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理論
1859年，進化論者達爾文出版了他的巨著《根據自然選擇的物種起源》（簡稱《物種起源》）。他在該書中，根據大量無可爭辯的事實指出：生物不是固定不變的；物種通過遺傳與變異、生存競爭、自然選擇和適者生存，引起性狀分歧而進化。揭示了生物變化和發展的規律，科學地解釋了不同物種的起源。第一次把生物學放在堅實的科學基礎之上。達爾文的生物進化理論的要點是什麼呢？達爾文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經過自己的潛心研究，特別是從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和人工選擇的實踐獲得啟發而建立起來的這一學說，其核心思想是「自然選擇」。他認為，既然在農業選種和畜牧育種上起主導作用的是「人工選擇」，那麼自然界中生物進化的動力只有具體的自然界，即「自然選擇」。「自然選擇」學說的要點為：
１原載《崛起的文明——人類起源的文化透視》，東北林業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1．遺傳與變異。自然界中的生物普遍存在性狀的變異現象，這種變異包括：常規的一定變異和稀少的不定變異。它們都是能遺傳的，尤其後者，是自然選擇的主要材料。
2．生存競爭。生物個體的繁殖是按幾何級數增加的，但事實上能存活的個體卻不多，這是由於自然界中生物存在為生存而競爭的機制。這種競爭可以發生在同一物種內的不同個體之間，或者不同物種之間，甚至生物與外界的生活條件之間。
3．自然選擇。一方面生物在不同生活條件下發生變異，另一方面生物之間、生物與無機界之間又進行複雜的生存競爭。在這種情況下，任何有利的變異都會對競爭有利，從而獲得生存機會。不利的變異則無益於競爭，反而會造成個體的消滅。這種過程叫「適者生存」或「自然選擇」——彷彿自然界在起著這種選擇作用。正是通過這一過程，使得生物能更好地適應複雜的生活環境。
4．性狀分歧。生物進化就是對環境的適應。由於適應不同的生態條件或地理條件，促使物種發生分化，產生形態構造上的許多差別。這個過程反映了生物諸性狀的分化，也就是「分歧」的過程。由此造成不同的新物種，生物就是這樣進化的。達爾文還指出，生物進化是一個漸變的連續過程，生物起源於共同的祖先。達爾文的這一生物進化理論把原先生物間毫無聯繫、神造和不變思想趕出了生命科學領域，極大地推動了生物學的發展。
達爾文本人曾承認，對於生物遺傳的規律他並不完全瞭解。事實上，當時的遺傳學尚處於發展的古典時期，以後，近代科學對達爾文進化理論的挑戰主要也還是來自遺傳學進展而產生的新概念。
1871年，達爾文發表了《人類的由來與性選擇》一書，他在該書中運用自己有關生物進化的全套理論來研究和證明人類起源於動物，確定人類在生物界的位置，以及人和高等動物之間的血緣關係，用「自然選擇」的理論來解釋從動物到人的進化過程。
首先，達爾文研究了人類的變異性，肯定人類同動物一樣，是具有變異能力的，而且各種變異具有遺傳性，不僅身體結構、生理特點可以遺傳，而且連精神和心理特徵也能夠遺傳。
其次，他認為人類也同樣受到支配生物進化的各種規律的影響。人類的形成跟其他生物一樣，都是在「自然選擇」的複雜影響下進行的。
他認為，人類在生存鬥爭中之所以能比其他動物佔優勢，不僅依靠自身的體質，另一方面還依靠自己的高度智慧和社會習慣——互助互援的道德心及合群性等。智力的發達是人類進化的重要條件，高度的智慧又促進了語言的發展，這是人類明顯進步的重要因素。
接下來，達爾文用「自然選擇」作為進化動力，像解釋其他動物的演變一樣，解釋了從猿到人發展過程中所有的一切變化。如直立、雙手、牙齒、顱骨、腦、智力以及人的智慧的各種特性等，甚至社會的各種特性、人類的社會習慣以及道德、倫理等都是自然選擇的結果。
關於各人種之間的差別，如膚色、髮色、臉部的形態等，不同的人種是不一樣的，達爾文認為這不能用不同的生活環境條件來解釋，也就是說，只用自然選擇的一般規律還不能完全解釋得通。他便用所謂「性選擇」來補充，認為不同地區的男女審美標準不一樣，通過性的選擇（就是選擇配偶）和遺傳性，使男女性狀分化逐漸明顯，這就促使形成了不同的人種。
達爾文就是這樣通過自然選擇加上性選擇，來解釋人類的起源和人種的起源。
