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過於完美，有時反倒阻礙改進，而不是促進改進——葛德文先生有關貪慾與浪費的論述——不可能把社會的必要勞動適當地分配給每一個人承擔——嘲笑勞動在當前會產生惡，將來也不會帶來善——農業勞動總量的增加，對勞動者來說永遠都是好事。
在《詢問者》一書的序言中，葛德文先生講的一些話似乎暗示，自從他撰寫《政治正義論》以來，他的觀點已有所轉變。《政治正義論》是他多年以前的作品，因而我不免想，我所一直反對的那些觀點，大概葛德文先生自己也看出有必要加以修改了，不過我認為，在《詢問者》一書的某些文章裡，葛德文先生的獨特思維方式和以往一樣刺眼。
常有人說，雖然不能指望任何事情達到盡善盡美的狀態，但在眼前豎立起一盡善盡美的模式，總是有益無害的。這種觀點表面看來似乎有道理，但實際上卻遠非如此。我甚至懷疑它是否適用於一可能出現的最明顯例證。我懷疑，年輕畫家臨摹完全畫好的畫兒，是否能像臨摹線條較清晰、塗色方法較易辨識的畫兒收穫那麼大。但是，如果我們所追求的完美模式不同於並強於自然存在的模式，我們肯定會向這種完美模式有所邁進，不過，由於我們的雙眼緊盯著如此完美的模式，我們在其他方面的進步很可能會因此而受到阻礙。一種具有高度智慧而無需吃飯、無需睡覺的生物，無疑要比人類完美得多，但人類倘若要模仿這種生物，不僅無論如何模仿不來，而且還會由於盡力模仿不能倣傚的事物，而損害他力圖改善的那點理智。
葛德文先生所描述的那種社會形態和社會結構，從本質上說不同於世界上迄今所流行的任何社會形態，就像不吃、不睡的生物從本質上說不同於人類那樣。即使我們改進當前的社會形態，我們也絲毫不會趨近於葛德文先生描述的那種社會狀態，正如兩個人平行前行，永遠不會走到一起那樣。所以問題是，我們把這種社會形態視為北斗星，究竟是會促進還是會阻礙人類的不斷完善？在我看來，葛德文先生在其《詢問者》一書論述貪慾與浪費的那篇文章中已得出了不利於其觀點的結論。
亞當·斯密博士非常正確地指出，無論個人還是國家，都會由於節儉而變富，由於浪費而變窮，因而每個節儉者是其國家的朋友，每個揮霍者是其國家的敵人。他給出的理由是：節省的收入總是會用來增加資本，因而這部分收入不再用於供養非生產性勞動，而用於供養生產性勞動，即用於生產有價值的商品。顯而易見，沒有比這再正確的說法了。乍一看，葛德文先生在其文章中討論的問題與這有點相似，但實質上卻有天壤之別。他認為，浪費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不必再加以論述，應該加以比較的是貪財者和花錢者。葛德文先生所說的貪財者同亞當·斯密博士所說的節儉者相比，至少就他們對國家繁榮的影響來說，是迥然不同的。節儉者把收入節省下來，增加資本，是為了賺更多的錢，因而他要麼親自運用這種資本來維持生產性勞動，要麼借給他人來維持生產性勞動。他由此而使國家受益，因為他增加了國家的總資本，因為財富當作資本使用要比當作收入使用，不僅能調動更多的勞動，而且調動的勞動也更有價值。可是葛德文先生所說的貪財者卻把財富鎖在櫃子中，無論是生產性勞動還是非生產性勞動，什麼勞動也不調動。這種區別是本質上的區別，以致如果亞當·斯密博士的觀點顯然是正確的，那麼葛德文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出的觀點就顯然是錯誤的。葛德文先生肯定會想到，把供養勞動的錢鎖起來，會帶來某些危害。所以，他所擁有的削弱這種反對論點的唯一方法，便是對照比較這兩種人，看哪一種人更能促進人為平等的幸福狀態的到來，在葛德文先生看來，我們的兩眼應時刻盯著這種平等狀態，把其作為我們的北斗星。
我想，我在前面已經證明，這樣一種社會狀態完全是空中閣樓。那麼，在政治發現的茫茫大海中，把這樣一點當作我們的嚮導，當作我們的北斗星，究竟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呢？理性會告訴我們，由此而可以希望得到的，僅僅是愈刮愈大的逆鳳，無窮無盡而又毫無結果的苦役，船隻經常失事，災難一個接著一個。我們實際上非但絲毫不會趨近於那種完善的社會形態，而且由於白白浪費精力與體力向著無法行進的方向前進，由於總是失敗，一而再、再而三地遇難，我們顯然反倒會阻礙那種實際上可以進行的社會改良。
