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是解放前漢口《大剛報》的文藝副刊。創刊於１９４６年３月，到１
９４９年５月武漢解放時，出了４００多期（每週二、四、六出刊）。它的創始人
也是第一任主編是女作家葛琴（魯迅先生曾為她的小說集《總退卻》寫過序言）。
其後接替過這一位置的有端木蕻良、王采、天風和我，以我任職的時間最長。曾經
協助過編務的是青年詩人牧星。在這個副刊上寫過稿的作者有茅盾、雪峰、荃麟、
艾蕪、呂熒、鄒荻帆、阿□、路翎、綠原、冀汸等著名的作家、詩人，也有許多青
年作者。它為荒蕪的武漢文壇帶來了生機，顯示了希望。那幾年正是解放戰爭激烈
地進行的時期，這個副刊以它明顯的傾向配合和響應了這一偉大的鬥爭，表達了人
民的意志和願望。所以，它受到了反動派的監視以至迫害，而受到了進步讀者的關
注和歡迎。在武漢的新文藝運動史上，它應該佔有一定的篇幅。牧星應《新文學史
料》雜誌之邀，擬寫評介這一副刊的專文。去年春天，他從長沙專程來武漢，查閱
舊報，訪問有關人士。他一再要我也就《大江》寫一點什麼。我也確有這一義務。
但是，我保存的《大江》和一些有關的資料，早已喪失殆盡。現在，我只能憑記憶
寫一點短文。
我是在抗日戰爭時期，１９３８年的７月離開武漢到重慶的。於１９４６年的
６月回到了闊別八年的故鄉。當時我在一所大學唸書，學校由重慶復員到南京，一
時無法開學，所以我可以在武漢停留一段時間。當時，友人鄒荻帆、陳楓已先期到
了這裡，他們告訴我，荃麟、葛琴夫婦也在武漢。這兩位文壇前輩，我都認識，前
幾年，荃麟在桂林編《文化雜誌》，葛琴編《青年文藝》時，我都寫過稿。後他們
到了重慶，住在張家花園全國文協機關裡，我們多次見過面。他們是著名的進步作
家。抗戰勝利後，沒有去上海（抗戰前他們在那裡），而來到從未有工作關係的武
漢，我暗暗估計，一定是負有黨的某種使命的。幾位與他們接近的朋友們也大都意
識到這一點，而反動派也肯定會注意他們。記不清是荻帆還是陳楓，在我回武漢後
不久，陪我去看他們。他們住在積慶裡一棟古舊房子的二樓。只有一間房。房子不
算太小，但擺著一張大床，一張小床，還有書桌、飯桌和一些雜物，就顯得很擁擠。
荃麟還是那樣瘦弱，經常頭暈，所以戴著健腦器，但談鋒依然很健。他向我們談到
時局和文藝界的一些情況，葛琴進進出出的忙著照料兩個都不到五歲的小孩，還操
持著家務活，也抽空過來坐下與我們談她編輯《大江》的情況。看來她是很愛惜這
個副刊，並傾注了不少心血的。她約我寫稿。我當然允諾，而且，回到日夜思念的
故鄉，面對陰霾瀰漫的現實，我是有相當多急於一吐的情感和憤懣的。
我先後交了兩篇散文：《歸來》和《戰慄的城》。不久後，大約是在七月中旬，
葛琴向我提出，想將《大江》轉交給我編。她說家務較忙，實在難以兼顧，荃麟也
在一旁鼓勵我接下。我有點意外，也很猶豫，恐怕自己無力挑此重擔。但想到這是
他們經過考慮和商量才這樣安排的，我不應該推辭，就作為接受一個任務，答應了。
我先代她編了幾期。後來，她帶我到報社見了社長劉人熙，經他同意後，就正式代
替了葛琴的位置。兩個月後，荃麟、葛琴夫婦就帶著兩個孩子離開漢口，去了香港，
在新的崗位上戰鬥了。
我雖正式成了報社的一員，卻很少去報社。事實上，報社也沒有供我使用的辦
公桌。報社的人員不多，編輯、記者一共只有十來個人。但只有一間二十平方米大
小的房子作為編輯部，就顯得狹小而擁擠。我在家編稿。有時將編好的稿子送到報
社去交給牧星，有時由他來我家取稿。有什麼事就由我們兩人商量。審稿、與作者
讀者寫信聯繫，畫版及一些雜事，都由我們兩人承擔。在具體事務方面，牧星做得
更多一些，工作是相當繁重的。到了１１月初，因為學校即將開學（由於初復員到
南京，學校開學較平時晚了兩個月），我辭去了《大江》的編務，我最後一次發稿
恰好是《大江》１００期。我以編者的名義寫了一篇《百期的話》，表達了我的心
