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是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７日下午，我去北京醫院看望曹禺同志，北京出版社的總編輯和文藝編輯室的同志從我東郊的家裡趕來，同著曹禺，就確定下來，約我來寫《曹禺傳》。他們是那麼誠懇而熱情，使得我萬難推卸，任務就這樣匆忙而迅速地接受下來。到今天，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６日，我把最後一稿抄改完畢，轉眼間，將近５年的時光飛逝而去了。
雖然我完成了這部稿子，好像卸下一個沉重的包袱，舒了一口氣；但我的心情並不輕鬆。５年間，三易其稿，渡過了許多不眠之夜，而我心中想的，卻是要把它重新寫過。可是，又反問著自己，即使再寫一遍，或可能有若干改進，但憑我的能力和水平，我能把它脫胎換骨嗎？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不能。因此，我告罪於讀者的，奉獻給諸位的是自己不滿意的一部書稿。
原先，我曾對這部傳記充滿著種種美妙的憧憬，有著種種的設計，最能代表我這些幻想的，是我的一次發言。我說：「我所涉獵的傳記寫法是各種各樣的，總的來說，一是追求客觀準確的敘述（當然也有評價）；一是追求寫其神魂，而不必有聞必錄。我的傾向是：（一）當然要有準確的事實材料作為根據，不能胡編；（二）但我不願只是在那裡敘述，像流水賬；（三）力求生動。我的中心點，在於寫出一個我所認識和理解了的曹禺來，要有我的獨到的認識和把握，可能這樣的傳記就會有些特點。羅曼·羅蘭筆下的貝多芬，是有羅曼·羅蘭的理解的。茨威格的巴爾扎克恐怕同泰納筆下的巴爾扎克也不一樣；但我們可以透過這些作家的三稜鏡看到巴爾扎克的形象。我以為傳記儘管是史實的記錄，但絕不失去傳記作者的獨特的觀察和理解，否則，這傳記就失去了特色。」
我還這樣說過：「曹禺曾對我說，一個傳記作者應當對其所寫的人物有一個透徹的瞭解，要融化所掌握的材料。我想也是這個意思，具體說來：一、曹禺有著他豐富而獨具的性格特色，他的熱情、血性、氣質、心理都表現出這一點來。那麼作為一部傳記應該抓住他性格的核心，他對人生、對世界的思索和追求，他對戲劇的愛好，他的種種審美情趣以及待人接物、愛情婚姻等，都無不打上他的個性烙印。既要寫出他的性格，同時還應寫出『這一個』曹禺性格的背景、家庭、社會的諸方面，否則就成為不可捉摸的了。二、他是有他的創作個性的。他的藝術追求，他的創作道路，不但與他的性格有關，而且更有形成他創作個性的世界的、中國文學戲劇的背景和種種動因，應當揭示他藝術成功的秘密。這些，可能是動人的。三、曹禺作為一個劇作家，是有他的典型意義的，他的創作道路就是話劇史的一個側面，與之聯繫的、平行的話劇史上的人物都成為與他相比較而存在的對象，在比較中才能看到曹禺的獨到的貢獻。但，這不是評論，而是通過話劇史的生動趣事而透露出來的。因之，這部傳記應給人以知識。」「我想這部傳記應該使青年讀者由此得到成才之路的啟發，同時也不叫專門研究者過分失望，他們也可能從中提取一些可供研究的事實。這些可能是奢望，但還是要追求的」１。
回想我曾說過的這些話，與我所做到的，它的確成為一個「奢望」了。不能說我毫無追求，而實際做起來，這些「奢望」便苦悶著我，熬煎著我，直到寫完，仍然還不能從這「奢望」的煎熬中走出來。我後悔說了那些空話，而又印在刊物上。如今，我又把它抄在這裡，讓讀者來對照，這是很嚴酷的；但也是無法收回和逃避的。我覺得這樣做，反而心情更安穩些。
我深深地感到，為一個作家，特別是為一個健在的作家寫傳，在我，在客觀上都有事前所未曾料到的困難。我未能寫出一個「我所認識和理解了的曹禺來」，更沒有能力寫出「我的獨到的認識和把握」。曹禺說：「人是很複雜的，也是最寶貴的。」懂得人很難，深刻地懂得像曹禺這樣一個傑出的作家的性格、心靈，懂得他漫長的人生經歷和創作道路中的一切一切，真是談何容易！
不知曾同曹禺有過多少次談話，他的確為我提供了許多新鮮的材料，使我增進了對他以及他的創作的理解。我也曾訪問過他的朋友、同學，他的學生，他的家人。但是，僅僅憑著作家的這些追憶，這些訪問，就能寫出曹禺的性格和心靈，透徹地理解他心靈的隱秘嗎？對我來說，仍然是不輕鬆的。
