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裡的風聲比郊外更緊，許多殷實的住戶都預先知道大亂將至，遷避到別處去。玉官回到家門，見門已倒扣起來，便往教堂去打聽究竟。看堂的把鑰匙交給她，說金杏早已同天錫到通商口岸避亂去了。看堂的還告訴她，城裡有些人傳她失蹤，也有些說她被殺的。她只得暫時回家歇息，再作計較。
不到幾天工夫，官兵從錦鯉一帶退回城中。再過幾天，又不知退到那裡去，那纏紅布的兵隊沒有耗費一顆子彈安然地佔領了城郊一帶的土地。民眾說起來，也變得真快，在四十八點鐘內，滿城都是紅旗招展，街上有宣傳隊、服務隊、保衛隊等等。於是投機的地痞和學棍們都講起全民革命，不成腔調的國際歌，也從他們口裡唱出來了。這班新興的或小一號的土劣把老字號的土劣結果了不少，可以說是稍快人心。但是一般民眾的愉快還沒達到盡頭，憤恨又接著發生出來。他們不願意把房契交出，也不懂得聽「把群眾組織起來」，「擁護蘇軍」，這一類的話。不過願意儘管不願意，不懂儘管不懂，房契一樣地要交出來，組織還得去組織。全城的男子都派上了工作，據他們說是更基本的，然而門道甚多，難以遍舉。
因為婦女都有特殊工作，城中許多女人能逃的早已逃走了。玉官澹定一點，沒往別處去，當然也被征到婦女工作的地方去。她一進門便被那守門的兵士向上官告發，說她是前次在錦鯉社通敵逃走的罪犯，領隊的不由分訴便把她送到司令部去，玉官用她的利嘴來為自己辯護，才落得一個遊街示眾的刑罰。自從在錦鯉那一夜用道理感化那班兵士以後，她深信她的上帝能夠保護她，一聽見要把她游刑，心裡反為坦然，毫無畏懼。當下司令部的同志們把一頂圓錐形的紙帽子戴在她頭上，一件用麻布口袋改造的背心套在她身上。紙帽上畫著十字架，兩邊各寫一行「帝國主義走狗」，背心上的裝飾也是如此。「帝國主義走狗」是另一宗教的六字真言，玉官當然不懂得其中的奧旨。她在道上，心裡想著這是侮辱她的信仰，她自己是清白的。她低著頭任人擁著她，隨著她，與圍著她的人們侮辱，心裡只想著她自己的事。她想，自己現在已經過了五十，建德已經留學好些年，也已二十六七了，不久回來，便可以替她工作，她便可以歇息。想到極樂處，無意喊出「啊哩流也」，把守兵嚇了一跳，以為他是罵人，伸出手來就給她一巴掌。挨打是她日來嘗慣的，所以她沒有顯出特別痛楚，反而喊了幾聲「啊哩流也」！
第二天的游刑剛要開始，一出衙門口便接到特赦的命令，玉官被釋，心境仍如昨天的光景，帶著一副腫臉和一雙乏腿慢慢地踱回家。家裡，什麼東西都被人搬走了，滿地的樹葉和搬剩的破爛東西，她也不去理會，只是急忙地走進廳中，仰望見樑上，那些神主還在懸著，一口氣才喘出來。在牆邊，只剩下兩條合起來一共五條腿的板凳。她搖搖頭，歎了一口氣，趕緊到廚房灶下，掀開一塊破磚，伸手進去，把兩個大撲滿掏了出來，臉上才顯著欣慰的樣子。她要再伸手進去，忽然暈倒在地上。
不曉得經過多少時間，玉官才從昏朦中醒過來。她又渴又餓，兩腳又乏到動不得，便就爬到缸邊掬了一掬水送到口裡，又靠在缸邊一會，然後站起來。到米甕邊，掀開蓋子一看，只剩下一點粘在缸底邊的糠。掛在窗口的，還有兩三條半干的蔥和一顆大蒜頭。在壁櫥裡，她取出一個舊餅乾盒，蓋是沒有了，盒裡還有些老鼠吃過的餅屑，此外什麼都沒有了。她吃了些餅屑，覺得氣力漸漸復元，於是又到灶邊，打破了一個撲滿，把其餘的仍舊放回原處。她把錢數好，放在灶頭，再去舀了一盆水洗臉，打算上街買一點東西吃。走到院子，見地上留著一封信，她以為是她兒子建德寫來的，不由得滿心歡喜，俯著身子去撿起來。正要拆開看時，聽見門外有人很急地叫著「嫂嫂，嫂嫂」。
