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文化的進程
人類的文化（或文明）包括著史前時期的原始文化（或文明）與歷史時期的文化（或文明）。
１原載《崛起的文明——人類起源的文化透視》，東北林業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史前文化即原始文化指的是石器時代文化，它佔據了整個人類歷史99.75％的時間。石器時代的文化最初被劃分為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兩期文化，前者以打制石器為主要工具，生活以採集和狩獵為主，與人類伴生的哺乳動物群為含有滅絕種的古老群；後者則以磨光石器為主要工具，伴以陶器的使用，生活以原始的農耕活動和部分馴化了的家畜結合著狩獵和採集為主，而與之伴生的哺乳動物群為現生種動物群，偶或有一兩種滅絕種動物如犀牛、象等，一般講來，新石器時代已有了原始農業和畜牧業的產生。
隨著史前考古工作的深入，自1875年起，在法國一些遺址中找到了晚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馬格達林文化期而又不屬於新石器時代典型器物的文化遺存。其中以1887年發現的阿齊爾遺址、1879年發現的塔登諾阿遺址和1886年發現的坎皮尼遺址最為著名。於是，考古學家艾倫·布朗在1892年首次提出了在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之間存在一個「中石器時代」的看法，但這一看法在當時未能得到學術界的普遍承認。以後考古學家皮埃特對阿齊爾遺址進一步發掘和研究，成功地辨認出在馬格達林文化與新石器文化之間另有兩層文化，於1895年發表論文，論證了「中石器時代」的存在。以後又有麥卡利斯特於1921年發表《歐洲考古學》一書，格雷厄梅·克拉克於1932年發表《英國中石器時代》一書，他們都給予中石器時代文化以明確的定義，此後，歐洲的中石器時代文化才被學術界廣泛接受。
在歐洲以外的地區，1928年考古學家加羅德發掘和研究了約旦和以色列的「吐納夫文化」遺址，這是一個從狩獵向農耕過渡的很重要的遺址，它反映了一種與舊石器時代末期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們利用燧石來製作細小石器，當時已使用燧石石鐮來收割野生大麥和小麥；骨鐮柄部是以雕刻的動物形象作為裝飾品，還有牙質的頭飾和項鏈等裝飾品。狩獵和捕魚在當時依然作為獲取食物的主要方式。
在東南亞，早在本世紀20年代中期就有人對這一時期的文化遺址進行過探索。如法國考古學家科拉尼在越南北部進行考古發掘時，從不少的洞穴遺址中獲得了為她所命名的「和平文化」的大量的文化遺存，這也是中石器時代文化在亞洲最早的識別。
在我國，著名史前考古學家裴文中教授在30年代到廣西考察時，在武鳴和桂林兩地的洞穴中找到一些文化遺存，也被初步鑒定為「中石器時代」的文化遺物。近年來，又在華南地區開展了這方面的探索，其中最著名的遺址發掘和研究工作是圍繞廣西柳州白蓮洞洞穴遺址進行的，這幾年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展示了從舊石器時代文化經中石器時代文化向新石器時代文化過渡的全過程，在學術上很有價值
一個實例的剖析
白蓮洞遺址位於廣西柳州市西南12千米處的白面山山腰，白面山山頂距地面152米，白蓮洞洞口離地面27米。洞口朝正南，高約5.6米，寬18米左右，洞分外廳與其後的長穴道兩部分。外廳實際上是一個半隱蔽的巖廈式洞窟，內含大量的堆積物。著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柳江人化石的出土點通天巖，與此地僅隔2千米。
早在1956年，裴文中教授率領的中科院華南考察隊即在白蓮洞洞內的地表上獲得打制石器多件，和一件扁尖的骨錐與一件粗製的骨針。後經賈蘭坡教授等鑒定，認為該遺址的年代屬舊石器時代的晚期。不久，又在洞外的堆積物中找到一件磨光石斧，遂被裴文中教授認為應屬於新石器時代。自1973年以來，該洞又經柳州市博物館的清理，陸續有所發現。1981—1982年，北京自然博物館和柳州博物館組織聯合發掘隊，繼續在此清理和發掘，獲得了大量的動物化石殘骸，其種類達30種之多，還有兩顆人牙化石和包括500多件石製品在內的文化遺物。經研究證實，這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石器時代洞穴遺址。1991—1993年，又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的資助下，開展了為期三年的有關古生態環境與古文化的新一輪研究；經各方面專家的通力合作，再次確認這個洞穴遺址的堆積物層序清楚，連續而無間斷，層內富集文化遺物和動物化石，是中國南方中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的典型代表。
