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台書屋--現代文學--姚雪垠--長夜--為重印《長夜》致讀者的一封信

為重印《長夜》致讀者的一封信

　　親愛的讀者：

　　如今我將三十多年前所寫的一部長篇小說《長夜》送到你們面前，請你們在工作閒暇的時候讀一讀。請你們在欣賞之餘，給予批評。我順便將關於這部小說的若干問題，以及我的一些創作願望在解放後未能實現的憾事，在這封長信中告訴你們，使你們更容易瞭解這部小說，同時也瞭解我在創作道路上的部分經歷。我還要告訴你們《長夜》和《李自成》有密切關係，讀《長夜》是打開《李自成》的創作問題的鑰匙之一。因此，我將這封信作為《長夜》重印本的代序。

　　一

　　這部長篇小說寫於抗日戰爭末期，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懷正文化社出版。當時只印了兩千本，沒有引起讀者注意，甚至不為人知。但個別讀過這部小說的朋友給予一定的重視，告訴我它是一部有意義的作品，寫出了別人不曾寫過的題材，即民國年間中國北方農村生活的一個側面。雖是中國農村的一個側面，大概也反映了河南全省，也許還包括陝南、陝北、鄂西、皖西、皖北、魯西、冀南等廣大農村二十年代曾經有過的、大同小異的普遍現實。

　　這是一部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雖然也有虛構，但是虛構的成分很少。小說的主人公陶菊生就是我自己。我是農曆九月間生的，九月俗稱菊月，所以我將主人公起名菊生。這故事發生在一九二四年的冬天到次年春天，大約一百天的時間。現在我將這一故事的歷史背景告訴你們，也許對你們閱讀這部小說是有幫助的。

　　一九二四年的夏天，我從教會辦的舊制高等小學畢業後，（我沒有讀過初小）跟隨一位姓楊的同學到了直魯豫巡閱使、直系軍閥首領吳佩孚「駐節」的洛陽。他的巡閱使署在洛陽西工。洛陽西工成了當時中國北方軍閥、政客們縱橫捭闔的活躍中心，也是吳佩孚的一個練兵中心。他親自兼師長的嫡系精銳部隊是陸軍第三師，大部分駐紮西工。第三師附屬有學兵營和幼年兵營。我懷著進幼年兵營當兵的目的到洛陽。我的大哥已於春天受到別人慫恿，進了學兵營當兵。他對於軍隊內部的黑暗已經有一定認識，堅決不許我當吳佩孚的幼年兵，請那位姓楊的同學將我送到信陽，進教會辦的信義中學，插入初中二年級讀書。學校設在信陽西門外，溮河北岸，面對賢隱山。

　　這年九月，醞釀數月的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了。吳佩孚離洛陽急速北上，由大總統曹銀任命為討逆軍總司令，進駐秦皇島，指揮直系各部隊約二十萬人向奉軍進攻。雙方都使出全力作戰，戰事膠著在山海關和九門口一線。原來也屬於直系軍閥陣營的馮玉祥，因受吳佩孚排斥，丟掉了河南督軍的重要位置，掛一個陸軍檢閱使的空名義，駐兵南苑。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時，吳佩孚任命他為討逆軍第三路軍總司令，命他率部隊進入熱河，威脅奉軍右翼。當吳佩孚與張作霖在山海關一帶鏖戰正酣時，馮玉祥暗從熱河回師，突然於十月二十三日進入北京，控制了北京各要地，拘押了曹銀，通電主張「和平」。吳佩孚前後受敵，被迫從大沽口乘船南逃。他將在山海關一帶作戰的直軍交給張福來指揮，隨即全線瓦解。吳佩孚從吳淞口入長江，到武漢上岸。他原來打算依靠長江流域的直系軍閥力量成立「護法軍政府」，進行反攻，但這些軍閥各為自己割據的地盤打算，離心離德。駐節武漢的兩湖巡閱使蕭耀南對他也是表面擁戴，實際抗拒。吳佩孚不得已急回洛陽，另謀集合兵力。但是反直勢力不讓他在洛陽有喘息機會，首先是國民二軍胡景翼部由冀南攻入河南，接著是鎮嵩軍的憨玉昆部由潼關東進。吳佩孚不能在洛陽立腳，退駐豫鄂交界處的雞公山，而他的部隊在信陽車站外挖掘戰壕，大有在信陽作戰之勢。

