人死亡，從而抑制增長率。非常有可能發生的是，人口增長率部分地由於出生人數減少，部分地由於死亡人數增加而得到抑制。
人們可以恰當地把這些抑制中的第一種稱作對人口的預防性抑制，而把第二種抑制稱作積極抑制；在這種情況下，它們的作用的絕對必要性就像人類沒有食物不能生存一樣肯定無疑和明白無誤。
當只考慮一個農場時，誰也不會大膽地斷言，該農場的農產品能長期地同在特定時期和特定國家裡人們所看到的以每20年或30年增長一倍的增長率在不斷增加的人口保持平衡。人們確實不得不承認，假如允許作最樂觀的猜測的話，那麼可以認為，在一定時期內土地所生產的生活必需品可以持續不斷地增加，然而，這樣高的農產品增長率是不可能實現的；要是使土地的生產能力始終適當地發揮作用，那麼，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在沒有新發明的情況下，農產品產量的增加會不斷下降，直到再投入一個勞動者也生產不出供他自己消耗的生活必需品為止。
在這一方面，對於單個農場來說情況是這樣，對於為現有人口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整個地球來說情況也必然如此。就對人口增長的各種抑制來說，當地球上的土地在居住其上的所有家庭中間平均分配時，情況是如此，當現在財產的分配不公平以及人們的職業存在著很大差別時，情況也必定如此。只是由於這個題目太大而產生的混亂和含糊不清，使人們在談到廣闊土地或全球時就否認（人口增長與生活必需品增長之間存在不平衡），而當涉及單個農場時則不得不承認。
的確可以預料，在文明的、發達的國家中，資本的積累、勞動的分工和機器的發明，都能擴大生產的領域；但是，經驗告訴我們，這些原因在製造方便生活的用品和奢侈品方面的作用確實令人吃驚，但在增加糧食生產方面的成效卻不怎麼好。儘管節省勞動和改進耕作制度可以作為將農業耕作擴展到比其它能耕作的土地貧瘠得多的土地的方法，但是用這樣的方法增加的生活必需品的數量在任何時候都取代不了對人口增長的預防性抑制和積極抑制所起的作用。在文明、發達的國家中，如果每個家庭都能分到一份土地，則這些抑制不但絕對有必要，而且幾乎精確地以同一方式起作用。由人口的增長快於有限的土地所生產的生活資料的增長的自然傾向所造成的、以最簡單的社會狀態明顯地表現出來的貧困，使發達的、人口眾多的國家中的上層階級清楚地認識到他們自己難以按同樣的生活方式供養家庭，也使組成社會大多數的勞動階級感到憑他們的普通勞動掙得的實際工資不足以養活大家庭。
在任何國家中，最普通的勞動者的年收入是由生活必需品的供求狀況決定的，過去如此，將來也總是如此。假如他們的年收入與勞動相比較，還不足以健康地供養大家庭，前面提到的三種情況中有一種必定要發生。要麼養活家庭的困難將阻止一些人結婚並使其他一些人推遲結婚；要麼營養不良引起疾病的發生並使死亡人數增加；要麼人口的增長由於這種或那種原因而受到抑制。
根據以往的全部經驗和對作用於人們頭腦的各種動機所進行的最好的觀察，在私有制下，沒有充分的根據可以指望土地生產出大量的農產品。那種希望供養自己和家庭以及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的什麼刺激能以足夠的力量和持久性使社會上的大部分人克服人類天生的惰性的設想，看來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自有可靠的歷史記載以來，根據公有財產的原則進行的一切嘗試，要麼如此微不足道以致不能從中得出什麼結論，要麼以最明顯的失敗告終；而當代教育所引起的變化在使將來的情況有所好轉方面似乎也不能前進一步。因此，我們可以有把握地作出這樣的結論，即：當人類仍然保留著他們現在所具有的同樣的體質和道德素質的情況下，除了私有制外，沒有別的任何制度能提供哪怕僅有的一點機會來養活目前人們在許多國家看到的如此龐大而又日益增長的人口。
但是，儘管看起來除此以外幾乎完全沒有憑經驗得出的任何結論，然而，作為對生產的巨大刺激因素的私有財產法確實限制生產的發展，它經常使土地的實際產量大大落後於其生產能力，這種情況毫無疑問是真實的。在私有制條件下，人們不可能有擴大耕種面積的充分的動機，除非有足夠的報酬使他們不僅能用來支付養家餬口（至少要養活妻子和兩三個孩子）所必需的工資，而且能取得所投入資本的利潤。這必定不包括可以用來種植穀物的相當一部分土地。雖然可以作這樣的假定，即：在公有制下，可以將人們充分地刺激起來從事勞動，耕種土地，糧食生產和人口的增長繼續進行下去，直到土地絕對不能再增產一夸脫糧食而整個社會全都為獲得生活必需品而奔忙。但是，顯而易見，這種狀況必定會導致最大程度的貧困和倒退。假如私有制能使人類防止這些弊病發生（這一點它通過使社會上一部分人享受發展藝術和科學所需的安逸生活肯定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做到），就必須承認，這種對擴大耕種面積的抑制會給社會帶來非常明顯的效益。
但是，或許還必須承認，在私有制下，耕種有時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並且在一個時期內不為社會的利益所需要。當原先的土地分配極不公平，而且各種法律並沒有提供充分的便利條件來改善土地的分配時，這種情況特別可能發生。在私有制下，對農產品的有效需求必然來自財產的所有者；儘管在最完善的自由制度下社會的有效需求能得到滿足這種情況是確定無疑的，然而，有效需求者的愛好和需要經常地、必然地對國家財富的增加最有利這種認識卻是不正確的。要是一切都聽其自然，在土地所有者中對打獵和保護野生鳥獸的愛好必定會得到滿足；但是，這種滿足，從它必須用以達到目的的方法看來，對農產品和人口的增長必然十分不利。同樣地，擁有剩餘農產品的人們對消費製造品沒有濃厚的興趣，若是不由對私人隨從的強烈慾望充分補償的話（實際上是決不會得到充分補償的，則必然會引起對勞動和農產品需求過早的呆滯、利潤過早的減少和對土地耕種過早的抑制。
