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汝捷先生的《仙·鬼·妖·人——志怪傳奇新論》是一本具有獨特學術價值
的著作。
志怪傳奇無疑是中國文學史的組成部分。只因我國傳統的文學觀念是將經世致
用的功利性放在首位，這兩種文體雖擁有眾多的讀者，卻從未進入正統文學殿堂，
沒有得到學界應有的重視。直到本世紀二十年代，以魯迅先生所著《中國小說史略》
和所編《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以及汪辟疆先生校錄的《唐人小說》為標
志，探討的空氣始日益展開。一般的研究者包括一些有影響的文學史著作在論及志
怪、傳奇時，大都強調的是作品對當時社會生活的反映，並據此評價作品的思想性
和藝術性。從文體角度來研究其審美特徵的，汝捷這一著作還是開創。
從文體上看，從志怪、傳奇直到《聊齋誌異》，自有一條日臻成熟的發展軌跡。
志怪作為初創期小說最重要的文體樣式，雖然有一定的藝術價值和社會學的認識意
義，但還顯得粗陋。
傳奇則如魯迅所說，是我們的祖先「有意為小說」的開端。它曾與律詩並稱為
「一代之奇」；即用現代的「小說」概念去衡量，也已大致相符。志怪和傳奇各有
其興盛時期，而後又相繼走向衰微。清初出現的《聊齋誌異》乃將兩種文體的優長
熔為一爐，創造了文言小說的又一個高峰。用著者的話說：「《聊齋誌異》正如一
道燦爛的回光，照亮了志怪傳奇暮色蒼茫的原野。」
在這一著作中，著者明晰有序地理出了一條文體演進的脈絡，說明了其興衰嬗
遞的過程與原因。譬如，對志怪被傳奇所取代這一現象，他就結合唐代的政治經濟
背景、唐人的精神需求和審美心理，分析了志怪對主體的種種不適應：人們在政治
相對穩定、經濟相對繁榮的局面下，追求今生現世的幸福，不再像志怪那樣，把希
望寄托於仙境、來世，寄托於因果報應。
人們要求小說具有更豐富的內容、更曲折的情節，不再滿足於志怪的「粗陳梗
概」（魯迅語），只是作為簡單雷同的宗教例證。
人們對詩美的要求空前高漲，而志怪則缺乏詩情……所以，傳奇這一生機勃勃
的新文體也就自然地「以對現實生活的擁抱、對藝術形式的講究和對詩情畫意的追
求」，取代了自魏晉以來志怪在小說領域的主流地位。當然，傳奇也吸取了志怪中
於它有用的主題、題材、技巧手段。如著名的《枕中記》、《南柯太守傳》、《櫻
桃青衣》，便都明顯地取材於志怪作品《焦湖廟祝》，只是各自作了極大的再創造，
形成了三部傑出的傳奇小說。
以上只是聊舉一例。本書對文體嬗變的各個環節都有所闡釋，諸如志怪如何彌
補神話的不足，又如何實現正統外的繁興，傳奇如何受到古文、詩歌的滋潤，其作
者的審美自覺如何在競爭的空氣中得到培養，後來又如何受到詞的衝擊，受到來自
話本的強烈挑戰，如何試圖復振，等等問題，著者都作出了周密而清晰的回答。
著者指出：「文體的生命決定於它對創造主體和接受主體的適應力。」我們大
致可以看出這一立論所包含的主要意思：一、一種文體的審美特質系由創造主體的
思想意識、審美情趣
所決定；二、創造主體和接受主體之間是相互影響的；三、主體的思想意識和
審美情趣並非憑空產生，不僅與時代背景、社會思潮息息相關，而且受到一時的社
會風尚和其它文藝體裁的影響；四、文體的嬗遞不是簡單的拋棄，新舊之間總有某
種繼承、發展的關係。著者正是立論在這樣的基點上，探討文體的演變過程的。
在引導讀者沿著文體的軌跡跋涉的同時，著者又讓我們在志怪、傳奇的作者們
的精神世界遨遊。這是本書更主要的部分。
他分析了志怪、傳奇、《聊齋誌異》文體形式的不同和內容重點的差異，但是
他說：
作為獨立發展的體系，從志怪到傳奇再到《聊齋誌異》，又有一些基本的、共
同的、一以貫之的審美特徵。最突出的，就是不以寫實、再現為唯一目標或主要目
標；作品顯示的不是或不僅是真實的社會生活，而是或更是作者真實的內心生活，
是主體人格、情操、信仰的表現，是一個幻想和寄托的國度。
