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國家的狀態——現在歐洲的人口也許比凱撒時代多得多——估算人口的最好尺度——休謨所提出的一個估算人口的尺度很可能是錯誤的——大多數歐洲國家當前的人口增長都很緩慢——對人口增長的兩種主要抑制——結合英國的情況考察第一種抑制、即預防性抑制。
接下來人類進入了畜牧和耕種混合的狀態，現今大多數文明國家仍處於這一狀態，雖然兩者相互混合的比例各國有所不同。因而考察這種狀態時，我們可以得助於日常所見、實際經驗和每個人所能觀察到的事實。
凡是有思想的人都毫不懷疑，法國、英國、德國、俄國、波蘭、瑞典以及丹麥等主要歐洲國家的人口現在要比過去多得多。某些古代歷史學家的誇張是不足信的。他們予以誇張的原因顯然是，即便是人口稀少的國家，當其人口聚集起來一塊遷移尋找新地盤時，也會顯得很龐大可怕。除了這種龐大可怕的外表外，類似的遷移還每隔一段時間就發生一次，所以無怪乎南方弱小的國家認為北方有非常稠密的人口。通過現今較為直接和正確地考察這一問題，我們知道，這種推論是荒唐可笑的，就如同我國的某個人在路上經常看到有人從威爾士和北方把牲畜趕到南方來，便立即斷言這些地方是我國最富庶的地區那樣荒唐可笑。
現今歐洲大多數國家的人口之所以比過去多，其原因是這些國家的人民辛勤勞作，生產出了更多的生活資料。因為我認為，一個不容爭辯的命題是，若一國的領土足夠大，無需輸出和輸入產品，則即便奢侈與節儉的習慣並非一成不變，該國的人口也會與土地生產出的食物保持不變的比例。在爭論古代和現代國家的人口孰多孰少時，假如能明確斷言，有關國家的平均產量總起來說現在要多於凱撒時代，那麼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如果我們能肯定，中國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幾乎全部土地部已被耕種，大部分土地每年收穫兩次，人民生活得很節儉，則我們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斷說，中國的人口肯定非常多，而用不著再費心去考察中國下層階級的風俗習慣和早婚所受到的鼓勵。不過，這種考察是極其重要的，詳盡瞭解中國下層階級的風俗習慣，非常有助於我們弄清抑制性因素是如何阻止人口進一步增長的，究竟是哪些罪惡、哪些苦難阻止了人口的增長超過土地的供養能力。
休謨曾撰文討論古代國家和現代國家人口的多寡。雖然在研究這一問題的人中，他最不可能被表面現象所欺騙，但我卻要懷著深深的疑慮發表與他不同的觀點。正如休謨所說，他在文章中把有關原因的研究與有關事實的研究結合在了一起，可他卻似乎沒有表現出他通常所具有的那種洞察力，未認識到他所列舉的原因中有些並不能使他對古代國家的實際人口作出任何判斷，即使能從中作出任何推論，恐怕也會得出與休謨正好相反的結論。如果我們發現古代歷史上的某一時期，鼓勵成家的風氣很盛，因而早婚風行，獨身的人很少，則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論說，當時人口正在迅速增加，但決不能推論說，當時人口實際上已經很龐大；相反，而應推論說，人口很稀少，尚有多餘的地盤和食物可用來供養更多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發現該時期養家餬口很困難，因而很少有人早婚，很多男女獨身，則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論說，當時人口處於停滯狀態，也許實際人口相對於土地肥力來說已很龐大，幾乎沒有多餘的地盤和食物來供養更多的人口。現代國家有許多男僕、女僕和其他人不結婚，休漠認為這證明這些國家的人口很稀少。我卻由此而得出了相反的推論，認為這證明這些國家的人口已很稠密。不過，我的推論也不刁靠，因為有些人口稀少的國家，人口卻處於停滯狀態。所以，正確的說法也許是，同一國家或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獨身人口與總人口之比，可以告訴我們人口在這些時期是在增加，還是在減少，還是處於停滯狀態，但我們卻不能據此來斷定實際有多少人口。
不過，大多數有關中國的書籍所記載的一件事情，卻似乎很難與上述推理協調一致。據說，中國各個階層的人都普遍盛行早婚。可是，亞當.斯密博士卻認為中國的人口處於停滯狀態。這兩件事情似乎是不可調和的。中國的人口確實不可能在迅速增加。中國的每畝土地都已被耕種了很長很長時間，很難想像土地的平均產量每年還能有很大增長。盛行早婚的事也許並不那麼確切。如果早婚確實很盛行，則就我們現在對這一問題的瞭解而言，似乎只能這樣來解釋上述矛盾，即：盛行早婚必然造成的人口過剩，肯定受到了不時發生的饑荒和棄嬰習慣的抑制，棄嬰現象在荒年也許是很普遍的，是歐洲人所無法想像的。關於這種野蠻的習慣，我們不能不說，要證明食物匱乏給人類帶來的苦難，最有力的證明莫過於，連這種最違反人類自然感情的習慣竟然也能在人間見到。這種習慣在古代似乎很盛行，似乎確實頗有助於減少人口。