　　吳佩孚在雞公山駐的時間不久，一籌莫展，只好通電下野，暫時到岳陽住下。胡景翼做了河南軍務督辦，自兼省長。小說結束時，已進入胡景翼做河南督辦時代。到這年春天，為搶奪河南地盤，胡景翼和憨玉昆在豫西發生激戰，被稱為胡憨之戰。結果憨玉昆戰敗。胡景翼不久病故，所以小說結尾處提到薛正禮一股桿子投奔一位將做信陽道尹的紳士家中，那位紳士姓劉，是國民黨人。因為胡景冀死去，河南局勢大變，姓劉的官夢並未實現。這最後一股桿子的下落，我不清楚。

　　由於信陽的局勢混亂，學校提前放假，通知學生們迅速離校。我同我的二哥，還有另外兩個學生，順鐵路往北，到了駐馬店，然後往西，奔往鄧縣（今鄧州市），在中途被土匪捉去。被捉去的地方可能屬於泌陽縣境，我當時也不清楚，只知距離姚亮鎮不很遠。關於我被捉去的經過和在桿子中的生活，小說中所寫的都是真實情況。

　　小說中提到的徐壽椿和馬文德這兩個地方小軍閥，都是直系軍閥的殘餘，互相爭奪南陽地方的地盤，同時也爭奪桿子武裝，爭奪我們的桿子。

　　二

　　自從這部小說出版之後，我自己沒有再看過一次。如今因要重印，我從頭看了一遍。它深深地將我帶回到二十年代河南農村生活的歷史氣氛中。這部小說中描寫的不是一般的農村生活，而是土匪生活，是通過寫一支土匪的活動反映二十年代歷史條件下的中原和北方的農村生活。如今重讀時候，它喚起我關於當時那種奇特的歷史生活和一群綠林人物的回憶。總之，它是半個世紀以前的現實生活，不是憑空瞎寫。我就是在那樣的歷史環境與歷史氣氛中進入社會生活！

　　因為這是一部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所以我在進行寫作時，不追求驚險離奇的故事情節，不追求浪漫主義的誇張筆墨，而力求寫出我少年時代一段生活經歷的本來面貌。像這樣題材，加一些驚險離奇的故事是很容易的，但是我盡可能按照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寫這部小說。同志們，你讀的時候也許會感到這書中有許多浪漫主義氣氛，但是那氣氛是生活本身提供的，不是我故意加進去的。浪漫主義的色彩，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本來就不少，在有些境遇中顯得特別濃厚。

　　在寫作時候，為忠實於現實主義，我決定不將主人公陶菊生的覺悟水平故意拔高，也不將貧雇農出身的「綠林豪傑」們的覺悟水平和行為準則拔高。我寫了幾個本質上不壞的人，但他們有各自的弱點，而且有時殺人放火，姦淫婦女。他們有可愛的和值得同情的地方，但他們畢竟是土匪。我是從他們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的生活中看出來他們若干被埋藏的或被扭曲的善良品性。當然，並非在所有的士匪身上我都毫無例外地發現了善良本性。倘若我在寫作時故意將菊生和幾個主要人物的覺悟水平拔高，這部小說就變成另外一種面貌。如果那樣寫，縱然能獲得某種成功，但是它將丟掉藝術的真實，也背離了歷史生活的真實。忠實地反映二十年代河南農村生活的重要側面和生活在那樣歷史條件下的人物的精神面貌，是我要寫這部小說的中心目的。小說中當然反映了我的世界觀和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決不背離歷史生活的真實，故意加進去某些思想宣傳。