玉官把信揣在懷裡，忙著出去答應時，那人已跨過門檻踏進來。她見那人是穿一身黑布軍服，臂上纏著一條紅布徽識，頭上戴著一頂土製的軍帽，手裡拿著一包東西。楞了一會，她才問他是幹什麼，來找的是誰。那人現出笑容，表示他沒有惡意，一面邁步到堂上，一面說他就是當年的小叔子李糞掃，可是他現在的官名是李慕寧了。他說他現在是蘇區政府的重要職員，昨天晚上剛到，就打聽她的下落，早晨的特赦還是他講的人情，玉官只有說些感激的話。她心裡存著許多事情要問他，一時也不知道從何處提起。她請慕寧坐在那條三腳板凳上，聲明過那是她家裡剩下最好的傢具。問起他「蘇區政府」是什麼意思，他可說得天花亂墜，什麼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一套一套地搬，從玉官一句也聽不懂的情形看來，他也許已經成為半個文人或完全學者。但她心裡想這恐怕又是另一種洋教。其實慕寧也不是真懂得，除了幾個名詞以外，政治經濟的奧義，大概也是一知半解。玉官不配與他談論那關係國家大計的政論，他也不配與玉官解說，話門當然要從另一方面開展。慕寧在過去三十多年所經歷的事情也不少，還是報告報告自己的事比較能著邊際。他把手裡那一包東西遞給玉官，說是吃的東西。玉官接過來，打開一看，原來是鄉下某地最有名的「馬蹄酥」。她一連就吃了二十個，心裡非常感激。她覺得小叔子的人情世故比以前懂得透澈，談吐也不粗魯，真想不到人世能把他磨練到這步田地。
玉官並沒敢問他當日把杏官的女兒雅麗抱到那裡去，倒是他自己一五一十地說了些。他說在蘇松太道台衙門裡當差以後，又被保送到直隸將弁學堂去當學生。畢業後便隨著一個標統做了許久的哨官。革命後跟著人入這黨，入那黨，倒這個，倒那個，至終也倒了自己，壓碎自己的地盤。無可奈何改了一個名字，又是一個名字，不曉得經過多少次，才入深山組織政府。這次他便是從山裡出來，與從錦鯉的同志在城裡會師，同出發到別處去。他說「紅軍」的名目於他最合適，於是採用了，其實是彼此絕不相干，這也是所謂士共的由來。
雅麗的下落又怎樣？慕寧也很爽直，一起給她報告出來。他說，在革命前不久，那位老道台才由糧道又調任海關道，很發了些財。他有時也用叔叔的名義去看雅麗，所以兩家還有些來往。革命後，那老道台就在上海搖身一變而成亡國遺老。他呢，也是搖身一變，變成一個不入八分的開國元勳。亡國遺老與開國元勳照例當有產業置在租借地或租界裡頭，照便應有金鎊錢票存在外國銀行裡頭。初時慕寧有這些，經不起幾次的查抄與沒收，弄得他到現在要回到民間去。至於雅麗的義父，是過著安定的日子。他們沒有親生的女子，兩個老夫婦只守著她，愛護備至，雅麗從小就在上海入學。她的義父是崇拜西洋文明不過的人，非要她專學英文不可。她在那間教會辦的女學堂，果然學得滿口洋話，滿身外國習氣，吃要吃外國的，穿要穿外國的，用要用外國的，好像外國教會與洋行訂過合同一般，教會學堂做廣告，洋行賣現貨。慕寧說，在他丟了地盤回到南方以前，那老道台便去世了，一大樁的財產在老太太手裡，將來自然也是女兒的，雅麗在畢業後便到美國去留學。此後的事情，也就不知道了。他只知道她從小就不叫雅麗，在洋學堂裡換的怪名字，他也叫不上來。他又告訴玉官，切不可把雅麗的下落說給杏官知道，因為她知道她的幸福就全消失了。他也不要玉官告訴杏官說李慕寧便是從前糞掃的化身。他心裡想著到雅麗承受那幾萬財產的時候，他也可以用叔叔的名義，問她要一萬八千使使。
