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運動的出現，源於黨內的整頓三風。所謂三風，即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
主觀主義。據我的揣想，黨所以提出整頓三風，一方面是察覺到這些有害風氣已在
滋長，非抑止不可；同時，也是對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事變引起了警覺和
反省。這本來是很值得讚美的舉措。特別是把它與不久之前陸定一同志代表黨中央
所作的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聯繫起來，更使人感到鼓舞。但是，似
乎當事者沒有充分地預先估計到，人民群眾竟有那麼眾多和尖銳的意見，加上當時
少數敵對分子乘機反攻，以及個別政治野心家想借此撈一把，問題就變得複雜起來
了。終於在中國的現代歷史上寫下了那太不平常的一頁！
話回到整風前夜的情形。
1956年春天，全國文聯組織了一個文藝界人士赴西北參觀的旅行團，參加者有
馮至、朱光潛、孫福熙、常任俠、張恨水等幾位先生。我也是團員之一。這個參觀
團的組織目的，文聯領導沒有什麼說明。我個人以為，是讓我們在親身經歷中瞭解
新中國所取得的各方面成就，同時也使原來有些壓抑情緒的知識分子舒暢一下精神，
或者寫作一些歌頌性的新作品吧。我們到過陝西、甘肅兩省的一些大小城市，如西
安、銅川、延安、蘭州、玉門等地，的確受到了許多有益的教育，得到一些文化、
藝術上的感受。特別是在敦煌石窟小住的那幾天，我如同生活在一種夢幻的世界裡，
它給我美感，也使我沉思。這些夢境余痕，曾經斷片地殘留在我後來所寫的回憶詩
篇裡。
8月底，我們從蘭州回到北京。為了寫作和休息，我又在西山碧雲寺住了個把月，
才回校居住。這時，整風運動已經開始了。我聽到消息，心中充滿了愉悅與希望！
因為在過去幾年裡，黨和政府的確做了不少開拓歷史新頁的事件，這是誰也不能否
認的。但是，在某些領導幹部身上也確實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黨所批評的三風，有的
還可能相當嚴重，而這無疑不利於人民的進步事業的。現在黨黨察到它的危害，並
且人張旗鼓，加以整頓（特別是採用了「開門整風」的好辦法），作為一個共和國
的公民，作為一個信仰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我怎能不「踴躍三百」呢？
我急忙問一位我比較熟悉的校領導同志，學校的整風工作什麼時候展開？將如
何安排？他沉默著沒有回答。我後來才知道校領導之間對此意見不一致。有的領導
認為，整頓三風是全國性的運動，我們學校事實上沒有這種現象，所以不一定要進
行。我聽說後，頗為失望。接著想，整頓三風雖然關係到國運民心，但究竟是黨內
的事。我作為一個老百姓（儘管平時很關心國家的命運），又何必那麼焦心呢？
1957年春，北京社會各界幫助黨整風的空氣更濃了。許多機關紛紛召開整風座
談會，報刊上爭相發表了各種人的指摘和批評意見。黨的喉舌《人民日報》也忙於
徵求和發表這類文章。承它的邀約，我撰寫了《破浪前進》的短文。此文在反右斗
爭中當然成了一大「罪狀」。但近年來我偶然翻到它，覺得態度再平和不過了。
不久，黨中央在懷仁堂召開了黨的宣傳工作會議。與會者除多數黨內的各級干
部外，還特邀了一部分黨外民主人士參加（他們後來大多被劃為右派）。我和同事
黃藥眠也被邀請出席。這次會，由毛澤東同志作主要講話。他老人家一面不斷地吸
著香煙，一面滔滔不絕地演說。他勸我們大家要做志士仁人，幫助黨除去三風，以
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進行。他還特別舉出了章太炎先生在晚清鬧革命不顧個人安危
的例子，以激勵我們。他當時給我的印象，不僅言詞是雄辯的，態度也是誠懇的。
他感動了我。我自以為已經把握了中央的整風精神。此後，在參加北京市各機關所
召開的座談會上，我的發言都更加積極和痛切（我後來在脫掉右派帽子時，寫過一
首七律，它的次聯是這樣描述當時的心情的：「文公立意求佳政，坡老憂時有激言」）。