　　三

　　在這部小說中，我寫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農民因沒有生活出路而叛亂。我寫出他們的痛苦、希望和仇恨；他們「下水」（當土匪）後如何同地主階級存在著又拉攏又矛盾的關係，其中一部分人如何不得不被地主中的土豪利用；我寫出來桿子與地方小軍閥之間的複雜關係；我還寫出來桿子內部存在著等級差別：有人槍多，放出一部分槍支給別人背，坐地分贓；有人背別人的槍；有人當「甩手子」，地位很低。小說中所反映的社會現象，人與人的關係，階級關係，正是我在少年時代曾經生活於其中的歷史現實。

　　《長夜》的時代正是中國農村因軍閥混戰頻繁、帝國主義加緊經濟侵略，加上其他各種人禍天災，進入大崩潰的黑暗時期。內地沒有現代工業，城市不能吸收農村的失業人口，農民失業後或者逃荒異地，或者大批餓死，而年輕男人最方便的道路是吃糧當兵或當土匪。那時到處城鎮有招兵旗。吃糧當兵，一打敗仗可以變為土匪，土匪一旦受招撫就成了兵。當然，善良農民，像小說中王成山那樣的人，是多麼地希望能夠不當土匪而生活下去！

　　農民在接受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以前，一代代都有為生存而鬥爭的武裝叛亂，但不能成為自覺的階級鬥爭。有的武裝鬥爭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例如希望推倒舊江山，建立新江山，但也不是階級的自覺。至於那種沒有清楚的政治目的，僅是為著不餓死，為著報仇，從事搶劫，姦淫，過一天算一天，便只算低級形態的武裝叛亂，不能算作起義。我在《長夜》中所寫的武裝鬥爭，就是低級形態的武裝叛亂。

　　低級形態的武裝叛亂就是拉桿子，當蹚將，通常的貶詞是土匪。

　　一支人數較多的土匪武裝，其階級成分是複雜的：有真正的失業農民，有農村中的二流子，有離開軍隊的兵油子，有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的人；還有曾經受過招安成了官軍，因打敗仗或不得意而重新下水的軍官，這種人下水後利用他們的號召力、組織才能、以及手中掌握較多的槍支而自己拉桿子，作為管家的，即土匪首領。

　　在古代史、近代史和民國年間的現代史上，往往有武裝叛亂在開始就有比較清楚的政治目的，我們稱之為起義；也有起初無明顯的政治目的，隨著武裝活動的發展而有了較清楚的政治目的，我們也稱之為武裝起義。但是從封建的中國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各種農民起義都沒有覺悟到要從根本上改變封建的社會制度，使農民作為一個階級得到解放。農民只有得到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教育，才開始懂得階級解放的道理。

　　我在小說中所描寫的土匪生活沒有清楚的政治目的，這是二十隼代前期從漢水流域、淮河流域、黃河流域……直到關外，大半個中國相當普遍的社會現象。中國共產黨尚在幼年。在北中國的茫茫大地上，社會主義的思想在很少數知識分子、大城市產業工人和鐵路工人中間傳播，沒有同農民結合。所以對廣大農村來說，當時還處在漫漫長夜的黑暗時代。不過，黎明也臨近了。

　　土匪由於是沒有政治覺悟的叛亂武裝，成分複雜，所以不會有好的紀律。奸、擄、燒、殺，成為土匪的「家常便飯」。土匪並不是農民的出路，而是社會的破壞力量。

　　為抑制和消滅這種破壞力量，就產生了它的對立面，即紅槍會。在二十年代，除紅槍會外還有勢力較大的大刀會，勢力較小的黃槍會、綠槍會、紅燈照、金鐘照等等組織，但是紅槍會最普遍，成為代表。時至今日，有些名目就只有很少人知道了。

