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幾乎任何一個原始部落對於人、樹木、太陽，以至整個世界的起源都有著各自流傳的神話。它們把具有超自然力或強大生育力的生物，例如蟒蛇、巨鳥、魚或獅看作是和起源有關的動物。當信奉具體神靈的宗教興起以後，這些神靈就是萬物的創造者。在古代希臘，宙斯（主神）、雅典娜（智慧女神）、波塞冬（海神）就是這樣的一些神靈。聖經中創世紀的故事正是這種起源概念的原型。關於起源的早期傳說大都認為世界的創造是絕無僅有的一次性事態，創造的結果是一個靜止的沒有時間性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中唯一的變化只有季節的輪換與人類世代的更替。對於早期的神創論者來說，進化過程是全然異己的思想。儘管也有不同的意見，但是真正的進化觀念是在歷史上相當晚期才逐漸形成的。
第七章 非進化的起源觀念
公元前7世紀、6世紀和5世紀是東地中海和近東的商業與貿易空前繁榮的時代。希臘人，特別是小亞細亞的愛奧尼亞（位於小亞細亞兩岸）殖民者，來到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後，逐漸熟悉了埃及的幾何學與巴比倫的天文學。當時人們既然逐步認識到原先歸之於神靈活動的許多現象能夠「自然地」得到解釋，那麼，為什麼不能提出關於物質、地球和生命的起源問題？
當時提出這一類問題的並不是科學家，因為一直到中世紀後期和文藝復興時期並沒有現代意義的科學家。那時科學家的位置是由探尋真理並企圖瞭解他們所生活的世界的哲學家佔據著。本書的第三章 裡曾介紹了哲學的各種學派；這裡只扼要地提一下與進化思想有關的哲學家和流派（Guthrie，1962）。遺憾的是蘇格拉底以前的哲學家留傳下來的著作極少，從這些殘缺不全的文獻中可以推斷他們所議論或傳授的顯然只是巴比倫或埃及的一部分傳統。
第一位哲學家是泰勒斯（Thales of Milet約前625-前547年）。他主要是一位天文學家、幾何學家和氣象學家，對生物現象顯然並沒有什麼興趣。他認為水是第一位要素，亞里斯多德後來推測泰勒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水在動植物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精液也含有水。此外，很多動物的生活都和水有關。
泰勒斯的學生安納西曼德（Anaximander，約前610-前546年）雖然以地理學家和天文學家著稱，但對生物界很感興趣。他對宇宙的起源和演化有自己完整而又獨特的看法，並認為水、火，土與空氣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他以為生物有機體的第一代是經由變態形成的，正像昆蟲是由蝶蛹變成的那樣：
第一批動物是在潮濕處產生的，並被包裹在多刺的樹皮中．當它們長大後就移居到比較乾燥的陸地；一旦它們的外皮裂開並脫掉後，它們就按這種新的生活方式生存一個短時期。
人卻是從另一類生物產生的，因為別的動物很快就能獵取它們自己的食物，而人則需要較長時間的撫養。如果一開始它就像別的動物一樣，它就絕對不能生存。因此人是在像魚那樣的生物體內形成的並按胚胎的形式留存在其中一直到成熟。最後那生物脹裂，男人和女人才得以出現並獨立生活。
（引自 Toulmin and Goodfield， 1965）
這並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是進化論的前兆，而毋寧是自然發生學說的原型。隨後的幾代哲學家——Anaximenes（約前555年）、Diogenes（約前435年）、Xenophanes（約前5O0年）以及Parmenides（約前475年）都同意萬物是從潮濕土壤中產生的自然發生學說。
Empedocles（約前492-前432年）提出了一個怪誕的生物起源學說。他認為最初產生的是身體的各個部分：沒有軀體的頭部或四肢，沒有眼睛或口的頭，等等。在漂浮中這些部分互相吸引直到形成完整的生物，不完整的就消亡。有人將之稱作是達爾文自然選擇學說的前身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因為將互相補充的部分結合起來並不涉及選擇，不完整生物的消失也並不是選擇的過程。Empedocles可能是由於雙頭牛怪物的傳說最初啟發了他才提出這一學說。
在Anaxagoros（約前500-前428年）和德謨克利特（約前500-前404年）的著作中才首次出現關於適應現象的設想。An－axasoras認為推動世界運行的推動力是一種非物質性的精神（Nous），但它並不為事物起源的未來歷程導向。有人認為這是神創論的設計學說，但實際並非如此。德謨克利特似乎很讚賞有機體的適應現象，但十分審慎地沒有提到任何定向因素。他倒認為系統的結構建成是原子的固有性質的必然結果。因此德謨克利特是提出機率機制（chance mechanism）以與內在的目標取向傾向相抗衡的第一位哲學家。此外，他還深信世界的有序性，這樣他就提出了後來亞里斯多德試圖通過目的論來解決的問題。
早期希臘哲學家的世界起源概念有兩個突出的方面：（1）「上帝創造世界」的作用被非神化了，也就是說，世界，生命或特定的生物並不是像前哲學時代（prephilosophical period）普遍認為的那樣，是上帝創造的產物，而是自然界生產能力的結果。（2）起源並不是目的論的，也就是說並沒有任何設計或目標作為它的依據；起源只是機遇的結果或無理性的必然。
於是這些哲學家首次對世界上的現象提出了「自然」解釋，即只借助於已知的力和物質，例如太陽的熱或水與土的合理解釋。儘管這些解釋對現代的人來說是如此樸素和原始，但是可以這樣說，這些構想構成了第一次科學革命，即否定了超自然力的唯心主義解釋，肯定了唯物主義的論斷。
希臘哲學家的世界觀和聖經作者（神父）的世界觀還有另外一個根本區別。聖經所指的世界是年輕的，按Usher主教後來的估算，上帝創造世界只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而且這樣的一個世界在最後審判日的那一天就到了盡頭。團此時間在他們的世界觀上是無足輕重的。但在另一方面，希臘哲學家對時間的看法則是矛盾不一致的。就我們現代人看來時間就是變化，但是在蘇格拉底以前的哲學家卻把世界看作是永恆的，沒有什麼重大變化，最多也不過是循環式的變化，遲早會回復到原來狀況，也就是說世界是一個穩定態的世界。儘管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有一句名言「萬物皆變」，當時的情況顯然也是如此。因此時間雖然是無限的，但對希臘人的世界觀並無影響；用不著拿一個進化著的世界來代替世界起源。希臘哲學家對起源問題確實具有極大興趣，如宇宙，地球、生命、動物、人類以及語言的起源等等。然而對其隨後的變化則毫不在意。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約460－370B．C．）及其學派的觀點則退然不同。他們大多是醫生，很重視觀察、實驗而不是推理。他們堅信用進廢退原則的獲得性遺傳。他們還認為氣候和其他地域因素對不同地區居民的差異具有重大影響。
柏拉圖
一些有利於進化思想發展的觀點散見於愛奧尼亞哲學家著作中，例如時間的無限性、自然發生、環境的變化、以及強調個體發生中的變化等等。但是這些也就到此為止。事實上希臘哲學家很快就改變了這種思想傾向。由於Parmenides，尤其是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影響，希臘哲學家的思想愈來愈傾向於抽像的形而上學並日益受到數學，特別是幾何學的影響。這是在生物學歷史上，首次因數學或物理科學對其發展產生的有害影響，而且這種有害影響以後也常出現。由於專注於幾何學，因而導致去探索作為多變現象基礎的「不變實體」（unchanging realities，Ideal gestalten）。換句話說，導致了本質論（參閱第二章 ），這種哲學觀點當然是和進化思想完全不相容的。
一切由感官察知的暫時變化僅僅是「永恆原則」的排列組合這一公理一旦被承認，則事態的歷史順序（它是變化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個體變異）就失掉了它的基本意義。它只是在為不變實體的本質提供線索上才值得重視……哲學家所關心的倒是和普遍原則有關的事項——天體的幾何學設計，與各種不同物質元素有關的數學形式…他們日益被一個不變的宇宙秩序，即自然界（包括社會）的永恆設計方案的思想弄得神魂顛倒，他們的特殊任務是去發現其基本原則。（見前書）
這些新觀念找到了進化思想的著名反面人物（antihero）柏拉圖作為最忠實的代言人。柏拉圖的思想是一個幾何學家的思想，而且他顯然對生物學現象知之甚少。柏拉圖的四條武斷見解在隨後的兩千年中對生物學產生了特別有害的影響。頭一條就是前面提到的本質論，崇奉不變的形式（eide）以及與表面現象分離並獨立於表面現象的固定觀念。第二是關於一個有條不紊，和諧而又富有生氣的宇宙的概念，這種概念使得後來要解釋進化是怎樣開始的變得無比困難，因為任何變化都會破壞和諧。第三，他用一種創造力、造物主代替了自然發生。因為柏拉圖是一個泛神論者和異教徒（非基督教徒），他所指的造物主和一神教的造物主上帝還多少有些不同，並不是指具體的神。然而後來卻是以一神教的觀點來加以解釋。而且正是這種解釋導致了後來的基督教傳統，認為「哲學家的任務在於揭示造物主的設計藍圖」，這一傳統直到19世紀中葉還持續不衰（自然神學，阿伽西）。柏拉圖的第四個有影響的觀點是他特別看重「靈魂」。蘇格拉底以前的哲學家也提到非肉體因素，但從來沒有像在柏拉圖那裡那樣的獨特、詳盡和無所不在。後來當它和基督教觀念融合在一起時，對靈魂的崇拜就使得接受進化論極端困難，或者說至少要將人和他的靈魂包括到進化方案中去是極其困難的。人們往往提到柏拉圖的著作對生物學是多麼大的一場災亂，實際上對進化思想也是如此。
亞里斯多德