此洞穴遺址的堆積物厚度達3米，堆積物的東側部可劃分為8層，西側部可劃分為10層，東側部的第7層與西側部的第3層底部至第4層頂部在洞穴中部相連接，形成一個巨厚的橫貫全洞室的鈣華板層。經詳細分析研究，堆積物中包含5個文化層，各文化層（自上而下）發掘的重要文物見表1。
表1 各文化層的重要文物
層序 文物
第一文化層（東1、3層） 含原始陶片、通體磨光石器（包括「重石」）
第二文化層（東4層） 仍以粗獷的礫石工具為主，並出現原始磨刃石斧、磨製端部的骨角器
第三文化層（東6層） 石器以礫石工具為主，併合穿孔礫石（「重石」）、赤鐵礦粉
第四文化層（西4層） 出現眾多細石器風貌的燧石小石器、箭鏃和原始磨製品
第五文化層（西5、7層） 典型的舊石器器物、並出現不少燧石小石器、准箭頭。人牙化石出現此層
白蓮洞遺址層位連續且無間斷，考察中共測得堆積層的25個絕對年代數據，幾乎每一重要層位都有具體年代數據，這是迄今為止國內如此詳測年代的一個遺址，研究確認時間跨度達3萬年（東1層距今7080±125年∼西10層距今37000±2000年）。五個文化層的年代分別為：第一文化層為距今7080±125年∼11160±500年；第二文化層距今13550±590年；第三文化層距今14650±270年；第四文化層距今19910±180年∼26680±625年；第五文化層距今26000∼3000O年。由此，原始人在白蓮洞陸陸續續生活了2萬多年。
對這五個文化層我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和歸納，結合生態環境的變化趨勢，可以明顯地看出代表石器時代連續的三個文化階段，即白蓮洞Ⅲ期文化（第一文化層），代表新石器時代早、中期文化；白蓮洞Ⅱ期文化（第二、三文化層），代表由舊石器時代晚期向新石器時代早期過渡的文化，即中石器時代文化；白蓮洞Ⅰ期文化（第四、五文化層），為舊石器時代的晚期文化。
作為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白蓮洞Ⅰ期文化處於距今1.8萬∼3萬年之間，由於最後一期冰期的降臨，當時氣溫呈下降趨勢。但在前期，大約距今2.6萬∼2.8萬年間尚有一個間冰段。過了這個間冰段之後，遂進入盛冰期（距今1.5萬∼2.3萬年間），此時氣候要較今日干冷得多。故植被方面由暖溫帶落葉闊葉林轉向溫帶山地針闊葉混交林的生態景觀，而山區為寒溫或溫性針葉林。此時的哺乳動物群為大熊貓一劍齒象動物群，當盛冰期來臨時，該動物群中的喜暖動物逐漸向南遷徙而去。
處於白蓮洞Ⅰ期文化時期的白蓮洞人經濟生活主要以採集和漁獵為主，狩獵對像中含有大熊貓一劍齒象動物群中的大型種類，如象、犀牛等。白蓮洞內堆積物中螺殼出現最早層位為西4層的下部，該層底部鈣華板距今年代為26680±625年，也就是說在距今2.6萬年前左右原始人就已開始捕撈螺類食用。以後隨時間的推移，螺殼含量漸漸增多，表明此時原始人不僅捕獵、打魚，而且普遍撈取螺蚌為食。
此時期的工具多以礫石為主要原料，工具組合中以砍砸器和刮削器為主要成分，還出現眾多用黑色燧石製作的小石器，這反映了舊石器時代晚期工具小型化的進步趨向。燧石小石器中出現箭鏃，帶有深凹刃口可供刮削箭桿的「輻刀」型刮削器為數不少，它們的出現表明狩獵活動很活躍，適於砸碎骨塊的敲砸器也產生了，相應地堆積物中的動物肢骨多為碎塊。在白蓮洞Ⅰ期文化的層位中還出現兩個灶坑的殘跡，灶炕中有燒過的小型動物的骨塊和燒過的石頭，灰燼呈灰白色，厚度不大，這表明是用來燒烤食物的。白蓮洞Ⅰ期文化反映了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面貌，類似的文化遺址在華南地區發現了不少。
白蓮洞Ⅱ期文化是一個過渡性質的文化，是華南地區中石器時代文化的典型代表。