無論導致付給整個勞動階級的工資不充分的供求狀況是由不良的社會結構和財富的不適當分配過早地造成的，還是土地比較地枯竭必然造成的，這同人口的實際增長率或對人口增長的抑制的必然存在幾乎沒有關係。勞動者幾乎感受到同樣程度的困難，這種困難幾乎必定產生同樣的後果，不管它是由什麼原因造成的；因此，在我們所瞭解的每個國家裡，勞動階級的年收入不足以健康地養活他們的大家庭。我們可以有把握他說，人口實際上受到獲得生活資料的困難的抑制。又，正如我們所熟知的，充足的工資，加上一切願意工作的人都能得到充分的就業，是極為罕見的--幾乎是從所未有的，除一定的時期外，那時古老國家的知識和勤勞在有利的情況下應用於一個新國家--因而，不能認為獲取生活資料的困難所引起的壓力在遙遠的未來才會產生，當土地不肯生產出更多的糧食時，人們就會感到這種壓力，實際上這種壓力目前不僅在地球的絕大部分地區存在，而且除很少數國家外，幾乎經久不變地在對我們有所描述的所有國家起作用。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其管理水平、財產的分配和人們的風俗習慣能以最有效的方式把土地資源開發出來，這種情況毫無疑問是千真萬確的。因此，假定在這些方面立即發生最有利的變化，就可以認為，對勞動力的需求和對生產的鼓勵也許會達到這樣的程度--在一些國家在短時期內而在另一些國家在較長的時期內上述對人口的各種抑制的作用會減少。特別是，這種實實在在的情況經常擾亂我們的注意力，它就是在這個問題上產生錯覺的巨大根源。它使人們相信，他們總能使土地生產出比充分地養活自己和他們的家庭所需要的多得多的生活資料。實際上，人們或許一直具有這種能力。但是，為此我們要完全感謝我們祖先的愚昧無知和拙劣的管理。要是他們把土地資源完全開發出來，可以十分肯定他說，我們現在要增加糧食生產就一籌莫展了。假定只從征服者成廉一世時起地球上所有的國家都管理得很好，財產的分配和富人及窮人的風俗習慣對於農產品和勞動的需求也都最為有利，糧食和人口的數量就該比目前大得多，然而各種降低對人口抑制的手段無疑也要少得多。獲取生活資料的困難表現在，目前幾乎全世界的勞動者都只能取得較低的工資，它部分地是由土地的必然的狀況引起的，部分地是對農產品和勞動的需求的過早抑制所造成的。獲取生活資料的困難在很大程度上會被人們覺察出來，它不容許人們在抑制人口增長方面有任何鬆懈，因為它是完全地、必然地由土地的狀況造成的。
那麼看起來，對人口增長的必要抑制的相應強度幾乎不依靠人類在耕種土地中所作的努力。倘若這些努力從一開始就以最有見識的、最有效的方式加以引導，那麼使人口同生活資料保持相應水平所必需的抑制，非但不會減輕，反而很有可能會發揮出更大的作用，而且勞動階級的境況由於取決於獲取生活資料的便利，非但不會得到改善，反而很可能會惡化。
所以，我們認為，是自然法則，而不是人類的行為和制度，使人口的自然增長必然受到了強有力的抑制。
自然法則決定著當不存在抑制時人口的增長率，也決定了在有限的土地上用以養活人口的食物的另一種很不相同的增長率。但是，儘管自然法則無疑是使人口增長必然受到經常而巨大的抑制的原因，然而，人類和社會制度也負有非常巨大的責任。
首先，人類和社會制度肯定要對目前地球上人口稀少負責。倘若社會制度和人們的道德習慣幾百年以來一直非常有利於資本的增長和農產品及勞動力的需求，那麼，幾乎所有大國，不管多麼先進發達，其人口都可能是現在的2倍或3倍，許多國家的人口則可能是現在的10倍，甚至100倍，而所有居民的生活卻會像現在一樣好。
其次，儘管在改變人口所受抑制的相應強度方面和在改變這些抑制對實際人口所施加壓力的程度上，人類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暫時的，然而，人類對抑制的性質和起作用的方式上卻有著巨大的、十分廣泛的影響。
政府和人類（社會）制度並不是在消除人口所必然受到的抑制（即人口增長必然會受到抑制，而不致充斥全球，可以有把握地說，這是違反自然規律而不可能發生的事）方面可以發揮巨大作用，而是在對這些抑制加以引導，盡量減少給社會道德和幸福造成的損害方面發揮巨大作用。我們從日常經驗中獲知，它們的力量是巨大的。然而，儘管如此，必須承認，政府的力量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因為要達到的目的主要靠個人的行為，個人行為難以憑借法律產生直接的效果，儘管它可能受到法律的強有力的影響。
我們如果更加仔細地考察那些被劃歸為預防性和積極兩大類的抑制所具有的性質，就會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人們會發現，這些抑制可分成道德抑制、罪惡和苦難。按照自然規律，要是認為人口增長的某種抑制是絕對不可避免並且人類制度對這些抑制中的每一種抑制所起的作用的程度發揮影響的話，那麼要是不將所有的影響，不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都發揮出來以減少罪惡和苦難的總量的話，就會產生重大的責任問題。
當把道德抑制應用在我們現在探討的論題時，可以給道德抑制下一個定義，就是出於謹慎考慮，在一定時間內或長久地不結婚，並在獨身期間性行為嚴格遵守道德規範。這是使人口同生活資料保持相適應並且完全符合道德和幸福要求的唯一方法。所有其它的抑制，無論是預防性抑制還是積極抑制，儘管它們程度上差別很大，但都可以歸到罪惡和苦難上去。
其餘的預防性抑制是，使得大城市裡的婦女不能生育的那種性交方式；性道德的普遍敗壞，其效果與上面使婦女不育的性交方式類似；反常的戀情和防止不正常的性交所產生的後果所採用的一些不適當的方法。這些顯然都可以歸到罪惡這一類下面。
對人口增長的積極抑制包括以任何方式過早地縮短人的壽命的一切原因，例如不利身體健康的各種職業、繁重的勞動和長期在露天幹活或生活、由於貧困引起的飢寒交迫、對兒童撫養不當、一切暴行、大城市和製造廠、一系列常見病和流行病、戰爭、殺害嬰兒、鼠疫和饑荒。在這些積極抑制中，由於自然法則引起的那些抑制，我們專門把它們叫做苦難，而我們自己招來的抑制，例如戰爭、一切暴行以及其它許多我們有能力加以避免的抑制則具有混合性質。它們是由罪惡帶給我們的，其後果則是苦難。
