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一國財富的適當定義——法國經濟學家認為所有製造業者都是非生產性勞動者，他們這樣認為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工匠和製造業者的勞動雖然對國家來說不是生產性的，但對個人來說卻完全是生產性的——普賴斯博士的著什中一段值得注意的話——普賴斯博士錯誤地認為，美國的幸福狀態和人口的迅速增長主要是其特有的文明狀態造成的——拒不承認社會改良道路上的困難毫無益處。
這裡自然會產生這樣一個問題：土地和勞動年產量的交換價值，是不是一國財富的適當定義，或者是否應按照法國經濟學家的作法，把一國的財富更精確地定義為土地總產量的價值。確實，根據法國經濟學家的定義，財富的每一增加都會增加供養勞動者的基金，從而總是有助於改善窮苦勞動者的生活境況，而根據亞當·斯密博士的定義，財富的增加卻不一定會產生這種作用。然而，並不能由此而推論說，亞當·斯密博士的定義是不正確的。從許多方面來說，把一國人民的衣服和住房排除在收入之外，是不合適的。與一國所需的糧食相比，許多這類東西確實是微不足道而沒有多大價值的，可是仍應當把它們看作是國家收入的一部分，所以我不同意亞當·斯密的地方僅僅是：他似乎認為，一國收入或資本的每一增加都會增加供養勞動的基金，從而總是有助於改善窮人的生活境況。
富國生產的細絲、棉布、花邊和其他用於裝飾的奢侈品，會大大有助於增加該國年產品的交換價值，但對於增加社會的幸福總量卻作用很小，因而在我看來，我們估價不同種類勞動的生產性和非生產性時，應著眼於產品的實際效用。法國經濟學家認為，用於製造業的全部勞動都是非生產性的。把用於製造業的勞動同用於土地的勞動相比較，我完全傾向於同意法國經濟學家的觀點，但我持這種觀點的理由卻與他們列舉的理由不盡相同。他們說，用於土地的勞動之所以是生產性的，是因為土地產品在向勞動者和農場主支付全部報酬後，還能向地主支付純地租，而用於生產花邊的勞動之所以是非生產性的，是因為花邊僅僅能補償工人消費的食物和僱主墊付的資本，一點純地租也不提供。但假設花邊具有很大的價值，以致在向工人和僱主支付全部報酬後，仍能向第三者提供一種純地租；在我看來，即便如此，相對於使用在土地上的勞動而言，用於生產花邊的勞動也仍然是非生產性的。雖然根據法國經濟學家的推理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僱用來製造花邊的人似乎是生產性勞動者，然而根據他們對一國財富所下的定義，卻不應把這樣的人看作是生產性勞動者。他不會為土地總產品增添任何東西，反而消耗了一部分土地總產品，而只留下少許花邊作為回報；雖然他出售花邊換得的食物可以是他製作花邊時消費的食物的三倍，從而對於他自己來說，製作花邊的勞動是生產性很高的一種勞動，然而卻不能認為他通過這種勞動增加了國家的財富。所以，某種產品在支付了生產費用後所能提供的純地租，似乎並不是據以判斷某種勞動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是生產性的還是非生產性的唯一標淮。
設有20萬人生產製造品，這些製造品僅僅有助於滿足少數富人的虛榮心，假如現在改而僱用這20萬人開墾荒地，僅能生產出他們消費的食物的一半；那麼，即使如此，對於國家來說，他們現在也比過去是生產性更高的勞動者，儘管他們的勞動非但不能向第三者提供地租，而且生產出來的食物只能補償所消費的食物的一半。在前一種情況下，他們消費一定數量的食物而生產出一些絲綢和花邊。在後一種情況下，他們消費同樣數量的食物而生產出可養活10萬人的食物。生產出來的這兩種產品究竟哪一種真正對國家最為有利，是不言而喻的。我認為，與其用財富養活20萬人生產絲綢和花邊，還不如養活他們來生產更多的食物。