玉官問他這麼些年當然已經有了弟婦和侄兒女，慕寧搖搖頭像是說沒有，可又接著說他那年在河南的時候曾娶過一個太太。女人們是最喜歡打聽別人的家世的，玉官當然要問那位嬸子是什麼人家的女兒。慕寧回答說她父親是一個農人，欠下公教會的錢，連本帶利算起，就使他把二十幾畝地變賣盡了也不夠還。放重利的神父卻是個慈善家，他許這老農和全家人入教，便可以捐免了他的債，老頭子不得已入了教。不過祖先的墳墓就在自己的田地裡，入教以後，就不像以前那麼拜法，覺得怪對祖先不起的。在禮拜的時候，神父教他念天主經，他記不得，每用太陽經來替代。有一次給神父發現了，說了他一頓，但他至終不明白為什麼太陽經念不得。又每進教堂，神父教他「領聖體」的時候，都使他想不透一塊薄薄的餅，不甜，不辣，一經過神父口中唸唸咒語，便立刻化成神肉，教他閉著眼睛，把那塊神秘的神肉塞進他口裡的神妙意義。他覺得這是當面撒謊，因而疑心神父什麼特別作用，是要在他死後把他的眼睛或心肝挖去做洋藥材呢？或是要把他的魂魄勾掉呢？他越想越疑心那象徵的吃人肉行為一定更有深義存在，不然為什麼肯白白免了他幾百塊錢的債？他越想越怕，寧願把一個女兒變賣了來還債，於是這件事情展轉遊行到慕寧的軍營。他是個長官，當然討得起一個老婆，何況情形又那麼可憐，便花了三百塊錢財禮，娶了大姑娘過來當太太。他說他老丈人萬萬感激他，當他是大恩人，不敢看他是女婿。革命後還隨他上了兒任，享過些時老福，可惜前幾年太太死了，老頭子也跟著鬱鬱而亡，太太也沒生過一男半女，所以現在還是個老鰥。
玉官問他的軍隊中人為什麼反對宗教，沒收人家的財產。慕寧便又照他常從反對宗教的書報中摘出的那套老話複述一遍。他說，近代的評論都以為基督教是建立在一個非常貧弱而不合理的神學基礎上，專靠著保守的慣例與嚴格的組織來維持它的勢力。人們不願意思想，便隨著慣例與組織漂蕩。這於新政治、社會、經濟等的設施是很大的阻礙，所以不能不反對，何況它還有別的勢力夾在裡頭。玉官雖然不以為然，可也沒話辯駁。他又告訴玉官他們計劃攻打這附近的城邑已經很久，常從口岸把軍火放在棺材裡運到山裡去。前些日子，有一批在玄元觀被發現了，教他們損失了好些軍實。他又說，不久他們又要出發到一個更重要的地方去。這是微露出他們守不住這個城市和過幾天附近會有大戰的意思。他站起來、與玉官告辭，說他就住在司令部裡，以後有工夫必要常來看她。
把慕寧送出門之後，玉官從口袋裡掏出那封信，拆開一看，原來不是建德的，乃是杏官從鷺埠的租界寄來的。信裡告訴她說天錫從樓上摔到地下，把腰骨摔斷了。醫生說情形很危險，教她立刻去照料。金杏寄信來的時候，大概不知道玉官正在受磨折。那封信好像是在她被逮的那一天到的。事情已經過了三四天，玉官想著幾乎又暈過去了，逃得災來遭了殃。她沒敢埋怨天地，可是斷定這是鬼魔相纏。
她顧不了許多，摒擋一切，趕到杏官寓所，一進門，便暈倒在地上。杏官急忙把她扶起來，看她沒有什麼氣力，覺得她的病很厲害，也就送她到醫院去。
匆匆地一個月又過去了，鄉間還在亂著，從報章上，知李慕寧已經陣亡，玉官為這事暗地裡也滴了幾滴淚。她同天錫雖然出了醫院，一時也不能回到老家去，只在杏官家裡暫時住下。天錫的腰骨是不能復原的了，常常得用鐵背心束著。這時她只盼著得到建德回國的信，天天到傳教會的辦事處去打聽，什麼事情都不介意。這樣走了十幾天，果然有消息了。洋牧師不很高興，可也不能不安慰玉官。他說建德已經回來了，現在要往南京供職，不能回鄉看望大家。玉官以為是教會派她兒子到那麼遠去，便埋怨教會不在事前與她商量。洋牧師解釋他們並沒派建德到南京去，他們還是盼著他回來主持城裡的教會，不過不曉得他得了誰的幫助，把教會這些年來資助他的學費連本帶利，一概還清。