以不同的方式緒合在一起並且以不同的力量起作用的這些抑制中的某些抑制，正在我們所熟悉的所有國家中發揮作用，它們成為把人口和生活資料保持在相應水平上的直接原因。
我在《人口原理》一書中已對我們最瞭解的大多數國家中這些抑制情況作了概述。我的目的是要在每個國家中追蹤在限制人口增長上看起來最有效的那些抑制，並設法一般地回答庫克船長提出來的特別適用於新荷蘭的那個問題，即，是用什麼方法使該國的人口保持在能生存得下去的數量上？
然而，我們幾乎不能指望，我們將看到的有關各國情況的一般性敘述會詳盡得使我們能確定我們所能描述的每一種抑制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人口的自然增長。特別是不應指望，這種一般性敘述能使我們瞭解嚴格意義上的道德抑制能普遍實行到多大程度。因此，我們尤其必須注意未婚者和晚婚者人數最高和最低這兩個數。供養家庭的困難造成推遲結婚。儘管無法確定這種晚婚所導致的不正常程度，但把推遲結婚稱為對結婚和對人口的謹慎抑制卻是有用的。人們會發現，這就是預防性抑制實際起作用的主要方式。
只有對人口增長的預防性抑制能取代巨大的苦難和大量的死亡。假如說這種預防性抑制主要地是通過對結婚的謹慎抑制發揮其作用，那麼如前所述，顯而易見，直接立法就起不了多大作用。謹慎抑制不可能憑借法律來實現而不致嚴重違反人們生來就有的自由和不致產生更多罪惡的大風險。但是，公正而開明的政府十分巨大的影響和完善的財產保險在培養人們謹慎的習慣方面任何時候都是毫無疑問的。這些習慣的主要原因和結果我已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第IX章第250頁中作了闡述。
由於實際工資高，或者由於擁有支配很大一部分生活必需品的權力，可能會出現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一種是，人口迅速增長，高工資
主要被花在供養大家庭上；另一種是，生活方式的明顯提高，人們享受到生活的便利條件和舒適品，卻沒有引起人口增長率相應的加速提高現象。
在觀察這些不同的結果時，究其原因顯然就是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
時期的人民中存在的不同的習慣。在探究這些不同習慣的原因時，我們一般地來說是能將產生第一種結果的原因追蹤到壓抑下層階級的一切因素上去，這些因素使得他們不能、也不願意進行從過去到將來的推理，他們準備默認其標準十分低的生活上的舒適和體面。我們能將產生第二種結果的原因追蹤到有助於提高社會的下層階級的地位的一切因素。上去，這些因素使他們最接近這樣一些人，這些人"瞻前顧後"，因此，不能耐心地默認那種剝奪了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子女保持體面、道德和幸福的手段的想法。
在造成上述第一種特徵的因素中，人們發現最有效的因素就是專制、壓迫和愚昧，
而造成後一種特徵的各種因素中，最有效的因素是公民的自由、政治自由和教育。
在有助於鼓勵社會的下層階級養成謹慎習慣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無疑是公民的自由。如果一國人民對於自己辛勤的、公正的、受人尊敬的努力是否有自由發揮的機會毫無把握；對於自己所擁有的或可能會獲得的財產是否會得到現有法律公正實施的保護毫無把握，那他們是不會習慣於為未來制訂計劃的。但是，人們憑經驗知道，沒有政治自由，公民的自由不能長期確保，因此，政治自由幾乎同樣重要。除了從上述觀點來看必須具有政治自由外，政治自由還會迫使上層階級尊重下層階級，從而顯然有助於教會下層階級尊重自己，這必定會大大增加公民自由帶來的各種好處。
關於教育問題，在一個不善於治理的政府的領導下，教育肯定可能得到普及，而在別的方面搞得很好的政府領導下有可能把教育辦得很糟。但是，就教育質量和普及程度而言，必須考慮到，人們總是喜歡後一種政府。光教育本身對保障財產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但是，教育非常有助於人們從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獲得的一切好處，沒有教育，確實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看成是完美無缺的。
由於上述原因造成的這些習慣不同程度地存在，加上由其它習俗以及土壤和氣候不同程度的影響造成的大小不等的死亡率，在各國、在不同時期對人口增長起突出作用的幾種抑制的性質和每一種抑制的力量必定具有巨大的差別。根據理論不可避免地作出的推論，已完全被經驗證實。
例如，從我們所瞭解的古代各國和世界較不開化的地區的情況看，戰爭和各種烈性病是對人口增長的主要抑制。頻繁的戰爭及其對人類的極為嚴重的破壞，加上有案可查的瘟疫、饑荒和致命的流行病，已對人類造成極大的消耗，以致極為巨大的人口增長力在許多情形下不足以補償損失。我們馬上可以看到鼓勵結婚的根源和為增加人口所作的努力。這些鼓勵和努力，幾乎毫無例外地不同於古代的立法和一般政策。然而，有少數人看得更遠，他們在尋找解決社會問題的更好的辦法時完全清楚，在他們所能想像的最完美無缺的政府的治理下，由於人口過快增長可能產生極為嚴重的貧困和苦難。他們所提出的補救辦法堅決而又激烈，這同他們所瞭解的罪惡的嚴重性是相稱的。甚至鼓勵人們結婚的注重實際的立法者似乎也認為，源源不斷地生出來的孩子對養活他們的生活資料來說有時確實太多了；似乎還曾出現這樣的情況，即，為了應付這個困難，並用勸阻人們結婚的辦法來防止困難的發生，他們經常默許殺害嬰兒這種不人道的作法。
不能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對結婚的謹慎抑制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發生作用。除普遍的道德敗壞可以作為一種最糟糕的預防性抑制發生作用這些情況以外，人口的很大一部分生殖力都發揮了作用：偶爾有多餘的生殖力為某些激烈的原因所抑制。這些原因幾乎完全可以分成罪惡和貧困。人類總是有能力避免罪惡和很大一部分貧困。