　　據我的粗淺認識，紅槍會等武裝組織，都屬於地主武裝，也從屬於比較富裕的農民階層；從歷史源流說，都來源於元、明以後的白蓮教分化的各種支派。農村中在亂世年頭比較敢作敢為、地主和富農階層的頭面人物掌握著這些自己的武裝力量的領導權。在快槍不普遍的年代，這些武裝組織靠迷信、唸咒、下神、宣傳神靈保佑，刀槍不入，鼓舞鬥志。依靠人多，人海戰術，進行作戰。等快槍普遍之後，這一類原始的武裝組織就由軍事織制的民團代替，完全變成地主武裝了。

　　上述這一類武裝組織，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期，鬥爭的側重點不同。有時帶有「反洋」色彩，有時帶有反政府苛捐雜稅色彩，有時起著反軍閥作用，但是持久不變的鬥爭目標是土匪。紅槍會的以上鬥爭目標都和農村中地主階級的利害一致，所以受到地主階級的提倡，支持，而且往往被地主階級掌握著領導。土匪對紅槍會的鬥爭是生死鬥爭，沒有妥協餘地。在北洋政府時期，陸軍人數很少，忙於內戰，不經常駐紮各府、縣地方，所以地主階級和廣大農民為要保障社會生活平穩，就得依賴紅槍會這種武裝組織。土匪可以與地方一部分地主互相勾結利用，同地方小軍閥互相勾結利用，但沒法同紅槍會及支持和領導紅槍會的地主、紳士互相勾結利用。土匪有時受地方政府和地方軍閥招安，但不能受紅槍會招安。這是兩種水火不能相容的力量，鬥爭是殘酷的。小說中寫李水沫桿子攻打劉胡莊，又寫薛正禮一股打進一個小村莊，殺人放火，都是對紅槍會的鬥爭。攻打劉胡莊還有搶劫牲畜財物和擄掠婦女、肉票的目的，燒燬那個小村莊就只是為著對紅槍會的報復。

　　由於《長夜》是一部自傳性質的小說，加上在寫作這部小說時我還是喜歡屠格涅夫的小說形式，所以沒有使故事向廣闊展開，沒有正面寫出紅槍會的人物與活動。但是，儘管如此，小說對讀者理解二十年代的舊中國農村還是有幫助的。假若解放後我修改《長夜》的打算能夠實現，則此書有可能變得內容大大豐富，故事波瀾壯闊，但真實性就會變了。

　　四

　　在抗日戰爭期間，我曾有一個反映河南農村變化歷史的「三部曲」創作計劃：第一部定名為《黃昏》，寫清朝末年和民國初年農村迅速崩潰的過程，像風俗畫那樣寫出我的家鄉農村生活的變化歷史。第二部就是《長夜》，寫農村崩潰後農民離開土地，沒有生計，不當兵就拉了桿子，而我寫的是一支桿子的活動情況。第三部定名為《黎明》，寫北伐軍進入河南，新舊軍閥在河南南陽地區的角逐，農村各種力量的大動盪，大分化，而一部分知識分子（共產黨員和受共產黨影響的青年）如何開始到農民中傳佈革命火種。由於《長夜》帶有自傳性質，最容易寫，所以我先從《長夜》動筆。但是缺點也在自傳性質上，局限了我，不曾寫出來那個時代的較廣闊的社會生活。