亞里斯多德這一位最偉大的博物學家按理似乎應當是第一位發展進化論的理想人物。他是一個傑出的觀察家而且首先瞭解到有生命的自然界的逐漸變化。他認為「自然界是按連續不斷的順序由無生物經植物而最後形成動物的。」他曾指出一些海洋動物，例如海綿，海鞘，海葵，比較起來更像植物。後來的學者將他的這種意見提煉成「自然界階梯」或「自然界的偉大鏈索」概念，從而促使18世紀在萊布尼茨的門徒中醞釀產生了進化思想。
然而亞里斯多德實際並非如此。他具有太多的與進化思想不相容的思想概念。生命界的運動，從生到死，並沒有引起永久的變化，而只是導致了穩態的聯續。因而不變及永恆和運動、和個體的消亡、和個別現象的消失並不是不相容的。
作為一位博物學家，他隨處都見到了固定不變的、界限明確的物種，儘管他也強調自然界的連續性，但是物種及其形式的固定不變性卻是永恆的。亞里斯多德不僅不是一個進化論者，事實上他對任何事物的假想起源都看作是自找麻煩。對他來說，自然界的秩序是永存的，不變的；看來如有可能，他對Hutton所宣揚的：「開端既無證據，對結束也不要抱任何希望」的觀點是會欣然讚賞的。
必須指出的是亞里斯多德所指的分階段逐漸變化完全是一個靜態概念。他不止一次地反對Empedocles的「進化」學說。自然界不僅有秩序，而且自然界中的每一事物都有其目的。他明確表示人以及動物和植物的屬是永恆的，既不是被創造的也不會消亡。宇宙可能是從原始的混沌進化而來的觀念，或者高等生物可能是從比較低級的生物演化而來的思想對亞里斯多德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再重複一遍，亞里斯多德反對任何形式的進化，包括達爾文在內的生物學家一直都很尊崇亞里斯多德，然而他們也必須十分惋惜地承認他們不能將他列於進化論者之中。由於亞里斯多德的威望，他的這種反對進化的立場對以後兩千年事態的發展便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亞里斯多德以後的思想家中，有人把伊壁鳩魯學派當作是潛在的進化論者。這是一種誤解，當然也必須承認他們和亞里斯多德相反，對起源很感興趣。在Lucretius的「關於事物的本質」的詩篇中曾提到萬物都是在過去某個黃金時代自然發生的，包括人類也在內。但是他也斷然反對進化性的變化：
每件東西都有其本身的生長過程；
一切事物必須保持它們之間
由自然的不易規律所支配的差異。
他以為大地是無比肥腴的，既產生健壯的生物也產生不能生存並被淘汰的怪物和弱者。這種淘汰過程有時被看作是早期的自然選擇學說，栽們在後面將會發現這種解釋當然是錯誤的。
因此，直到古典時期結束時思想家們的思想還沒有從靜止為世界觀或穩態世界觀念中解放出來。他們最多也不過是考慮到起源而已。生物世界的歷史性變化——生物進化完全超越了那個時代的概念結構。
很多歷史學家都曾考慮過為什麼希臘人在進化思想的創立上沒有取得成就。在前面的討論中我們實際上已經觸及到這些原因：沒有時間概念，即使有關於時間的思想，那也只是沒有變化的永恆，或者是永遠回復到同一起點的無休止的循環變化。當時還流行著宇宙完美無缺的概念。最後還有與變化概念完全不相容的本質論。在能夠設想進化之前所有這些觀點都必須消除或削弱。然而希臘人以另一種方式確實為進化生物學奠定了基礎，而亞里斯多德較之其它任何人對此作出了更大的貢獻。今天人們已經理解到進化論只能經由博物學提供的間接證據來推斷，而正是亞里斯多德創立了博物學。
基督教的影響
當羅馬帝國崩潰的時候，一種新的觀念形態——基督教——接管並統治了西方思想。它的影響以及教會等級結構的無限權勢是再怎樣也不會被誇大的。他們建立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概念類型並取消了思想自由。人們再也不能按照自己的願望去思考和推想。這時，基督教的教義就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而這教義又揭示在聖經中，因而聖經就成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基督教和猶太教所信奉的並不是沒有時間性的永恆，而是一個全能的、從虛無之中創造出世界的造物主，待到審判日它又會使這個世界突然終止。它花了六天的時間造成地球，這六天時間對一切事物的起源來說是足夠的，但對進化而言就很不夠，因為根據聖經所記載的家譜計算，世界只是在公元前四千年才創造出來，時間很短。然而在舊約聖經中就有很多地方提到線性順序（例如在六天之中創造世界），這較之希臘人的永恆不變的世界或循環式的世界就更宜於作為進化思想的基礎。
早期教會的神父和教士在解釋聖經時還容許有相當的自由，因為當他們每個人都是虔誠的基督徒時異端邪說並不構成危險，當時也沒有任何一種現存的科學要求更加嚴密的論點。例如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Gilson，1960）雖然也承認聖經是唯一權威，但對創造卻採取了多少是寓言式的解釋。不僅僅已製成的產品是一開始就被創造出來的，而且按照他的說法上帝的大多數創造在於賦予自然以產生生物的潛力。這些創造物的本質雖然是一開始就被創造了出來，但它們（創造物）卻往往是在很晚以後才萌發或被激活。自然的一切部分，無論是陸地還是水一域，具有產生新東西的能力，不論這新東西是生物還是非生物。因此對基督教的虔誠信徒來說自然發生是毫無問題的，在任何時候都能發生。
基督教創立以後的一千多年是一個鬱悶的理智停滯時期。經院式大學的特點是企圖按條文式的演繹推理來建立真理，然而按照這種方式引起的曠日持久的爭論是注定要失敗的。新的覺醒來自完全不同的方向，來自對大自然的興趣復甦，也來自博物學的再度興起，這些都可以從Freclerick II以及Albertus Magnus的活動看出（參閱第四章 ）。中世紀天主教會的學者，不論是否亞里斯多德的信徒，儘管他們經常也提到生物鏈索或自然現象的等級結構，卻深信一切物種都是嚴格固定不變的。
在經院哲學時期最重要的事態發展可能就是在經院哲學家陣營內部發生了分裂。一個後來被稱為唯名論者的派別發展了起來，它否認本質論的基本信條。唯名論者認為本質並不存在，我們實際所有的只是附著在各類事物上的名字。一且有了「椅子」這個名字，就可以把所有符合椅子定義的什物都歸類在一起，不論是餐廳椅，公園草地椅，還是裝有軟墊的椅子。由唯名論者發起的對本質論（又被叫作唯實論）的攻擊宣告了本質論的首次削弱。英國的一些歸納法哲學家和實驗主義者，從培根以後，在思想上都有唯名論者的色彩，也可以說是思想意識上的延續。說實在的，唯名論很可能就是種群思想的先導（參見第二章 ）。
對進化思想的發展來說，宗教改革代表了一種反動，因為基督新教的興起強化了聖經的權威性。它對聖經完全是逐字逐句的解釋，也就是說導致了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像聖奧古斯丁那樣的自由解釋當時已完全被禁止。
奇怪的是，16、17世紀所謂的科學革命（這是一次主要限於物理科學的科學革命）根本沒有改變這種對神創論的態度。所有的著名物理學家和數學家如笛卡爾，惠更斯（Huyghens），波義耳，牛頓等都有自己所崇拜的上帝而且是嚴格的神創論者。世界觀的機械化（Dijksterhuis，1961）是當時占主要地位的概念革命，並不需要，而且也不能容忍進化論。對沉湎於本質論並相信宇宙是完美無缺的人來說，一個穩定的、獨創的、由普遍規律維繫著的世界就是一切。
哲學也是同樣的反動。在培根、笛卡爾、斯賓諾沙的著作中找不到一點真正的進化思想。笛卡爾強調，由於上帝無所不能，它創造的一切只能是完美無缺的，從一開始就是完美的東西是不能進化的。奇怪的是，以自然神學的形式出現的神學竟然在更大程度上比哲學更好地為進化思想鋪平了道路。
進化在其種青義上是和常識相牴觸的。任何生物的後代總是再度發展成親代的模樣。貓永遠只能小貓。老實說，在進化論被公認以前就曾經有過各種驟變學說。例如，自然發生說，物種異變（heterogony）說，即認為某種植物（例如小麥）的種子偶爾也會生出另一種植物（如裸麥）。但是這些都是關於起源的學說，和進化並沒有關係。在承認進化思想之前必須有一場實實在在的理智革命。
建立進化論的最大障礙是進化不像物理現象那樣能夠直接觀察到，例如下落的石頭，沸騰的水以及在幾秒鐘、幾分鐘或幾小時內發生的其它過程，在這段時間內正在發生的變化可以詳細地記錄下來；然而進化卻只能推論。而為了推論就必須首先有一個適當的概念框架。化石、變異和遺傳的事實，以及生物的自然等級結構的存在等等只有在有人認定發生了進化之後才能作為證據。但是從希臘時代直到18世紀流行而又連貫的世界現卻和進化思想是相牴觸的，至少也是不利的。因此，提出進化學說所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是在採納進化思想之前改造流行於西方世界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有兩個主要論點，第一個是相信宇宙在每個細節上都是由明智的造物主設計的。另一個是靜止不變的而在時間上又是短暫的世界的概念。這兩個論點在中世紀末期在西方思想界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於無法想像能將之排棄。然而這也正是1718世紀以及19世紀早期逐漸發生的事情。這一令人瞠目的理智革命的原因是什麼？這是不是科學研究的結果還是滲透在文化、理智背景中的變化的結果？正確的答案顯然是兩者都很重要。
從14世紀開始在西方似乎出現了一種新潮流。航海時代，古代思想的發掘、宗教改革，培根與笛卡爾的新哲學觀點，非宗教（世俗）文學藝術的發展，最後還有科學革命，這一切都削弱了以前的信念。物理科學中的科學革命對自然現象要求有合理的解釋這一點被強調得愈厲害，則超自然的解釋就越來越行不通。
這種變化並不限於科學。各個方面都在醞釀。歷史的概念在17世紀末和18世紀開始形成，這毫無疑問是受到下列因素的影響：希臘傳統的復甦、對希臘經典著作的研究以及人們對希臘傳統文化和建築的興趣。航海使得西方世界認識到還有原始部落存在，這就突然引出了這樣的問題：開化的民族是怎樣從早先的原始狀態發展形成的？這是破天荒第一次提出現代社會科學所最關心的問題。意大利人Giambattista Vico於1725年寫出了開拓性的名著《新科學》（Scienzia Nuova）。討論了歷史的哲學。（Croce，1913；Berlin，1960）。就他看來，人類歷史的各個不同時期並不是基本相同的歷史的不同側面：而是一個連續過程的前後銜接的階段，這個連續過程是一個必然進化的過程。