回顧現代歐洲各國對人口增長的抑制情況，與古代和世界許多未開墾地區相比，看來積極抑制較少，而預防性抑制較多。戰爭造成的破壞無疑已經減少，因為不但總的說來發生戰爭的頻次下降，而且戰爭的創傷無論對於人類還是對於養活人類的生活資料都沒有從前那樣大的致命性。儘管在現代歐洲歷史的初期，瘟疫、饑荒和致命的流行病時常發生，然而由於社會愈益文明和進步，它們發生的頻次和死亡人數都大大減少，在有些國家它們現在已經幾乎無人知曉了。對人口增長的這種積極抑制減少，預防性抑制的作用必然隨之增加，因為積極抑制在程度上比糧食和人口的實際增長肯定要大得多。或許可以有把握他說，在現代歐洲幾乎所有比較發達的國家中，目前使人口與實際生活資料保持在相應水平上的主要抑制，就是對結婚的謹慎抑制。
然而，我們將現代各國的情況同登記表上的數據進行比較時，仍會發現主要起作用的幾種抑制在其性質和力量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正是從這種觀點出發，登記表最能說明問題。歐洲一些地方的情況至今尚未得到改善，仍然遭受頻繁發生的瘟疫和致命的流行病的折磨。可以料想，在這些國家很難看到對結婚進行謹慎的抑制的跡象。但是，即使在情況已獲得改善的國家裡，還可能存在這樣的環境，致使大量人口死亡。人們知道，大城鎮對人類的健康不利，特別是對兒童的健康不利。低濕地帶的不衛生狀況如此嚴重，以致在某些場合，即使把大城鎮裡人口的生殖力全部釋放出來（這種情況很少發生），人口增長的原理也會被抵消掉。
蘇斯米爾希提供的荷蘭22個村莊的登記報表表明，那裡的死亡率（可以設想主要是由該國的自然條件不衛生引起的）高達1：22或1：23，而不是通常的1：35或1：40。結婚率不是通常的1：108或1：112左右，而是高達1：64，表明結婚頻次高得異乎尋常。由於死亡率高，人口總數幾乎呈靜止狀態，出生人數和死亡人數大體相等。
另一方面，在挪威，那裡的氣候和人們的生活方式似乎對健康特別有利，其人口死亡率只有1：48。該國對結婚的謹慎抑製作用得到比往常更大的發揮，其人口的結婚率僅為1：130。
以上所列可能被認為是極端的例子，但是，在各國的登記表中可以看到程度不同地存在著同樣的結果。在長期對出生、死亡和結婚的人數進行登記的那些國家這種情況特別明顯。人們養成更加有益於健康的習慣以及隨之而來的瘟疫和致命的流行病的減少所引起的死亡人數的逐漸減少，兼帶著結婚和出生人數所佔比例的降低。蘇斯米爾希提供了在上一世紀的一個時期中結婚人數所佔的比例逐漸下降的一些令人吃驚的事例。
1620年在萊比錫市，每年結婚人數與總人口數之比為1：82，而在1741至1756年之間，其比例為1：123。
1510年在奧格斯堡，結婚人數與總人口數之比為1：86，而1750年則為1：120。
1705年在但澤，該比例為1：89，而在1745年則為1：118。
1700年在馬格德堡公國，該比例為1：87，而1752至1755年期間則為1：125。
1690年在哈爾伯施塔特公國，該比例為1：88，而1756年則為1：112。
1705年在克利夫斯公國，該比例為1：83，而1755年則為1：100。
1700年在勃蘭登堡的邱馬克，該比例為176，而1755年則為1：108。
這類例子舉不勝舉。它們有助於說明，在所有的古老國家中結婚人數取決於死亡人數。大批人的死亡常常造成大批人的早婚。同樣應當肯定，除非生活資料能夠適當增加，否則大批人的早婚必定導致大批人的死亡。
每年出生人數與總人口數的比例，顯然主要取決於結婚人數所佔的比例和訂婚的年齡。因此，從各種登記表中可以看出，在人口沒有大量增加的國家中。出生人數和結婚人數主要受死亡人數的影響。當人口實際上並沒有減少時，出生人數總是能夠填補死亡所造成的人口空額，並且還會增加到日益增長的國家財富和對勞動的需求所能允許的程度。在任何地方，在瘟疫、流行病和破壞性戰爭的一些間隙期間，出生人數大大超過死亡人數；但是，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各國死亡人數差別極大，從各種登記表可以看到，由於考慮到上述情況，出生人數都是以相同的比例變化。
因而，在荷蘭的39個村莊中，在登記時的死亡人數（與總人口之比）約為1：23，而出生人數（與總人口之比）亦為1：23。在巴黎附近的15個村莊中，出生人數與總人口之比與上述相同，甚至更大，因為死亡人數所佔的比例更大，出生人數所佔的比例為1：22．7，死亡人數所佔的比例亦相同。在勃蘭登堡的幾個小城鎮中，死亡人數與總人口之比為1：29，而出生人數所佔的比例為1：24.7。在瑞典，死亡人數所佔的比例為1：34．5，而出生人數所佔的比例為1：28。在勃蘭登堡的1056個村莊中，死亡人數與總人口之比為1：39或1：40，而出生人數與總人口之比為1：30。在挪威，死亡人數與總人口之比為148，而出生人數與總人口數之比則為1：34。
在《人口論》評述過的所有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象瑞士那樣如此明顯地表明了結婚人數和出生人數在總人口數中所佔的比例取決於死亡人數所佔的比例這一極其重要的事實和一般人口原理。看起來，在1760至1770年期間，人們普遍認為人口在減少。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沃韋教區的牧師M.穆雷對各個教區自它們最早建立時起的登記表進行了艱苦、細緻的查閱。他對每70年為一個時期的三個不同時期內出生的人數作了比較。這三個時期是到1620年為止的第一個70年，到1690年為止的第二個70年，到1760年為止的第三個70年。通過這一比較，他發現，第二個時期的出生人數比第一個時期的出生人數要少，而第三個時期又比第二個時期少。他認為，該國人口自1550年起一直持續減少的證據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本人所作的計算清楚地表明，他所指的前兩個時期的死亡率比後一個時期的死亡率高得多；以前在登記表中發現的出生人數較多不是由於總人口較多，而是由於幾乎總是伴隨較高的死亡率而來的較高的出生率。