我國在一個很長時期內，罕見中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僅有1935年裴文中教授等在廣西調查時，對桂林和武鳴兩地山洞中的文化遺存是否是中石器時代的遺存提出過懷疑。近20多年來，隨著考古發掘工作的迅速開展，考古界發表了一批有關中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的新資料，不過大多在北方和中原地區，如內蒙古的海拉爾、青海省貴南拉乙亥遺址、陝西省大荔縣沙苑以及河南省許昌靈井遺址等，至於南方地區究竟有沒有中石器近代遺存，仍然是個問號。柳州白蓮洞Ⅱ期文化的發現，對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確鑿的實物證據。
白蓮洞Ⅱ期文化的時間跨度在距今1.2萬∼1.8萬年之間，不過也有人認為其起始時間還要早，如原思訓先生認為可能在距今2萬年時開始。此期間正當由主冰期逐漸轉向距今1.4萬年起的溫暖期。然而其中距今1.5萬∼1.8萬年尚屬盛冰期。在此期間，干冷的氣候形成了橫貫全洞室的巨厚鈣華板。大熊貓一劍齒象動物群已為現代哺乳動物群逐漸代替，某些喜暖的大型種類如犀牛、劍齒象和猩猩等在本地區已絕跡。氣溫隨冰川的消逝開始回升，植被中的喜冷性種類減少，逐步轉化為亞熱帶落葉闊葉林。
在這種氣候波動、生態環境變化的背景之中，白蓮洞人的經濟生活儘管仍以狩獵和採集為主，但在具體內容上已有所變化，而且變化的力度較大，反映在新類型工具的出現和工具組合上的變化——當然透過工具又反映出經濟活動的多樣化。在白蓮洞的第二文化層中出現刃部已磨製的石斧，它比以後通體磨光的石斧原始得多。磨製技術應用於砍伐工具上，無疑是工具進化史上的大事。在磨製技術發展史上，屬於第四文化層中，西4層出現的磨製的切割器可能帶有偶然性，它還僅僅是利用小礫石磨削掉一部分，磨削面與礫石巖面形成了刃狀。而在第二文化層中的磨刃製品，則是有意識地為獲取銳緣而刻意磨削銳緣的一側，這種為刃而磨顯然相對於前期的偶然因磨而獲刃在觀念上是一個突破，也顯示出它是為一定的勞作所需而產生的新的工藝思想，很可能磨刃的石斧和石錛的出現與砍伐和加工竹、木有關。與磨刃製品一起，在大型的礫石工具中還出現了各種類型的砍砸器，它們與磨刃石斧一起，更可能是用作砍樹的工具。據現代民族志資料表明，砍伐樹木是為了開闢耕地，它與原始農耕活動——火耕有關。砍樹一燒山一再加上用尖木棒（有時還套上「重石」）點播，這是現代某些少數民族依然採用的原始耕作法。
石器組合中有輻刀型的凹刃刮削器，它不僅可用來刮削箭桿，還可用來刮削木質或竹質的尖頭挖土棒。特別有意思的是與這些砍伐工具一起還出土了兩件原始型的「穿孔礫石」（又稱為「穿孔圓石」或「重石」）。這種原始型的重石加工方法粗糙，以鑿孔為主，我認為應是南方中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的標誌。
穿孔礫石器有大有小，並因大小不同而有多種用途：小型可作網墜或狼牙棒棒頭；大型可作某種儀典活動的道具；大小適中的穿孔礫石則作「重石」（或稱「加重石」），用來增加挖土棒（或尖木棒）的重量以利於挖取植物塊根和刨穴點種。這些情景，不僅在非洲布須曼人的史前壁畫中得到生動的反映，而且前不久布須曼人依然在使用加重石的挖土棒作為播種工具。重石的出現，是對尖木棒功能的重要改進，使之成為一種新型的組合工具，便於在採集和火耕中增加力量。直到現在，在某些地區的點播農具上還有變形的加重石的痕跡。穿孔礫石的出現和發展與磨刃技術的出現一樣，是工具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不僅標誌著石器製作工藝的新發展，也反映了木製與竹製工具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重石的出現與不斷地提高製作水平和廣泛使用，展示了原始經濟由採集活動向原始農耕進步的重要飛躍。這個飛躍恰恰出現在最後冰期（玉木冰期）於冷峰值最高期消退後，氣候逐漸回升，生存環境逐步改觀之際。值得注意的另一件事是，在桂林地區的廟巖遺址中發現了距今1.5萬年前的陶片，這一重大發現打破了傳統的觀念——以為陶片一定是新石器時代已確立的標誌，甚至有「無陶新石器時代」的存在，表明陶片的出現不能早於新石器時代的觀念。現在的局面卻是，陶器出現在新石器時代到來之前。