用於土地的資本對於使用資本的個人來說也許是非生產性的，但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卻是高度生產性的。與此相反，用於工商業的資本對於個人來說也許是高度生產性的，但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卻可能幾乎完全是非生產性的；正是由於這一原因，我才把相對於農業勞動而言的製造業的勞動稱作非生產性勞動。的確，我們在看到工商業積聚起巨額財富和許多商人過著非常富裕的生活時，幾乎不能同意法國經濟學家的說法，按照他們的說法，製造業者只有依靠節衣縮食才能發財致富。其實，在許多行業，利潤非常大，足以向第三者提供純地租，但由於根本沒有第三者，由於全部：利潤都集中在製造商或商人手中，因而他們似乎用不著節衣縮食就可以發財致富，所以我們就看到一些並非以節儉著稱的人通過經營工商企業發了大財。
日常經驗告訴我們，用於工商業的勞動對於個人來說是高度生產性的，但對於國家來說卻肯定不具有相同程度的生產性。食物的每一增加都有助於增進整個社會的直接利益。但得自商業的財富卻僅僅是以間接的、不確定的方式有助於增進整個社會的利益，在某些方面甚至具有相反的傾向。目前國內貿易是各國最重要的商業活動。中國沒有對外貿易，卻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因而我們暫且可以撇開對外貿易而得出這樣的結論：通過精巧的製造業而從原有食物總量中獲取雙份食物的人，肯定不如通過自己的勞動為原有食物總量增添一份食物的人對國家有用。絲綢、花邊、裝飾物以及昂貴的傢具等消費品，毫無疑問是社會收入的一部分，但僅僅是富人的收入，而不是整個社會的收入，所以不能認為這部分收入的增加具有和糧食增長相同的重要性，因為只有糧食才是廣大人民群眾的主要收入。
按照亞當·斯密給財富下的定義（而不是按照法國經濟學家所下的定義），對外貿易可以增加一國的財富。對外貿易的主要用處，以及人們一般之所以如此高度重視對外貿易的原因，是它可以大大增加一國的對外力量，大大增加一國對其他國家勞動的支配權；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對外貿易幾乎無助於增加國內供養勞動者的基金，因而幾乎無助於增進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幸福。按財富增長的自然順序來說，製造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應在農業的高度發展之後。在歐洲，事物的這一自然順序被顛倒了過來，土地的耕種依賴於製造業的過剩資本，製造業的興起並非依賴於農業資本的過剩。城市中的工業受到了較多的鼓勵，工匠的勞動由此而得到了比農業勞動要高的報酬，歐洲為什麼有那麼多土地未得到耕種，原因也許正在於此。假如整個歐洲奉行另外一種政策，歐洲的人口無疑會比現在多得多，但又不會因人口較多而陷入困境。
人口增長會造成困境，這是個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在我看來，對這個問題需作詳盡而深入的討論，而這遠非是我所能做到的。但在撇開這一問題之前，不能不提及普賴斯博士在其著作中說的一段非常離奇的話。他列出了一些表格來說明城市和鄉村人壽的概率，接著便說："通過這種比較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些人把大城市稱作人類的墓地，是非常符合實際情況的。同時也肯定使所有善於思考的人相信了我們在上一卷第四篇論文的末尾所說的話，即把人類的各種疾病看作是大自然的本來意圖，嚴格說來是不合適的。一般說來，人類的各種疾病無疑都是人類自己造成的。假如有這樣一個國家，其居民都過著完全自然而合乎道德的生活，那麼肯定他說，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會享盡其天年，不會知道痛苦和疾病，死亡僅僅是逐漸而不可避免的衰老的結果，會像睡眠那樣降臨到他們的頭上。"