在從教會的精神和理智桎梏中逐步解脫出來的同時，世俗文學也發展了起來。原來被禁止的思想這時以小說的形式表現出來，關於地球、人類或人類社會的起源的新學說也以空想主義（烏托邦）的面貌出現，這些著作有很多是在十六、十七、十八世紀出版的。
在表露新思想上有兩本小說特別重要，一本是Bernard deFontenelle的《關於多元世界的對話》（Conversations on theplurality of the worlds，1686）。在這本小說中他以激進的態度把笛卡爾的渦動學說用來闡述世界起源。他認為其它行星和月球上也有生物存在，並按這些天體的假定溫度和氣候條件推論這些生物的特徵。除了我們這個太陽系而外，他認為還有無數的太陽系和無數的空間。雖然在小說中沒有明確表述，但是空間既然是無限的，那麼時間就為什麼不是無限的？
如果說Fontenelle的《多元世界》是一本具有強烈形而上學氣息的真正小說，那麼de Maillet（1748）的小說《Telliamed》就具有作者長期從事地質學研究的深厚基礎，正如這書的副題所標明的，是企圖記錄「一位印度哲學家和一個法國傳教士關於海洋變小的對話」。這是一本極端幻想的小說，其中最大膽、最異端的思想都出自印度哲學家之口。小說包括三次對話，頭兩次對話幾乎全部和地質工作有關，在很多方面大大超越了當時的時代。第三次對話是最長的一次對話，其中很多涉及到生命起源和生物變態（metamotphosis）。
De Maillet的主要地質學論點是，地球一度完全是由海洋覆蓋，後來才逐漸露出，這個過程經歷了幾百萬年。起初只有水生植物和水生動物，其中有一些一旦登上陸地就變成了陸生動植物。在當時看來地球並不是突然被創造出來的，而是由自然過程逐漸形成的。空氣中永遠充滿著各種生物有機體的「種子」：只要環境條件合適就萌發成各種生物。當新出現的條件要求發生了變化時，現有的物種就隨之發生轉變。例如，飛魚就轉變成鳥，人類原來是以人魚的形式在海洋中存在，後來在陸地才變成人，的確，所有的陸地生物不過是轉變了的水生生物。因為只有原已存在的生物才能轉變成新的形式，所以在de Maillet的思想中並不存在真正的進化概念。但是，《Telliamed》之所以重要就在於它顯示了18世紀的思想家在思想上從前幾個世紀的羈絆中解放到了什麼程度。
雖然《Telliamed》直到1748年才出版，但它實際上是在1715年左右寫成的，也就是在Fontenelle的小說出版（1686）後大致30年。這兩本書反映了笛卡爾、牛頓、萊布尼茨等人的著作和呂文虎克等人以及其它博物學家的科學發現對當時知識界的深刻影響。科學對那個時代的思想顯然發生了重大的衝擊作用。
讓我們比較詳細地探討一下對西方思想產生這樣深刻變化具有重大影響的科學進展情況。在十六、十七、十八世紀有三股相對獨立的科學發展潮流以不同的方式為進化論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它們是自然哲學（物理科學），地質學，和博物學（廣義的）。
宇宙學所起的作用
物理科學的科學革命（從哥伯尼和伽利略到牛頓和拉普拉斯）對支配一切物理現象的基本而又普遍的定律，例如引力定律，特別重視。它們不僅能夠解釋包括太陽和行星在內的物體的運動，而且說明了生物體的功能現象。正如波義耳曾經說過：
這種哲學……告訴人們是上帝使物質運動的。但上帝只是在最初指引組成物質伊各個部分的運動．以便這些部分能夠像理所當然的那樣構成他所設計的世界，而後就確立了運動的規律和物質世界的秩序，這些我們稱之為自然定律。因此，宇宙曾經是由上帝創造的，然後就確定了運動定律，而這一切都是由他的絕對意旨認可的。這種哲學還告訴人們，宇宙中的各種現象是在物理意義上由物質的組成部分的機械性質產生的，各種現象按照機械定律而互相作用。（Boyle，1738：187）
將宇宙看作是具有靈魂的生物這一廣泛流行的希臘概念被宇宙是由各種定律支配的概念所代替。這種新思維方式被稱為世界觀機械化，它不僅滲透在物理科學中，而且還對生理學和生物學的其它學科發生影響。這種新觀念要求對一切自然現象作出機械性解釋。例如，如果行星在它的軌道上運動受行星運動定律支配，那末就用不著造物主去無休無止地干預。造物主上帝仍然是現存一切事物的最初原因，但在創造世界之後一切自然現象或過程就由「第二位原因」支配，這第二位原因可以用物理科學中的各種定律作為例證來表明。運用這些定律來解釋一切自然現象並探求以往所未曾發現的定律就成為科學的目的和任務。
這種新思維方式在宇宙學中運用得特別成功。聖經中的宇宙，甚至希臘天文學家托勒密所指的宇宙都很小。望遠鏡發明後這類看法就發生了變化。望遠鏡愈改進，宇宙看來就越擴展，越沒有邊際。宇宙無限的概念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並一直延續到現代天文學。隨著更多的人接受了空間無限的概念，也就使他們更經常提出這樣的問題：時間是不是也是無限的？
不僅產生了宇宙在空間上和時間上都是無限的概念，而且後來還引發了宇宙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永遠處在變化之中的思想觀點。然而任何曾經發生過的事態必須與聖經所記載的相符，自然哲學中的任何新發現也必須和舊約中的摩西書一致。在英國首先出版的一本革命性地質學是Thomas Burnet神父寫的《地球的神聖原理》（Sacred Theoryof the Earth，1681），闡述從上帝創造世界到當時的地球全部歷史。書中寫道洪水這一重大事件是由於地殼爆裂地下水噴出所致。聖經上所記載的所有事件，包括最後審判日的大火在內，都是上帝創造世界時所安排好的一系列自然事態，John Woodward的論著《關於地球自然歷史的論述》（Essay towards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Earth，1695）則是一本比較正統的著作。他認為洪水是由幹上帝直接干與的結果，但是自此以後世界就多少穩定下來。所有的化石都是洪水的遺物，證明它確實發生過，從而論證了聖經記載的可靠性。這的確是令人感到安慰的解釋。William Whiston是撰寫地球史的第三位作者，他試圖用牛頓的物理學來闡釋聖經故事。在他寫的《關於地球的新學說》（New Theory of the Earth，1696）一書中最令人感興趣的推想是諾亞時期的大洪水是慧星接近地球所引起的後果。
在上述三本書的解釋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力求在不過份偏離聖經文字記載的情況下對地球的某些歷史事件作出「自然」解釋。（Greene，1959）這就像是在門口插上了一隻腳，自此以後哲學家和宇宙學者對地球、太陽和星座的歷史就更加自由、更加大膽地進行猜測。但是把宇宙看作一個整體是由進化而來的思想則是很晚才產生。這首先是由著名的德國哲學家康德（1724－1804）在其早期著作《自然界通史和關於天體的學說》（A GeneralHistory of Nature and a Theory of the Heavens，1755）中系統地和有說服力地提出的。康德在這本著作中系統地展示了現在人們所熟知的概念，即世界的起源是由一團混沌星雲在旋轉過程中最後形成銀河，太陽和行星的。康德的這一解說中特別引人注意的是整個過程的漸進性：「時間的未來延續（通過這樣的延續永恆才是無窮盡的）將全部激動起上帝無處不在的整個空間，並將逐步使之納入正常秩序，這種正常秩序是和上帝的最優設計方案相一致的……上帝的創造永遠不會結束。創造確實有過開始，但它絕不會終止。」新的星球和銀河將一如既往地演變、發展下去。
這已不再是一個靜止的世界，而是一個能動的、不斷發展進化的世界，它只是由第二原因遠遠地操縱著——這在當時來說顯然純粹是一種異端思想。通過這一革命性的新思想，「康德深思熟慮地從一個側面宣揚了牛頓的關於現行自然秩序的創造（形成）和這種秩序的保持之間的嚴格區別：我們所要求的創造只能是在無窮盡的時間內秩序逐漸戰勝混亂的結果」（Toulmin andGoodfield，1965）。
根據布豐的估計，世界從開始到現在只有168，000年或者至多不過50萬年，而康德則認為遠不止此。康德顯然考慮的是無窮盡（無限），因而對改變當代的思想起了重要促進作用，後來這反映在地質學家休頓（Hutton）和拉馬克的著述中，雖然他們誰也沒有直接讀過康德的著作。
地質學所起的作用
地質學中思想的轉變較之宇宙學更具有根本性。研究自然的學者在18世紀才第一次充分認識到地球表面的不斷變化以及過去所發生的變化。地質學這門新的科學開始興起，它的首要任務是歷史性的，即重建地球歷史上所發生過的事態的先後順序。地球表面並不是一直和現在一樣（也就是說地球也有它自己的歷史）的證據來自幾個方面。
其中之一是發現了法國中部的死火山（已熄滅的火山）。這一發現使人們認識到廣泛分佈的玄武岩不過是古代的熔岩，是古時火山噴發的殘餘物；它還使人們認識到這種熔岩的分佈很廣，深層的熔岩一定很古老。
大致就在這同一時期人們第一次瞭解到絕大多數地質斷層是成層沉積（沉積礦床）。對這些成層沉積加以仔細研究後還發現它們往往是深達一萬呎的柱狀體，有時還超過十萬呎。這一發現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震動，因為這不可避免地使人想到地球是非常古老的，這樣之深的沉積層勢必需要非常悠久的時間才能形成。後來還進一步發現無論是火山沉積物還是沖積沉積物在它們沉積後都不是沒有遭到破壞，一成不變的，而是隨後被水沖蝕，有時形成了很深的深谷。有些沉積層後來還發生了激烈變化，產生了褶皺，有時很多沉積層甚至完全顛倒了過來。這些情況現在看來當然是容易理解的，因而很難想像在17和18世紀這樣的思想和看法是多麼富有革命性，起初遭遇到多少廣泛的反對和責難。
關於地殼的現有形狀究竟是由於水力作用（水成論）還是火山作用（火成論）造成的，兩者的作用孰大孰小這些問題在地質學家的各個學派之間曾經一度發生了激烈爭論。後來終於對火山、浸蝕（以及沉積）和造山運動等各自的作用作出了恰當的估計。但是對作用於地殼的各種力的瞭解隨後不斷深化，直到晚近（60年代）提出的板塊結構理論就對此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不論各種地質學發現有些什麼不同，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們互相補充、強化了對地球是極其古老的認識。這就不可避免引起了和從字面上崇奉聖經說教的人們的衝突。