我甚至對那些一起參加座談會而發言吞吞吐吐的同事，加以譏笑，以為他們態度太
穩重了，缺乏一種對革命事業應有的熱情。
好！時間過去不久，「工人說話了」！形勢陡轉直下。昨天那些幫黨整風的忠
誠言詞，現在都成了向黨進攻的反動言論！首先受到炮火轟擊的，是那被認為有政
治野心的「章羅聯盟」。接著受到揭發批判的，是民主黨派的秀才們的「篡權」科
學計劃。文藝界的所謂「丁、陳集團」也被重端了出來。這時，我意識到，在劫難
逃的事情就要落到自己頭上來了。果然，校刊上赫然登載了一則揭發我的罪行的短
文，作者是科學研究部的辦公室秘書（我的最接近的下屬）。戲劇就這樣開場了。
在大大小小的批判會上，雖然有人側重揭發，有人著重分析、批判，但口徑是一致
的。我的總罪名，就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許多平日親近或者往來的
同事、學生，在批判會上，不管是否違心，總得來它幾句，否則就是在大是大非面
前分不清敵我，或者對敵人不能劃清界限了。
批判的內容，自然重點是政治態度，即上面所說的「三反」。所依據的材料，
主要是我平日的談話和近來參加整風座談會的發言，但是單憑這些素材很難構成
「三反」的內容。為了形成有力的「起訴書」，就不兔掐頭去尾，附以主觀解釋，
再加上那些預定的、公式性的判決詞，我的罪名便無法掙脫了。要知道，這不是法
庭，是群眾批判會，既無辯護律師，又不容自己進行解釋和辯正。群眾的一切批判
語言，就是鐵的定罪條文。
除了政治罪名外，還需有學術罪名的批判。因為我是一個「反動學術權威」呀！
為此，頗忙煞那些青年秀才們。因為我在新中國時期所發表的文章，大都是用馬列
主義的觀點寫的，就是「豆腐裡找雞骨頭」，也不大容易挑剔出所需要的罪證，或
者倒會有利於我這個「被告」。他們只能求助於那些「前秦後漢」的著作——即二
三十年代寫作的舊文。校內外圖書館裡那些塵封已久的書刊被折騰出來，所搜求的
獵物被翻來檢去。據我所記得的，我那時被批判的「反動觀點」之一，是「文化遺
留物」說。其實，大家知道，那是英國文化人類學者E·B·泰勒的著名觀點，又為
後來的人類學者們所繼承和發揮的。不錯，在我最初從事民間文學探究的時候曾經
受到這種觀點的影響，體現在早期的一些論文中。但我在後來的學術工作中已經摒
棄了它。這只要看一下我30年代後期，特別是40年代以後的論著就會明白。經過新
舊兩重天的社會，到了50年代後期還要揪住它，不過是在打「死老虎」罷了。
為了批判我，某些人（包括後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一些同志）不但搜查了
故紙堆，發表了口頭批判和書面論文還寫作了專著（《鐘敬文反動文藝思想》），
在國家一級的書店裡發行（那時跟我同樣受到這種待遇的，記得還有王瑤同志，雖
然他僥倖未被錯劃為右派）。這樣做，還嫌不夠徹底，於是又組織了大學本科的優
秀同學，大兵團作戰，日夜鏖兵，編纂了一部數十萬字的《中國民間文學史》，即
進一步批判了我的「謬論」。
我的主要工作崗位是在北師大，批判（以後還要管制）活動的重點當然也在這
裡。但是，我還兼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管事的副理事長，就常理說，在這樣大是
大非的階級鬥爭上，會裡當然不能輕易放過我。何況還有其他的因素在加溫呢！因
此，在這一年冬天（我已被強制勞動），民研會特地為我召開了兩天批判會。由於
準備充分，加之某些領導的個人感情因素，其炮火的猛烈，比起北師大，實在有過
之而無不及。批判會散場後，我在那裡的職務、權利當然都被取消了。
大家知道，批判還不過是揭發、宣告罪狀，讓群眾看清你的真面目，認識你今
後的身份；接著來的是管制改造。勞動是改造的主要手段，其他還有寫日記、交心
等。我一直勞動了好幾年。像我這樣一向很少從事體力勞動的知識分子，現在把書
案改作勞動場地；把習慣的讀書、做文章改作體力操作和交代「黑心」，最初確實
很不習慣，也不免有些感到委屈。但是慢慢地也就習慣了，而且在思想上也的確有
些體會，那就是切身領悟到廣大勞動人民的辛苦和他們的社會貢獻。後來進入「文
化大革命」，被強制勞動的日子更多，勞動強度也更大。這不但對我的思想有所觸