　　我是一個富於空想、志大才疏的人，這弱點使我一生吃了大虧，在文學創作上不能有多的成就。關於故鄉的題材，我還計劃以別廷芳這個人物為主人公，以彭錫田為主要配角，寫一部長篇小說，定名為《小獨裁者》。一九四八年我住在上海郊區，除為《李自成》準備資料外，將《小獨裁者》寫了大約將近十萬字，後來自己不滿意，將稿子燒了。一九五一年秋天我由上海回到河南，私懷目的之一是完成《黃昏》、《黎明》的寫作宿願，並將《長夜》改寫。但是歷史條件變了，宿願只能任其幻滅。當時領導同志片面地強調寫普及作品，認為只有寫短小的普及作品如演唱材料才是群眾所需要的，時代所需要的，同時經常號召大家都為中心工作而寫作，如歌頌農閒積肥等事都成為文學藝術界進行創作的中心任務，不肯寫就是不肯為當前的政治服務，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文藝思想嚴重。有一位在當時河南文藝界較有威信的領導同志經常批評我不肯寫「雪裡送炭」的作品，只考慮寫大作品，為自己在歷史上樹碑立傳。他的出發點是「愛護我」，所以口氣中總帶著許多惋惜。因為我「故步自封」，不聽忠告，所以口氣中也不免有挖苦意味。

　　我觀察了一些文學史上的情況，也反省了自己沒有出息的原因，總結出一個簡單的認識：一個較有成就的好作家，必須具有進步的思想（就他所處的時代說）；必須關心現實，充滿正義感，而又能在困難條件下敢不盲目地追隨流俗，人云亦云；必須有豐富的生活閱歷，對生活的知識愈深廣愈好，不應局限於一點，名曰深入生活，實際是孤陋寡聞；必須在寫作上不斷提高，精益求精，到死方休；必須利用一切機會讀書，提高自己的學問修養。以上幾點，互相關聯，相輔相成。我的這點意見，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決不能公開說出的。五六年到五七年我僅僅流露了一兩點類似意見，都「理所當然」地被作為資產階級右派言論批判，而且終不免被錯劃為「極右分子」。

　　一九五三年夏，中南作協分會成立，我被調到中南作協。極左思潮、教條主義、將文藝和政治關係簡單化和文藝領導的武斷作風，井下兩樣。這不是某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時代的流行病。我前邊所提到的那位老朋友同時調到中南，依然擔任主要的領導工作。他依然經常批評我不願意為工農兵寫短小作品，還提醒我：「你要知道，寫短小的通俗作品也可以產生托爾斯泰。」對於我的文章風格，這位領導朋友也當眾向我提出忠告：「目前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時代的文藝風格是粗狂。雪垠的毛病是文筆太細，不符合時代要求。不改變這種風格，很難反映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活和人物的精神面貌。」我每聞以上各種高論，都是頑固地付之一笑，但望通過我的創作實踐來回答這位朋友兼領導的關懷和批評。

　　親愛的讀者，請想一想，在上述歷史氣氛和生活環境中，我要實現與現代河南農村生活「三部曲」的宿願當然只好付之東流。多麼可惜！

　　五

　　現在我將話頭轉回到《長夜》這部小說上，談一談它和《李自成》的特殊關係。

　　首先是我運用河南人民語言的問題。我在外地生活了幾十年，但是我熟悉的地方還是故鄉。在別處我有過生活，但沒有在土壤中扎根。大概世界上多數作家都如此，他們喜歡寫他們的故鄉，常常利用他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進行創作。河南的土地和人民哺育過我的童年和少年，在青年時代我又在河南留下了活動的足跡。我熟悉河南的歷史、生活、風俗、人情、地理環境、人民的語言。提到河南的群眾口語，那真是生動、樸素、豐富多彩。在三十年代，我曾經打算編一部《中原語匯》，如今還保存著許多寫在紙片上的資料。我對河南大眾口語熱情讚賞，而它也提高我對於語言藝術的修養。關於我同河南大眾口語的血肉關係，已經反映在我的《差半車麥秸》、《牛全德與紅蘿蔔》、《長夜》和《李自成》等作品中。這情況你們都清楚，我不用多說了。如果我丟掉了故鄉的人民口語，我在文學創作上將很難發揮力量。