那麼人類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達爾文搜集了大量的科學資料，證明人類和某些動物，特別是與猿猴類在體質結構上有相近的關係。胚胎發育也證明人起源於動物；人身上還有部分已經退化了的痕跡，叫遺痕器官，如動耳肌、第三眼瞼、盲腸、尾椎骨等；還有返祖現象，如個別孩子出生的時候還留有尾巴，臉上長毛，以及個別婦女有雙子宮等。達爾文根據這些事實指出，只有承認人是從動物進化來的，才能解釋得通為什麼人和動物有些相似的特點。
達爾文認為類人猿是哺乳動物中和人最相近的親屬，人和猿在根本上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因此，人和猿不可能是各自單獨發展來的。他推測人類來自舊大陸的某種古猿，並且謹慎地指出，這種古猿不應該和現存的類人猿相混淆，因為現存的類人猿無疑已經沿著本身的發展道路「特化」了，和人類的祖先古猿不一樣了。達爾文根據1856年在法國發現的古猿化石（林猿·方頓種）認為，在中新世晚期已經有比較高等的猿類從低等猿類中分化出來，因此推測人類從狹鼻猴類分化出來的時間可能是距今約4000萬∼6000萬年之間的所謂始新世。他還描繪了我們的直接祖先是一種古類人猿，最後得出結論：「可能世界為人類的發生作了長久的準備，這是對的，因為人類起源於一連串的祖先，這一連串的祖先中只要失去其中的一環，就沒有人類了。」
經過達爾文等人的不懈努力，人是從哪裡來的問題基本上得到了科學的解釋。人是動物長期發展的產物，現代人類和現代猿類有著共同的祖先，人猿同祖已經成為無可辯駁的定論。在大量的科學事實面前，在人類起源於動物的理論面前，上帝造人說站不住腳了。達爾文從理論上把人類從上帝手裡解放出來了。雖然當時證明人類起源於古猿的古生物學和古人類學方面的直接材料還不多，達爾文卻相信並且預言，將來會發現這些材料的。
對達爾文理論的質疑、補充和發展
100年過去了，達爾文的理論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但現代科學的發展又指出了該理論的不足之處。我們在評價達爾文的理論時，首先應知道該理論體系建立之時，遺傳學的研究尚未像今日這樣深入，僅對染色體、基因有所認識，而對更細微的結構，如核糖核酸（RNA）、脫氧核糖核酸（DNA）還茫然不知，況且人類化石的發現尚少。直到近代，遺傳學的研究才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產生了現代達爾文主義（又稱新達爾文主義）。還有，隨著分子生物學的發展而產生了「中性突變學說」這一新的分子進化理論。這些新學說或是補充了達爾文理論的不足，或是對它提出了挑戰。但不管怎麼說，它們並非是對達爾文理論的全面否定，而是更完整地、更接近本質地豐富和完善了地球生命科學的理論。
就拿新達爾文主義來說，它又被稱為「綜合進化論」，它是從群體遺傳學的角度對達爾文進化理論做了補充。它是以群體為單位而不像達爾文以個體為單位，來研究遺傳與變異問題，它的基本論點是：生物是通過變異、選擇與隔離三個相聯的環節使物種產生分化，形成亞種，然後由亞種再發展為新種的過程。該理論認為，遺傳的變異有「突變」（包括遺傳因子——基因的突變和基因載體——染色體的歧變）和基因的不同組合兩類。由於遺傳物質的變化，引起了機體外表性狀（所謂「表型」）的變化，這就為生物的進化提供了豐富的材料來源。
新達爾文主義的「選擇」仍是指自然選擇，它是進化的主導因素，它能導致群體的分化和發展，導致物種的分化和新種的形成。而新種的形成條件又是「隔離」——主要是空間性的地理隔離和遺傳性的隔離兩種。這就是阻止不同群體在自然條件下相互交配的機制，因此，就能保持不同群體各自獨立地進化，可以造成表型的不一致，原來的種分歧發展，通過亞種又形成新種，從而使原來的一個群體分化。總之，新達爾文主義描繪的生物進化圖像是生物表型上的進化圖像，因而它發展了達爾文的進化論。但它未能在分子水平上闡述遺傳機制，故仍然是不完美的。
隨著分子生物學的建立與發展，這一不足為另一新說「中性突變論」所克服。該理論認為：生物在分子水平上的進化是基於基因不斷產生「中性突變」的結果，它也是在群體中產生的，而不像新達爾文主義所主張的突變有好有壞那樣，而這種「中性突變」既無好處也無壞處。它並不受自然選擇的作用，而是通過群體內個體的隨機交配以及突變基因隨同一些基因型固定下來或消失不見（即被淘汰掉），這個過程叫做「遺傳漂變」。由於它完全不受自然選擇的作用，實際上就否定了自然選擇，甚至還認為生物進化與環境無關，故此理論是「非達爾文主義」的。該學說對認識物種進化的貢獻在於：揭示了基因突變在分子水平上進化的特殊性，這為達爾文主義和新達爾文主義所不及。但它最大的缺陷是解釋不了「基因型」（也就是某種可能性）怎樣變成「表型」（也就是現實性）以及物種形成的原因，因此，它在解釋生物進化上仍是不足的。在目前的科學條件下，它可以看做是達爾文進化論（包括新達爾文主義）的補充和發展。
