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寄來春芳的訃告的同時，荻帆還寫了一封短簡：我難於忍受這樣的悲痛，她
覺撒手而去。
心臟與尿毒病並發，二者相剋。正如她自己所說的，不願死在醫院。她是死在
我們長年相聚的小房我深深感到沒有還清我對她的愛情的債務。我原指望在餘年與
她相親相愛過些時日。
信是在匆忙中寫的，從這簡短的幾句話中，我理解了他的哀痛心情。
我為春芳的離去難過，我又失去了一位年輕時代的友人。多年來，每次見到，
她總是親切地接待我，給我許多照顧。我也為荻帆難過，他將怎樣承擔這永別的悲
痛，並忍受今後的孤寂的日子呢？失去了與他在風風雨雨的人生長途上患難與共，
相依為命五十年的伴侶，那種孤寂與空虛，是任何別的感情難以填補的。
我是在１９４０年夏天，重慶北碚認識荻帆的，他那時從抗日戰場來到後方，
打算投考復旦大學，住在學校邊上的一間小茅屋裡。通過荻帆，我認識了春芳，她
已在復旦大學唸書，也喜歡文藝，傾向進步。他們是通過舉辦小型的文藝晚會開始
交往的。認識也並不久，已開始了一種微妙的關係。正由於這樣，他們——主要是
春芳，有時就樂於有我在場。陪伴他們在嘉陵江邊，在星光下，散步，談天，念詩，
唱歌，度過了一個歡樂的夏天，雖然我們當時窮得連吃一碗大肉面都是難得的享受。
荻帆進了復旦大學以後，１９４１年夏天到１９４２的春天，我也在北碚工作，和
他們也常在一起。後我被迫離開北碚，春芳也因參加進步活動被勒令退學，她和荻
帆後來輾轉去了成都。我在重慶和他們保持著書信聯繫。１９４７年我們又相聚在
武漢。那時他們已有了孩子了。解放前半年，他們先後到香港，在荃麟同志領導下
進行革命工作，解放後在組織的安排下到了北京。我每到北京必到他們家做客，有
時還住在那裡。五十年來，只有我在困厄的那二十多年裡，不能和他們交往和聯繫。
雖然我已在一個可怕的罪名下為人神共棄，但我相信有一些朋友是理解我的清白和
無辜的，其中就有荻帆和春芳。在六十年代初，荻帆到武漢時，就敢於來我家看我，
並轉達了春芳的關懷。在１９７９年秋，我的問題還未解決，到北京去他們家時，
他們還是殷切地接待我，一如當年……荻帆於今年四月出國訪問，得知春芳病重的
消息後，當即動身提前飛回北京。他來信說，春芳經過手術後，已度過了危險期，
從醫院回到了家中。我因而感到了欣慰。沒有想到她還是很快撒手而去了。
她和荻帆共過患難，特別是在十年浩劫中，荻帆遭罪時，她表現得那樣堅強、
勇敢，是一個好妻子。她年輕時就要求進步，幾十年來，從事革命工作，默默地奉
獻自己。她可以安息了。但是，荻帆將永久記得她，朋友們也難以忘懷她。荻帆寄
來了他今年出國前和她在北海公園的一張合影——這是他們最後一張合影了。我看
著照片，有許多感慨。認識春芳時，她是十八歲的少女。荻帆和朋友們都喊她「小
史」（她姓史），歲月如流，風風雨雨的半個世紀過去了。她已先離荻帆和朋友們
而去，當我在哀痛的心情中寫這篇短文時，也真正地感到自己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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