他寫了一封很懇切的信，說他的興趣改變了，他的人生觀改變了，他現在要做官。學神學的可以做官，真不能不讚歎洋教育是萬能萬通。玉官早也知道她兒子的興趣不在教會，她從那一年的革命運動早已看出，不過為履行牧師營救的條件，他不能不勉強學他所不感到興趣的學科。她自然也是心裡暗喜，因為兒子能得一官半職本來也是她的希望。洋牧師雖然說得建德多麼對不住教會，發了許多許多的牢騷，她卻沒有一句為兒子抱歉的話說出來，反問她兒子現在是薪金多少，當什麼官職。洋牧師只道他的外國官名，中國名稱他的本地活先生沒教過，所以說不出來。他只說是管地方事情的地方官，然而地方官當然是管地方事情的，到底是個什麼官呢？牧師也解不清，他只將建德的英文信中所寫出的官職指出給她看。
從那次夏令會以後，建德與安妮往來越密。安妮不喜歡他回國當牧師，屢次勸他改行。她家與許多政治當局有裙帶關係，甚至有些還在用著她家的錢。只要她一開口，什麼差使都可以委得出來。好在建德也很自量，他不敢求大職務，只要一個關於經濟的委員會裡服務，月薪是二百元左右。這比當傳教士的收入要多出三分之二。不過物質的收穫，於他並不算首要，他的最重要的責任是聽安妮的話。安妮在他身上很有統制的力量。這力量能鎮壓母親的慈愛，教會的恩惠。她替建德還清歷年所用教會的費用，不但還利，並且捐了一筆大款修蓋禮拜堂。她並不信教，更使建德覺得他是被贖出來的奴隸。他以為除掉與她結婚以外，再也沒有其它更好的報答。但這意見，兩方都還未曾提起。
玉官不久也被建德接到南京去了。她把家鄉的房子交給杏官管理，身邊帶著幾隻衣箱和久懸在樑上的神主，並殘廢的天錫。她以為兒子得著官職，都是安妮的力量，加以對於教會償還和捐出許多錢，更使她感激安妮的慷慨，雖然沒見過面，卻已愛上了她。建德見她兒子老穿著一件鐵背心，要扶著拐棍才能走路，動彈一點也不活潑，心裡總有一點不高興，老埋怨著他的丈母沒有用心調護。玉官的身體，自從變亂受了磨折，心臟病時發時愈。她在平時精神還好，但不能過勞，否則心跳得很厲害。建德對於母親是格外地敬愛，一切進項都歸她保管，家裡的一切都歸她調度。生活雖然富裕，她還是那麼瑣碎，廚房、臥房、浴室、天井，沒有一件她不親自料理。她比家裡兩個傭人做的還要認真。不到三個月，已經換了六次廚師傅，四次娘姨，他們都嫌老太太厲害，做不下去。
母子同住在一問洋房裡，倒也樂融融地。玉官一見建德從衙門回來，心裡有時也會想起雅言。在天朗氣清的時候，她也會憶起那死媳婦所做的一兩件稱心意的事，因而感歎起來，甚至於掉淚，兒子的續絃問題同時也縈迴在她心裡。好幾次想問他個詳細，總沒能得著建德確實意見，他只告訴她安妮的父親是清朝的官，已經去世了。她家下有一個母親，並無兄弟姊妹，財產卻是不少，單就上海的地產就值得百萬。玉官自然願意兒子與安妮結婚，她一想起來自己便微微地笑，愉快的血液在她體內流行，使她幾乎禁不起。建德常對他母親說，安妮是個頂愛自由的女子，本來她可以與他一起回國，只因她還沒有見過北冰洋和極光，想在天氣熱一點的時節，從加拿大去買一艘甲板船到那裡去，過了冬天才回來。他們的事要等她回來才能知道，她沒有意思要嫁給人也說不定。
平平淡淡地又過了一年。殘春過去，已入初夏，安妮果然來電說她已經動身回國。日子算好了，建德便到上海去接她，就住在她家裡。在那裡逗留了好幾天，建德向她求婚，她不用考慮便點了頭。她走進去，拿出從外洋買回來的結婚頭紗來給建德看，說她早已預備著聽他說出求婚的話。他們心中彼此默印了一會，才坐下商量結婚的時日、地點、儀式等等。安妮的主張便是大家的主張，這是當然的哩。她把結婚那天願意辦的事都安排停當，最後談到婚後生活，安妮主張與玉官分居，她是一個小家庭的景慕者。