教會多少是正式承認公元前4000年是上帝創造世界的時期，因而認為任何與此有重大出入的就是異端邪說。然而布豐在他所寫的《自然界的紀元》（Les epoaues de lanature，1779）一文中就勇敢地提出地球的年齡至少有168，O00年（Roger，1962）（在他未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則估計為50萬年）。布豐對這類問題非常注意，並且似乎是對地球的歷史具有理性而又前後連貫概念的第一位思想家。在他於1779年寫就的上述一文（這是他對25年前他所出版的一篇論文作了大量補充修訂後寫成的）中將地球的歷史分為七個「時期」（epochs）：第一個時期是地球和行星形成；第二時期，大山脈產生；第三時期，水淹沒大地；第四時期，水退落，火山開始活動；第五時期（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購時期），大象和其它熱帶動物在北方棲息（它們的化石曾在北方發現，但布豐並沒有想到這些熱帶動物可能不止分佈在熱帶，還可能棲息在其它任何氣候區域）；第六時期，各大洲彼此分開（他明確地認識到北美的動物區系和歐洲及亞洲的相同，由於這些洲目前已被海洋分隔開，因而他認為以前它們一定是聯結在一起的）；最後是第七個時期，人類出現。這是最後也是最近的一個時期，因為在化石記錄中並沒有人類化石。在布豐重建地球歷史時生物學的新發現起了重要作用。下面我們就轉而討論為進化思想鋪平道路的一些生物學發現。
博物學所起的作用
致力於物理科學的人傾向於將十七、十八世紀理性思潮的變化完全歸之於世界觀的機械化（機械世界觀）。這種傾向忽視了博物學各個領域的發展在這一變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這些發展發現了許多與創造神話並不符合的新情況和新證據。因此，凡是與博物學的發展有關的事態也就是進化生物學歷史的一部分。
也許最重要的莫過於中世紀之後重新發現或研究大自然。學者們日益顯示出對花、鳥的愛好。大致從1520年前後開始出版了一系列附有美麗插圖的關於德國南部和歐洲其它地區地方植物的著作（參閱第四章 ）。這就激發了不少人走向戶外尋找這些植物的願望，甚至還想發現以前沒有描述過的新植物。對鳥類、魚類以及其它自然界產物也發生了類似的濃厚興起。這樣就先後發現了聖經中和前人（如Theophrastus，亞里斯多德，Pliny等）著作中所從來沒有提到過的西歐的大多數物種。人們開始懷疑：我們對我們生活的世界究竟真正瞭解多少？
聖經只提到了近東的動植物，「諾亞方舟」所能安頓和拯救的這些動植物顯然極其有限。但是當14、15世紀大規模航海事業開始以後，使得16世紀到18世紀的新發現有才更加驚人的發展。非洲、東印度、美洲和澳大利亞的新奇動植物的記敘使聖經的可信性遭到致命打擊。這樣多的動植物在方舟中怎樣安頓得下？如果所有的動物都是在方舟靠岸的亞拉拉特山（位於亞美尼亞）繁殖蔓延開來的，那末全世界的動物為什麼不一樣？它們又是怎樣到達被海洋分隔開的美洲和澳大利亞的？生物地理學的事實和現象向神創論者提出了一些最難解答的問題，並且最終被達爾文用來作為進化的最有利和最有力的證據（見第十章 ）。
化石研究的日益深入對聖經故事的可靠性也提出了新的疑問。在很早以前人們就已經知道化石。希臘人Xenophanes（生歿年代大約在公元前五百年）在意大利西西里島西那庫斯海港的採石場發現了化石魚，在馬爾它島發現了海洋軟體動物的化石。十分值得注意的是他並不認為這些化石是過去災害的記錄而是海平面逐漸變化的結果，這多少是按Anaximander的思路在考慮。亞里斯多德在他的《氣象學》一書中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因為他是堅決的反災害論者，所以他也認為化石是由於海平面緩慢移動所形成的。對化石的形成的原因有下面的兩個錯誤解釋一直影響到18世紀。
原先，人們普遍認為化石是「從岩石長出的」，正如晶體或金屬礦那樣，只不過是大自然的偶然事態。大自然或者被看作具有塑造力（vis Plastica），能夠在岩石中塑造各種形狀；或者化石被描述為大自然中普遍存在的「種子」（germs），這些「種子」或者在自然發生（spontaneous generations）中表現為萬物的種，或者是在岩石中表現為化石。且不提其它的人，很多著名學者如Magnus，Falloppio，Kireher，蓋斯勒，悌宇列弗等等都具有這種觀點。
按聖經的字面解釋一切是當時的習尚，當化石是過去生物的遺跡這種看法最後被普遍接受的時候，於是化石也被看作是在諾亞洪水中消亡的動物的遺跡（尤其是Steno，Woodward和Scheuehzer堅持這種觀點）。雖然達芬奇，Fracastoro，以及其它一些先驅者提出了很多證據反對一切化石都是同時出現的觀點，但是地球的年齡很年輕的這一信條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被人奉為圭臬，以致人們還不可能接受化石動物具有明確的先後順序的看法。
後來有兩件事徹底推翻了把化石看作是諾亞洪水的遺跡的愚笨而又幼稚的觀點。第一件事是在化石中發現了一些前所未知的，因而被假定為已滅絕了的動物和植物，另一件是地層學的發展。滅絕動物的發現還並不是那樣直接地與聖經發生衝突，而是直接與17、18世紀所特有的關於上帝的概念相對抗。根據當時絕大多數著名的思想家，特別是萊布尼茨、所服膺的完滿原則（Principle of Plenitude），上帝以其大慈大悲心腸確實創造出了一切可能創造的萬物。但是上帝的博愛思想也不可能讓她自己創造出的任何一種動物滅絕。因此，把化石看作是滅絕生物的遺留物就提出了真正的難題，當時和以後也確實有人提出過企圖解決這難題的各種方案（參閱第八章 8．1節）。
第二件事是發現了化石都是一層又一層的，而且每一層化石都是獨特的動物和植物化石。鑒於兩千多年以前就已經知道化石，所以對化石成層的情況應當說瞭解得很遲。Xenophanes曾經注意到在不同的採石場可以找到不同的化石，也就是說，不同的岩石可能含有不同的化石。其它的一些學者也曾發現類似的情況。然而只要是化石被看作是大自然的加工物或諾亞洪水的遺跡，這秤證據當然就會被忽視。18世紀地質學研究的長足進展使得這種證據再也不能被棄置不顧。很多學者，或者是獨自研究，或者是互相啟發，開始瞭解到岩石是按一定順序存在的，而且大多數是成層的，某些岩石層還分佈很廣。起初主要是按岩石的分類學特徵（片巖，板岩，石灰石，白堊等）來鑒定，後來有少數觀察銳敏的學者發現某些化石常和特定的礦層聯繫在一起。有一些地質學史還曾試圖對Steno，Lister，Woodward等這樣一些學者的研究予以應有的評價。遺憾的是直到現在還沒有一本好的關於早期的地層學比較史。上述這些學者所發表的觀察記錄大都是零碎不系統的。然而目前一致認為有兩位學者將當時有關化石的零碎資料加以收集整理，研究，並形成了一門新學科——地層學，他們是英國的土地測量師史密司（WilliamSmith）和法國動物學家居維葉（Georges Cuvier）
史密司是一位測量師和工程師，他在修築運河和在礦場勘探煤層及礦層時發現可以通過地層中所含的化石來鑒定地層。有時甚至能夠追蹤這樣的地層達幾百公里，儘管岩石的形成和特性不斷發生變化。史密司是在1791年與1799年之間提出這些鑒定原則的，但是直到1815年他才出版了他那著名的英格蘭和威爾土地層地圖（Eyles，1969）。在這同一時間法國的博物學家也正在積極地收集巴黎盆地石灰石採集場的化石，居維葉和他的助手還研究清楚了這些化石（主要是哺乳動物）的確切地層情況，並非常詳細地檢定了每種動物。Schlotheim在德國（1804，1813）也進行了類似的研究並作出了相似結論。
法國和英國的上述發現令人無可懷疑地承認這涉及到時間上的先後順序，而且最深層的地層是最古老的（這結論對當時的許多地質學家來說無異是一杯苦酒）。後來還認識到，如果容許現今歐洲和大洋洲（澳大利亞）的動物之間，或大西洋與太平洋的海洋動物之間存在著地區性差異，那麼就有可能不僅將歐洲大陸和英國的地層、而且可以將世界大部分的地層聯繫起來。何況現今世界上不同地區的動物之間的差異並不像不同地質年代的動物之間（例如現代動物與中生代的動物之間，更不用說現代動物與古生代動物之間）的差異那樣大。
但是，居維葉以及19世紀前半期的一些著名地質學家（包括萊伊爾）並沒有根據這樣的證據作出（在我們看來是不可避免會作出的）這些動物經歷了長期不斷的進化過程的結論。這樣一來在以後的半個世紀中仍然保持著這樣的觀點，即每一種化石動物都是在某次災亂中被消滅掉，然後通過特創（神造）被另一種完全新的動物取代；或者某些動物的湮滅是零碎進行的，並經由特殊的特創來代替。一句話，當時仍然保持著起源而非進化的觀點。
生物學的進一步發展
博物學中一個又一個的新發現震撼了過去的信念。例如顯微鏡的發明使得列文虎克發現了一批前所未知的生物。這一發現在生物界的多樣性上又增添了一個全新的領域，而且可能是前此長期追索的、跨越可以見到的生物與非生物界之間的橋樑。最為重要的是，它對自然發生學說似乎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儘管Redi和Spallanzani已經證明如果防止蒼蠅產卵在肉中就不會生蛆，然而微生物，尤其是纖毛蟲，可以從無生物產生的觀點仍然十分普遍。而且很快每個人都知道了產生這些微生物的處方：將一些乾草放在水中，經過幾天之後水中就會佈滿微生物。對自然發生的這種證明當然是和世界初辟時的一次性創造的信條完全衝突的。自然發生後來就成為拉馬克的進化學說的主調。