發，身體也因之強健了。所以我想，勞動如果作為教育的手段，善意的、適度地去
推行，並不是沒有好處的。至於用做強制的、懲罰的手段，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管制期間，除了勞動，還要匯報思想，寫改造心得等。另一種工作是為其他
單位的人（也是罪人吧）寫歷史材料。在那幾年中，我不知道為相識的人寫過多少
份這類文字，只記得所留的底稿就有厚厚的一大堆。
在上述那段時期裡，原來的同事、學生，都不敢上門，就是路上碰頭，他們也
不敢招呼，界限是分明的。但也有另外的情形。一個中文系早年畢業的學生，北京
人，每年春節，他都要來問老師身體可好。可見什麼事情都有例外，不是冰山上還
有雪蓮嗎？
1957年反右鬥爭的擴大化，北師大中文系是一個重災區。教授、副教授被錯劃
的就有八位。其中如黃藥眠、穆木天、啟功、李長之等都是學界的知名人士。學生
中間被錯劃的，據說達四十餘人，多數是比較有頭腦的，而且由於他們是無名小卒，
所受的處置和因之帶來的後果，就比教授們更加嚴重。他們正當有為之年，卻遭到
這種不幸，從民族教育、文化的角度看，這種損失是不易補償的。且看我個人的情
況，從1957年夏到1978年領導正式宣佈平反，一共二十多年。這正是智力比較成熟
的時期，也是能夠為祖國多盡些力量的時期，卻因為被「錯劃」的關係，投閒置散
的日子居多。這種損失，又豈僅限於我本身而已？
二十餘年，這綿長的歲月，我所經歷的生活道路，委實是坎坷的，精神上所受
的打擊也是嚴重的。但我們是辯證法的信奉者，知道事物的利害往往是兩方面的。
上面提到的體力勞動給予我的好處，只是一個例子。其他方面的收穫也不算少（當
然這種收穫裡，有的是出自客觀之賜，但更多的是自己在夾縫中奮鬥的結果）。我
在此不能不提一提它。正像對那些不幸的災難的結果，不能完全沉默一樣。
首先，由於經歷種種挫折、打擊以及詆毀、排擠等，我對於社會和人類的認識，
顯然更深刻了。這個時期，半由於被迫、半出於自願，我反覆誦讀了馬、思大師的
一些哲學、歷史、社會的論著，因為有了更多的社會、人生經驗，這種誦讀就能得
到比過去更深入的體會。我曾經說，學習馬克思主義，必須整體地、全面地學；就
是從馬克思的為人、理想、治學方法與態度到他的精彩論著，都要結合自己的思想
和行動的實際進行學習。膠柱鼓瑟、尋章摘句的學習法，是與馬克思主義的精神相
背離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海洋，我所學到的只是杯水而已。但我希望我所得到的
是其精髓，而不是片鱗只爪。
這個時期，在學藝上，我雖沒有重大收穫，但也不是一張白紙。在戴著不光彩
的政治帽子的那段時期，我除了奉命與一位同事共同編注了一部《中國近代教育文
選》（此稿已完成交卷，但在「文革」中被失落了）之外，我還進行了我國近代民
間文藝學史的開荒工作，先後寫了幾篇論文——《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間文藝家》
《晚清改良派學者的民間文藝見解》等。我國古代文獻中，不但保存著比較豐富的
人民口頭創作（民間神話、傳說、故事、民歌、民謠、諺語等），而且還記載著許
多關於民間文學的觀點、言論，乃至於出現過長編成冊的典籍（例如《江漢叢談》）。
這方面科學史的整理工作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我只在它的狹小地帶內揮了幾鋤，但
這正是一種奠基性質的工作。
在這段不短的時間裡，勞作之餘，我購讀了一二百種的古今詩集和詞集。這不
僅增進了我的詩學知識，也大大深化了我的人生修養（這種修養不是一般的書本知
識所能代替的）。與此同時，那久冷的詩爐，又騰起了煌煌火焰。我先後寫作了兩
三百首詩詞。其中的《花甲雜詩》和《晉南草》兩組篇幅較長的詩詞作品，既是我
個人生活經歷的反映和情懷的抒發，也是我們這個複雜而偉大的時代的部分寫真。
它至少是有一定的歷史文獻意義的。
（選自《人世文叢》，北師大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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