情並聲明了我的離去，接替我的編務的是前輩作家端木蕻良。他當時和演劇四隊生
活在一起。演劇四隊的隊址就在新市場（現在改名民眾樂園）旁邊的南洋大樓裡。
１９４７年６月，那正是震動全國的南京「５·２０」學生運動後不久，由於
受到特務的監視，我曾到上海暫避。畢業考試前夕回到了南京，考完最後一門功課，
當夜就搭船回到了武漢。想找一份工作很不容易，臨*䓤錛究𣎴𨮜保㕡漚悠傅揭患宜
攪□醒𨯵*教。當時《大江》的編者又換了王采。當報社的負責人得知我回來後，由
副總編輯黃邦和約我談話，他表示還是歡迎我回去編《大江》。我同意了。這樣，
我一面教書，一面兼編《大江》。一直到１９４８年的１０月，幾位老朋友約我一
同去雞公山一所中學教書。那裡鄰近解放區，而學校負責人的態度比較開明，我們
去了可以做一些工作。這樣，我又將《大江》的編務交給了在報社工作的詩人天風。
我在山上只呆了三個月，由於受到特務追蹤而逃回武漢。《大江》的編務又轉回給
了我。那正是解放戰爭取得一個又一個巨大勝利的時期。在北平、南京等大城市升
起紅旗以後，武漢也臨近解放。從可靠的方面得到消息，特務將逮捕我。於是，我
通過組織的聯繫，於５月１日由一交通員帶路，化裝成一商人到了孝感——當時那
裡已經解放。離開武漢前，我沒有通知報社。只是留下了一些選用的稿子，交給了
《大江》的經常撰稿者蒲汀，請他代我到報社發稿。５月１６日武漢解放，我於５
月２０日連夜趕回武漢。從此，《大江》擴充了篇幅，增加了許多新的作者，以新
的姿態出現在讀者面前。
抗戰以前，我也曾編過漢口《時代日報》的雜文副刊《偶語》。和我同編的還
有蔣文高。我們都是初中學生，十分幼稚。副刊的稿子大都是我們自己和朋友寫的。
而那家報紙的發行量也少得可憐，談不上什麼影響。我們編了一個短時期以後就罷
手了。而《大江》是一家有聲譽的大報的副刊。當我接手的時候，葛琴已為這一副
刊建立了風格，具有相當高的質量，在讀者中享有信譽。這使我不得不慎重從事，
至少希望使這一副刊保持已有的風格和水平。同時，那正是解放戰爭進行的時期。
我意識到這一副刊所應擔負的任務和自己所應盡的責任。我是懷著戰鬥的心情來從
事編輯工作的。一如我在解放初期所寫的一篇紀念性的短文所說：《大江》自然只
是一個渺小的存在，然而它卻是立足在一個偉大的基礎上——即爭取那個人們在以
血肉換取的戰鬥的目標。在反動政治的迫害下面，在荒蕪的武漢文壇中間，作為爭
取一個據點，團結一批友人，這存在本身就有著某種積極的意義。因為，無論如何，
《大江》是與這個時代的命運相結合的，是與兄弟們的進軍相呼應的。
當然，我們的工作會受到限制。我們一方面希望能反映真實的現實生活，傳達
人民的呼聲，一方面又不能不考慮到實際的政治環境，在選稿時不能不採取有所克
制的態度。但即使這樣，也還是受到反動派的注意，好幾次報社負責人轉達了警告。
而另一面，又遭受少數在政治上比較單純的讀者和作者的誤解。譬如，有一位名叫
周澄的作者寫了一首抨擊黑暗現實的詩來，因為過於顯露，我只好退回了。作者因
而寫信來憤怒地質問：「你有沒有良心？」並要求公開答覆。我理解他的心情，而
且知道可能還有別的讀者和作者也會有類似的不滿，於是我就公開答覆了：
熱心的友人出於愛護本刊的心，投寄來的壯烈的呼喊，血淚的控訴，卻有些沒
有能夠刊出。為什麼？千言萬語一句話：不能不考慮到現實情況。赤膊上陣有時是
必要的，但也要看一看代價，「兩害相權取其輕」，對《大江》的不足之處，我願
承擔一切責備。
……我們是在夾縫中匍匐著爬行。有時候，在異常悲憤的心情中，我想，那麼
倒不如沉默好吧：「於無聲處聽驚雷！」
我還寫過這樣的話：
文字的效用是有限的，當人們在以生命寫史詩的時候，文字就更顯得無力……
好幾次，我都想推開這勞什子副刊不編了。
事實上，這也是對反動統治的一種暴露和抗議。這些答覆也是過於直露了。但
當時我也是二十多歲的青年，難以抑制自己的憤懣和渴求的。