最後，生物學中的另一事態發展到了適當的時候對進化思想也產生了重要影響，那就是系統學的興起。自從切查皮諾及蓋斯勒以後，動物和植物的名錄、種類一直穩步上升（參見第四章 ）。長期以來一直以為可以將這些生物從最簡的到最複雜的編排到單一的自然階梯中去，而且這個完善無缺的階梯看來是和18世紀的造物主的概念相吻合的。然而隨著對動、植物的知識越來越豐富，要將之安排在唯一的一份卷宗或階梯中去就越發困難。它們倒反而適合於分到界限明確而又往往獨立的類群（如哺乳類，鳥類、爬蟲類以及它們的下屬門類）中去；這些類群、門類在一個由階元組成的分類體系中更容易安排。居維葉聲稱所有的動物恰好可以分為四門（或四個分支）：脊椎動物，軟體動物，節肢動物輻射動物。他還堅決地認為這四門彼此無關，然而他也承認在這四門的每一門之中的各種動物之間有著複雜關係。在否認生物與非生物、植物與動物有任何聯繫這一點上，居維葉和拉馬克的意見是一致的，但他還進一步否定動物只有單一的系譜。他對自然階梯的決定性打擊促使他提出了完全新的問題，並為進化分類的建立廓清了道路（參閱第四章 ），雖然居維葉本人並沒有直接參與這項工作。
7．2 法國啟蒙運動
從宗教、哲學和政治的傳統中逐步解放出來這一事態到了啟蒙運動時才蔚然成為真正的革命運動。雖然這項運動是在英國（特別是蘇格蘭）於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最先開始，而法國則在發展有關生物學的新概念新思想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因此後來首先提出一種真正的進化學說的是一位法國人並不會使人感到奇怪。
18世紀是一個理性壓力特別強烈而又未解決的時代。當時哲學中的問題是試圖調和笛卡爾、牛頓和萊布尼茨的對立思想。宗教中的天啟信念也越來越不合時宜，因為在聖經中發現了越來越多的矛盾，而且機械世界現給起自然現象留下的位置也越來越少。人格神論，即信奉一個永遠干預自然過程並創造奇跡的人格化了的神，也越發不能被大多數哲學家和科學家接受。即便是自然神論，即信奉一個最初創造世界和定律的神，隨後就由這些定律（第二位原因）統治世界，也陷入了重重困難。難道他的設計竟然如此詳盡無遺，包括無數種動植物的每一個特殊結構和功能以及它們之間的不可勝數的相互作用？這樣的原始設計又怎樣和地球上各個地方如此明顯的變化相協調？尤其是，正像我們會立即見到的，無論是設計還是定律，怎樣能解釋像滅絕、退化器官這樣一類的生物現象？在18世紀和19世紀前半期的全部時間內，一個又一個博物學家和哲學家都力求調停神創論者和自然神論者之間對生物界的解釋的分歧。另外還有一些學者則公然變成了無神論者，既不相信設計，也不相信造物主的存在。世界對他們來說不過是一部大機器。但是這又怎麼能解釋人的特點以及一切生物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協調與適應？不論是有神論者，自然神論者，還是無神論者都有一些似乎無從解答的問題。由於這些意識形態或觀念的衝突而產生的理性躁動，連同對生物界知識的不斷增長，最後就歸結成為達爾文的觀點。
從1740年到1840年的這一百年對於進化論的歷史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正是在這個時期進化的概念才在大多數先進的思想家的觀念中取得了突破。這也是一個變革的時代，不僅地質學、博物學，而且在政治思想和社會思想方面也都發生了變化。自然科學中對靜止世界觀念的沖刷在政治科學以及現實生活的政府與社會方面同樣有所反映，表現在對皇權（以及封建等級制度）神授的觀念和維持現狀的做法提出質問。「進步」（progress）的概念向這種觀念提出挑戰，進步概念在啟蒙運動中幾乎成了哲學家們論著的最重要主題。在自然界的進化與社會上的進步這兩個主導之間的聯繫是顯而易見的。不那末清楚的倒是這兩個領域的主導思想是在什麼地方發生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對這股思潮各自作出了什麼樣的貢獻。
這問題的答案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和科學中的現象論（externalism）與內涵論（internalism）的爭論有關。進步概念是不是在政治領域中產生（現象論者會這樣說）並在自然科學中以進化概念的形式再現？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對進化概念進行一番分析。
進步觀念與進化觀念
進步意味著生長與發展，即使這僅僅是內在的可能性也罷。就人類而言，Fontenelle（1688）就曾指出：「人類智慧的增長與發展是永無止境的。」這既可以說是一個新的概念，也可以說是一個古老的概念，因為進步概念的各個組成部分諸如生長與發展（亞里斯多德）、連續性、必然性、意念表露、最終目的等等不僅在聖奧古斯丁的世界觀中有所表現，而且在古代人中也很普遍。在Fontenelle以前不久，帕斯卡（Pascal，1647）也曾將人類的發展與個人的生長作過比較。
發展在萊布尼茨的思想中也同樣重要，他並且還特別強調連續性和完滿原則。這在很多方面和笛卡爾有差別，笛卡爾強調的是同一性和數學上的不變性。另外，再也沒有誰比萊布尼茨更加強調潛在可能（Potentiality）的重要性，他曾說過：
雖然很多物質已經達到了很完善的程度，然而由於連續的無盡可分性，在事物的深層處永遠都會有不活躍的部分有待激勵，使之長大和變得更有價值，一句話，上升到更加完善的狀態……整個宇宙具有最大的自由而且永遠不停地進步以滿足絕對的美和使上帝的製成品完美無缺，因而是永遠向更高級的發展階段前進（Nisbet，1969）樂觀地說，18世紀在人的素質不斷改進上一直強調進步。Herder，康德以及當代的其它著名思想家都表述了這種思想而且參與了可以稱之為進步定律的探索。這進步不僅是自然界的特點，而且也是一切人類社會制度的特點，在制訂美國憲法和醞釀法國大革命中這樣強調進步當然是極其重要的。
這一思潮在Condorcet（1743－1794，法國數學家與哲學家）的名著《人類思想的進步》（Progress of Human Mind，1795）中達到了頂峰。他在書中指出：「自然對人的才能之臻於完善並沒有規定條件，人的完善程度也確實是無限制的；這種完善程度方面的進步從此以後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的，而且大自然把我們投放到這地球上來，除了地球的持續時間對進步是個限制而外並沒有其它限制。」
如果從一個連續的、無限制的進步概念過渡到進化理論有一條必經之路，那末18世紀的著名博物學家們就應當很快地能找到它。但是實際情況並不如此。布豐、Needham、Robinet，狄德羅，Bonnet，和Haller等都沒有將政治哲學的進步概念轉變成為科學的進化理論。事實上是一直到對啟蒙運動的反動開始以後，隨著拿破倫在法國篡奪了權力，拉馬克才提出了他的進化學說。
人們有很多理由要探究為什麼進步的政治學說必然會轉變成生物學的進化學說。例如博物學家認為進步的觀念和表明逆行演化（regressive evolution）的許多事實（包括寄生現象和退化器官）並不相符。最強有力的限制因素可能還是本質論。一切進步難道不就是已經存在的潛在可能的表露，而並不涉及作為基礎的本質的變化？也就是說並沒有發生任何實際上的進化。例如Fontenelle就否認除了生長以外的任何變化觀念，因為他曾說過，笛卡爾和其它一些人不是已經指出自然對其製品是始終如一的、不會一代又一代的改變其處方的嗎？他所能接受的只是一種現成的潛在可能的顯示。生長與歷史之間是有一定區別的。生長只是一種內在可能的表露，歷史則是實際的變化。
萊布尼茨則不同，他超越了本質論者的這種進步即潛在可能的表露的觀點。就他看來大自然的可能性是無限的，「因此進步是沒有終點的。」這種樂觀主義態度是完滿原則，內在性，連續性的必然邏輯結果，然而法國哲學家伏爾泰（1694－1778）卻嘲笑過它。儘管有這種批評，萊布尼茨的思想還是被19世紀的大多數社會哲學家接受，例如馬克思，康德，斯賓塞等。萊布尼茨曾講過：進步「並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有益的必然」。
萊布尼茨的看法中有兩點對其後進化生物學的歷史產生了影響。他的連續性和漸進性概念以及公然摒棄柏拉圖主義對現代進化思想作出了重要的積極貢獻並且是其必要前提。它還是達爾文的進化思想的奠基石之一。萊布尼茨在其哲學論文《單元論》（Monadology，1712）中曾寫道：「自然界中的每一事物都是漸次發生，沒有一蹴而就的；這種控制變化的法則是我的連續性定律的一部分。」但是他的另一個觀點，即趨向干進步（如果不是趨向於完滿的話）的內在衝動則純粹是進化思想發展的障礙。它促使一些人（如斯賓塞）通過對進步的信念而轉向進化觀點，但對進化的機制則引用了完全錯誤的學說（參見第十一章 ）。那些摒棄了進步是必不可免觀點的人（包括蘇格蘭哲學學派）實際上是比法國的進步觀點的信徒更接近於達爾文的思想。目前普遍認為必不可免和不斷進步的信念對包含有這種信念的任何一種意識形態或觀念來說都是有百弊而無一利的（Monod：《機遇與必然》，1970）。
進步觀念和「自然界階梯」（「偉大鏈索」）的概念有著密切聯繫而且部分還導源於後者。「自然界階梯」這個概念可以遠溯到柏拉圖，但在中世紀，以後又在十七、十八世紀以新的形式出現。它的根據是認定從非生物界經由植物到低等動物，一直到高等動物和人（而且最理想的是再經過天使到上帝）有著直線般的連續性（以及等級）。附帶的完滿原則（主張一切可能的東西都實際存在）通常也和「自然階梯」概念聯繫在一起。由於不能有空缺，鏈索相鄰環節之間的空檔是如此的無限小，所以鏈索實際上是連續的。就特別強調連續性的萊布尼茨來說，他的數學興趣的影響在這裡是明顯不過的。確實，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往往用數學術語來表達。在萊布尼茨以前，「偉大的鏈索」完全是一個靜態概念，因為當它被創造出來時就是完善無缺的，這樣一來要走向更加完善就不可能，任何變化只能是變壞，只能是退步。
