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贊斯基以犯罪方式對科技文明進行批判，但這不意味著他對科技的批判也是犯罪。我們從他的罪案恰恰看到了以下幾個問題：
（1）科技發展的現狀及未來已經使一些科學家成員感到不安；
（2）科學家也可能以暴力方式反對現代文明，不僅如此，我們甚至有理由擔心，未來的瘋子或許會利用高科技手段來反對人類；
（3）科學家成員並非天然代表著人類理智和良知。
所有這些都要求我們以科學特有的理性精神和認真態度對科技至上觀念進行反省。
著名作家紀德講過一個聖盃的故事：一個牧人在希拉山洞發現了一隻不知哪代大神用過的酒杯。當善良的人使用它時，那裡就流出瓊漿玉液，盛出許多珍饈名饌；一旦落到惡人手裡，它就會對這惡人吐出烏黑的毒汁和藍色的火焰。顯然這是一件十分合乎道德的器具。
多少年來，科學技術在人們心目中就是這樣一個聖盃。人們相信它只會造福於人，不會貽害於人。的確，迄今為止的全部科技史都是輝煌的人類成就陳列館。
科技發展讓人類從刀耕火種進化到用按鈕來製造產品，從低矮潮濕的房屋走進舒適的高樓大廈，從一個步行者變得能夠上天入地，總之，它讓人從野蠻走向文明，從文明走向更文明。
科技帶來的好處和便利是當代人深切感受到的。電腦和網絡技術正在使當代人進入生活遊戲的時代，即使前面說的克隆技術也並非長著一副青面獠牙，它可以改良動植物品種--如今市場上許多轉基因食品就是這項技術的產物，可以應用於人體器官移植等醫學領域，還可以提高人類生育質量。所以，在崇尚科學的人眼裡，對這項技術發佈禁令實在沒有道理。
然而，這個聖盃有時也會對善良的人們噴出毒液。80年代初，有人在對人類遠期未來進行預測時提到了8種令人恐怖的前景：毀滅性的世界大戰；核擴散罪行；種族和文化衝突；海洋大片死亡；氣候嚴重失常；臭氧層迫害；經濟崩潰。我們不必理會這些預測包含著多大的隨意性，只需關注一個事實，這些項目中的決大多數都與科技發展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不過，正如那聖盃只有在惡人手中才會流出毒液一樣，許多為科技辯護的人指出，這些不良後果只是人們（似乎不包括科學家）對科技的不當利用造成的，它們與科技本身無關。然而，在這種辯護中，人們顯然已經拋棄了把科技視為一個聖盃的科技至上觀念，開始把它理解為一種中性的力量。科技是中性的，這意味著它既可以被用於善良的目的，也可能在失控狀態中成為為禍的力量。所以，人們便像押寶一樣把希望寄托在那些科技專家身上：如果他們是一些富於道義感和對人類充滿同情心的人，那麼科技當然也就是一種向善的力量。這就是科學家崇拜的緣由。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科學家一直是個神聖的名字。他是人類智慧、良知和獻身精神的人格化形象。在所有人物傳記中，只有科學家傳記是最純潔而又動人的。那裡沒有一點罪惡，只有對於追求真理、清苦勤奮、一絲不苟等各種美德的生動描述。當然，他們也會有一些小小的過失，比如把鐘表誤放在鍋裡去煮，走路時不慎碰到樹上，或者把幾千美元的支票夾在書裡作書籤等等。但這都是一些非常崇高、具有神話般感染力的美麗的錯誤。
相比之下，其他傳記則要複雜得多，尼采的顛狂、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賭癖、海明威的放蕩生活、海德格爾的納粹經歷，還有尼克松的不誠實，這些名人與科學家比起來都少了些純粹。當然，如果願意的話，你還可以看到一些壞人的傳記，如墨索里尼傳、希特勒傳、慈禧外傳等等，但你很難看到一本本性邪惡的科學家傳記。因為如果一個人有罪惡，人們就不會把他當作科學家了。一個兒童在表達志向時如果說要做一個科學家，那就讓大人格外高興；如果說要做一個政治家或軍人，成年人就會感到心有不足。原因很簡單：假如面對一位一生中創作出無數美妙作品的音樂家，我們會想，這個每天都生活在如此動人的旋律中的人，決不可能是個心地不良的人。同樣，當人們認為科技給這個世界帶來福音時，從事這項工作的人也必定是精神高貴的。然而在一些科學家的談話中，我們發現科技專家集團中的一些成員並非是為人類幸福而工作的，他們常常像君臨於人類之上的上帝一樣對人表現出一種驚人的冷漠甚至蔑視態度。