根據完全可以信賴的報道，在最後一個時期，人口的死亡率特別低，而從嬰兒撫養到青春期的兒童人數所佔的比例特別大。在1766年，正當M.穆雷撰寫他的論文時，派德沃地方死亡人數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為1：45，出生人數所佔的比例為l：36，結婚人數所佔的比例為1：140。同其他一些國家相比，上述出生、死亡和結婚人數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都很小。但是，16世紀和17世紀的情況必定完全不同。M.穆雷列出了一份自1520年起歷次瘟疫在瑞士蔓延的清單。從中可以看出，這種可怕的災禍在整個第一個時期的幾個短暫的間隙中使國家荒涼，有時並把它的破壞作用擴展到第二個時期末尾的22年中。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斷言，在這些時期，平均死亡人數比現在要大得多。但是，使這個問題變為確定無疑的東西，是16世紀普遍存在於相鄰的日內瓦市的大量人口的死亡和17世紀、18世紀死亡人數逐漸減少的事實。《大英圖書館館藏》（IV，328）所發表的計算數字表明，在16世紀，半數活產嬰兒的生存概率或所能活到的年齡只有4．883歲，或者不到4歲又11個月；人口的平均壽命或每個人平均應該生存的年數為15。511歲，或者大約18歲半。在17世紀，日內瓦人口的生存概率為11．607歲，或者約為11歲又7個月；平均年齡為23．358歲，或者23歲又4個月。在18世紀，人口的生存概率增加到27．183歲，或者27歲又2個月，平均年齡增加到32歲又2個月。
從M·穆雷談到的瘟疫流行及其逐漸消滅的情況看來，毫無疑問，這種病造成的死亡人數減少情況必定在瑞士發生過，儘管在程度上也許不那麼相同，但是，要是死亡人數與總人口之比不是低於1：30或1：32，並且出生人數與總人口之比不是M.穆雷寫那篇論文時的那個數目，很顯然，該國的人口將會迅速減少。可是，正如人們從登記表上記載的實際出生人數中瞭解到的，情況並非如此，從前人口大量死亡所產生的必然結果是人口出生率隨之更大幅度地上升。這種情況馬上表明，試圖憑借出生人數和人口填補（由死亡造成的）所有缺額以及除了養活家庭的困難以外幾乎不受其它任何原因制約的強有力的傾向，來確定各國的實際人口總數或同一個國家不同時期的實際人口總數，是錯誤的。
瑞士和派德沃就出生人數依賴死亡人數提供了其它十分引人注目的實例；這些事例或許更為可靠，因為它們同搜集這些資料的人的先入之見似乎是矛盾的。
關於瑞士婦女生育能力不旺盛的問題，M.穆雷說，在普魯士、勃蘭登堡、瑞典、法國、甚至在任何國家，他所查閱過的登記表表明，受洗禮人數（即出生人數）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比派德沃大，後者的比例只有1：36。他補充說，根據新近在里昂努瓦所作的計算，里昂城區受洗禮人數與總人口之比為1:28，小城鎮所佔的比例為1:25，而鄉村則為1:23或1:24。他驚歎道，在里昂努瓦和派德沃之間存在著多麼大的差別啊。在派德沃，最好的比例不超過1:26，而這種情況僅存在於婦女的生育力特別旺盛的兩個小教區，在許多教區該比例大大低於1：40。他說，在平均壽命方面存在著同樣的差別。里昂努瓦人口的平均壽命幾乎不超過25歲，派德沃的平均壽命最低則為29．5歲，而這種情況僅存在於唯一的一個低濕的、不利於健康的教區，在許多地方超過45歲。
他問道，"在兒童脫離危險的嬰兒期的人數最多，並且不管用什麼方法計算出來其平均壽命高於任何其它國家的國家，怎麼恰好就是婦女的生育力最低的國家呢？在我們所有的教區裡，平均壽命最高的教區也應該是人口增長趨勢最微弱的教區，這種情況又怎麼會發生呢？"
M.穆雷說，要解決這個問題，"我要作一個假設，我也只能作這樣的假設。為了在一切地方保持人口的適當平衡，上帝已將各種事物作了這樣明智的安排，以致每一個國家的生命力應該同該國婦女的生育力成反比，難道情況不是這樣嗎？實際上，經驗已證明我的假設是正確的。萊辛是阿爾卑斯山上的一個村莊，有400人，每年只有8個多一點孩子出生。派德沃差不多有同樣多的居民，每年出生11個孩子，而里昂努瓦則每年有16個孩子出生。但是，倘若在20歲時，上述8個、11個和16個孩子數減少到同一個數目這種情況發生的話，就會出現在一個地方生命力下降而在另一個地方婦女的生育力下降。因而，最有利於健康的國家由於生育力不旺，其人口不會太多，而不利於健康的國家由於婦女的生育力特別旺盛，其人口將繼續增長。"
這些事實和所觀察到的情況充滿極其重要的教益，並且引人注目地證明了人口原理。可以認為，如此明白無誤地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人口出生率的三個等級，體現著發生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的人口出生率的變化。實際問題是，當這種變化普遍發生而沒有出現人口增長率的相應的差別時（這種情況幾乎普遍存在），我們是按照M.穆雷的意思假定，上天保佑使有利於健康的國家的婦女少生孩子，在那些國家，衛生習慣的養成已使瘟疫和致命的流行病絕跡，還是憑經驗假定，有利於健康的、發達的國家裡較小的死亡人數被更普遍存在的對結婚和對人口的謹慎抑制所抵消。
借助瑞士可以特別清楚他說明這個問題，因為該國有些區的人口已處於靜止狀態。人們認為阿爾卑斯山上的人口數量已經減少。這可能屬於誤傳，但是那裡的人口數量處於靜止狀態或接近靜止狀態不是不可能的。那裡耕地面積很少，都是高山牧場，難以養活日益增加的人口。當那裡充斥牲口時，就一籌莫展了。如果既沒有往國外移民來處理多餘的人口，也沒有製造品可用以購買更多的食物，那麼，死亡人數必然會與出生人數相等。