我沒有想到，為了查找他入讀南開中學的確切時間，即使在他的母校，都提供不出一個有力的歷史材料。南開中學的學生檔案，都在戰火中流散了。又如，對他後來的創作曾產生過影響的地方——宣化，連作家自己都記不清楚是何年何月了。關於他的一些信件，據說是極為珍貴的書信，都在十年動亂中銷毀了，而書信對於寫傳又是何等重要呵！歐文·斯通寫文森特·梵高的傳記《渴望生活》，其主要材料來源，就是因為他掌握了文森特·梵高寫給他弟弟泰奧的三卷書信，那是由霍夫頓·采夫林編輯起來的。當然，還有作者沿著文森特的足跡發掘出來的材料。我也曾花費了些氣力進行採訪發掘，但收穫並不理想。令人感歎的，是我們太不重視對人，對名人資料的保存。每得到一點新鮮的材料，都是很難很難的。在寫傳的過程中，使我深深懂得，巴金老人那樣大聲疾呼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建立「文革」博物館，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都是太重要了。
本來，我國有著歷史久遠的史傳文學傳統，但是，近代以來中國的史傳文學卻愈來愈不發達。近幾年有所發展，但有形的或無形的禁忌和框框還是太多了。即使在材料很少的情況下，寫什麼，怎麼寫都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會遇到麻煩。我和一些傳記文學作者私下交換意見，幾乎都遇到程度不同、大小不等的麻煩和苦惱，主要是傳記文學的觀念不夠開放。我自己雖力求擺脫困擾，但寫起來也難免縮手縮腳。
於是，我們不敢再「奢想」了。如果在這一部傳記中，能夠盡可能多地提供一些原始的材料，為他人或後人寫出更好的《曹禺傳》作些準備，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我力求寫得真實，我盡可能把我採訪搜尋來的史料，如曹禺同志同我的談話，以及他的親朋、同學的談話，徵引到傳記中來，不敢妄加增刪，除個別的文字上的加工，均照原始記錄加以記敘。
我不想寫成評傳，因為我已經寫過《曹禺劇作論》，已經對他的劇作和創作道路有所敘述和評價。但我卻希望讀者能同《曹禺劇作論》參照起來閱讀。這樣，就可以用較多篇幅介紹作家創作的背景、原來的構想、人物的原型、創作的過程，也許這樣能提供給讀者以研究和思索的材料。
我也不想寫他的思想發展，儘管在他的劇作和文章中，透露出深刻的思想，但曹禺畢竟不是思想家，比如說他的思想究竟是什麼主義，又從什麼主義到什麼主義，或他的思想來源於何人何作，都不願做出這樣的判斷，還是任讀者和行家們從敘述中去理解，去審斷。
在寫法上，我曾看過不少傳記，確有參照，但寫起來，也不知究竟參照了哪個，而臨著我所掌握的材料，憑著我的理解，覺得該怎麼寫就怎麼寫，把我的意思寫出來就是了。大體上是按照時間的進展順序，其中也有交叉倒敘，偶爾也有所議論，有所抒發，也並不想都遵照前人格式。
我在《曹禺年譜·後記》中曾說：「深深地感謝許多前輩和朋友們，沒有他們的關懷和幫助，這部年譜是很難編成的。因之，我總是把它看成是一部集體的作品。」對於這部傳記，我依然持這樣的看法，沒有他們所提供的寶貴材料，是很難完成這樣一部著作的。為我提供材料的同志，我都在引用時註明了他們的姓名，這裡恕我不再一一列出。我深深地感謝著他們。
最後，我要感謝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同志們，五年來，他們給了我許多溫暖和幫助。他們同作者是真誠的朋友，對作者是信賴，是期待，是鼓勵，是支持，我從他們那裡得到的是友誼。特別是責任編輯為這部書付出默默的勞動，他那種誠懇而樸實的品質，打動著我的心，我要向他致禮！
在寫這部傳記過程中，始終得到曹禺同志的幫助，是數不清的談話，是不厭其煩地答覆我的問題，他把手中的材料及時寄給我。對於他的信賴和關懷，我是十分感謝的，只是我因未能寫好這部傳記而感到抱歉。
一部傳記牽涉許多人和事，雖然我做了努力，但難免不實不確之處。既希望當事人指教，也渴望讀者和專家批評，這是我所期待的。不過，我想寫一個作家的傳記，主要仍在掘揚其所長，汲取其創作經驗，自然也應當總結其教訓。既不能隨意吹捧，也不能任意貶抑，更不能去醉心揭發陰私。我希望聽到批評，也渴望得到諒解。我們特別期望為寫傳的作者，特別是為健在的作家寫傳的作者，提供一個真誠坦率、寬容諒解的批評氛圍。
我深深感到，也是許多朋友都感到的，寫傳是很難的，為健在的作家寫傳就更難了。
但我仍然熱忱地歡迎真誠的批評。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７日到２７日於北京東郊定福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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