「自然界階梯」所依據的逐漸完善這一概念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表述，如「更多的道義」（按亞里斯多德的意見），更自覺，更多的理性，更靠近上帝等等。基本上來說這大都是假定的理想，因為觀察並無法肯定或證實這樣一種完善、連續和直線式的鏈索存在。反之，人們在每個地方所看到的倒是明顯的縫隙或缺口，例如哺乳動物和鳥類之間，魚和無脊椎動物之間，羊齒植物和吉部植物之間的差異。因此當發現珊瑚或其它生物（如植形動物）而且看來它們能最恰當地將植物和動物聯結起來時人們的興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有人曾大膽提出其它的缺口也可以同樣被將來的新發現填補上。在萊布尼茨的眾多追隨者之中誰也沒有像Charles Bonnet（1720－1793）那樣執著。他建立了一個非常複雜的「自然物的階梯」（echelle des etres naturels），其中把能飛的松鼠，蝙幅和駝鳥作為哺乳動物和鳥類之間的延續。就他看來，「組織」（organization）是確定鏈索中等級的標準。每當他的言論涉及到進化時，那顯然只是一種原已存在的可能性的表露。
化石的存在以及其它能證明有些生物可能滅絕的證據和完滿原則顯然是矛盾的，這就需要解釋說明。萊布尼茨在《原始蓋婭》（Protogaea，1693）一書中認為在以前地質年代存在過的許多種生物後來消失了，而現今存在的生物在以前顯然又是不存在的。這使得他提出在地殼情況發生極大變化的過程中，「即使是動物物種也曾改變過許多次」。（哲學上）單元（monads，或譯為單子）的數量雖然仍然保持固定，但這並不涉及到我們現在所理解的世系而只不過是引發原已存在的可能。因此鏈索的外觀經歷了時間上的變化，但作為其基礎的本質則絲毫未變。（Lovejoy將這改變了樣式的鏈索看作是賦予鏈索以時間性。）這雖然是反面提法，但並不是作為進化學說而提出的論點。
由於完滿原則不容許有滅絕，滅絕動物只能被解釋為仍然存在的生物的早期階段。例如這正是Bonnet的說法（palingenese），而Robinet則對新模式（newtype）的由來有其更為新奇的想法（即將以前的原型結合起來）。但是由於一切東西的潛在可能是原先就存在的，所以什麼新東西也沒有創造。就Robinet看來，「自然階梯結成了一個無限的循序漸進的、沒有真正界線的整體；沒有門、科、屬、種，只有個體」（Guyenot，1941），「這就是自然哲學的頭一條公理。」對他來說，由於自然的連續創造活動才形成了鏈索，並沒有進化和遺傳的連續性。奇怪的是，與此相仿的看法一直到了1857年在阿伽西的著作中還能發現，雖然後者在詞句上更加神創論化了。
18世紀的整個後半期進化概念可以說還是「虛無飄緲」不確定的。某些科學史家將Maupertuis，布豐，狄德羅這三個法國人定為進化論者，而德國的歷史學家則將這一榮譽頒給Rodig，Herder，歌德和康德。後來的研究並不能證實和支持上述任何一種說法。所有這些「先驅者」都是本質論者，他們或者提出新的起源（而不是現存模式的進化），或者只是承認內涵潛在可能的表露（unfolding，即「evolution」這字的準確含義，展開）。然而他們的著作卻很重要，這不僅是由於它們表明當時正在穩步接近進化思想，而且它們還指陳了當時的文化理智背景，進化思想只有在這時代背景中才能形成和發展。就某種意義來說，所有這些思想家和學者確實都是拉馬克的前輩，而從另一方面來看則他們又都不是，因為拉馬克是第一個和反對進化論的本質論者所設置的障礙徹底決裂的學者。
莫培兌
莫培兌（Pierre 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1698－1759）是他那個時代最進步的思想家。是他首先將牛頓學說的思想帶回法國，並被伏爾泰等人急切地接受。然而莫培兌又是認識到簡單的「力和運動」的牛頓模式對生物學是遠遠不夠的（甚至對化學也是如此）第一個法國人，這就是他為什麼將萊布尼茨思想組合到他的概念框架中去的原因。通過他和Chatelet夫人的介紹，布豐熟悉了萊布尼茨的思想和觀點，這樣一來在大多數法國「革命哲學家」和18世紀科學家（包括拉馬克）的著作中都具有濃厚的萊布尼茨（思想觀點）氣息。
雖然莫培兌的專業是數學和天文學。但他對生物現象很感興趣並且是遺傳學的先驅者之一（見第十四章 ）。儘管有不同看法，他卻既不是進化論者，也不是自然選擇學說的創始人之一，他的很多觀點是∼位宇宙學家的觀點，而不是生物學家的。他的真正重要性在於他反對牛頓學說中強烈的決定論和神創論色彩，並回復到Lucretius（公元前99－55？羅馬哲學家及詩人）和伊壁鳩魯學派所提出的起源主要出自偶然的觀點。自然界的多樣性和異質性是如此之多，因而世界不可能是按設計產生的。他用這樣一些論點來猛烈地批評自然神學家，例如有毒動植物的存在和「造物主的智慧與仁慈」這個概念是根本不相容的。
唯物論者（無神論者）雖然否定造物主的存在，但必須考慮生物有機體的存在。他們退回到Lucretius的觀點：生物有機體可通過「自然發生」而產生。但是對這付「靈丹妙藥」（dens exmachina）可能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一種可能是認為由永遠存在的活的胚芽或分子通過偶然結合可能產生甚至最高等的生物。遲至18世紀中葉還有不少人持有這種觀點，不僅僅莫培兌，La Mettrie，狄德羅等人也是如此。另外一種可能是將自然發生概念和自然階梯捏合在一起。由於並沒有活的胚芽沖斥於自然界，所以自然發生一定能夠使沒有生命的物質變為具有生命的生物。但是這種辦法只能由無生命物質產生最簡單的生物，這些簡單生物再爬上「時間化了」（即賦予時間性）的自然界階梯逐步轉變成愈來愈複雜的生物。我們即將看到這在本質上就是拉馬克的進化觀（進化學說）。
莫培兌對生物界起源的看法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自然發生產生大量新種類的動植物，另一方面又有相同數量的有缺欠的動植物被消除。這當然是一種起源學說（早在古希臘人中就有各種起源學說傳播），但並不是進化學說。正如Roger（1963）正確指出的，在這裡必須強調這種有缺陷的新變異體被消除的論點和自然選擇絲毫也不相干。
由於缺乏博物學方面的經驗，因此莫培兌對任何生物，甚至大象，是由物質的偶然結合產生的觀點一點也不覺得滑稽可笑。「人們可以說，機會產生了大量的個體，其中有一小部分是這樣組成的，即這些動物的器官能夠滿足它們自己的需要。更大量的個體則既無目的又不能適應，這些最差的後來全都消亡掉。因此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物種僅僅是難以捉摸的命運所產生的物種中的一小部分」（《宇宙學論文集》Essaie decosmologie，1750）。
然而莫培兌並沒有完全依賴自然發生作為新種的唯一來源。他所從事的遺傳學研究使他提出了一個我們現在可以稱之為突變成種學說（speciation by mutation）。對莫培兌來說，一個新種不是別的，只不過是一個突變的個體。就這個觀點而言他應當是德弗裡的先輩。他把宗（race）看作是從偶然的或幸運的個體開始而形成的。莫培兌顯然是一位本質論者，雖然他能考慮到新本質的產生，卻不能認識到種群是經過最適個體的選擇（即繁殖）逐步而又不斷地改進的。儘管這樣，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並不是靜止的，時間起著重要作用。
布豐
18世紀的兩位最享盛譽的博物學家布豐和林奈是同年（1707）出生的。但是除了他們同年生和兩人都對博物學懷有濃厚興趣這兩點而外，他們就再也沒有別的共同處。布豐（1707—1788）很富有，出生於貴族世家，並以科學研究作為自己的愛好。林奈則很窮，長年為求職餬口而奔波。在許多科學概念問題上彼此也持有對立觀點（見第四章 ）。
布豐在年輕時曾在英國居留一年學習數學、物理與植物生理。當他回到法國後他翻譯和出版了牛頓的《微分法》（流數法，fluxion）和赫爾的《植物靜力學》（vegetable statics）。由於Maurepas大臣的特殊照顧，雖然他的資格還不完全具備也被任命為皇家植物園的主任（1739）。然而他以極大的熱情投身入這新的工作之中並制定了撰寫普通博物學（從礦物到人類）的計劃。三十五卷大四開本的巨著終於在他去世前完成，總共花了40年時間（1749－1788），後來還又補充了九卷。布豐在這份不朽的博物學名著中對以後進化論者所可能提出的幾乎所有問題都作了引人入勝的闡述。這書文體明晰流暢，有法文本和多種文字的譯本，在當時歐洲凡是受過教育的人都爭相傳誦。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啟蒙運動中以至後來的幾代人中，在法國以及歐洲其它國家中幾乎所有的著名學者直接或間接都是布豐的崇拜者或布豐派。說實在的，布豐是18世紀後半期博物學各種流派的開山祖師（參見第四章 和第六章 ）。下面即將見到，他本人雖然不是進化論者，然而他是進化學說的鼻祖則是無疑的。法國之所以對博物學特別感興趣也和他有關（Burkhardt，1977）。
很少思想家像布豐那樣難於被人正確理解。這有很多原因。例如布豐的巨著實際上是博物學百科全書，對某個一般論題，如進化，物種、變異的有關資料往往散見於不同的卷秩中。此外，布豐的思想在他的長期工作與活動中顯然是不斷發展的，試圖將他的思想按明確的時間階段來劃分很不容易也很難做到。他的頭腦靈活而又多才多藝，常常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考慮同一問題，因此有時自相矛盾。需要對他的工作的總體進行研究才能明確而又令人信服的指出布豐的哪些思想觀點應當看作是最典型的。最後，還有可能在布豐的早期著作中他還不能徹底坦率地寫出他的看法。18世紀40年代巴黎大學文理學院的神學家還握有很大權力，有一次（1751）布豐的確曾經撤銷過他所發表的有關地球的歷史和年齡的言論。至低限度布豐的某些觀察研究的行文措辭很可能是為了不冒犯這些神學家。
當布豐在1749年出版《博物學》的前三卷時他還是一個十分嚴格的牛頓主義者。因此他對運動概念和連續性概念具有深刻印象，而專心關注大量靜止的，不連續的實體如種、屬、科，對他來說則似乎毫無意義。當他被任命為皇家植物園（現在的自然歷史博物館）主任時，他對系統學的瞭解很有限，但是他攻擊「命名家」（林奈學派）是枯燥無味的腐儒，並提倡研究活的動物及其特徵，這樣一來他就將他的缺陷（對系統學瞭解不多）轉變為長處。在《博物學》序言中他談到要將各種生物安排在不同的階元中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在一個屬與另一個屬之間總有中間過渡生物。進一步說，如果要採用任何一種分類法就應當依據所有性狀的總體，而不能像林奈那樣只靠主觀選定的少數性狀。儘管布豐強調連續性，但他在《博物學》的頭三卷中並沒有提到進化。他沒有提鏈索的時間化，也沒有提起某一物種是從另一種起源或由另一物種發展而成。在第一卷中還維護了這樣的觀點，即個體才是自然界中唯一真正的實體。