顯而易見，按照葛德文先生的理論建立起來的社會，在無法逃避的自然法則的作用下，將分裂為所有者階級和勞動者階級，用仁愛取代自愛作為社會的推動力，非但不會帶來有益的結果，反而會使人對這一漂亮字眼感到失望，而且還會使現在只是一部分人感受到的困苦被整個社會所感受到。天才人物的全部卓越努力，人類心靈的所有美好而細膩的感情，實際上文明狀態區別於野蠻狀態的一切東西，有哪一樣不是仰賴於現行的財產制度，有哪一樣不是仰賴於表面狹隘的自愛心呢。現行的財產制度和自愛心是人類得以上升到目前這一高度的梯子。文明人的本性尚未發生足夠大的變化，使我們能夠說他現在或將來能拋開這個梯子而不摔下來。
如果在超越了野蠻狀態的每一個社會，都必然存在著所有者階級和勞動者階級，那麼很顯然，由於勞動是勞動者階級唯一的財產，因而凡是趨於降低這種財產價值的事物，必然也就趨於減少勞動者階級擁有的財產。窮人自謀生路的唯一方法是運用自己的體力。體力是窮人能用以換取生活必需品的唯一商品。因而很顯然，縮小這種商品的市場，減少對勞動的需求，降低窮人擁有的這一財產的價值，只會使窮人受害。
葛德文先生也許會說，整個交換制度是骯髒卑劣的。如果想要從根本上解救窮人的話，就應親自分擔窮人的勞動，把自己的錢分給窮人而不要求相應的回報。對此，我們可以回答說，即使能夠勸說富人以這種方式幫助窮人，其作用也是微不足道的。富人雖然自以為很了不起，但其人數相對於窮人來說卻很少，因而分擔他們的勞動只能解除他們很小一部分負擔。假設所有生產奢侈品的人改而生產必需品，假設這種必要勞動可以適當分配給每一個人承擔，那麼每個人承擔的勞動確實會比現在輕；然而，這種分擔勞動的方法好倒是好，可我想像不出根據何種切實可行的原理能做到這一點。前文已證明，仁愛精神，在葛德文先生所描述的那種嚴格而無私的正義的指引下，若發揚光大的話，將會使整個人類陷入貧困與苦難的深淵。讓我們來看一下，如果所有者為自己保留一份適當的財產後把其餘財產分給窮人而不要求他們做工來回報，那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且不說廣泛採用這種作法在當前的社會狀態下會帶來的懶惰與罪惡，會在多大程度上減少土地產品，會誘使勞動者過何種奢侈的生活，這些都暫且不談，還有反對這種作法的另一個理由。
如前所述，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缺穿少吃者將永遠存在，任何時候都不會使每一個人都吃飽穿暖。富人的剩餘也許能養活三個人，但卻會有四個人想得到施捨，因而不得不從四個人中挑選三個人，由此而使被挑選上的人受到了恩惠，必然會感到受了別人很大的恩典，產生一種依附感。在這種情況下，富人會感覺到自己擁有權力，窮人則會感覺到自己的依附性。這兩種印象對人類心靈的有害作用是眾所周知的。所以，雖然我完全同意葛德文先生的觀點，認為艱苦的勞動是一種罪惡，但我仍感到，艱苦的勞動同依附於他人相比，是一種較小的罪惡，不會使人類心靈墮落得那麼厲害，而且我所讀過的全部人類史都明白無誤地表明，讓一些人握有永久性權力是極其危險的。
在當前的情況下，特別是在有人需要勞動的時候，某人為我干一天活兒給予我的恩惠，同我給予他的恩惠一樣多。我擁有他需要的東西，他擁有我需要的東西。我們可以友好地互相交換。窮人由此而可以感到自己的自立，可以抬起頭走路，僱主的心靈也不會被權力慾所玷污。
三四百年前，相對於人口而言，英國勞動者的人數無疑要比現在少得多，依附性要比現在大得多，我們現在能享有這麼大的公民自由，也許正是因為建立了製造業後，窮人能夠用某種東西來換取大地主的食物，而不是依賴於大地主的施捨。即便是貿易和製造業的最大敵人（我並不認為我是貿易和製造業最忠誠的朋友）也得承認，隨著貿易和製造業在英國的建立而給公民帶來了自由。
以上所述絲毫沒有貶低仁愛之心的意思。仁愛之心是人類心靈中最高尚、最神聖的品質之一，也許是從自愛之心緩慢而逐漸產生出來的，隨後成為一項一般法則，其天生的作用是幫助克服其生身父母即自愛之心的種種毛病，緩和其乖情，矯正其暴躁，撫平其皺紋；這似乎就是整個大自然的寫照。也許沒有一項自然法則不在某種程度上帶來罪惡，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而與此同時我們也時常看到，大自然的某種慷慨贈予會作為另一項一般法則糾正前一種法則造成的不平等。
