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科普作家周國興
周文斌
１原載《震驚世界的失竊案》，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2年版。
如果把科研成果比做一顆種子，那麼廣大群眾就是這顆種子得以發芽、生長的肥沃土壤；如果把科學普及比做美麗的花朵，那麼科普工作者便是花圃中的辛勤園丁。
近些年來，在我國繁花競放的科普園地裡，周國興的作品以其質樸的風格、深邃的內容和濃郁的生活氣息，卓然標立於群芳眾艷之中，贏得了人們的重視與讚賞。他的那部《人怎樣認識自己的起源》剛一出版，法國巴黎的百世紀出版社立即進行了翻譯，把它介紹給了法國讀者，並認為這是一本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地闡明人類起源研究史的優秀著作。接著，國內又將它翻譯成維吾爾文和朝鮮文本，更加擴大了這部書的影響範圍。與此同時，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人類起源的故事》，該書以通俗而生動的內容，宣傳了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為在人民群眾中普及科學知識和破除宗教迷信，發揮了較好的作用。1979年，他的科學小品集《狼孩·雪人·火的化石》在天津出版以後，更是受到了科普界的好評，成為了天津市的獲獎作品。
「賞花人只道花兒艷，種花人汗滴在花間。」在科普創作的道路上，周國興走過了一段艱辛的歷程。從種子的播種，到田間的耕耘，從育苗培土，到施肥澆灌，無不滲透著園丁的心血和汗水。
1937年，周國興出生於江蘇省南通市的一個普通家庭。南通是長江岸邊一個幽雅而美麗的城市。氣勢磅礡的江流，景色清秀的狼山，賦予了這座江城壯觀而又秀麗的色彩。南通又是一個富有文化傳統的城市。我國最早的自然博物館——南通博物苑，就坐落在它的市區。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周國興，從小就養成了熱愛自然、熱愛科學、熱愛生活的情趣。還在孩提時代，他就常常和自己的小夥伴一起，或攀登於狼山的小道上，捕捉蝴蝶、昆蟲，採集山花、野果，傾聽鳥兒鳴唱；或倘佯於長江的岸邊灘頭，拾掇形狀各異的貝類，觀看滾滾東去的江濤，欣賞變幻不定的浮雲……
進了小學，荒蕪的博物苑便成了他和小夥伴們經常遊樂的場所。他們在雜草中追逐著，在巨大的鯨魚骨頭上爬來爬去，做著各種各樣的遊戲。
「鯨魚這麼大，它生活的海洋該有多大啊！」有一次，一個名叫樂德昌的小夥伴坐在鯨魚骨頭上，感慨地說。
「可惜我們沒有見過海呀！」周國興發生了共鳴。他嚮往著大海，就像嚮往著一個神話世界一樣。
幾年後的一個暑假裡，他終於邀集了幾個少年朋友，步行一百多千米，來到了呂四的海邊。自然界籠罩在頭腦中的一道帷幕被揭開了。他們歡呼著，雀躍著，在鬆軟的沙灘上打著滾兒，讓海水的浪花和明媚的陽光沐浴著自己的身心……
一粒科學的種子就這樣默默地飄落到了周國興幼稚的心靈中，一旦遇到適當的時機，它就會生機勃勃地生長起來。這個時機的到來，是在他上高中的期間。有一次，他偶然讀到了裴文中教授一本介紹中國猿人的著作。這本書喚起了他探索人類起源的慾望。高中畢業時，他在升學志願表中填寫了復旦大學生物系的人類學專業。
一座琳琅滿目的科學之宮終於出現在這個年輕人的面前。人類是從動物演化而來的，是大自然諸種創造物中最複雜、最神奇的一種。人既有動物的本能，又有超出動物之上的人類的社會性。因而，人類學便成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交叉學科，它不僅要從體質形態方面去把握人的發展和進化規律，而且要從實踐活動中去研究人類社會的產生和進步。適應這種要求，周國興除了認真學好課本上的內容以外，還廣泛地閱讀了許多課外讀物，諸如地學、心理學、哲學、社會學、考古學，乃至法醫學和文學方面的書籍，都令他產生極大的興趣。這些知識，似乎在人類學的鏡頭前增加了一個廣角鏡，他透過這個廣角鏡看到了更為廣闊的科學畫面。
這種學習方法反映在他後來的工作中，便使他的目光能夠衝破學科界限，在較多的領域裡做出成績。1962年，他大學畢業以後，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他的主要研究課題是「猿人」，而焦距又對準著從古猿到「猿人」的轉化階段。這是人類進化的關鍵時期，也是人類特點的形成時期，其中包含了豐富的科學內容和深刻的哲學道理。周國興在這個領域內縱橫馳騁，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研究成果。