布豐在他的博物學中對物種的安排次序完全採取了功利主義的態度。他從對人來說最重要，最有用，最熟悉的生物開始。因此像馬，狗，牛這樣一些馴養物種就安排在野生動物之前，溫帶動物放在異國動物之前。這種任意的分類顯然不能作為考慮或研究進化的基礎。就人類而言，它是最高等生物：「每樣東西，即使是它的外表，也說明人比其它一切生物都優秀」。布豐和笛卡爾很相似，也認為能夠思考是人類最突出的特點：「我們認為想什麼和是什麼是一回事。」由於他相信動物不能思考，因此在他看來人和動物之間有一無法逾越的鴻溝。這樣一來就無法考慮人是由動物進化而來的。
《博物學》頭三卷的措辭用語表明布豐在當時很可能是無神論者。在1764年他明確地使用了自然神論者的語言。布豐在1774年寫道：「我對自然（界）的奧秘瞭解得越多，我就越發讚美和深深崇敬自然界的創始人，」看來他這話確實表達了他的真正感情。當布豐相信永恆秩序和自然規律時，他所需要的是一位立法者，一位對觀察到的第二位原因負責的人。如果世界不是被一種不變的和普遍的秩序治理著，那末科學就將毫無意義。就這一概念而論，布豐和亞里斯多德十分相似，亞里斯多德也正是根據宇宙永恆秩序的同樣概念來否定進化。
布豐充分意識到「共同祖先」的可能性，而且很可能是明確闡述了這種可能性的第一位學者。
不僅是驢和馬，而且人、猴、四足獸，以及所有的動物都可以看作是一個家族的成員……如果承認驢屬於馬族，而且驢和馬之所以不同只是由於原來的軀體型式發生了變化的結果．那麼同樣可以說猴屬於人族，是退化了的人；還可以說人和猴有共同起源。而且還可以說，實際上植物和動物的所有家族都是來自一個單一的始祖；一切動物都是由一個動物相傳下來，在很長的時間內由於進步或退化的結果就產上了各式各樣的動物。如果一旦證實在確立這些家族上我們是對的；如果承認在動物中和植物中只有一個種（我不是說幾個種），後者是由別的種直接傳下來的；例如，如果驢真是由馬退化而形成的——那末自然的力量就再也不會有限度，我們的假設也不會錯，即只要有足夠時間她（造物主）就能從一個生物得出一切其它的成型生物。然而這並不是自然的確切形像。上天的啟示使我們確信一切動物都同等地分享了上帝創造萬物的恩惠，而且每一物種的最初一對（配偶）也都是由造物主親手製造成型的。（布豐，1766）
上面引述的言論可以解釋為（而且曾經確實如此）布豐為了掩飾他真心贊成進化而故意在表面上進行反駁（這樣做是給當權的神學家們看）。然而近代研究布豐的學者們（Lovejoy，Wilkie，Roger）則一致認為按這段引述文字的上下文來研究，它的確是在嚴肅認真地駁斥共同祖先這一可能性。在這一段引文之後緊接著是一些反對一個真正的物種從另一物種產生的可能性的各種理由。布豐特別列舉了三點理由。首先，在有記錄的歷史中並不知道有新種出現。其次，雜種不育是種間不可逾越的障礙。第三，如果某一物種來自另一物種，「例如驢來自馬，」那就只能逐步緩慢地產生結果。這樣一來在馬與驢之間就將有許多中間動物。那末為什麼在今天我們見不到這些中間物種的代表或後代？為什麼只有兩端的物種（馬和驢）仍然存在？這三點理由促使布豐作出下述結論：「雖然還不能證實通過退化由某一物種產生另一個物種是自然界中不可能的事，但是否定它的可能性數量是如此之大，即使從哲學的角度來說，對這一點也很難置疑。」
然則物種究竟是怎樣起始的？有生命的物質（有機分子）是由自發的化學化合作用不斷產生的。有機分子也自然結合形成一切基本物種的第一個個體。這樣形成的原始個體就是物種的原（始）型（Prototype）。它是其後代的內部模式（moule interieur）或後生內型（epigenetic inner form），從而保證了物種永久不變。這種不變性不斷地遭受「環境」的挑戰或影響，這樣就促成了變種的產生。然而內部模式的不變性不允許變異超越某種限度。在這一方面，內部模式所起的作用和亞里斯多德的形式（eidos）相似。很多低等生物是經由自然發生不斷地由有機分子產生的。有機分子的具有生命力的結合有多少，就有多少種動物和植物。沒有生命力的結合就消亡掉。
《博物學》的頭三卷（1749年出版）和第四卷（1753）以及後來的各卷有很大的不同。原因之一是布豐在18世紀5O年代早期熟悉了萊布尼茨的著作，瞭解到萊布尼茨強調（生命的）鏈索，完滿原則，宇宙的完善及其對進化的暗示。自此以後，布豐的文章就具有牛頓和萊布尼茨思想的混合物的色彩。一方面他仍然崇尚完滿原則，並說過「凡是可能存在的東西都存在。」另一方面他不贊成最終原因，他的一貫態度是反目的論的。既然世界在創造之初就是完美無缺的，那就用不著再朝向更完美的方向努力。他有時很明確地否定柏拉圖的本質論，即在提到我們必須從現象的多樣性中進行抽像化的時候，認為這種抽像是我們自己的智慧的產物，並不是真實的。然而他的大多數解釋都是模式概念（typological）的，這從他對物種的處理可以清楚地看出。
在《博物學》的第一卷中，布豐並不承認物種的存在，聲稱存在的只是個體。在第二卷中他就完全放棄了這一觀點，並將物種定義如下：
如果兩個動物通過交配能夠延續自己並保持物種的相似性，那末我們就應當將之視為屬於同一個（物）種，如果通過交配它們不能產生後代，我們就應當把它們看作是屬於不同的種。因此，狐狸和狗將被看作是不同的種，如果這兩種動物的雌性和雄性動物交配不能產生後代經證明屬實的話。即令會產生雜種後代，如某種樣子的騾子，則只要這騾子是不育的，就足以證明狐狸和狗不是同一個種。
產生不育的雜種就證明所涉及的是不同的物種，因為為了保持一個物種「必須有延續不斷的而且不發生變化的繁殖作用。」正如Lovejoy所正確指出的，這話不只是指物種是真實的，而且是說物種是固定不變的實體。對布豐來說，物種是模式（類型，type）而不是種群。有了這樣嚴格的物種概念，再加上雜種中的不育現象，就排除了一個物種從另一個物種進化而來的概念。布豐的物種定義還有另外的缺陷，那就是它並不是真正在為物種概念下定義，而只是提供了一種方法來檢定兩個個體是否屬於相同或不同的物種。它的作用相當於數學上的判別式。
布豐的最重要議論和我們即將討論的問題有關的是在關於動物退化的一篇論文（1766）中「進化生物學」標題下的論述。他在這裡強烈地表達了他的如下觀點：絕大多數變異是非遺傳性的，是由環境引起的。」這可以由家畜是一切動物中最容易發生變異的事實來說明，因為人們將它們運載到各種氣候條件地區並用各種不同的食物飼養。後來達爾文也採納了這種意見。
布豐的物理科學知識背景在他討論變異時表現特別明顯。由於他堅信同樣的原因將會產生相同的結果，因而他也堅信生活在同一地區的動物必須彼此相似，因為同一氣候產生相同的動物和植物。由於他認為物理原因是首要的，所以他深信其它的行星上也有生命，並且根據對這些行星冷卻速度的估計來計算這些行星上的生命是何時開始的。布豐的生物有機體是其生活於其中的地區的「產物」的這一概念在隨後一百多年中對生物地理學者的觀點發生了重要影響。
上述的討論必將澄清為什麼上面提到布豐並不是進化論者而卻又說他是進化學說的鼻祖這兩者之間並不矛盾。他是議論大量有關進化問題的第一個人，這些問題在布豐之前沒有任何人提起過。即便他往往作出了一些錯誤結論，然而也正是他在科學知識的寶庫中增添了這些論題。儘管布豐本人反對按進化觀點解釋問題，然而他卻將這些問題公之於科學界。在廣泛討論地球的一般起源，特別是沉積岩的起源方面，我們應當歸功於他；他使人們認識到動物物種滅絕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他提出了密切有關的物種，如馬和驢，究竟是否來自共同祖先這樣的問題；最後，是他首先充分注意到問題中的問題；也就是在兩個端始種（incipient species）之間建立現代稱之為生殖隔離的問題。
布豐的思想對後來進化思想的發展，總的來看，究竟起了哪些作用？他顯然處在一個既阻滯了又促進了進化思想發展的曖昧地位。在阻滯進化思想發展的方面是，他多次推崇物種不變的學說；而且還提出了辨別物種的標準——物種內部成員之間的繁殖力，這個標準被他的同時代人看作是完全不受進化演變影響的。老實說，由於生殖隔離的緣故從一個物種怎樣能產生另一物種的問題一直到本世紀的前半期還困擾著不少遺傳學家（Bateson，1922；Goldschmidt，1940）。布豐的上述保留（這些保留是他同時代的許多學者所共有的）正是為什麼單有進化演變的論證還不足以建立進化學說的原因。所需要的是證明物種之間的鴻溝是怎樣跨過的；後來這種證據是由地理物種形成論的支持者提供的。
布豐對進化學說的積極貢獻是更為重要的。
（1）通過他的詳細分析，他將進化觀念帶進了科學領域，並由此以後成為了科學研究的正當課題。
（2）他（和他的助手Daubenton）提出和發展了「模式一致」概念（concept ofthe unity of type）並將解剖結果加以概括總結。這樣就首先產生了理想主義的形態學派，後來又產生了比較解剖學，它提供了大量有利於進化學說的證據。
（3）在提出地球的新年代紀方面，和其他人比較起來應更多地歸功於他。提出新的年代紀就表示採納了非常巨大的時間尺度。
（4）他是生物地理學的創始人。起初，出於反對林奈的原因，他將物種按它們來自哪個國家加以整理排列，並歸類成動物區系。由布豐及其合作者編纂的動物區系名錄為影響深遠的概括奠定了基礎。確實，達爾文從地區分佈所得到的進化證據遠比來自其它生物學現象的要多（見第十章 ）。
在布豐以前，博物學（自然史）具有副業的一切特徵，是一種業餘愛好。是布豐將之提高成為一門科學。《博物學》中所載的大部分內容即今天所謂的「生態學」；其餘部分則涉及行為學研究。這再一次出色地證明作為平衡現代生理學的微觀化影響（atomizing influences）的整體動物研究的價值或意義，特別是因為布豐本人對生理學，發育，有機分子也同樣感興趣。不論．是閱讀18世紀後半期哪一位學者的著作，他們的議論，追根到底，都不過是對布豐的著作的評論。除了亞里斯多德和達爾文以外，再也沒有哪一位生物學家具有布豐那樣的深遠影響。
狄德羅（Diderot）