　　兩年來我看見了不少分析和評論《李自成》第一、二卷的文章，但是關於《李自成》的語言問題，尚缺乏寫得比較深入的論文。《長夜》的重新出版，將會提供一點有用的參考材料。讀過《李自成》再讀讀《長夜》，可以看出來我在運用河南大眾語方面一脈相承，也可以看出來在語言的美學追求上一脈相承。土匪黑話是特殊語言。《李自成》第一卷中所用的那些黑話，都見於《長夜》。黑話之外的特殊語言，例如《李自成》第一卷中寫高夫人率領小股騎兵佯攻靈寶，有一義兵用順口溜形式「自報家門」那段話，也可以在《長夜》中看見原形。當然，《李自成》在語言的運用上，色彩豐富得多，除以樸素的大眾口語為基礎外，還有士大夫的語言、江湖語言、詩、詞、古文、駢文等等。

　　其次是《長夜》中所寫的生活同我寫《李自成》有一定關係。我寫《李自成》需要閱讀大量文獻資料，這是每一個讀者的心中都清楚的。但是，許多讀者不清楚我有《長夜》的生活經歷，對《李自成》中所寫的一部分生活不是靠書本，而是靠我自己有感性知識。當然，我的感性知識不限於《長夜》中所寫到的，許多我童年和少年時代在河南家鄉所耳聞目睹的生活片斷都成了有用的素材。由於《長夜》是一部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所以我從少年到青年時代所知道的許多關於土匪生活的知識都沒有寫進去。我是豫西人，而豫西是有名的「土匪世界」。拿我家鄉鄧縣說，大約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東鄉由紅槍會控制，西鄉由土匪控制。土匪控制區因農民流亡，形成幾十里荒草區域，當時縣政府上報的荒地有四萬頃，雖然可能有誇大，但情況的嚴重可想而知。我曾經進入荒區看過，荒草有半人多深，野雞亂飛，野兔群奔，灰白色的狼屎處處。在我寫《李自成》時，取自《長夜》中的生活經歷不少，另外又用《長夜》以外的生活作補充。

　　你讀完《李自成》之後，倘若你再讀讀《長夜》，就會看出來《李自成》中有些故事情節和人物可以在《長夜》中找到影子或原形。當然在《李自成》中是經過重新加工，重新給予藝術生命，而不是重複，照抄。你們將兩書可以對讀，自會清楚，請恕我節約筆墨，不必自己指出來具體例證。

　　現在我順便談談《李自成》第一、二卷中所寫的桿子問題。

　　李水沫桿子的活動地方是在唐河和泌陽兩縣境內，這兩縣和我的家鄉鄧縣都是屬於南陽府。南陽府和商州地方雖不同省，卻是相鄰，所以風俗、習慣、口語等方而相同者多。有一位陝西讀者讀過《李自成》第一、二卷後給我來信說，他解放後在商州地區工作幾年，沒聽說商州有桿子。很遺憾，我實在太忙，沒有給他回信。他是解放後到了商州地方，當然沒有聽說桿子。所謂「賊」，結成幾十人或上百人大股者叫做桿子；數人或十數人結伙，夜聚明散，不算桿子，在《長夜》中叫做「霸爺」，在我的家鄉叫做賊毛子或二道毛子。南陽地區和商州地區在清末有「刀客」，到民國年間快槍日漸普遍，「刀客」一詞被淘汰。桿子衰於紅槍會興起之後。紅槍會後來又被民團所代替。民團興起於三十年代之初，後來每縣自設司令或總指揮，又發展為割據數縣，由一總指揮或總司令統一指揮，成了更大的土皇帝。他們用嚴刑重法，動輒殺戮，對人民進行血腥統治，同時強化保甲組織，使土匪失去了活動餘地，盜竊無處藏身。在這種統治下，農民雖受著殘酷剝削，卻有種田的機會，所以到三十年代初期，桿子衰落，漸漸絕跡了。抗日戰爭期間，這一帶民團的統治繼續加強，而且不斷徵兵，不僅正規軍要壯丁，民團也要壯丁，農民小戶家的壯丁幾乎被抽光了。到了解放初，年輕人很少人知道桿子，更沒有人去談論了。可是我從乾隆年間纂修的《商州志》中，見到了明末和清初都有不少關於「桿賊」的記載，並說明「土賊號曰桿賊」。「土賊」是對「流賊」說的，活動範圍不出本地方的叫做「土賊」，桿子正是如此。