1965年，我國科學工作者在雲南元謀發現了兩顆古人類的牙齒化石，學術界圍繞著它是不是直立人的牙齒以及會不會是中國最早的古人類代表等問題，產生了激烈的爭論。周國興在參加了發掘元謀人化石產地並對人化石進行仔細研究以後得出結論：元謀人是最早的人，是直立人階段的早期代表，其年代甚至可能超過100萬年，而且不排除會用火的可能。現在，除了用火問題仍有爭論外，他的基本觀點全部得到了證實。當他撰寫的《元謀人牙齒化石的再研究》的論文在1979年的《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學報》發表以後，很快引起了歷史學界和考古學界的重視，該文的主要結論被作為這年度考古學的新成就之一，收入了《中國歷史學年鑒》與《中國百科年鑒》之中。
本世紀30年代，美籍猶太科學家魏敦瑞在我國研究一具黑猩猩的頭骨時，化石上面竟有兩顆假門牙瞞過了這位古生物學家的眼睛。這一錯誤在延續了近半個世紀以後，居然被周國興指出來了。
1976年，在紀念恩格斯《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一文寫作100週年的前夕，周國興提出了有關的自然哲學論文達5篇之多，其中發表在《文史哲》和《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學報》上的兩篇論文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注意。
看來，人類學的領域，的確大有他的用武之地。可是，人類學並不是一根直挺挺的電線桿子，而卻是一株枝葉繁茂的大樹。周國興在這株樹上摘取科研之果，必然要攀緣於各個枝椏之間。他先後發現的河南靈井細石器遺址和雲南元謀盆地的細石器，填補了我國黃河以南和雲南地區細石器研究的空白。然而，這一工作超出了體質人類學的範疇，有人便認為他偷摘了人家園地裡的「禁果」。客氣一點地說他「太雜」，不客氣地則乾脆說他的「手伸得太長」。對此，周國興總是笑著回答：「『雜』和『專』正是一個矛盾的兩個方面。科學工作者決不能只通過一個針眼去觀察紛繁複雜的客觀世界！」他佩服達爾文的廣博和深邃，並時刻將他作為自己從事科研工作的榜樣。事實上，達爾文作為科學史上的巨人，在科學方法論上給人們提供的啟示，是一點兒也不比他的科研成果遜色的。他的生物進化論的偉大理論，正是在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研究並掌握了大量資料的基礎上創立的。
1971年，周國興到浙江省博物館籌辦「勞動創造人」的展覽，更加深了他的這種認識。那個展覽，不僅概括了人類的起源和發展，而且也涉及了生命的產生和進化。這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是錯綜複雜的，不可能用一個簡單的模式來表達。如果知識面太窄，不能融會多學科的研究成果，勢必無法完成這一展出任務。這時候，長期的知識積累幫了他的忙，「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收集的幾百張馬列主義關於人類學論述的卡片，更是為他提供了一條思想的主線。展覽辦得深入淺出，在觀眾中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展覽的成功，使周國興產生了一個新的念頭：如何把人類學的知識在更廣大的群眾中進行普及呢？正是這一念頭，把他引向了科普創作的道路。他決定寫書。在對「勞動創造人」的展覽作出全面總結的同時，他很快擬定了《人怎樣認識自己的起源》一書的寫作計劃。
起步是艱難的，堅持下去尤其需要毅力。對一個科學工作者來說，創作一部科普作品，也許並不比撰寫一篇學術論文更為容易。周國興感到筆頭異常沉重。他像一個攀登在高海拔地區的運動員，一步三喘地前進著，在一頁頁的稿紙上消磨著自己的全部業餘時間。兩個春秋過去了，案頭上不過積存了6萬多字的初稿。
這時，恰好《化石》雜誌創刊了。書稿的第一章在這個刊物上得到了發表。在《化石》雜誌負責人、科普作家劉後一同志的幫助下，全部書稿被推薦給了中國青年出版社。
「這本書很有意義，只是內容還不夠充實，應該更展開一些。」中國青年出版社的老編輯王幼於同志看過僅有6萬多字的書稿後，提出了建議。
周國興接受了這個建議。不久，他便帶著書稿和資料來到了元謀人遺址的發掘現場，在緊張的野外工作之餘，進行著書稿的修改和補充。
當有人提出，希望他為雲南邊疆少數民族寫一本這方面的書的時候，他欣然接受了。在他看來，這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於是，他在補充修改《人怎樣認識自己的起源》的同時，給自己追加了一項新的任務：以浙江展覽的業務總結為基礎，撰寫一本《人類起源的故事》。