在啟蒙運動的領袖人物中，再也沒有誰比狄德羅（1713-1784）對生物更感興趣。在《百科全書》的某些條目中，特別是在一系列幻想文章中，他一再抓住這樣的∼些問題不放：生命的起源和本質，偶然和必然，分子的相互作用，自然發生，環境的作用等等。狄德羅顯然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他的臆測和推想很多是非常大方地借自布豐、萊布尼茨、莫培兌，Condillac，Bordeu，Haller，以及其它一些同時代人。他並沒有多少創新的見解，但是他將當時的推測融合成解說性文章的出色技巧對法國的知識界是一次很大的衝擊。他的最大膽的文章可能要算《Lereve de'Alembert》。（D'Alembert的夢，以下簡稱為《夢》）。雖然這篇文章是1769年寫成的，但正式出版則是在1830年。文章寫成後不久就有秘密版本在巴黎流傳。因此該文的內容顯然在巴黎的一些沙龍中是大家都熟知的，而且幾乎可以肯定拉馬克是熟悉的。這篇文章的韻味在因高熱昏迷的D'Alembert的囈語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所有動物都和其它動物有關……整個自然界處在不斷流動的狀態。每個動物都或多或少是人類，每樣礦物多少是植物，每種植物多少是動物…自然界中沒有東西是明確的…自然界中是否有任何原子與其它原子完全相同？沒有……你是否同意自然界中每件東西都和其它東西密切聯繫在一起而且在這鏈索上不可能有空隙？…只有一個大的個體，那就是整體……你這可憐的哲學家，你還談什麼本質！扔掉你那本質觀點罷……物種是怎樣一回事？物種只不過是朝向它們所特有的共同目的的趨勢。生命呢？一系列的作用與反作用……活的分子是一切事物的起源，在整個自然中沒有一個微粒不感受痛快或喜悅。
這段簡短的獨白包含了幾乎所有關於生命和物質的觀念目錄，這些觀念也是從古代人一直到當時的哲學家如萊布尼茨和布豐所持有的觀念。雖然狄德羅晚年思想中有某些部分在進化學說的發展上起過作用，但狄德羅本人怎樣也說不上是個進化論者。在他的著作中沒有任何關於地球上的生命隨時間而變化的暗示。當狄德羅寫《夢》時他已經是一個不可調和的無神論者。他的世界不是被創造的；它一點也沒有自然神學家的世界的那種是設計而成的性質。這是一個徹底唯物主義的分子世界。《夢》中最值得記住的話也許是：「器官產生需要，反過來，需要又產生器官」。這種思想顯然來自Condillac，後來鹹為拉馬克的進化學說的基礎之一。
歐洲其它地區的情況
上面提到的一些學者大多數是法國人，法國在18世紀確實掌握了歐洲知識界的領導權。但是英國（尤其是蘇格蘭）、德國、荷蘭、斯堪底那維亞也都在醞釀中。實際上在拉馬克和居維葉去世後英國和德國就取代了法國的位置。德國在萊布尼茨連同他的非凡創造性過去了之後情況相當平靜；然而處處都顯示了僵硬的有神論正在逐漸衰退削弱。自由主義的自然神論（即否定包括聖經在內的一切天啟）在Reimarus的著作中大放異彩。他對生物學的主要影響表現在對動物行為所作的解釋上。但是當時最有影響的思想家卻是歷史學家Johann Gottftied Herder，他的主要貢獻是他強調了歷史思維和多樣性。在他的四卷集著作《關於人類歷史的哲學》（Ideas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theHistoryof Man，1784－1791）中，他不僅談到了人類的興起，還詳細討論了宇宙和動植物界。Herder以其一貫的對任何問題的歷史態度對歌德、康德以及自然哲學派的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然而和其它德國人相仿，他也是一個本質論者；對他來說，從某一個物種轉變成另一個物種簡直是不可思議。Herder對生物界的基本觀點是時間化了的自然界階梯的觀點，但是他從來沒有認真瞭解過低等動物怎樣變成高等動物或者植物怎樣變成動物這樣一類的問題。他堅持認為「我們見到結構的形式上升，隨之生物的能力和習性也益發多種多樣，最後匯合成人類的形式。」Herder的很多觀點來自布豐，然而他往往將布豐的思想擴充，例如他對生存競爭問題就是如此。
康德往往被認為是達爾文的先驅，但是缺乏證明；這種情況已經被不少作者明確地論證過，其中特別是那夫喬的論證最有說服力。雖然康德對一些問題看得很清楚，這可以從他在所著的《判斷力的批判》（1790）中就適應問題的議論看出，然而他是一位徹底的本質論者，根本想不到進化。他對布豐關於不育障礙（生殖隔離）保持物種之間的嚴格界限的論據印象極探，並以之作為絕不可能通過進化使一個物種轉變成另一物種的確鑿證據。康德未曾解決物種的不連續性和宇宙的連續性之間的矛盾；後者是他在其所著的宇宙學中表明的，他之堅信「偉大鏈索」也說明了這一點。物理和化學的純粹機械定律和生物的完滿適應（這似乎需要有特殊的創造）之間的表面衝突使康德處於他無法解脫的進退兩難的地位（Mayr，1974d；Lovejoy，1959d）。
關18世紀後期德國的思想動態再也沒有誰能比布魯門巴赫（J．F．Blumenbach）表達得更確切；在他所寫的，很有影響的博物學中廣泛地討論了可突變性，滅絕，自然發生，退化，最終原因，創造，災變，和創造力（Bildunsstrieb）等等。布魯門巴赫雖然具有淵博的學識，卻無法使自己從當時占支配地位的觀念中解脫出來。
英國在17世紀和18世紀早期在哲學（洛克，貝克利，休謨），物理學和生理學方面處於領先地位，而對18世紀的進化思想卻幾乎沒有作出什麼貢獻。唯一的例外是Erasmus Darwin（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祖父），他在其所著的《動物法則》（Zoonomia，1794）中沉頓於某些因果關係的進化方面的推測，但從沒有將之進一步擴展，因此他對隨後的發展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沒有理由對他的思想作詳細的介紹，然而要強調指出的是過去關於Erasmus Darwin的觀點有三點想當然的說法是錯誤的：
（1）說他為拉馬克開闢了道路，甚至說拉馬克的想法來自於他。這兩人共同具有的獲得性狀遺傳及其它觀點在當時是普遍流傳的，而且拉馬克還顯然不認識ErasmusDarwin。（2）說他對他的孫子達爾文的影響很深。在《物種起源》中幾乎沒有ErasmusDarwin的任何思想痕跡，達爾文也明確否認過這種影響，雖然達爾文的筆記反映了他曾經讀過《動物法則》（Hodge，1981）。（3）說他是位富有創造性的思想家。ErasmusDarwin；主要是一個善於綜合和普及的人；他本人的全部思想觀點幾乎完全來自早期的學者，由於他廣泛閱讀，因而他熟悉這些學者的思想觀點。他的所謂進化觀念在當時的自然神學家和英國的動物育種人員中是很普遍的。
英國在18世紀之所以對進化學說不感興趣有幾個原因。當時經驗主義盛行，因而過份重視物理科學和實驗科學。對博物學的研究完全掌握在神職人員手中，從而不可避免地引向信奉神創世界的完滿設計。這種信念和進化概念是完全不相容的。
林奈
乍一看，在討論進化思想的歷史時又提到林奈（1707－1778）是完全不對題的，因為往往都認為他是進化學說的頭號敵人。但是他卻起過重要作用（見第四章 ）。雖然他由基於邏輯分類的分類學說出發為一種自然的、等級（結構）分類奠定了基礎，但到了適當的時候這種分類卻實際上強迫著人們去接受共同祖先概念。正像他那為人們熟知的一句話（「像世界地圖上的各個國家一樣，一切植物在各個方面都發生關係」《植物哲學》。1750）所指出的那樣，他已經隱隱地感知到綱與目的關係。但是由於承認了屬、目和綱，林奈就破壞了「生命的連續性」而代之以不連續的等級結構。這完全符合本質論思想，卻和進化思想的連續性發生了矛盾。因此，如何使連續性與不連續性調和一致就成為對進化生物學的一場嚴重挑戰。
由於他堅持物種固定不變（這和唯名論法國學派的含混觀點相反），林奈就把物種來源變成了一個科學問題。這個問題由於他晚年提出的物種起源的雜交學說而複雜化。和瑞一樣，林奈也堅決反對物種異變論（heterogony）。事實上至少在他的主要著作中他是否定一個物種遞變成另一個物種的。
林奈對自然界平衡和生存競爭的強烈興趣對後來自然神學思想以及de Candolle等人的思想發展有重要影響。它構成了自然選擇學說概念結構的重要部分。實際上達爾文的很多論據都可追溯到林奈，雖然也含有對林奈觀點的否定。總之，林奈對後來產生進化學說的概念背景作出了重大貢獻。
拉馬克時代以前的遺產
17世紀和18世紀在人們的自然觀（對自然界的概念）上經歷了幾乎全面的革命。在一個「理性時代」，天啟已經不再能作為解釋自然現象的最後權威被人們接受。人格神論被自然神論或甚至無神論廣泛地取代。在各個領域中的新發現否定了作為科學解釋之源的聖經。干預與奇跡之神被作為普遍規律的締創者上帝的偶像取代，這些普遍規律就是產生各種具體現象的第二位原因。這一觀點是和重要的物理學定律的發現相協調的，這些重要定律使太陽和行星自動運行無需神的干預。時間無限，空間無限以及宇宙演化（康德，拉普拉斯）正在被人們接受。生物科學的發現對神創論者、干預論者的觀點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這些挑戰包括動物區系和植物區系的異源論（heteroreneity），深層地層化石的差異增大，滅絕的經常性的證據日漸增多，內涵性（inclusive）的林奈等級結構分類，形態性模式的發現，微生物的發現，生物的非凡適應能力，模式思想開始被種群思想代替。
到了18世紀末顯然有兩個重要問題需要解答：多樣性的起源以及外觀上在自然系統中的規整排列；一切生物在彼此之間以及與環境之間的非凡適應（能力）。對本質論者來說還有一個額外的問題，即如何協調物種及較高階元顯示的不連續性和一切生命現象的總體連續性。最後還有許多令人十分難於回答的特殊問題，這些問題看來和造物主的智慧和仁慈的概念相衝突，例如滅絕的問題和殘留器官存在的問題。神創論越來越不是令人滿意的解答。這樣一來，新的革命性變革的舞台已經佈置就緒，唯一的問題是等待某個博物學家有勇氣和創造性提出一個肯定與現行信條相衝突的答案。這個人就是法國生物學家拉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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