原始陶器的研究提示最早陶器是作為飲器與食具，陶器的出現僅僅與家居生活相關聯，只有相對穩定的居住條件，也就是定居條件，才利於使用易破碎的器皿。陶器是怎樣被發明的仍是一個科學之謎，最初的陶器可能是用泥敷在編織的籮筐或木製的容器上，甚至敷在葫蘆上，由於偶然的機會，被火燒掉依附物而留下硬結的泥質外殼，這樣就出現了最早且十分粗糙的陶器（土器）。由此推想，很可能當初的原始人為了煮些什麼，用泥糊在簡陋的編織物上既防止漏水，又能耐高溫，所以陶器很可能是作為生活用具而出現的。最初的陶器因燒製溫度低，故硬度小，以後隨著制陶術工藝水平的提高，特別是陶窯的發明，燒製溫度高，陶質硬度增大，才從生活器皿發展到陶質生產工具，如陶紡輪、陶彈丸和陶銼等。依我推測，在華南最初最需要煮的可能不僅是野生稻米、植物種籽和塊根，而更應是螺、蚌之類腥味很大，難以生吃的水生動物，而且緊閉的蚌殼及深藏在螺殼中的肉食部分很容易經水煮而取出。因煮食螺蚌而產生陶器初聽起來似乎有點荒誕，而事實上恰恰在華南、在廣西桂林還有江西和湖南的相應遺址中的早期螺殼文化層裡找到了距今1.5萬年以上的陶片，這可能不是偶然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由於大量地吃食螺蚌之類食物，在粗獷的礫石工具中出現了一種像是專門用來砸螺殼的工具，即修有把手以便於抓握的敲砸器，敲砸端呈尖狀或銳脊狀。
雖然白蓮洞遺址中大量的堆積物早已被當地農民挖去作為肥料，以致在殘留的堆積物中未能找到早期陶片。但在同一時期的廟巖等遺址裡已找到了早期陶片，說明陶器的產生應在這一階段。由於早期陶片的出現，更說明了這些文化層所表現出的過渡特點。
除磨刃石器和重石外，在白蓮洞遺址這一階段的層位中還出土了很多細小類型的隧石器物，包括弓箭上使用的箭頭——石鏃。這表明了在原始農耕活動萌芽初期，狩獵活動仍是很發達的，這就為原始的家畜馴養活動奠定了基礎。遺憾的是，現在我們還無法精確地確定此時白蓮洞人究竟開始馴養了什麼動物，或栽種了什麼作物，根據已有的考古資料來推測，很可能最早馴養的動物是狗和豬……最早栽培的作物可能是瓜類、豆類以及塊根類植物等。總之它們是在過渡時期極其廣泛的食物種類（所謂廣譜性食物）背景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這是毫無疑問的。
生產活動上的這種過渡特點也反映到原始人類社會生活的諸方面，這些方面是令人難以捉摸的。在東6層中曾出上了一件用於碾碎和研磨赤鐵礦的圓形礫石，表明這個時期已在應用赤鐵礦粉了。究竟用在哪些方面呢？沒有直接證據。據考古發現，紅色的赤鐵礦粉常出現在埋葬活動中，在廣西南寧地區貝丘遺址、桂林甑皮巖遺址、廣東潮安陳村遺址，乃至北京周口店山頂洞遺址等的人骨邊或人骨上均有赤鐵礦粉痕跡。我國巖畫專家陳兆復曾到世界各地考察史前巖畫，據考察發現，史前時期紅色的使用往往與喪葬禮儀有關，在泰國北碧府村一帶中石器時代遺址的屍骨上撒有赤鐵礦粉，而且用紅色顏料描繪花紋的隨葬陶器也與喪葬有關。周口店山頂洞人的陪葬品上亦染有紅色——裝飾品中鑽孔的小礫石上，其孔壁殘存有紅的顏色，有孔的石珠上均有染成紅色的痕跡，還有一件扁圓形小礫石上有三條淡紅色的粗道，近似於歐洲中石器時代遺址中的彩繪礫石。在河北興隆還曾發現一件染成紅色的紋飾鹿角，其年代為距今13065±270年，這件藝術品可能也是陪葬物。在甑皮巖遺址中埋有不少屍骨，其中也曾發現三件類似於白蓮洞東6層出土的帶有紅色赤鐵礦粉遺跡的圓礫石。紅色赤鐵礦粉亦可用來描繪巖畫。民族志還曾記載了塔斯馬尼亞婦女用石器刮取赤鐵礦粉，然後用油脂調和，可用來塗擦頭髮。凡此種種，我們不難推測白蓮洞人利用赤鐵礦粉可能有多種用途。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在這一階段，細小隧石工具中有不少小尖狀器，它們可當作紋身工具。這種對人體進行人為損傷留下疤痕圖案或致使身體局部變形為美感，或某種宗教含義的舉動，或作為部族的識別標誌，可能是處於這一過渡時期的文化內容之一。
由此，白蓮洞第二、第三文化層歸於過渡期（或中石器時代）是有著特殊的經濟形態與豐富的文化內涵的，這個過渡性質的中介階段是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搖籃期。據此，在華南地區凡與它相類似的其他文化遺址，都可以歸屬到中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之列。
白蓮洞Ⅲ期文化代表新石器時代早、中期文化，新石器是相對舊石器而言，就是說石器的製作技術已不僅僅限於以石擊石的方法，還有磨製石器。雖說磨製技術早在舊石器時代中、晚期就已出現，但用磨製方法加工石器工具，特別是通體磨光石器，還是新石器時代文化的主要特點，同時還普遍出現了原始制陶術。