前面提到過的阿爾卑斯山的萊辛教區就是一個例子。那裡在一段長達30年的時期裡，死亡率和出生率幾乎精確地彼此保持平衡。結果是，如果對人口增長的積極抑制非常小，預防性的抑制就必定非常大。按照M.穆雷的說法，萊辛教區人口的生存概率高達61歲。但是，顯而易見，要是沒有對結婚的相應的謹慎抑制，在該教區有關生活資料的實際情況下，要想達到這樣高的健康程度是不可能的。因此，該教區的出生人數與總人口之比只有1：49，而16歲以下的人口數只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毫無疑問，在這種情況下，由地理位置和所從事的工作造成的人們身體的極端健康，會更多地造成對人口的謹慎抑制，而不是謹慎抑制使人民的身體極端健康。然而，可以非常肯定他說，人們身體的健康和謹慎抑制必然經常起作用且互相影響，而且當環境不能提供充足的生活資料來養活增多的人口和人口沒有因向國外移民而減少時，如果不是普追存在謹慎抑制，那麼不管自然環境多麼有利於健康，也不會防止人口的大量死亡。可是，要造成這樣高的死亡率，貧困和苦難程度就必須大大高於那些不那麼有利於健康的地區。由此，我們立即會明白，為什麼在全是高山牧場的國家裡，如果無法通過向國外移民減少人口，謹慎抑制的必要性會更加強烈地引起人們的注意，因而這種抑制會在更大的程度上普遍存在。
就一般國家來說，在自然環境的衛生方面，即從最濕軟而尚能居住的沼澤地到最純淨的、有益於健康的空氣，必然存在差別。由人於們的職業的性質、愛乾淨的習慣和對防止流行病蔓延的關心的程度不同，這些差別會進一步擴大。如果任何國家在獲取生活資料方面沒有困難，衛生條件的差別就會對人口增長產生重大影響。鑒於許多國家的自然環境衛生狀況比美國好，這些國家的人口增長應該更快。但是，幾乎毫無例外，因為人口的實際增長是由獲得生活資料的相對困難程度決定，而不是由相對的人口自然增長力決定的。經驗告訴我們，除了極端的例子外，環境有利還是有害於健康對人口實際增長的影響微乎其微。但是，這些情況非常有力地表明它們本身具有抑制人口增長的性質，這些抑制使人口保持在與生活資料相適應的水平上，並引起M.穆雷所舉的例子中提到的各國登記表中的那種變化。
人口增長的直接原因是出生人數超過死亡人數。人口增長率或人口翻一番所需的時間取決於出生人數超過死亡人數的部分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
過剩的出生人口由以下三個原因引起，並同它們保持相稱的比例：第一，結婚人數的激增；第二，出生後能活到結婚年齡的人口所佔的比例；第三，與平均預期壽命相比，這些人結婚早到什麼程度，或者與一代人由於死亡而消逝相比，這些人的壽命由於結婚和生育而縮短到什麼程度。
要使人口的增長力全部得到發揮，一切情況都必須有利。由於訂婚早，結婚後必然多育。由於結婚的趨向和出生後活到青春期的人口所佔的比例大，出生後活到結婚年齡的人口所佔的比例必然很大。由於國家的衛生狀況好和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高，結婚的平均年齡和死亡的平均年齡之間的間隔必定相當長。由於每一個原因都以人們已知的最大的力量發揮作用，這三個原因合在一起所起的作用或許人們從未見過，即使在美國，儘管頭兩個原因非常有力地發揮作用，平均預期壽命和隨之而來的結婚年齡和死亡年齡之間的間隔並不很大。然而，總的說來，由於每個國家都承認的出生人口過剩還遠沒有達到人口增長力全部發揮出來的水平，上述幾個原因，根據每個國家的不同情況和人們的習慣，對幾種很不相同的增長率產生影響。
一個最令人感興趣的、最有用的觀點（人們可用以研究各種登記表）是在於登記表能夠證明，在各國和各地區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對結婚和對人口增長的謹慎的抑制。這種觀點並不罕見，在近幾年中它還由人們強烈地表達出來，儘管人們對以下問題的瞭解比過去多，即，對於處在他們所生活的環境中的勞動階級，人們不可能合情合理地期望他們在達到結婚年齡時對此進行慎重的考慮。但是，這種看法對他們很不公平。這不僅對於通常的觀察來說是明白無誤的，憑借這種觀察我們定能看到大批人把結婚推遲到他們的情慾最旺盛的時期過去以後，而且上面這種看法的不公正還從各國的登記表中得到證實，這些登記表清楚地表明，要麼有相當多的達到結婚年齡的人永遠不結婚，要麼他們結婚比較晚，而且他們結婚後所生育的子女數比他們要是早結婚要少得多。由於對結婚的謹慎抑制可能以這兩種方式中的任何一種方式表現出來，它可能以不同的結婚率幾乎在同樣程度上普遍存在。進一步說，在結婚率相同的情況下，也可能出現不同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長率。但是，假定大多數國家婦女的自然生育力相同，人口出生率低下這種情況一般地以差強人意的正確性表明對人口增長的謹慎抑制存在的普遍程度，無論這種抑制主要是由於晚婚和結婚後不生育，還是由於很大一部分人尚未結婚就死了。
那麼，我們必須把各國不同的出生率看作判斷對結婚的謹慎抑制所起的不同程度的作用的最好標準。各國人口出生率變動範圍從大約1：36到大約1：19或1：17，各教區或各地區間的差別程度還要大。
前面已提到的阿爾卑斯山區一個獨特的教區裡的人口出生人數與總人口之比僅為1：49。不久前按照英格蘭和威爾士教區記錄簿所製作的統計表表明，蒙默思郡的出生率只有1：47，而佈雷肯郡則為l：53。儘管充分估計到漏報的情況，這些出生率仍表明對結婚的謹慎抑制在很大程度上普遍存在。
