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曹禺熱」正在興起。
他的劇作，特別是在解放前的劇作，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關注和重視；
他的劇作，特別是他解放前的劇作，越來越多地被改編為戲曲、電影，甚至芭蕾舞劇；他的劇作，特別是他解放前的劇作，又被一個又一個重新搬上舞台。
這股「曹禺熱」並非是人為的結果，它伴隨著席捲祖國大地的思想解放浪潮而來，又伴隨著對歷史反思的熱潮而深入。它是歷史醞釀的迸發，是現實發展的必然。它像是一個聚焦點，凝結著新時期現實的熱力和歷史的能量。
如果說，全國解放前，十年動亂前，對曹禺及其劇作，也有過或高或低的評價；但是，總是有一層陰影籠罩著，有一種無形的網蒙蔽著。此刻，一旦沖決種種「左」的束縛，打破傳統的局囿，曹禺劇作的價值，猶如被塵埃掩蓋的珍珠，又重新放出光輝，還它以歷史的本來面目。
在中國現代文學界、戲劇界，對曹禺的研究達到空前的高潮。據王興平、劉思久、陸文壁編輯的《曹禺研究專集》所提供的研究資料統計：從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３年，全國報刊共發各種論文、劇評、專著等共３２２篇（部）。據筆者瞭解，單是專著，至今已出版了五部：《〈雷雨〉人物談》（錢谷融）、《曹禺劇作論》（田本相）、《曹禺的戲劇藝術》（辛憲錫）、《曹禺年譜》（田本相、張靖）、《論曹禺的戲劇創作》（朱棟霖），湧現出一批有見地有深度的論文，並且初步形成了一支曹禺研究的隊伍。這不但是前所未有，而且在中國現代作家研究中，也是比較突出的。
這批論著探討的課題比較廣泛，從作家的生平和創作思想、劇作專論、人物典型剖析、創作方法、藝術風格、藝術技巧、戲劇語言，直到版本考訂等，應有盡有。從研究方法來說，也有新的時代特色，綜合研究、比較研究等獨具一格。研究者屏棄庸俗社會學的影響，力圖從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話劇發展的歷史中，從美學的角度來評價和探討曹禺劇作的價值和成就。其中最突出之點，是曹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話劇史中的地位得到重新評價。當人們撥開了種種迷人的雲霧，就看得更為明晰而肯定了。朱棟霖的評價是有代表性的，他說：曹禺，就是中國現代戲劇史上，為時代呼喚而誕生的「集體性人物」中一位傑出藝術家。
他自１９３４年發表《雷雨》以來，先後創作了《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劇作，從而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現代戲劇史上的重要地位。
他的戲劇強烈集中地表達了「五四」新文學主題，呼喚出被壓迫者的心聲，以個性解放的革命民主主義力量，有力地衝擊了中國封建主義與黑暗社會，並以《雷雨》、《日出》、《北京人》為代表，在現代文學史上樹立了一座豐碑。
他發展了我國悲劇藝術，進一步開拓了悲劇文學的表現領域，為悲劇創作提供了典範。
他高度的戲劇文學成就對我國現代話劇文學樣式的成熟起了決定性作用，奠定了這個「五四」以來新生文學樣式在我國的地位。
曹禺，就是這樣以卓越的藝術成就和傑出的歷史貢獻，回答了時代的呼喚！１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７日，《戲劇報》為紀念曹禺創作５０週年，召開了一次小型座談會。參加座談的有唐□、劉厚生、晏學、方傑、田本相。同年，《戲劇報》第１２期以《立於世界戲劇之林的中國劇作家——曹禺》為題，發表了座談會的發言。與會同志對曹禺對中國話劇所作的歷史貢獻，給予高度評價。唐□以文學史家的眼光，稱曹禺是「開中國話劇一代風氣」的劇作家。他說：