以上所引的這些話，都是發表在「編輯地位」的欄目內。這個欄目經常保持。
有時配合發表的作品寫一點讀後感，對作品進行分析；有時談一些文藝觀點；有時
是與作者的通信。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可行的方式，得到了很好的反響，在編者、
作者、讀者中形成了親切的交流。現已６０多歲的周代，回憶解放前他在武漢大學
唸書時，就很喜愛《大江》。他特別提到：「人們還常常注意一塊比豆腐乾還小的
『編輯地位』。」我在《大江》上發表過長詩《母親》的第一部，那是署名曾卓。
而為了現實鬥爭的需要，為了抒發在生活中的一些感受，我還在《大江》上發表過
不少雜文和散文，那就用的是各種筆名了，如柳江、方亮、方洛、林薇、馬萊等等。
解放初期，我曾從中選編了一部分，編了一個小集子《痛苦與歡樂》出版。通過幾
次「浩劫」，我已喪失了這本小書，多方尋覓也沒有能夠找到。那些短文倒是很能
反映我在那一段時期的心情，也多少留下了那個時代的側影，所以我是感到一些惋
惜的。
在《大江》創刊的時候，葛琴在「發刊詞」中就著重提出了發現和培養新作者
的任務。在她擔任主編的那一時期，她很注意做好這一方面的工作。在副刊上，出
現過不少新作者的名字。當我接手以後，她好幾次對我說過，一個副刊，需要知名
作家的支持，這樣可以保證副刊的質量，建立副刊的信譽；但更要注意從自由來稿
中發現新的作者，即使作者還不是那樣成熟，但只要看出還有發展的苗頭，就應該
與他們多聯繫，給予鼓勵。這樣既可以培養新生力量，擴大作者的隊伍；同時副刊
也會顯得更有生氣，能更廣泛地反映現實生活。我記住了她的話，在這方面作過一
些努力。我認真閱讀來稿，只要是真正從生活中來，有著真情實感的作品，雖然在
表達能力上還不是那樣熟練，也大都給予發表的機會。有時還在「編輯地位」的欄
目內，對作品給予推薦，並適當指出其不足之處。有一些我不認識的投稿者，後來
都成了《大江》的基本作者，而且明顯地可以感覺到他們在逐漸進步和成熟。譬如
周代、犁夫、彭勃、李致遠、葛苓……現在，他們還沒有和我失去聯繫。前幾天，
我收到葛苓一封信，他在署名前寫著「一個《大江》的老作者」，使我這個老編輯
感到親切，並得到安慰和溫暖。
荃麟、葛琴夫婦於１９４６年春來到武漢，當然是肩負著黨的使命的。《大江》
的創刊，可以看作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他們離開以後，雖然換過了幾個編輯，
《大江》一直堅持著他們創刊時的宗旨，保持著原有的風格。還應該指出，當時
《大剛報》的幾個負責人，採取了比較開明的態度，有時還為我們承擔了一些壓力。
他們是大致瞭解荃麟、葛琴的身份的，也知道後來的幾位編輯的政治傾向。特別是
在武漢解放前的那半年中，他們可能已懷疑我地下黨員的身份，但是對《大江》的
編輯工作依然是放手的。另外，《大江》也得到了不少友人的支持和幫助，它才得
以在黑暗、險惡的處境中艱難地跋涉，終於歡樂地看到，紅旗在這座大城飄揚！
現在，四十多年的歲月已隨著長江流走了，當我回顧編輯《大江》的那一段日
子，有些激動也有一些感慨。當時，曾有讀者來信說：「《大江》是武漢的一點光。」
我在一篇短文中答覆說：「這對我們不僅是值得欣慰的贊語，而是沉重的鞭策。光
麼？那是只有在『有一分熱』的解釋下，我們才敢承擔的。」是的，正是憑著這一
分「熱」，才得以經受黑暗統治的煎熬，才能具有對勝利的渴望。當我趕寫這一篇
小文時，在我眼前，還時時浮現出當年並肩戰鬥過的友人們的身影。其中有的已去
世，如蒲汀；有的已不知下落；即使還健在者，也大都垂垂老矣。讓我在這裡向他
們表達我的懷念和問候。我相信，他們也記得並珍惜那一段歲月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