倘若在某一國家，所有的人都在20或21歲結婚，那麼人口的出生率很可能會超過1：19；而且在該國資源無法維持人口加速增長的情況下，要比在生活資料極大地豐富且勞動需求象美國那樣巨大的情況下，上述結論會更加確定無疑。按照後一個假設，假定人口出生率為1：19，平均預期壽命與英格蘭相同，則其結果是引起人口非常迅速的增長，人口翻一番所需的時間不是46年或48年，而是比美國人口翻一番所需的時間要短。另一方面，要是該國的資源不能養活比1821年人口普查前10年中發生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人口增長快得多的人口的話，其後果就是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大大下降。要是出生率是1：19，而不是1：30，要是每年的死亡率增加到大約1：26．5，當時的人口的增長率就會同現在一樣高。那樣，平均預期壽命就會相應地從41歲、或者更可能地從45歲以上下降到不到26歲。由於不存在對結婚和人口增長的謹慎抑制，這種後果必定會產生。毫無疑問，在世界各地發生的相當一部分人口的夭亡都是它造成的。當將自然法則應用於作為有理性的人的人類時，這些法則並不顯示出要將青春期年齡以下的一半人口毀滅掉的傾向。這種情況只是在非常特別的情況下，或者只是當人們對這些自然法則經常向人類發出的警告充耳不聞時才會產生。
有人說，人口增長速度如此之快，以致其數量會在25年內翻一番，而且只要有足夠的空間，人類會在相當短的時間裡使地球上一切可居住的地方都佈滿人，人類所具有的這種傾向不可能成為自然法則，因為實際存在的非常不同的人口增長率必定包含著與事實和現象很難調和的過高的死亡率和生命的毀滅。但是，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的規律的獨特的長處是，儘管其增長的力量在沒有受到抑制的情況下是絕對無限的，然而，如果這種增長未能達到，那也許是受到了一種比較有節制的力量的抑制。當然，以下這種情況決不會發生，即：按幾何級數不停地生產出來的大量增加的人口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先是存活下來，然後被毀滅掉。使食物成為人類和動植物所必不可少的東西的這個自然法則，防止養活不了的過剩人口繼續存在，因此，自然法則或者阻止這種過剩人口的產生，或者以使粗心大意的觀察家都幾乎難以覺察的方式將這些多餘人口消滅在萌芽狀態。人們看到，在人口的實際增長比其它許多國家要慢的一些歐洲國家，如瑞士和挪威，死亡率相當低。因此，對人口的自然增長施加更大的抑制的必要性就會使死亡率不再提高。而且，很明顯，甚至死亡率達到足以消滅每年自然出生的過剩人口（雖然所有已婚的年輕人和全體人口都能得到供養）的程度--這種狀況可能存在並且常常在特殊情況下存在，也幾乎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大約在上一世紀中葉，斯德哥爾摩和倫敦的死亡率是1：19或1：20。死亡率達到這種程度，或許會使出生人數同死亡人數保持平衡，即使所有的人都在20歲結婚。然而，卻仍然有許多人經過選擇而遷往斯德哥爾摩和倫敦，大多數人或許沒有意識到，他們這樣做會使他們自己和子女的壽命縮短，而其他的人則認為，這些差別不值得重視，或者至少這些差別會被社會的各種優點和城市提供的就業機會所抵消。所以，在各國初各種情況下產生的實際死亡狀況中，沒有任何東西同我前面提到的那樣大的人口自然增長趨勢的假設有一點矛盾。
人們還注意到，既然實際上人口連續按任何一種幾何級數增長的情況極為罕見，並且只有在25年內人口翻一番這樣僅有的實例，因此，把研究重點放在任何時候都沒有產生過自然效果的增長趨勢上，是毫無用處的，而且是荒唐的。但是，我們實際上也可以說，我們將不是要估算小麥或綿羊的自然增長率，因為可以十分肯定地說，它們的自然增長趨勢實際上從來沒有像人類的自然增長趨勢那樣長期持續地發展。把在最重要的動植物中普遍存在的自然增長的規律作為自然科學問題，甚至作為經濟問題來認識是難以理解的，但卻是可取的。按照同樣的看法，認識人類的自然增長規律必定更今人感興趣。可以千真萬確他說，我們周圍的一切實際現象--各國不同的人口增長率，有的國家增長十分緩慢或者處於靜止狀態，而另一些國家的增長十分迅速--必定是大量不正常的現象，它們同生物界其它一切動植物的類似情形完全相反，要是人類的自然增長趨勢至少不像在條件最有利的情況下發展的那樣大，而在其它一切情況下這種自然增長趨勢又受土地狀況和其它障礙等各不相同的種種困難的制約。當把這個問題應用於人類時，其在道德和政治影響方面的重要性馬上增長10倍。這些道德和政治影響必定來自對人口增長的那些抑制。這些抑制以這種那種形式存在並起作用（人類無論作出什麼努力都不可能加以防止）。現在已為人類幸福之友進行最令人感興趣的探索開闢了一個新的天地。
但是，作為這種探索的開端，顯然我們必須瞭解要克服的力量大到什麼程度，還要瞭解世界各國實際上需要克服的各種抑制的不同性質。為此，第一步就是要努力弄明白人口的自然規律，或者人口在鮮為人知的各種障礙的作用下的增長率。在隨後的探索中，人口的這種增長趨勢肯定不會消失。探索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人們在社會上的道德水平。
如果不加以抑制，人口會增長到有限的土地不能充分供應食物的程度，這種增長趨勢的存在要求我們立即決定這樣一個問題，即，在財產法得到確認的社會裡，窮人有得到社會供養的天生的權利。因此，這個問題本身主要地演變成有關承認和保護私有財產的各種法律的必要性這樣一個問題。通常都把最強者的權利看作是人類以及獸類的自然法則。然而，這樣一來，我們就馬上放棄了人類作為理性的人所具有的獨特的優越地位，而將自己歸屬於原野的野獸一類。可以用同樣的語言來說，耕種土地並不是人類的天性。肯定他說，不能把人類看作只是沒有理性的動物。但是，對於可預見到結果的有理性的人，自然法則命令他們耕種土地，以此作為養活個人和增加日益增長的人口所需的供應的手段。那些自然法則的命令顯然是事先已計劃好的，共目的是為促進社會總體利益並增進人類幸福。正是用同樣的方法並為達到同樣的目的，自然法則命令人們置辦財產，並命令社會絕對必須具有某種能夠保護財產的權力。自然法則用如此強烈的語言對人類說話，使人們充分感受到講話的份量，以致對有理性的人來說，似乎可以認為沒有任何東西象同一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最強者的權利那樣絕對難以容忍。一切時代的歷史都表明，如果人們認為除了建立起個人專權以外沒有其他辦法可以結束這種狀況，那麼人們就會寧願屈從於某個人和他的僕從的暴政、壓迫和殘酷，也不願受想要將他人勞動果實據為己有的第一個強者的擺佈。當將自然法則必然產生的這種普遍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感情應用到有理性的人時，其結果就是，無政府主義的幾乎確鑿無疑的後果就是專制主義。