我很喜歡曹禺的劇本。我有這樣一種看法：中國的話劇跟現代小說、現代詩歌的情況不同。小說方面，魯迅的《吶喊》一出來，起點就很高；詩歌方面，郭沫若的《女神》也是這樣。而在話劇方面，許多老一輩作家田漢、歐陽予倩、丁西林、熊佛西等做了許多工作，寫過不少好作品，篳路藍縷，為話劇開拓了一條道路。但真正能夠在現代文學史開一代風氣，給人耳目一新之感的劇作，恐怕還得從曹禺的《雷雨》算起。……曹禺恐怕是我國最早寫出《雷雨》這樣能演又能讀的大型劇本的作家。特別是他通過話劇這種形式，把中國人的精神氣質表達出來了，起點很高。對一個２３歲的青年來說，確實了不起。
唐□還說，曹禺為什麼會取得這麼高的成就？是因為他同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一樣，儘管都接受外來影響很大，但卻能取人之長，為我所用，在借鑒中把自己民族的東西又提高一步，具有真正的民族氣派和民族風格。他稱讚曹禺的劇作「真正把中國人的靈魂畫出來了」。晏學指出，曹禺的劇作是「中國話劇藝術成熟的標誌」。我也認為，曹禺是一位「走向世界的劇作家」。
伴隨曹禺研究的熱潮，是他的舊作如《雷雨》、《日出》、《北京人》、《家》等，又重新在各地上演。耐人尋味的是，被冷落壓抑了數十年的《原野》，又被搬上銀幕，搬上舞台，學術界對這個歷來有爭議的劇作，又重新展開再評價和再探討，形成一股小小的「《原野》熱」。
應當說，由凌子改編執導的電影《原野》，起了帶頭作用。此片於１９８１年１１月在香港公映，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令人遺憾的是，此片至今未在全國公映，在內部放映中卻不脛而走，受到電影界的普遍讚揚。它確實具有一種美的震撼力，在改編中它淡化了原作的神秘色彩和格外厚重的抑壓恐怖氣氛，它把原作提純了。誘人的故事，富於奇特色彩的人物，濃烈的感情，顯得更加集中，更加精煉。攝影師羅丹以其銳敏的藝術美感把畫面拍得極有光彩，令人心醉。兩位主要演員都作了淋漓盡致的發揮，表演得十分出色。凌子在《反封建的長詩》１等文中，稱《原野》是曹禺劇作中最好的一部，這就一反過去對《原野》否定性的批評，而顯得格外引人注目了。１９８２年８月，曹禺看過電影《原野》後，受到鼓舞，他對主要演員劉曉慶說：「很好，很動人，你演得比我寫的還要好！」他隨即為她題了八個大字：「誠重勞輕，求深願達。」他一方面看到《原野》引起了觀眾的興趣，為此而感到高興；另一方面他也感到懊惱，他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對於電影《原野》，我一直弄不懂，拍了電影又不讓上映。長期以來，《原野》始終被無形的帽子壓著。《戲劇電影報》有篇文章：《金子不是破鞋》，想來也是有所針對的吧！」他終於敢談自己對《原野》的看法了。繼電影《原野》之後，四川人民藝術劇院、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中央戲劇學院等單位陸續上演此劇，它終於衝破禁區，又呈現在舞台上了。四川文藝出版社的蔣牧叢同志，曾就《原野》一些問題寫信給曹禺，借此，他寫了一封長信，談了他的一些想法。原信是這樣的：牧叢同志：
知道四川人民藝術劇院排《原野》，請你向他們說一聲。一、那個金子唱的歌無曲調，其實可不必唱，除非這個戲已經大大刪節，才能容下金子那樣回憶往日唱的情歌。二、此劇須排得流暢、緊湊；怎樣刪改都行。但不可照我的原本硬搬上舞台，以為那是忠於原作。導演要有自己的創造，自己的想像，敢於處理；此劇太長，最好能在三小時或二小時半演出時間之內。不要把觀眾「拖」死，留得一點餘味，才好。三、「序幕」與「第三幕」更要大刪！劇本寫得熱鬧，到了舞台，往往單調，叫人著急。第三幕，有五景，很不好弄。如果沒有生動、鬆快、流暢、浪漫一點的辦法，就留下仇虎與金子最後一點，幾句話，幾個能動人心的動作，其餘完全可以不要（絕不要把五個景都搞出來，那是危險的）。我看過兩次演出（大約我只看了這兩次），都不好。那個第三幕只能留給人想像。一實了，人「拖」死，「累」死，演員與觀眾都受不了。
要大膽一些，敢於大改動，不要使人看得想進出劇場，像作噩夢似的。《原野》是講人與人的極愛和極恨的感情，它是抒發一個青年作者情感的一首詩（當時我才２６歲，十分幼稚！）。它沒有那樣多的政治思想，儘管我寫時是有許多歷史事實與今人一些經歷、見聞作根據才寫的。不要用今日的許多尺度來限制這個戲。它受不了，它要悶死的我為四川人民藝術劇院的藝術家們作難；但我衷心祝願他們能夠成功！