　　最後我想提一下作家氣質和作品的關係問題。你們從《長夜》的主人公身上大概可以看出來我在少年時代已經形成的性格特點，這難道和我能理解和塑造《李自成》中某些人物（包括孩兒兵在內）沒有重要關係麼？這問題，我不用細談，留待你們思考吧。

　　親愛的讀者，關於《長夜》與《李自成》的關係問題，我要說的話已經說完，這封信也該結束了。青少年時代的故鄉生活和熟悉的故鄉語言，對於從事文學創作幫助很大，我在前邊已經說過，現在不妨再重複指出：《長夜》是帶有濃厚鄉土色彩的作品；《李自成》雖然是歷史小說，絕大多數主要人物都是陝西人，但是也含著獨具的河南鄉土色彩。如今已入暮年，我深深遺憾的是：我那些要縱深地反映河南人民生活的願望都未實現，僅僅留下來這一部四十年代的作品《長夜》！對《長夜》原有改寫計劃，也力不從心，付之東流。每次想到這事，總不免有許多感慨。

　　六

　　《長夜》開始動筆於抗戰末期，第一版出版於1947年。雖然時間還在考驗《長夜》，但是我自己和廣大讀者大體上已經得出近於一致的評論了。

　　先說在國內，近幾年曾在報刊上讀到有的文章說它是五四以後的長篇小說傑作之一，但沒有詳細分析。這篇文章是不是嚴家炎教授寫的，日久我記不清了。但是《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卷》中的「姚雪垠辭條」是他主稿，關於《長夜》的一段話我很贊成。他說：

　　《長夜》以20年代軍閥混戰時豫西山區農村為背景，描寫了李水沫這支土匪隊伍的傳奇式的生活，塑造了一些有血有肉的「強人」形象，真實有力地揭示出許多農民在破產和飢餓的絕境中淪為盜賊的社會根源，同時也表現了他們身上蘊藏著反抗惡勢力的巨大潛在力量。像《長夜》這樣以寫實主義筆法真實描寫綠林人物和綠林生活的長篇小說，是「五四」以後的新文學中絕無僅有的，此書譯為法文後，姚雪垠被授予馬賽紀念勳章。他的小說從早年起，就透露出一種強悍的氣質，1929年發表的《強兒》，刻劃一種堅強的性格；30年代中期寫的若干作品也多次寫到一些敢作敢為的人物。把一批「強人」形象送進新文學的畫廊，發掘和表現強悍的美，是姚雪垠對中國現代文學作出的一個獨特貢獻。

　　嚴家炎教授是目前被公認為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成就很高的專家。他給我的印象是治學態度謹嚴，掌握的資料豐富，論斷精闢。上邊引述他對《長夜》的一段評語，我很佩服。我只是感到美中不足的有兩點：一是他沒有指出來《長夜》與我中年後寫作《李自成》有一定的聯繫，二是《長夜》在語言上很能表現出我的獨特成就。