除了上述在遺傳學方面對達爾文理論進行補充與發展外，在物種形成方式的認識上也有所進展。不少學者認為，除了達爾文所強調的漸變式緩慢的連續過程外，還有「爆發式」的物種形成過程。
其實，無論遺傳學的新進展也好，還是古生物學上的新發現也好，並不能因此而推翻達爾文進化論的基本論點。事實上，這些新進展和新發現也為達爾文本人當時所始料不及。科學是發展的，達爾文進化論也是發展的，我們應以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和評價達爾文的學說。
勞動創人論的提出
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被恩格斯看做是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之一，將《物種起源》一書看做是劃時代的著作，認為不管這個理論在細節上還會有什麼改變，但是總的來說，它現在已經把問題解答得令人再滿意沒有了。但同時他又指出，德國進化論者海克爾的進化論似乎比達爾文更高明些，他認為海克爾的適應和遺傳，用不著自然選擇和馬爾薩斯主義，也能決定全部進化過程。實際上，不管生物學和遺傳學發展水平高到什麼程度，生物進化的基本法則確實是遺傳與適應的交互作用的過程。同時恩格斯對達爾文的人類起源理論也並非完全認同，他認為達爾文進化論在某些方面還有嚴重的缺陷，認為達爾文學派的最富有唯物主義精神的自然科學家們還弄不清人類是怎樣產生的，因為他們在唯心主義的影響下沒有認識到勞動在中間所起的作用。恩格斯為什麼這樣評論呢？為了瞭解這一點，有必要先將恩格斯的理論簡介如下：
是勞動而不是別的什麼創造了人本身，要論證這點，首先要確認勞動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
恩格斯進一步指出，勞動的作用不只於此，其作用甚至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我們在某種意義上不得不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
「勞動創造了人本身」，我理解有雙重含義，廣義地講，不僅指從古猿轉變為人，還包括勞動對原始人類的進一步改造，乃至達到現代人的水平，這種「改造」亦屬創造人本身的範疇。狹義地講，則為勞動在從古猿到人的轉變過程中的推動作用。
恩格斯詳細描繪了這個轉變過程：各種生物是由原生生物逐步分化產生的。人也是由分化產生的。人類雙手的自由是由手和腳的分化達到的。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經過多少萬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腳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後確定下來了。」恩格斯在此文中還指出：「如果說我們遍體長毛的祖先的直立行走，一定是首先成為慣例，而後來才漸漸成為必然，那末必須有這樣的前提：手在這個時期已愈來愈多地從事於其他活動了。」這裡的「多少萬年之久的努力」、「從事於其他活動」指的不是別的，主要是勞動。在勞動實踐中不斷獲得新的技巧，雙手越加靈巧，這些特點一代代地遺傳下去，而且一代代地有所發展。所以恩格斯又進一步指出：「手不僅是勞動的器官，它還是勞動的產物。」
隨著雙手逐漸變得靈巧，雙腳也發展得更加適應於直立行走。雙手的自由和直立行走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互為條件、互相影響、又互相制約。但是雙手因勞動而自由是更重要的一個方面：手的專門化意味著工具的出現，而工具意味著人所特有的活動，意味著人對自然界進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著生產。
此外，勞動的發展必然促使群體內部成員之間更多地互相幫助和共同協作，促使他們更緊密地結合起來，這就引起了用語言進行交往的迫切需要。為了表達思想、交流經驗和一代代地傳遞所積累的經驗，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經到了彼此間有些什麼非說不可的地步了。需要產生了自己的器官。由於勞動，引起了手和腳的分化，使得人直立起來，直立解放了肺部和喉頭，古猿的發音器官逐漸得到改造，有可能發出一個個清晰的音節，這就產生了語言。語言是從勞動中並和勞動一起產生出來的。