正當他滿懷希望和信心向著自己的目標前進時，一場意外的災禍猛然降臨到了他的頭上。那是1973年12月，他在元謀盆地的一次考察中，由於搬動一塊大石砧，摔了一跤，腰椎骨被扭傷了。回到北京後，傷勢顯得愈益嚴重。突出的椎間盤壓迫著神經，就像一把尖刀紮在腰部，無法忍受的疼痛，使他失去了站立的能力。
他躺在病床上，許多無法排解的念頭，就像一架風車，無休無止地在他的腦海裡轉著圈子：難道自己真的就此癱瘓了嗎？自己十分喜愛的人類學研究工作，難道就此結束了嗎？剛剛拿起的科普創作之筆，難道就此停止了揮動嗎？不，這一切決不可能，也決不應該成為可能！可是，希望在哪裡，出路又在哪裡呢？他凝視著窗外逐漸變濃的春色，眼眶常常變得濕潤起來。
夏天到了，研究所把他送到青島去療養。雲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還特地給他寄去了白藥、三七等名貴藥材。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病情仍舊沒有緩解。後來，療養院為他施行了一種近乎酷刑的治療方案：病人被捆綁在牽引床上，身體被拉長了8厘米，在沒有任何鎮痛措施的情況下，用橡皮錘子使勁敲打突出的椎間盤。這每一錘的份量和給病人造成的苦痛，是只有在老虎凳上的受刑者才能體會的。周國興頭上淌著豆大的汗珠，全身的肌肉在不由自主地抽搐著。可他咬緊牙關，一聲不哼地忍受著。
敲打了十幾錘之後，周國興痛得幾乎失去了知覺。可是當治療結束後，他癱瘓的身體仍舊絲毫也動彈不了。以後在X光片上發現，他的椎骨被敲過了頭，已經突向腹側了。
一個陰影籠罩著他的全部思緒！
醫生來到了他的床前，用盡量委婉的聲調向他解釋說：「我們反覆分析了你的病情，看來只有最後一條路可走了：及早做手術。這樣或許會成為三級殘廢，但總比現在的情況要好得多。」
「不行啊！」周國興竭力想從床上坐起來，卻只是徒然感到一陣疼痛。沒奈何，他只好躺在原位訴說著內心的激情：「醫生，你知道，我是一個科學工作者，需要爬山，掄橛頭，找化石，采標本，這都不是一個殘廢人所能做的事情呀！」
醫生沉吟著，慢慢地翻閱著手中的病歷：「6年以前，你就患了尿鈣增多症。這是一種極少見的疑難病例。它的直接後果是容易造成粉碎性骨折。即使腰椎沒有毛病，野外工作對你也是不適宜的。」
「不，」周國興爭辯著，「粉碎性骨折只不過是一種假想的後果，而失去行動自由卻是現實！假想是可以避免的，改變現實才是當務之急！」
醫生被病人說服了——說得確切一點，是她在這個倔強的年輕人面前感到一籌莫展。過了幾天，她請來了幾個會武術的工人，詢問他們有沒有治療辦法。
武術師們在周國興的腰間捏摸了一番以後，點了點頭：「看來，希望還是有的。」可是，他們接著又搖起頭來：「不過，我們不能給知識分子治療，因為他們忍受不了這種痛苦。」
周國興就像一個溺水者見到了救援的船隻。他拉住武術師的手，懇求道：「同志，你就放心大膽地治吧，再大的痛苦我都頂得住！」
就這樣，新的治療方案在武術師和病人的密切配合下開始施行了。經過一個多星期，周國興竟然能夠起坐和站立了。隨後，他又能下樓行走。於是，他拄著枴杖，沿著山坡開始鍛煉起自己的腿力來。
他重新獲得了寫作的條件。開始，他趴在床上修改著書稿，以後，便能夠坐著工作了。他用日以繼夜的努力來追回失去了的時間，用意志和毅力去實踐著自己的理想和願望。10月間，當他從青島返回北京的時候，撰寫完畢的《人類起源的故事》已經投進了郵筒，送往了雲南人民出版社。另一部20多萬字的《人怎樣認識自己的起源》的修改稿，也送到了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的手中。
他終於朝著理想的目標繼續鼓起了奮飛的雙翅！
1975年下半年，他花了4個多月的時間，跑遍了河北、山西、陝西、四川、貴州、雲南、廣東、廣西等省區的20多個古人類遺址，行程1萬多千米，和攝影師一道為《中國古人類畫冊》收集材料，拍攝照片。
1976年，在那場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周國興竟因寫科普文章而戴上了「反對工人階級登上上層建築舞台」的政治帽子，並被剝奪了發表科普作品的權利。可他並沒有屈服。在同志們的支持下，他終於頂住壓力，繼續宣傳著科學的真理。
1977年，中國科學院組織鄂西山區的「野人」考察時，周國興的身影又活躍在神農架的崇山峻嶺之中。
十年過去了。回顧往事，周國興感到充實而欣慰。流水似的年華，已經換來了十多篇科學論文和七八十萬字的科普作品；激浪般的熱情，已經使他在科研和科普的道路上邁出了決定性的步伐。
如今，祖國的大地上正響徹著一曲振興中華的凱歌，人們對科學的渴求正在如烈火一般的燃燒。春正濃，花正艷；路正長，志正堅。周國興啊，在今後的征程中，你將給我們的祖國和人民獻上一束什麼樣的花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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