仁愛之心的作用實際上就是在某種程度上緩和自愛之心帶來的惡，但仁愛之心決不能取代自愛之心。如果人只有在完全弄清了自己的一種行為是否比另一種行為更加有利於公共福利之後才能有所行動，那麼最聰明的人也不免會茫然不知所措，愚昧無知者則會一個大錯接著一個大錯地犯。
由此可見，葛德文先生並未提出任何切實可行的原理，據此可以把必要的農業勞動分配給全體勞動者階級來承擔，因此，他泛泛地反對僱用窮人幹活兒，似乎是想通過現在的大惡來追求未來可望而不可即的善。因為，如果誰僱用窮人，便把誰看作是與窮人為敵，看作是壓迫窮人，如果因此而寧願要守財奴而不要花銷者，那麼，為了有利於社會，現在的花銷者就應轉變為守財奴。假設有10萬名僱主，每個僱主僱用10個人，他們現在把錢鎖入錢櫃，則顯而易見，將會有100萬各行各業的工人丟掉飯碗。即便是葛德文先生恐怕也不會否認，在當前的社會狀態下，這會帶來巨大的災難，因而葛德文先生或許很難證明，這種守財行為要比花銷行為更加有利於"使人類處於所應處的狀態"。
但葛德文先生說，守財奴實際上什麼也沒有鎖起來，人們未能正確地理解這個問題，財富的性質已發生變化，當前有關財富的定義不適用於說明這一問題。他給財富下了一個很正確的定義，說財富是人類勞動生產的商品，接下來指出，守財奴既沒有把穀物鎖起來，也沒有把耕牛、衣服、房屋鎖起來，但他卻把生產這些東西的能力鎖起來了，這實際上同把這些東西鎖起來是一樣的。誠然，與其同一時代的人會照樣使用和消費這些東西，就像他是個乞丐那樣，但是，如果他用錢財開墾更多的土地，飼養更多的耕牛，僱用更多的裁縫，建造更多的房屋，則與其同時代的人會有更多的物品使用和消費。即使暫且假設，守財奴的行為不阻礙真正有用的東西的生產，也會出現這樣一個無法解答的問題，即：所有那些失業者將用什麼東西來換取社會生產的食物和衣服？
我完全同意葛德文先生的看法，現在世界上窮人付出的勞動遠遠多於實際需要的勞動數量，即使下層階級一致同意每天工作不超過六七個小時，人類幸福所必需的商品也照樣會生產出來，數量絲毫不會比現在少。但我們卻很難想像這種協議會得到遵守。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有些人必然會比另一些人更貧窮。兒女多的人自然想多干兩小時活兒，以換取較多的生活資料。怎樣來阻止他們作這種交易呢？若訂立明確的規章來干預人類對自己勞動的支配權，那就是侵犯人類擁有的最為基本和最為神聖的財產。
所以，除非葛德文先生能提出某種切實可行的方案，據此可以平均分配社會所需要的全部勞動，否則，他對勞動的詛咒，不引起人們的注意則已，一旦引起人們的注意，便必將產生更多的惡，而絲毫不會使我們趨近於那種人為平等的狀態。葛德文先生把這種人為的平等狀態視若北斗星，在他看來，我們現在就應把它當作嚮導，以此決定人類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但我要說，航海家若以這樣的北斗星作指引，很可能會觸礁遇難。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特別是對於一個國家的下層階級來說，最有利地利用財富的方式，也許是改良土地，使本來不值得耕種的大地肥沃而多產。假如葛德文先生運用其雄辯的口才來向那些僱用窮人生產奢侈品的人描述僱用窮人改良土地的價值和效用，那麼每一個開明人士肯定會為他歡呼。農業勞動需求的增加，必將有助於改善窮人的境況；如果增加的勞動用於改良土地，則窮人非但不會為8小時的報酬工作10小時，實際情況反而正好相反，勞動者以前養活一家老小需要干8小時的活兒，現在只要干6小時就行了。
生產奢侈品的勞動，雖然有助於分配全國的產品，而不以權力敗壞所有者的道德，不以依附性降低勞動者的人格，但卻無助於改善窮人的境況。製造業方面勞動的大幅度增加，雖然比農業勞動需求的增加更加有助於提高勞動的價格，但是由於在這種情況下，全國的食物數量不可能相應增加，因而窮人得到的利益僅僅是暫時的，因為相對於勞動的價格而言，食物的價格必然會上漲。關於這一問題，我不能不談到亞當·斯密博士的《國富論》，假如我與政治界的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有分歧，那我是不勝惶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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