白蓮洞Ⅲ期文化的時間跨度在距今1.2萬年至0.7萬年間。在這時期隨著全球性氣溫回升，海平面升高，大氣環流改變，驅使夏季風明顯加強。在盛冰期曾生長的喜溫濕性針葉闊葉林分佈區縮小，而對冷溫環境適應性強的杉林在柳州、桂林地區消失，以常綠喬木樹種為主的常綠闊葉林再次佔據了低緯度和低海拔的柳州盆地。由於氣溫變得溫暖濕潤，蕨類植物繁盛，豐富的水域裡軟體動物大量繁殖，為原始人提供了豐富的食物。
在白蓮洞堆積物的孢粉研究中還發現，在距今0.8萬年左右時，白蓮洞附近的常綠林減少，孢粉組合中出現了較多禾木科和蒿科的花粉粒。孢粉學家孔昭辰和杜乃秋指出，這可能是受當時古人類活動影響加劇所致，提出存在原始農耕活動活躍的可能性。白蓮洞Ⅲ期文化展現了原始文化的另一種風采。
在白蓮洞Ⅲ期文化的石器組合中，通體磨製的石製品其製作的精美令人驚歎。有件雙刃錛形切割器器身磨得十分薄，兩端均有單面磨削的刃口，刃緣鋒利猶如剃刀一般，器身兩側有相對磨切痕跡，頗為精細。還有骨針、骨錐等磨製骨角器，此外薄形穿孔礫石裝飾品可作垂飾。
相當於白蓮洞Ⅲ期文化的遺址還有離白蓮洞不遠處的大龍潭鯉魚嘴巖廈貝丘遺址、桂林甑皮巖遺址和江西萬年仙人洞等。它們的上文化層提供了更多品種的骨製品，包括帶倒齒的魚叉、骨鏃、作束髮裝飾用的骨笄，還有蚌製品以及作為原始農具的石製品如磨石、石杵、磨光石斧和石錛等。它們已能配套操作，由此，推測最早的農作形式——火耕（「刀耕火種」）可能已普遍施行。此外陶器已普遍使用，甑皮巖遺址中還出現最早家豬的骨骸。
學術界一般所認為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四個要素（磨光石器、陶器、原始農耕和原始的家畜馴養）在這些遺址裡均已基本具備，表明人類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即人類的經濟形態已由攫取性經濟轉化為生產性經濟了。由採集性的攫取自然界現成資源，發展到人工種植和飼養動物，自然界的秩序被打亂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已遭到了衝擊，人在自然界中所處的地位有了轉移，人所扮演的角色在逆轉——人不再是順從者，而是作為自然界的一個異己的力量出現了，他想成為支配者！
白蓮洞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的發現與研究，特別是白蓮洞文化框架的識別和建立，其重要意義就在於證實了我國南方中石器時代文化的真實存在，並為探索南方舊石器時代文化如何通過中石器時代文化向新石器時代文化的轉變，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實證材料。
時光倒流一萬年--澳大利亞土著生活的啟示
原始人發展到中石器時代可算是進入了一個承上啟下的階段，這個階段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為人類歷史進程中的重大變革發生在這一階段；自然界中人這一角色的位置發生轉換也在這一階段。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比較詳細而又比較切合實際地獲知這一過程？至少能瞭解他們的生活面貌？
一個是通過考古學的方法，正如通過白蓮洞遺址所揭示的那樣，然而這已是一種「化石狀態」了，無論獲得多麼豐富的文化遺存，畢竟已失去了鮮活的狀態，不過是過去時光的凝固，它只能默默地訴說著，而且是斷斷續續、零零碎碎地訴說著，讓我們憑著高度的想像力、甚至浪漫的情懷去科學地構建遠古的圖景。
另一個是民族志的方法，借助於對現時尚處於相當這段歷史時期的少數民族的考察所獲得的資料（所謂「社會活化石」），並透過它的折光，獲得相應的信息。當然他們在這個歷史的旅途上跋涉已久，他們現時的生活並不完全相當於當時的原貌，顯然已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甚至還遭到近代文明的「侵蝕」而有所變形，但畢竟使我們窺視到歷史的一隅。保持著原始古老生活方式的這樣的部落和民族存世的已不多，在今日甚至已是絕無僅有的了。由於他們與現代文明的接觸，舊有的生活方式已處急驟地消逝之中，甚至我們有時已接觸不到不久前尚存在的一些原住民（土著），只能從前輩學者的歷史記錄中去追尋我們所需的資料。在民族志中，曾保持原始狩獵和採集生活方式的、非常著名的民族有生活在非洲卡拉哈里沙漠中的布須曼人、澳大利亞原住民和已被殖民者毀滅了的塔斯馬尼亞原住民。後者的最後一位婦女名叫特魯加尼娜，隨著她於1876年的去世，這一民族就在世上消失了。