由是，人們明白無誤地認為財產權是由成文法創造出來的，然而，這種法律這樣早、這樣專橫地強加於人類，以致它雖然不能稱為自然法，但也必定被人們認為是一切成文法中最自然和最必需的一部法律。制訂這部優越的法律的根本原則顯然是促進社會總體利益，很明顯，倘若沒有這種法律，人類有可能倒退到與野獸為伍的地步。
由於財產權是由成文法產生的，制訂法律的出發點又是為了促進大眾的利益和增進人類幸福，因而該法律可以由制訂它的同一當局加以修訂，以期更完滿地實現既定目的。確實可以說，徵收供政府使用的一切國稅和由郡或教區收取的一切地方稅，都是對這種法律進行修訂的結果。但是，對財產法沒作過修訂，其目的仍然是為了增進人類幸福，不能因為承認完全供養所有可能出生的人口的權利而予以廢棄。因此，我們可以有把握他說，對這種權利的承認和對財產權的承認是絕對不相容的，是不能並存的。
即使根據法律，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向處於貧困之中的社會貧苦階級提供幫助，而不致廢棄財產法的大目標，這是根本不同的一個問題。它主要取決於社會勞動階級的感情和習慣，並且只能由經驗來決定。要是人們普遍認為接受教區的救濟是如此丟臉，以致盡量避免去領取這份救濟，並且要是當窮人看到他們不得不求助於救濟，因此很少有人或沒有人敢於結婚時，毫無疑問，真正的窮人也許會充分得到救濟而不致有經常增加乞丐比例的危險。那樣一來，就能獲得巨大好處而不致造成相應的罪惡把所得到的好處抵消掉。但是，假如依賴救濟的大量窮人存在的對領取教會救濟丟臉的感覺減少到實際上根本不顧臉面的程度，以致許多人結婚後幾乎肯定會變成乞丐，從而，他們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在繼續增大，那麼可以肯定，已經得到的部分好處必定會被社會廣大民眾生活條件的普遍惡化和情況將變得更糟所大大抵消。因此，從許多場合發放的不充分的救濟品看以及從發放的方法和起抵消作用的各種原因看，儘管象英國那樣的濟貧法所起的作用和承認窮人享有受供養的權利的影響以及完全履行由於承認這種權利而引起的各種義務所造成的影響大不相同，然而，這種情況應該向每一個社會幸福之友提出最嚴重的警告，並作出符合正義與人道的努力以便進行補救。但是，在這個問題上無論採取什麼措施，必須承認，不論為窮人立法成功與否的前景如何，人們必須充分認識到，社會勞動階級具有這樣一種自然趨勢，即這些階級的人口趨於不斷增長，以致超過對其勞動的需求，超過充分供養他們所需的手段，並且必須充分意識到，這種增長趨勢會給勞動階級生活條件的不斷改善設置最大的障礙。
對寫文章反對我在本文中所闡述的各種原理的著述家們形形色色的反對意見進行評論，大大超出了本文的範圍。那些看起來在最低程度上貌似有理的文章，我已在《人口論》新近的幾個版本，特別是第五版本和第六版本的附錄中作了答覆，讀者自己可去查閱。因此，我們只對某些人以宗教為由提出的反對意見作進一步的評論。因為把對不同意見所作的答覆牢記在心裡肯定十分重要，我不得不在本文末尾為我對反對意見的答覆中提煉出來的一些話留一點位置。
人們一直認為，人類的增長能力超過在有限的空間裡食物最大可能的增長能力的這種趨勢是對上帝仁慈的褻瀆，並且同《聖經》的字義和精神都不相符。要是這種反對意見有充分根據，那肯定是提出了最嚴重的問題。但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看來十分令人滿意，井可以將它壓縮到很小的範圍內。
首先，人口原理引起的罪惡似乎同一般的人類情慾過度的滿足或不正常的滿足引起的罪惡恰好一樣，同樣可以用道德抑制加以避免。因此，既然我們沒有理由因為存在著人類情慾引起的罪惡而斷言，這些情慾太強烈了，需要將其減弱或加以消滅，而不是對其進行調節和引導，那麼，我們也就同樣沒有理由因為存在著人口原理引起的罪惡而斷言，人口原理的力量太強了。
其次，人們幾乎普遍承認，（基督教《聖經·新約》中的）《啟示錄》的表面文字和精神實質把我們這個世界描繪成了一種叫人接受道德磨煉和考驗的狀態。而叫人接受道德磨煉和考驗的狀態不會是純粹幸福的狀態，因為它必然包含著要克服的困難和要抵制的誘惑。在一系列自然法則中，現在誰也無法指出哪一個自然法則特別符合聖經對地球上人類狀態的這種觀點，因為同其他觀點相比，這種觀點使情況變得更為紛繁複雜，要求人們作出更大的努力，而且還以更普遍、更強烈的方式，向國家和個人展示了道德和罪惡所產生的不同結果--即適當控制情慾和應當受到遣責的縱慾所產生的不同結果。由此可見，人口原理非但不與《啟示錄》相矛盾，反而應認為人口原理為證實《啟示錄》的真實性提供了更多的有力證據。
最後，人們會承認，在考驗狀態中，看來最符合仁慈的造物主購觀點的自然規律是這樣一些規律，這些規律一方面提供困難和誘惑，（這些正是考驗狀況的本質），同時又在今生和來世用幸福獎勵那些克服了困難和誘惑的人。而人口規律就特別符合這一點。每個人由於本能和受天啟教的鼓勵而實行德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使自己和社會避免罪惡後果的能力。而且毫無疑問，這種德行大大有助於實行德行的個人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並增加舒適品，並通過他們，使全社會的生活條件獲得改善並增加舒適品，由此也就完全證實了上帝通過這個偉大的規律對待人類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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