我不得不說，根據普賴斯博士在其兩大捲著作中所列舉的事實，我只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在閱讀普賴斯博士的著作以前，我在一段時間內便意識到，人口和食物是以不同比率增長的，因而我朦朧地感到，要使這兩者保持平衡，只有借助於某種苦難和罪惡的力量，而仔細讀了普賴斯博士的兩卷本《關於恤金賠付的意見》後，上述朦朧的意識立即變成了一種信念。他列舉了大量事實證明，人口若不受抑制會極其迅速地增長，並舉出了許許多多證據說明，大自然的一般規律會怎樣抑制人口過剩，在做了所有這一切之後，他竟寫下了我所引述的那一段活，簡直今人不可思議。他極力倡導早婚，認為這是防止人們道德敗壞的最好方法。他不像葛德文先生那樣幻想兩性間的情慾會消失，也不認為能用孔多塞先生暗示的方法逃避困境。他常常說應該給予大自然的增殖力以發揮作用的餘地。然而，儘管他有以上種種想法，儘管他不可避免地本應得出以下明顯的推論：人口若不受到抑制，會以無比快的速度增長，以致即使人類作出最有效的努力，地球也生產不出足以供養人類的食物，但是，他卻沒有得出這一推論，我吃驚的程度猶如他否定了歐幾里得的一個最明白的命題。
普賴斯博士在談到文明的不同階段時說："最初的、純樸的文明階段，最有助於人口的增加，最有助於增進人類的幸福。"接著他以美洲殖民地為例，認為這些殖民地當時就處於最初的、最幸福的狀態，認為它們非常明顯地表明了不同的文明狀態對人口所產生的影響。但是，普賴斯似乎沒有意識到，美國人的幸福與其說取決於其特有的文明狀態，還不如說取決於其作為新殖民地的特有狀況，即取決於其擁有大量未耕種的肥沃土地。在挪威、丹麥、瑞典或我國的某些地區，三四百年以前的文明程度和現在美國的文明程度相同，但幸福程度和人口的增長速度卻大不相同。他引述了亨利八世頒布的一項法令，抱怨耕地荒蕪，食物價格上漲，"大批人因此而無力養家餬口"。毫無疑問，美國較高程度的公民自由對工業和人口的增長以及人民的幸福是有促進作用的，但公民自由無論能產生多麼強大的影響，也創造不出新土地來。現在獨立了的美國人民，或許可以說要比他們受英國統治時享有更大程度的公民自由，但我們卻可以毫不含糊他說，美國的人口決不會長此以往地迅速增長下去。
瞭解20年前美國下層階級人民幸福狀態的人，自然希望他們永遠處於那一狀態，而且也許認為，只要不引入製造品和奢侈品就能做到這一點，但他的這種願望就如同女人想不曬太陽不吹風就可以永葆青春那樣荒唐。管理良好的新殖民地的狀況，猶如人的青春期，任何人為的努力也不能使其長駐。誠然，無論對於動物機體來說還是對於政治機體來說，可以採用許多種處理方法來加速或延緩衰老的來臨，但是，若想發明一種方法來使它們永遠年青，那是絕對辦不到的。或許可以說，歐洲由於更多地鼓勵工業而歧視農業，已使自己未老先衰。改變這方面的政策也許會給每個國家注入新的生命力和新的活力。長子繼承法和歐洲的其他習俗，使土地具有壟斷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向土地投資決不會給個人帶來多大利益，因而土地也就不會得到適當的耕種。儘管每一個文明國家都必然存在所有者階級和勞動者階級，但較為平均地分配財產總是會帶來永久性利益。所有者的人數愈多，勞動者的人數必然愈少，必然會有更多的社會成員處於擁有財產的幸福狀態，必然會有更少的社會成員處於僅僅擁有勞動這一種財產的不幸福狀態。但是，方向最正確的努力，雖說可以減輕匱乏的壓力，卻決不會消除匱乏的壓力。人們只要瞭解人類在地球上的真正處境，瞭解大自然的一般規律，就很難認為最卓越的努力會使人類處於普賴斯博士所說的那種狀態，即："絕大多數人都會盡享其天年，不知道痛苦和疾病，死亡僅僅是逐漸而不可避免的衰老的結果，會像睡眠那樣降臨到他們頭上。"
毫無疑問，想到要對社會進行大規模改良必然會遇到巨大障礙，而這種障礙又是無法克服的，確實令人心灰意冷。人口的增長總是趨於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是生氣勃勃的大自然表現出來的一條一般規律。不過，儘管認識到這種困難會使那些令人欽佩地想完善人類的人感到沮喪，然而很顯然，盡力掩飾這種困難或盡力忘記這種困難，也是無濟於事的。相反，若因為事實真相今人不快，就怯懦地不敢正視現實，則會帶來最大的災禍。儘管存在上述巨大障礙，仍有大量事情需要為人類去做，激勵著我們作出堅持不懈的努力。但是，在作這種努力時，若對我們將必然遇到的困難的性質、範圍和大小沒有全面而確切的瞭解，若愚蠢地力圖達到可望不可即的目標，那我們不僅將徒勞無益地耗盡力氣，而始終離想要達到的山頂同樣遙遠，而且還會被山頂滾下的巨石碾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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