現在讓我們透過前蘇聯民族學家對澳大利亞原住民經濟生活考察時所獲得的資料，將時光倒流一萬年，去探索處於中石器時代我們的祖先。例如白蓮洞Ⅱ期文化主人們的生活狀況。須知道，在相當於此時期的柳州大龍潭人身上，反映了不少與澳大利亞一尼革羅人種相似的體質特徵，如果不排除南來因素的滲入，澳大利亞原住民的原始經濟生活的某些方面，也許就是華南中石器時代先民們的生活寫照。
澳大利亞的土著在人種分類上屬棕色人種，「發現」他們時，他們的經濟形態尚處在農業產生的前夕，相當於中石器時代早期，甚至更早階段。他們過著純粹的狩獵一採集生活，以狩獵小型動物與採集野生植物為生，在少數湖塘沿岸和海濱地區的土著們則以捕魚為生。他們不能算作是存心貯食的人，因為他們仍處在「搜尋食物」階段，早期的研究者已指出，這些土著居民在吃午餐之前尚不知他們將以什麼為食。
澳大利亞大陸上的動物種類有限，數量也不多，所以土著們在肉食方面選擇餘地不大，他們將一切能到手的動物都作為食物，然而他們的狩獵本領極其完美，以至達到了驚人的地步。狩獵雖然是他們主要的謀生手段，卻不是他們的苦役，而是一種娛樂、一種特別心愛的活動。他們在狩獵時專心得會忘卻世上其他一切事情，因此他們從孩提時起，一方面在成年人指導下學習狩獵本領；另一方面還在遊戲中模仿大人的各種狩獵辦法，學會辨認獸跡，瞭解獵物的習性，養成使用武器的習慣，長大後就成了靈巧熟練的獵人。在這一點上，與動物學家所觀察到的，肉食動物的捕獵行為本身是一種目的，也是一種消遣，教育幼仔以及幼仔學習捕獵頗為相近！
澳大利亞土著在捕獵大型動物時，往往採用各種辦法以達到目的。他們捕獲袋鼠採用長時間追蹤，從早緊盯不放，追逐到晚，夜間他們在火堆邊休息和睡覺，黎明即起，繼續跟蹤追逐，直到袋鼠被追逐得精疲力竭，他們再用長矛將之打倒在地。這種狩獵方法要求獵人具有很強的耐力、毅力以及頑強的精神。有些學者認為，這種狩獵法早在直立人時期就已採用，一直流傳到現在。
他們還採用集體圍捕的方法，將人員分成兩組：一組追逐獵物；一組埋伏在掩體後面，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捕獵被追趕的動物。有時也採用挖陷阱和圍柵欄的方法，但這種消極方法不及那種積極追逐的方法使用得多。他們有時根據獵物的習性，長途跋涉遠出狩獵，甚至歷時幾個星期始歸。為了捕捉樹上的動物（如袋貂）和獲取鳥蛋及蜂蜜，他們練就了一套獨特的爬樹本領，這為其他民族所不及。對於土穴中的動物，如有袋類的齧齒動物、袋狸、鼠類、邑、蜥蜴和蛇，不僅男人，連女人和少年也頗為熱心地捕捉它們，一般用挖土棒搜尋和發掘它們，不過這類活動屬採集範圍的事。
對於飛禽，特別是水鳥，除了用「飛去來器」這種特殊獵具外，還採用套環來套取它們。對付猛禽更顯示出他們的機靈和勇敢精神。他們手拿魚肉，一動也不動地躺在日光照射的光禿禿的岩石面上，待猛禽撲下來取食時，獵人會猛然抓住它的腿，然後將之捕殺。捕魚不僅採用空手捉魚，還用魚柵攔魚、提籃罩魚、魚叉叉魚以及用樹枝、草束和蘆葦編織漁網來捕魚。釣魚也很普遍，魚鉤多用骨頭和貝殼來製作，魚鉤帶有倒刺，魚叉的尖端帶有倒齒。他們有時在夜間用火炬照明來叉魚，甚至有時撒放帶有麻醉性植物的葉子來麻醉魚，然後將之捕捉。在沿海地區會乘船去捕捉儒艮、海黽和鮭魚。澳大利亞土著捕獵的目地純粹是為了獲得肉食。
只在少數情況下才利用狼犬來幫助狩獵。他們捕捉小的狼犬加以馴化，有時婦女會用自己的乳汁去餵養狼犬，這種半馴化的動物常用來尋找獸跡，有時也用來追逐獵物，常是追逐袋鼠。不過澳大利亞土著很少帶狼犬去狩獵，因為他們更相信和依賴自己靈巧的狩獵本領。
採集，特別是植物性食物的採集，在澳大利亞上著經濟生活中起著更大的作用，甚至在有些地區成為主要的生計活動，這是因為狩獵不能預先保證獲得成功，婦女們所採集的植物性食物就成為他們生活上較穩定的基礎，尤其在動物資源少的地區更是如此。在原始時代後期，人口的增加，對食物的需求量加大，這點就顯得更為重要。植物不僅用作食物，還可作為醫藥，甚至為某種技術所需，如有毒植物被用來麻醉捕魚等。對澳大利亞土著來說，任何植物的任何部分均可當作食物，如漿果、硬殼果、谷粒、草籽、細根、塊根、塊莖、莖、嫩枝葉、幼芽、種實、花和軟質樹心等。其中塊莖和根果占主要地位，往往被當作主糧，故有些學者稱澳大利亞土著為「野生根果的挖掘者」。
除各種植物性食物外，許多小動物（如蜥蜴、老鼠、蛙、蝦、蝸牛、螺、蚌、昆蟲）、野蜜蜂及鳥類和爬行類的蛋等等都是採集的對象。事實上澳大利亞土著不會放過任何一種能作為食物的東西。