看一下現代歐洲各主要國家的情況，就會發現，雖然這些國家自成為畜牧國家以來人口已有很大增長，但當前人口的增長卻較為緩慢，要使人口增長一倍，25年的時間已經不夠，現在要三、四百年以上的時間人口才能增長一倍。實際上，有些國家的人口處於絕對停滯狀態，而另一些國家的人口甚至在減少。人口增長緩慢的原因，不能歸結為兩性間情慾的衰退。我們有充足理由認為，這種自然傾向同以前一樣強烈。那麼它為什麼沒有使人口迅速增加呢？仔細看一下歐洲任何一個國家的社會狀況（隨便哪一國都可以代表所有國家），就可以回答這一問題了。答案是，預防性的抑制和積極的抑制；阻止了人口的自然增長。所謂預防性的抑制，是指人們對養家餬口的憂慮，所謂積極的抑制，是指一些下層階級實際所處的困難境地，使他們不能給予子女以應有的食物和照料。
英國是歐洲最繁榮興旺的國家之一，可以拿它作為例子。對它的評論，只需稍加修改，便適用於任何一個人口增長緩慢的國家。
預防性抑制在某種程度上似乎影響著英國的所有社會階層。甚至一些社會地位很高的人，想到成家後須節儉度日，須放棄自己喜愛的快樂生活，也會因此而不娶妻。當然，在上層階級中，這種考慮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們所考察的社會階層愈低下，這種對未來生活的憂慮也就愈大。
一個受過普通教育而收入僅足以使其列入紳士階層的男子，肯定會感到，如果結婚成家，則他出入社交界時，將不得不與中等農場主和下等商人為伍。受過教育的男子自然會選擇與自己有相同的旨趣和感情、有共同熟悉的社交圈子的女子為妻，可婚後由於社會地位下降，妻子卻不得不出入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社交圈子。一個男人忍心讓自己心愛的人過與她的旨趣性情迥然不同的生活嗎？他正好處在社會階梯的轉彎處，再往下退兩三步，便從知識階層降到了愚昧無知的人當中，在大多數人看來，這並非虛構出來的苦難，而是實實在在的滅頂之災。要想使社會交往令人滿意，人與人的交往就必須是自由的、平等的、互利的，即相互間有來有往，而不是象食客與主人或富人與窮人那樣的關係。
毫無疑問，這種種考慮使該階層的許多人不能遵從早戀的自然傾向。另一些人則由於情慾較強或判斷力較弱，而衝破了這些限制。這也許是確實無疑的，如果從象純潔的愛情這樣甜蜜的情慾中獲得的樂趣大於隨之而來的痛苦的話。不過有時並非如此。但我認為必須承認，這種婚姻帶來的較為一般的結果，不是抑制了謹慎者的遠見，而是證明了謹慎者的遠見是有道理的。
商人子弟和農家子弟常被勸告不要急於結婚，當他們在商業或農業上未謀到能養家餬口的固定職業前，他們也往往覺得有必要遵從這一勸告。要做到自立，非得達到一定歲數不可。在英國，人們普遍抱怨缺少農場，各行各業的競爭也極為激烈，因而並非所有的人都有可能獲得成功。
每天掙18便士的勞動者，獨自一人生活也許還很舒服，若要把這點僅夠一人用的錢分給四、五個人用，他就不免會有所躊躇了。為了和自己所愛的人共同生活，他得過苦日子，得更賣力地幹活，而且只要他稍稍動一下腦子，他肯定還會意識到，假如他生育很多兒女或隨便遭到什麼不幸，則他無論怎樣節儉，無論怎樣賣力幹活，也將難免不心疼地看到孩子們挨餓，或不得不喪失自立地位，靠教區的救濟為生。每個男子無疑都喜歡自立，害怕喪失自立能力，這是一種很自然的感情。但我們卻不得不承認，英國的教區法比其他任何國家的教區法都更有損於這種感情，共目的是逐漸削弱這種感情，以致最後完全磨滅這種感情。
生活在紳士家裡的僕役，會遇到更堅固、更難以衝破的對貿然結婚的限制。他們幾乎享有和主人同樣充裕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適安逸的生活。與勞動階級相比，他們的工作輕鬆，食物精美。他們覺得不稱心時，可以調換人家，因而依附感並不那麼強烈。生活過得這麼舒服，結婚以後的情景又會怎樣呢？他們沒有經營商業或農業的知識和資本，也不習慣於從事經營活動，因而無法靠日常勞動為生，唯一的避難所似乎就是破爛骯髒的小酒館，這對未來的生活來說，肯定不是十分誘人的前景。所以，這種黯淡的生活前景會使很多僕人畏縮不前，滿足於繼續過獨身生活。
如果以上有關英國社會狀況的簡要描述基本上是真實的（我認為我並未作什麼誇張人那就得承認，在這個國家中，對人口的這種預防性抑制，以不同的程度影響著所有社會階級。一切古老國家的情況都是如此。實際上，這種對婚姻的限制的不良後果十分明顯，它使得幾乎世界各地都出現了賣淫現象，賣淫不斷地使兩性都陷入到無法解脫的不幸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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