前面我們已經提到，尼葛洛龐蒂用冷靜的科學語言說：就智慧而言，我們將是一種比較次要的生命形式。如果說這個說法還有些曖昧，我們不妨摘引一些比較明確的看法：美國計算機專家伊文斯曾斷言，科學家不久就可以製造出一種比人類聰明百倍，並可以完全取代人類作出諸如戰爭與和平這樣重大政治決定的超級智能機。麻省理工學院的法伊弗教授用進化論觀點來解釋計算機技術進步，他說，機器總是走在人的前面，並將永遠超越人類。計算機專家戈登·巴斯克則更明確地宣佈：計算機是一種超越人類智慧的胚胎，相反，人類進化卻是生命史中近乎結束的章節……我們可以期望一個新的物種將傲視人類，使人類的成就相形見絀，這就如同人類曾經超越了其先行者--直立人--一樣。除了這些看法之外，1987年8月美國《奧姆尼》雜誌曾引用現代信息技術奠基人之一、美國貝爾實驗室專家克勞德·香農的話說：我幻想會有那麼一天，人類與機器人的關係就如同現在狗與人類的關係一樣，我將為機器而歡呼喝彩！在討論克隆技術時，美國生物學家埃德·伯傑說：克隆羊的出現早就在我們預料之中，即使有人造出克隆人，那也不使我們感到意外。既然人已經過時了，上帝為什麼不能借助我們的手創造出一種更高級的生命呢？
總之，在這些科學家那裡，人是什麼的問題已經過時，他們更關心的是人可能成為什麼，或者人應當是什麼。難怪有位記者在討論克隆人時曾設想，將來很可能會從某生物實驗室中跑出一個長著天使翅膀、具有愛因斯坦那樣的智慧和希特勒那樣的邪惡意志的人。這種想法近乎神話，但決非空穴來風。讀到這些說法，我們會有什麼印象呢？《聖經·創世紀》有一個故事：先知以撒有兩個兒子。小兒子雅各總想奪取大兒子以掃的長子繼承權。一天，以掃從外面打獵回來又饑又渴，他看到雅各正在熬紅豆湯，就說：把湯給我喝吧。雅各說：可以，但你得把長子權賣給我。目光短淺的以掃同意了，便將這寶貴的權利出讓給雅各，這就是著名的為一碗紅豆湯出賣長子權的故事。如今的科技專家似乎就是這個以掃，他為了試驗自己的創造力，為了獲得事業的成功，不惜將作為萬物之靈的人的長子權出讓給機器。應該看到，出於職業原因，很多科技專家也許從來就不認為人是個值得尊重的動物。有一個笑話說：一個醫生由於總與人體打交道，所以在欣賞人體雕塑時也要帶一把解剖刀。或許正是這樣，當科學技術專家開始染指生命和智慧的神秘之後，他自然會破除對人和智慧的各種迷信，用冷冰冰的或輕描淡寫的口氣來談論人的缺陷、人的過時或人類的死亡。像香農那樣的說法（如果他真的這樣說過的話）已經表明，有些專家已經不屑於與人類為伍了。他們在等待人類的過時，或者說，他們在追求人類的過時！這就是一些科技專家對人類命運漠然視之的重要原因。這些事實告訴我們，人們可以信賴科技專家的智慧或創造力，但並不能無條件地信賴他們的道義感或責任能力。科學家並不天然地等同於人類的良知。
當然，如果人類注定要由一種更高級的生物或機器所取代，即使那些對人類懷有濃厚自戀情結的人也只能聽之任之。問題在於，人類或許在還未過時的時候就毀滅在自己的手裡。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技術失控問題。人畢竟不是上帝--上帝不僅可以創造一切，也可以控制一切。他不會自殺。但現代科技面臨的更大問題已不再是如何發揮出最大的創造力，而是如何控制這種創造力，使它不致成為人類的自殺工具。在卡贊斯基對現代科技專家甩出炸彈之前，早已經有人向一些著名科學家提出了十分尖銳的問題。前不久看到一則原子彈之父J．羅伯特·奧本海默的對話，它使我深受震動，這裡摘要如下：問：您被稱為原子彈之父，是嗎？