主要的採集工具是用結實的樹枝削尖頭部做成的掘土棒。採集主要為婦女的勞作，因為只有婦女的耐心和持久不懈的努力才能勝任這種簡單而又枯燥，甚至有時單調得令人疲乏的勞動。例如：為了挖一支0.3米長的川蓖薢塊根，必須挖開直徑約1米，深達0.5米的大坑，先用掘土棒將塊根周圍的土挖鬆，再用手將松土一把一把地掏去，這確實是一件十分單調而又令人厭倦的工作。在採集種子、草莓和硬殼果之類食物時無需工具，用手採集就是了，惟一的工具是用來盛東西的小木槽。
澳大利亞土著從不生吃狩獵來的肉食和魚，但加工方法比較簡單，很少煮食，主要是放在燒熱的石頭上、沙和灰燼中烤熟。採集來的食物有時生吃，但多半還是在火上調製的，如小動物、蛋和蟲子多埋在灰燼中烤熟。許多植物性食物無需調製即可生食，但與需要加工的食物相比只佔次要的地位。塊根多放在灰燼中煨熟，而禾谷和草籽的加工要複雜些，需要打穀脫粒、碾碎、加水揉成麵團，再放在火上烤成麵餅。這些方法幾乎與農業民族所採用的步驟完全相同，只是製作程序分得不很清楚，將有些程序合併在一起進行。塊根和根莖的加工和穀物加工程序差不多，但要稍複雜一些，時間也花費得多些，特別是那些帶苦味的，甚至有毒的塊根，必須先用水浸泡很久，並反覆烤幾次才能食用。
實際上，澳大利亞土著在採集和加工植物性食物的許多方面，已跟原始農業很接近。除了沒有耕種土地、播種和栽培外，農業操作的其他階段，如收割、挖掘、打穀、簸谷、浸揉和搓成麵團再烤成麵餅，他們已很熟練，只要學會耕地和栽種，他們就會成為真正的農人了。如果從經濟形態的階段來看，他們確實處在生產性經濟——原始農耕的前夕，然而他們比純粹的攫取性經濟又向前邁進了一步，甚至已有某些農耕的萌芽跡象。在澳大利亞西部某些地區的婦女，把川蓖薢的塊根挖回來後，為了保證以後再次收穫，他們將切下的塊莖莖頭又回插到地裡去。當然還有一些打算種植其他所需植物的例子。不少學者將澳大利亞土著的經濟與文化定位在中石器時代，我看是沒有什麼問題的。現在已不復存在的原塔斯馬尼亞文化，還要比澳大利亞土著顯得原始，這裡就不多作介紹了。
根據上面的介紹，我們可以看到處於這一發展階段，人與自然的關係基本上是協調的，大自然為人類的生存提供了廣泛的生活資料，所謂廣譜性的生活資料。不同的生態環境提供不同種類和不同數量的生活資料，在人口壓力不大的情況下能滿足人們的需求，在這時人是尊重自然界的，僅是多種形式合理地利用它，還沒有發生以後濫用資源的現象。在這種原始的狩獵一採集生活中，男女分工也很明確，狩獵是成年男性的主業，而且男人們沒有將之視作苦役，而是一種「娛樂性」的活動，男人們樂意去做，甚至充滿活力的男性會長途跋涉去狩獵動物。採集，特別是植物性食物的採集，是女性的主要技藝。女性特有的耐心和堅忍不拔的精神使她們承擔了這種單調、疲勞的工種。由於採集是生活資料相對穩定的來源，人們，特別是細心的婦女，給予它的關注也就更多。這對走向原始種植和家畜馴化關係重大，很可能原始農業就是在採集工作中占首要地位的婦女手中產生的。時至今日，婦女在家庭乃至整個國家提供食物保證方面仍然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這一點是1996年11月在羅馬召開的「世界糧食首腦會議」上，發佈的一份題為《婦女餵養著世界》的公告中指出的。在原始時代，特別在中石器時代更可看出婦女在餵養整個人類的重要性和決定性作用了。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對澳大利亞土著的考察，作為種植的植物往往是當地常見的、也是普遍食用的種類。如澳大利亞庫被爾斯克裡克河兩岸生長著類似黍子的一種草，有的地區生長此草的面積可達4平方千米以上，而在其他國家它已是一種栽培穀物，但在此地仍為野生穀物。將它轉化為栽培作物是不難的，其實只要澳大利亞土著學會了對它進行栽培，這個地區的澳大利亞土著也就進入原始農業階段了。
澳大利亞土著的這種經濟形態為我們提供了史前時期中石器時代，相當於白蓮洞Ⅱ期文化的絕好的例證。
人類演化三軌道與「中石器革命」
原始人類的演化發展遵循著三個軌道在運行：
一個軌道是人本身——體質形態的演化發展。它由前人類（南猿群中的早期類型）進化為真人類（南猿群中的進步類型——人屬的最初代表）；然後通過直立人群發展為化石智人群；最後通過中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先民——他們是現代人的直接先輩，到達現代人階段，其實到了化石智人群的後期代表已接近原始人階段的結束。人類本身的這一演化歷程，在某種意義上說是生物進化的歷程，其機制十分複雜，既遵循生物進化的法則，更涉及到深層遺傳物質的複雜機制，這不能用任何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口號可以一言概括。