曹禺
１９８３．５．１１
再，服裝不一定按劇本寫的那樣。要美一些，金子可以艷麗一些。
美工是否那樣寫實（整個劇不要太寫實）？可否「虛」一點？留給人想像。換景必須快。燈光要照見演員的臉。但，無論如何，這個戲需要了不起的好演員，既能激情，又能鬆弛，放得開，又會含蓄，要觀眾看著，一點不吃力。這就要內心的真感情，不是要弄機巧。不要演戲！
他們的詞句要讀得明白，讀得美一點。彷彿仇虎殺人後有一段關於生和死的獨白，要說清楚，叫人聽得見。不要毫無內容的抑揚頓挫，不要那麼多的手勢。如果是個好——真正好的演員，只站在那裡，用真實的情感，有訓練的聲音，就足能表現了。又及。
他曾囑咐蔣牧叢同志不要把這封信發表出來，他是十分慎重的。其實，又有何妨！早年，他曾經就《雷雨》、《日出》勇敢而坦爽地發表自己的意見，現在仍然需要這樣做。因為，它有助於研究，有助於演出，也有助於讀者和觀眾。
隨著《原野》搬上銀幕，《雷雨》和《日出》也相繼改編為電影。電影《雷雨》，是由孫道臨親自改編、導演並主演的。《日出》則是由曹禺和他的女兒萬方改編。借助電影，曹禺的劇作擴大了在觀眾中的影響，由於《日出》改編的成功，獲得金雞獎。圍繞曹禺三部劇作的改編，引起電影界和戲劇界的探討興趣。１９８６年６月，《電影藝術》曾召開有２０多位專家、導演、演員參加的座談會，研究這三部名著搬上銀幕的得失成敗。這個座談會開得十分熱烈，百家爭鳴，各抒己見。《電影藝術》以《銀幕向舞台的挑戰》為總標題，連載了與會者的發言，在電影界、戲劇界、文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曹禺的劇作在海外的影響也在擴展著。
香港對曹禺的戲劇始終懷有熱情，還在「四人幫」統治的歲月裡，香港２４個劇社聯合演出，市政局主辦了「曹禺戲劇節」。當時上演了《北京人》、《蛻變》和《膽劍篇》。另由李援華從其它劇作中，抽取片斷編成第四個劇目，名為《曹禺與中國》，全劇共三幕。據作者說，他所以這樣編寫這個劇，是「覺得曹禺所有作品都和中國社會有很大關聯；而他在多年的寫作過程中，思想意識又隨著自己對社會的認識加深而變化。於是，我決定通過這個劇本，反映我國近４０年來的重大變動，目的是加深本港的年輕人對中國的認識和關心，並推動他們體會曹禺在各作品中所流露的觀點及作出自己的評價。」１此次曹禺戲劇節在香港影響較大。打倒「四人幫」之後，《雷雨》等劇作又不斷演出，１９８０年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赴港演出《王昭君》，良友圖書公司出版了《曹禺〈王昭君〉及其他》。黎覺奔在《為曹禺的〈王昭君〉演出歡呼》中，熱烈歡迎劇組到來，並相信會「給予話劇界一個很大的刺激作用，從而使香港的演劇水準提高一步」。此劇演出在香港產生了較好的影響。１９８６年２月，中國青年藝術劇院赴港演出《原野》，觀眾反應也十分熱烈。香港總督尤德歡賞此劇後，操著流利的漢語對導演張奇虹說，他從１９４２年就讀過曹禺的《雷雨》、《日出》，今天能看到《原野》，心裡很高興。還請她代問曹禺先生好。這使張奇虹感到吃驚，想不到這位港督對曹禺劇作如此熟悉。２曹禺的劇作在國外的影響也在擴展著。
在蘇聯、東歐諸國，曹禺的劇作早就被搬上舞台。近年來，也屢有演出。１９８１年他的《雷雨》由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大學中文專業同學演出，劇本翻譯楊玲（伊拉娜）把劇情縮成兩幕。１９８３年，《雷雨》在莫斯科再次上演。美國繼演出《日出》、《北京人》之後，１９８４年，密蘇里大學邀請英若誠為該校學生排演由他改編的曹禺劇作《家》。英若誠後來說，《家》在密蘇里州堪薩斯城的演出獲得很大的成功，美國評論界認為「《家》的演出使美國人深刻地理解了２０年代的中國社會，這是理解後來發生的偉大的中國革命的鑰匙」。１日本，早就演出過曹禺的劇作，１９８１年１２月，《日出》由東京民藝劇團演出，翻譯兼導演內山鶉，陳白露由真野響子扮演。曹禺為這次演出寫了《作者的話》。饒有興趣的是１９８４年５月，大阪關西大學中文系學生，用漢語演出了《雷雨》。為了排練《雷雨》，這些年輕人付出了艱苦勞動，扮演劇中人物的演員，都曾自費專程來華，演出經費的大部分也是自籌的。