　　最後，我簡單地談一談《長夜》在法國的影響和我自己對它的評價，也許可以供讀者參考。

　　1981年1月，《長夜》的法譯本在巴黎出版，立刻在法國的讀書界引起了很大興趣。這年10月，我應邀訪問法國。到巴黎以後，密特朗總統給我一封親筆簽名的信，對我的訪法表示歡迎之意。在巴黎第三廣播電視台的記者對我作一次錄像採訪，使我與全法國讀者見面。隨後我從巴黎去馬賽訪問，馬賽市政府授予我馬賽紀念勳章。據當時法國國務委員兼馬賽市市長（前幾年病故）德菲爾先生說，這種勳章只授予兩種人：一是初到馬賽訪問的外國元首，二是到馬賽訪問的對國際有貢獻的文比名人。法國許多報刊對《長夜》發表了評介文章，法國朋友收集了一部分。但我對這一類評介文章並不重視。根據我的經驗，文學藝術與科技不同，應該以我們自己的思想和主張為準，決不迷信外國。法國讀者之所以喜歡《長夜》，是因為這部書的內容在法國人眼中十分新鮮，富於傳奇色彩。有一天法共中央委員兼《人道報》副刊主編盧·阿蘭去旅館訪問我，談《長夜》這本書。我回想著他既是法共中央委員，當然在理論修養上與一般讀者不同，於是我就談到中國如何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農村破產後，農民如何大批變為匪以及我在少年時如何在土匪生活一百天。他聽了很感興趣，問道：

　　「你為什麼不早點寫出來？」

　　我回答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尤其是從『七·七』事變以後，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主要任務是從事抗日活動，所以直到抗戰結束時我才動筆寫《長夜》。」

　　最有趣的一件事是，我在巴黎逗留期間，法蘭西學院一批漢學家請我演講，給我出的講題是《中國當代歷史小說的道路》。《李自成》只有日譯本第一卷，沒有歐洲文字譯本。這些法國漢學家是通過中外新聞媒體知道我寫了一部在中國頗為轟動的歷史小說，所以給我出了那個講題。

　　演講的地方是一個小房間，聽講的不到20位老學者，使我驚奇的是，他們不用翻譯，聽我帶著河南口音的中國普通話毫不困難，始終面帶微笑。演講有40分鐘，在演講結束時，一位漢學家問道：

　　「《長夜》是不是您的代表作？」

　　我說：「我聽說近幾年在法國寫歷史小說和傳記文學很時興，但為爭取銷路，歷史小說加一些戀愛故事，也有的加入色情細節。《李自成》已經出版了前三卷，共約230萬漢字，完全靠它寫出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歷史生活極為豐富的內容，被稱為百科全書式的長篇小說，藝術上表現了中國氣派和民族風格，贏得廣大讀者，在中國可以說家喻戶曉。所以，《長夜》這部小說具有獨特的成就，是我40歲以前的代表作，而《李自成》是我中年以後的代表作。《李自成》好比一座高山，《長夜》好比高山旁邊一座頗值得遊覽的小山。用中國古人的話說：『如泰山之與梁父。』」聽講的漢學家們都對我的話微笑點頭。

　　我抗日戰爭末期在東北大學（遷在四川三台）教書，日本投降後到了上海，寫完《長夜》，又寫了一本傳記文學《記廬鎔軒》。上海解放後到私立大夏大學任教授，兼副教務長，又兼代理文學院長。1951年秋季，上海幾個私立大學合併為華東師範大學，我堅決離教書崗位，要求回到河南家鄉，完成「農村三部曲」的創作夢想。後來不但不敢提起這一創作計劃，連我出版過一本《長夜》的事也不敢告人。所以在河南和武漢，一直沒有人知道我寫過一本《長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正式宣佈了以後不再搞運動了，極左思想受到了批判，被稱為知識分子第二次得到解放。《長夜》不知怎麼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看到了解放前在上海出版的《長夜》，同我商量，由人文從新出版，隨於1981年1月出版解放後的第一版，印了11萬冊，這才引起了讀者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的注意，也才有可能由李治華先生譯為法文，於1984年1月在巴黎出版。現在人文出版社又擬將《長夜》編入「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叢書」中，特寫此序，略談一些有關此書的情況，以供讀者參考。　　1995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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