另一個軌道是生產技藝的演化發展，這是石器時代生產工藝的演化歷程。它表現在石器製作技藝上（有些學者所稱的「石器工業」上）經歷了舊石器時代（可分早、中和晚三期）、中石器時代（亦可分期，如白蓮洞Ⅱ期文化還可分早、晚兩期）和新石器時代（至少可分早、中和晚三期）。在由中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演化過程中，在一些研究比較深入的地區，某階段的劃分要細緻得多，以西亞的耶哥利文化為例，從事該文化研究的專家們做如下的劃分：
由距今1.1萬年前的中石器時代（納吐夫文化）發展為「原始新石器時代」，原始新石器時代為由遊獵向定居過渡的階段，此時原始農業是否產生，尚不得而知。再由它發展為「前陶新石器時代」，有時也稱為「無陶新石器時代」，它可再分為兩段，距今1萬年前的A段，以出現原始農業，石器中出現石鐮、石鏃、石錐、石鑿和石錛為特色；距今0.9萬年前的B段，此時石器中出現長而薄的石刀和大型的磨石、石錘、石杵和碾石等，特別是已有雛形的城市出現。再進一步發展為「有陶新石器時代」，顧名思義，此時已普遍使用陶器，本期亦可分為A、B兩段，但具體資料較少。由此可見，耶哥利文化展現了不同於東南亞的白蓮洞文化與和平文化的另一種文化面貌，歐洲又將是另一種特點。而這一切都是在各自特定的生態環境中發展起來的石器時代某一階段生產工藝上的不同面貌。
第三個軌道是文化發展的歷程。雖然生產技藝也是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但文化還不止於此，它擁有更廣泛、更深邃的內涵，它是人與生產技藝結合而產生的眾多要素的綜合體，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其實生產技藝本身就是一種物質文化，然而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它是借助於除生產工具之外的另一種「工具」——符號而發展起來的有形或無形的精神財富，它特別積澱在人的大腦，也就是思維與智能活動的物質基礎之中，它使人擁有了巨大的潛能，人類的演化成為了生物進化與人類文化交互作用的產物。
數百萬年來人類的祖先和先輩們所創造的一切財富——思想、知識、經驗等等，所有這一切變成了信息都集中存蓄到大腦中來，一代代向下流傳，人的心智由此越來越強，通俗地說就是人變得越來越聰明。隨著人類文化的發展，也就是人類文明的昌盛，不只藝術，還有科學技術，再加上人類所特有的豐富的想像力。人發明了所能發明的一切，也創造了所能創造的一切。人的智慧已不僅是天賦的天然智能，還添加了人工智能……美國哈佛大學的張光直教授在北京大學的一次講學活動中指出，過去我們對舊石器時代人類祖先的文化水平太低估了。確實如此，實際上我們對中石器時代的認識更膚淺，當我們越瞭解由中石器時代文化向新石器時代文化演化歷程的具體內容時，就越發感到人類很早就擁有非常豐富的文化內涵了。雖然通過史前考古所能獲得的有形東西太少、太零碎、太單調，很不起眼，但蘊藏在人類大腦中、深深根植於大腦之中人的智慧卻具有巨大的能量。這一點已經和正在被深刻地認識到——只要人正常地生活著，大腦中的智慧就會進發出耀眼的光芒。有一句至理名言——人手是人類智慧的刀刃。毫無疑問，人手促進了人腦的進化和發展，進化了的大腦又指揮著人手的行動。這個世界只能由行動而不是由冥想來把握。行動不是盲目的舉動，而是在智慧把握之下的實踐。原始人類發展的三條軌道只在一個交匯點上才迸發出人類歷史大轉折的光輝，這就是由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向新石器時代文化的轉化。它的根基是由攫取性經濟形態向生產性經濟形態過渡，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質的飛躍。這就是「中石器革命」，學者們喜歡用「新石器革命」來描述這個歷史進程。在我看來，與其說是「新石器革命」，不如說是「中石器革命」來得更妥帖和更真實。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