語言是思想的工具。勞動和語言又給人類思維活動的物質基礎——腦髓的發達以強有力的推動。所以恩格斯認為首先是勞動，然後是語言和勞動一起，成了兩個最主要的推動力。在它們的影響下，猿的腦髓就逐漸地變成人的腦髓。與腦髓發達的同時，視覺、聽覺和觸覺等感官也進一步發展起來。特別是由於在勞動過程中產生了語言，人們可以借助於詞的抽像和概括來認識現實世界、反映現實世界。這樣，隨著手的發展，頭腦也一步一步地發展起來，首先產生了對個別實際效益的條件的意識，而後來……則由此產生了對制約著這些效益的自然規律的理解。人類特有的意識活動就這樣在勞動中產生了。
還應該特別指出：勞動、語言、意識的產生和發展，基礎都離不開人類祖先的群體活動，也就是社會性的活動。在人類進化的過程中，群體關係上的社會性是實現勞動創造人本身的重要前提和保證。恩格斯進一步指出：作為一切動物中最社會化的動物的人，顯然不可能從一種非社會化的最近的祖先發展而來。隨著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現而產生了新的因素——社會。這就是說，社會是隨著人類的形成而同時形成的。隨著社會的形成，恩格斯進一步提出人類社會區別於猿群的特徵是勞動。恩格斯在闡明這一論點的時候，把人類與猿類及其他動物獲得生活資料的方式作了對比。他指出，猿類和其他動物滿足於把它們所在的地區裡的食物吃光，它們都「濫用資源」。恩格斯還強調真正的勞動是從製造工具開始的。一般來說，人類的勞動都使用勞動工具，特別是人製造的工具。正像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裡所指出的：「勞動資料的使用和創造，雖然就其萌芽狀態來說已為某幾種動物所固有，但是這畢竟是人類勞動過程獨有的特徵，所以富蘭克林給人下的定義是『a toolmaking animal』，製造工具的動物。」
人類製造工具就是一種有目的、有意識的活動，所以人類第一次製造工具，就是人類第一次真正的勞動。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說勞動是從製造工具開始的，人類社會區別於猿群的特徵是勞動。
恩格斯在闡述人類社會區別於猿群的特徵是勞動時，不僅指出真正的勞動是從製造工具開始的，而且指出這個區別實際上體現了人和動物的本質區別。因為動物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單純地以自己的存在來使自然界改變；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這便是人同其他動物最後的本質區別，而造成這一區別的還是勞動。
就這樣，恩格斯唯物辯證地闡述了因勞動而產生的人的分化過程。
勞動創人論與達爾文理論
恩格斯所描繪的因勞動而產生的人的分化——人類因勞動而產生的過程已如上所述。如果我們對照達爾文的理論，就會發現在主要論點上兩者幾乎是一致的。
恩格斯認為，人類的祖先在攀緣時手從事與腳不同的活動，在轉變期愈來愈多地從事其他活動，這是手的專門化過程，這意味著工具的出現，手不僅是勞動的器官，還是勞動的產物。
達爾文早在《人類的由來與性選擇》一書中就提出：「如果人的手和臂解放出來，腳更穩固地站立，這對人有利的話，那麼有理由相信，人類的祖先愈來愈多地兩足直立行走，對他們更有利。如果手和臂只是習慣地用來支持整個體重，或者特別適合於攀樹，那麼手和臂就不能變得足夠完善以製造武器或有目的地投擲石塊和矛。」他又指出：「我以為我們可以部分地瞭解他怎樣取得最顯著特徵之一的直立姿態，沒有手的使用，人類是不能在世界上達到現今這樣支配地位的，他的手是如此美妙地按照他的意志進行動作。」達爾文甚至還進一步認為：「臂和手的使用，部分是直立姿勢的原因，部分是其結果，這似乎以一種間接的方式導致了構造上的其他改變。」
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曾提到：「人類社會區別於猿群的特徵又是什麼呢？是勞動。」這裡的勞動，按恩格斯的意見，是指真正的勞動，即是從製造工具開始的勞動。
達爾文在強調工具為人所特有的論點時，引用了阿蓋爾公爵的一段話：「製造適合於某一特殊目的的工具絕對只有人才能做到。」他認為，「這在人類和獸類之間形成了難以計量的分歧」，並指出：「無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區別。」
恩格斯認為猿腦轉變為人腦的主要推動力來自語言和勞動。