奧：畫報上是這麼說的。……是的，我們製造了這個專利玩具。問：您在很短的時間造出並測試了原子彈，並把它扔到日本，是這樣吧？奧：不是，在廣島投擲原子彈是一項政治決定，不是我的決定。……我做我的工作，我們開出了一張可能目標的表格：廣島、小倉、新瀉和京都。我們作為專業人員被徵詢意見：根據我們的測試經驗，哪些目標最適合投放原子彈。……我們就目標的合適程度提供科學數據。根據我們的計算，地面直徑至少應有兩英里，建築密度要高，木結構建築盡可能多，這是考慮到氣壓和隨後產生的大火。此外，被選中的目標應有很高的軍事價值，以前沒有受過轟炸。問：為什麼要這樣？奧：這是為了精確地測定原子彈的效力。問：您為此感到嚴重的道義不安嗎？奧：我不知道有誰在投擲原子彈之後未曾有過嚴重的良心不安。問：您製造了這個東西，選定了目標，確定了引爆高度，然後為後果在道義上感到不安，這難道不是有點精神分裂嗎？奧：是的，我們物理學家若干年來就生活在這種精神分裂狀態中。問：您能解釋一下嗎？奧：
人們把近代自然科學最偉大的發明用於災難的目的。核能並不就是原子彈。……
它能生產極為豐富的產品，這是一種廉價能源。……對我們不幸的是，一些政府把它運用於相反的目的。問：……博士，你製造了原子彈。是為了創造一個極樂國嗎？還是想用它來打贏一場戰爭？奧：我們製造了它，是為了阻止它被希特勒應用。至少最初是這樣。問：……物理學家弗蘭克等人曾提出備忘錄反對在日本投擲原子彈，並建議在沙漠上進行一次展示性核爆炸，是嗎？奧：洛倫茲也反對。
可我拿不定主意。……我們在專業鑒定書上說：把這種東西像放鞭炮一樣在沙漠上引爆，多半不會造成什麼深刻印象。問：您是否在向官方的報告中說，這次爆炸是一件卓越的事？奧：從技術上說它是成效卓著的。……我們科學家在這些年來已經接近狂妄，我們已經認識到罪惡了。奧本海默到底是一位卓越的科學家。
他的對話一板一眼，誠實而且冷靜。即使在談論一樁造成數萬人毀滅的災難，他也僅僅關心技術上的評價，而把應付的責任交給政治家或軍事家來承當。到這時，我們的確感到科學特有的冷靜態度顯得尤其恐怖和殘酷。
顯然，這些毀滅性的產品都是在高科技實驗室中產生的，許多科技專家對於它們的存在，就像奧本海默對於原子彈的出現一樣，負有不可推卸的道義責任。
雖然人們可以辯護說，製造這些怪物的科技專家都是為國家利益或某些政府部門工作的，但這無非證明，這些科技專家像科技本身一樣，只是一些工具人。他們與人類的智慧和良知似乎完全無關。更何況，未來的危險或許不僅僅來自某些邪惡的政治狂人，也可能來自科幻片中塑造的那些邪惡的博士。今天，我們在享受著科技給我們帶來的幸福生活的同時，也面臨著許多毀滅性武器的威脅：核武器是不用說了，生物武器、化學武器、激光武器、勢能武器、電子武器，總之，現代自然科學的許多重要部門似乎都在為人類的毀滅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這些武器就像裝在潘多拉的盒子中的災難，或者像《一千零一夜》故事中那個魔瓶中的怪物。它們隨時可能出來！當現代科技已經把整個世界和人視為巨大的實驗室後，它固然可以輕而易舉地促進人類的幸福，但也可能成為陷入失控狀態的毀滅力量。
人類不僅承受不起一次毀滅性的戰爭，甚至也難以承受像切爾諾貝利核事故那樣的失誤：一隻愛滋病老鼠的出逃，20克經過基因處理的大腸桿菌洩露，或者一次核武器預警系統的電腦故障，都可能給人類造成災難。現代科技已經發展到與人類的吉凶禍福密切相關的時代。我們不妨聽聽美國作家安德魯·金伯利的忠告：不要因為一個新發現就欣喜若狂，要記住：轉機往往也是危機。用超人的上帝眼光來看待人和世界，只關心自己在技術上能做什麼，而忽視這些做法會有什麼後果，這是科技崇拜的基本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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