著者認為這一小說體系與重寫意、重抒情、重表現的傳統詩畫的審美意境頗為
相通。在上引他那段話中，雖然對志怪、傳奇的寫實功能、再現機制留有餘地；分
析具體作品時他也或多或少地談到志怪、傳奇對社會生活的真實呈示；但他主要的
立足點和著力點則在強調作品所表現、所流露的主體的內心生活。從這一新的視角
的切入，就為志怪、傳奇的研究拓寬了領域，並與再現說互為補充。
志怪、傳奇、《聊齋誌異》的作者通過作品所表達的幻想和寄托，也只能是一
個時代社會思潮的投影，受到歷史的限制，也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汝捷通過對
具體作品的感受和分析，窺視作者的意識、下意識或潛意識，探察其內心世界，同
時也注意到了由此折射出的時代人文心理。從他的闡述中，我們看到了古代人渴望
幸福的種種表現：或嚮往長生不老，或仰視神仙境界，或夢想世外桃園，或歌頌堅
貞的愛情，或讚揚俠義的壯舉……。我們也領會了他們對所認定的善的熱愛，對所
認定的惡的憎恨。幻想任意翱翔，起飛點還是現實的基地。寄托難免虛誕，反映的
卻是壓抑的人性。人們正是通過幻想和寄托使感情得以宣洩，精神得到安慰。
著者給《聊齋誌異》以極高的評價，認為「宋明以來，白話通俗小說的蓬勃發
展使一切志怪傳奇均無法與之抗衡，《聊齋誌異》乃以偉大的成就與《儒林外史》、
《紅樓夢》鼎足而三，毫無遜色地站在了清初小說的領袖位置上。」但他對那偉大
的成就的評述，也不是重複人們常說的作品如何反映、揭露官場的黑暗、科舉的弊
端、婚姻制度的不合理；而是透過故事表面的恢詭荒誕，結合蒲松齡的身世，剖視
作家的內心。他強調《聊齋誌異》是「孤憤」之書，其中相當多的作品是對作者自
身價值的肯定，有時甚至是悲劇性的肯定；有的作品特別是愛情題材的作品則是一
種自我慰藉。當然，蒲氏的內心生活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特定時代、特定階層的烙
印。他的悲哀，他的不平，他的自負，他的夢想，實際上也是那個時代許多如他一
般潦倒落拓的書生的共同心理。
正是從重表現的審美觀出發，著者還就西方現代派小說與中國志怪傳奇小說的
相近、相趨之處作了六點比較和闡述，即主體的頑強表現、主題的哲理意蘊、色彩
的怪誕離奇、接受的間離效果、夢境的明喻暗示、文風的簡潔樸實。這裡提出了一
個全新的課題，當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和興趣。不過，這恐怕也是一個需進一步探討
的問題。
這本書中的立論基礎，是對中國藝術精神和文論的把握。
著者具有多方面的藝術素養，富有審美能力；又有嚴謹的治學態度，認真閱讀
了大量材料。他接受了不少前人研究的成果，又有獨立思考的精神。由於是從一個
新的視角來切入志怪、傳奇的研討，因而就有許多新穎獨到的見解。其中不少是睿
智的，但或許有的論點也會引起異議。在開創性的研討中，這是難免的，勇於說出
一得之見總比墨守成規要好。
還值得一提的是，這是一本學術著作，但文風卻如此親切。論述大問題時舉重
若輕，明晰清暢；探討具體作品時又舉輕若重，擘肌析理。筆墨則是一派清新灑脫，
有如好的散文，讀來毫無枯澀之感。
汝捷先前從事小說美學和風格學的研究。他在《青年文學》雜誌上開闢的「小
說之美」專欄（後結集為《小說二十四美》一書，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和台灣淑馨出
版社分別出版簡、繁體字本），以其新穎獨特而受到文藝界廣泛的重視和讀者的歡
迎。近幾年來，他又從事小說史文體範疇的研究，這本「新論」
是其成果之一。我讀後寫了如上一點感想，權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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