達爾文也曾強調：「語言的連續使用和腦的發展之間的關係無疑更加重要得多。」
恩格斯認為，沒有武器的人類祖先在發展過程中必須以群體聯合力量和集體行動彌補其不足。強調最社會化的動物——人，不可能從一種非社會化的最近祖先發展而來。
達爾文也曾強調：「人類的力量小，速度慢，本身不具天然的武器等，可由下列幾點得到平衡而有餘……第二，他的社會性導致了他和同伴們相互幫助。」他列舉了現代布須曼人（現在叫「桑人」）——生活在充滿了世界其他地區所沒有的危險動物的南非——和愛斯基摩人（現在叫「因紐特人」）——生活在條件極其嚴酷的北極，他們都能生存下來，就歸功於他們的社會性。他還強調，「任何人都會承認人類是一種社會性動物」，「人類的早期類猿祖先很可能同樣也是社會性的」。達爾文還指出：「原始人甚至人類的似猿祖先大概都是過著社會生活的，關於嚴格社會性的動物自然選擇不時通過保存有利於群體的變異而對個體發生作用。」
由上面的對照可見，達爾文並沒有抹殺工具的發明和使用（實際上已意味著「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包括人的手腳分化，手的自由使用以及語言和腦的發展的辯證關係。那為什麼還是遭到了恩格斯的批評呢？
這是因為恩格斯考慮問題的角度和達爾文不一樣。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一文中，首先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批判了拉薩爾所提出的「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的論點，認為勞動只有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為勞動提供材料，勞動將材料變為財富，由此引申到勞動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基本條件，其作用甚至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至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不得不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
雖然達爾文也談到了工具的創造和使用在人類起源過程中的作用，但他更強調的是「心智」的作用。達爾文提及人類的力量小，速度慢，本身不具備天然武器等可用下列幾點得到平衡而有餘時，首先強調的是：「第一，通過他的智力他為自己製造了武器、器具等，即使依然處於野蠻狀態下，也能如此。」這裡強調的首先是「智力」。談到語言時，達爾文強調：「甚至最不完善的語言被使用之前，人類某些早期祖先心理能力的發展一定比任何現今生存的猿類強得多，不過我們可以確信，這種能力的連續使用及其進步，反過來又會對心理本身發生作用。」達爾文又強調：「人與動物在語言上最大的區別在於，人能將極其多的聲音與觀念聯接在一起的能力幾乎無限大。這顯然取決於心理能力的高度發展。」這裡的「智力」、「心理能力」，無不是「心智」的反映。
由此，我們看到了達爾文等強調的重點所在。正因為恩格斯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強調的是人類物質生產的重要性和生產勞動的首位作用，自然會認為達爾文強調心智而看不到勞動的作用。平心而論，說達爾文看不到勞動的作用似乎有點說不過去。在達爾文有關人類的著作中就曾引用過貝爾爵士的一段話：「人手提供一切工具，手和智慧相一致使得人類成為全世界的主宰。」按字面而言，似乎人手作用在前，智慧隨其後。人手提供一切工具，豈能不包括勞動工具在內？在我看來，這裡勞動的作用不是首位的也是與智慧相並立的（相一致的），恩格斯的「勞動創人論」實際上是歸納了達爾文人類起源學說的要點，是在政治經濟學上的再造，是政治經濟學的人類起源觀。相對之下，達爾文學說是生物學的人類起源觀。兩者出發點不一，而殊途同歸。今天我們用新的視角來審視這一問題，應該看到他們理論的互補性，而不能將之對立起來。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了人類生活的第一基本條件——勞動和人的智力的存在是互為前提的，兩者的發展是互為因果的，如果只強調一方面的作用而抹殺另一方面的作用，那麼，人類起源的過程將不復存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