他們在上海辦些婚儀上應備的東西，安妮發現了她從外洋帶回來的頭紗還比不上海市上所賣的那麼時派，這大概是她在北冰洋的旅行太過長久，來不及看見新式貨物。她不遲疑地又買上一條，她又強邀建德到那最上等的洋服店去做一套大禮服，所費幾乎等於他的兩個月薪俸。足足忙了幾天，才放建德回南京去。
玉官知道兒子已經決定要與安妮結婚，愉快的心情頓然增長，可是在她最興奮的時候建德才把婚後與她分居的話說出來。老太太一聽便氣得十指緊縮，一時說不出什麼話，一副失望的神情又浮露在她臉上。她想，這也許是受革命潮流的影響。她先前的意識以為革命是：換一個政府；換一樣裝束；以後世故閱歷深，又想革命是：換一個夫人或一個先生。但是現在更進一步了，連「糟糠」的母親，也得換一個。她猜想建德在結婚以後要與他的丈母同住，心裡已十分不平；建德又提到結婚的日期和地點，更使她覺得兒子凡事沒與她商量，因為他們預定行禮的一天是建德的父親的忌日。這一點因為陽曆與陰曆的相差，建德當然是不會記得。而且他家的祭忌至終是由玉官一人秘密地舉行，玉官要他們改個日子，建德說那日子是安妮擇的，因為那天是她的生日。至於在上海行禮是因女家親朋多，體面大，不能不將就，這也不能使玉官十分滿意。她連歎了幾口氣，眼淚隨著滴下來，回到房中，躺在床上，口中喃喃，不曉得喃些什麼。
婚禮至終是按著預定的時間與地點舉行，玉官在家只請出她丈夫的神主來，安在中堂，整整地哭了半天。一事不如意，事事都彆扭，她悶坐在廳邊發楞，好像全個世界都在反抗她。
第二天建德同新娘回來了，他把安妮介紹給他母親，母親非要她披起頭紗來對她行最敬禮不可。她的理由是從前她做新娘時候，鳳冠蟒襖總要穿戴三天。建德第一次結婚，一因家貧，儀文不能具備，二因在教堂行禮沒有許多繁文禮節。現在的光景可不同了，建德已是做了官，應該排場排場。她卻沒理會洋派婚禮，一切完蛋糕分給賀客吃了之後，馬上就把頭紗除去，就是第二次結婚也未必再戴上它。建德給老太太講理，越講越使老人家不明白，不得已便求安妮順從這一次，省得她老人家啼啼哭地。安妮只得穿上一身銀色禮服，披起一條雪白的紗。紗是一份在身上兩份在地上拖著，這在玉官眼裡簡直不順。她身上一點顏色都沒有，直像一個沒著色的江西瓷人。玉官嫌白色不吉祥，最低限度，她也得披一條粉紅紗出來。她在鄉下見人披過粉紅紗，以為這是有例可援。什麼吉祥不吉祥且不用管，粉紅紗壓根兒就沒有。安妮索性把頭紗禮服都卸下來，回到房中生氣，用外國話發牢騷，老太太也是一天沒吃飯。她埋怨政府沒規定一種婚禮必用的大紅禮服，以致有這忤逆的行為。她希望政府宣佈凡是學洋派披白頭紗、不穿紅禮眼的都不能算為合法的結婚。
第三天新婚夫婦要學人到廬山去度蜜月，安妮勉強出來與玉官辭行。玉官昨天沒把她看得真，這次出門，她雖鼓著腮，眼睛卻盯在安妮臉上。她覺得安妮有許多地方與雅言相彷彿，可是打扮得比誰都妖艷得多。在他們出門以後，老太太的氣也漸漸平了。她想兒子和媳婦到底是自己的孩子們，意見不一致，也犯不上與他們賭氣。她這樣想，立時從心裡高興，喜容浮露出來。她把自己的臥房讓出來，叫匠人來，把門窗牆壁修飾得儼然像一間新房。屋裡的傢俬，她也為他們辦妥，她完全是照著老辦法，除去新房以外，別的屋子都是照舊，一滴灰水也沒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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