他們的中國老師、復旦大學的廖光霞特地寫了《在日本看〈雷雨〉》２一文，生動地記錄了這些為了日中友好而排演《雷雨》的日本青年的事跡。１９８５年９月５日到１６日，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在日本東京陽光城劇場演出了《家》，１０天演了１０場。據組織演出的日本朋友說，「在日本舉行訪問公演的外國劇目，多半在東京只能公演兩三天即轉移到外地，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維持滿座；在東京能夠連續演滿１０場，保持盛況不衰的，大概只有兩年前的《茶館》和這次的《家》」。３《家》的藝術魅力吸引了日本觀眾，得到日本戲劇界同行的好評。日本戲劇評論家野村喬說：「它所以給人以深刻的感動，是因為從中可以呼吸到充滿苦難的中國近代歷史的氣息。」他說：「現實主義是藝術本來的道路，但在日本新劇中卻越來越少見了。在這個時候，中國話劇的到來，給人一種新鮮感」。４１９８４年２月，《雷雨》在馬來西亞上演，受到當地僑胞的歡迎。導演說：「《雷雨》的藝術成就已超過易卜生。」４從這些，我們可以看到曹禺劇作不斷擴大著它在世界上的影響，增進著中國和其它國家人民的友好聯繫，為祖國贏得了榮譽。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１日到１１月４日，曹禺作為中國戲劇家代表團團長再次訪問日本，代表團團員有方傑、李玉茹等人。此行得到日本戲劇界的熱情接待，觀看演出，出席座談會，日程排得很滿。他得以會見《日出》的日譯者內山鶉先生，還有許多日本的曹禺戲劇研究專家，如佐籐一郎、松枝茂夫、飯塚容等人。
日本有一批曹禺戲劇研究專家，如佐籐一郎（慶應大學教授）、大芝孝（神戶外大教授）、吉村尚子（東京大學教授）、吉田幸夫（北九洲大學教授）、井波律子（金澤大學副教授）等。飯塚容是一個年輕的學者，東京都立大學畢業，其畢業論文寫的就是《曹禺論》。著名的還有宅間園子、蘆田肇、名和又介等。佐籐一郎是最有代表性的，他對曹禺的戲劇有著很好的評價，他說：「在中國近代戲劇史上，若要推出一位代表作家，當首推曹禺。我覺得，在小說史上推崇一位達到頂峰的代表作家，肯定會引起很大的爭論。但至少是在話劇界，把他作為近代話劇的確立者和集大成者卻是可能的。」１他還認為「曹禺是一個造型力非常卓越的作家。他能大膽地去掉多餘部分，其餘皆歸我取。他的造型能力使全劇緊緊地把握而成為一個渾然一體的世界，他把滿腔熱情傾注到造型上」。他認為曹禺的「造型能量的源泉來自中國文學的傳統」，「正是中國傳統內部的造型意識從而獲得近代睿智，這個睿智的名字，就叫曹禺的現實主義」。儘管他認為曹禺接受過外來的影響，但曹禺所塑造出來的人物卻是「古陶和黃土的子孫」１。
曹禺的劇作在日本譯本較多，《雷雨》有１９３６年影山三郎、邢振鐸的譯本，還有１９５３年影山三郎的譯本。《日出》有奧野信太郎、佐籐一郎（１９５４年）、松枝茂夫（１９６２年）、內山鶉（１９８２年）的三種譯本。《原野》有飯塚容（１９７７年）的譯本。《蛻變》有松枝茂夫、吉田幸夫（１９５４年）的譯本。《北京人》有三種譯本；服部隆造（１９４３年）、松枝茂夫、吉田幸夫（１９７１年）、吉村尚子（１９７５年）。《膽劍篇》有黎波譯本（１９６４年）。
當曹禺在東京都立大學會見了佐籐一郎、松井茂夫、飯塚容等日本曹禺研究專家時，他感到格外高興，他們促膝而談，自由地交換看法。他事先曾說，他十分感謝這些日本的學者，做了那麼多紮實而深入的研究，這充分反映了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
儘管曹禺面前簇擁著鮮花和榮譽，但是，同他接觸多了，總覺得他內心隱隱地埋藏著苦惱，縈繞於心的是強烈的青春般的創作慾望，由於種種原因不能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常這樣感歎地對我說：「我這一輩子寫得太少了，我不應只是寫戲，還應該寫小說，寫散文，寫更多的東西。」他對採訪他的記者也說，他還要拚命寫幾年，寫出一部較好的作品來。在這種時候，他年輕時代的那種按捺不住的習性和焦灼，還依稀可辨。他很清醒地估計自己，對自己並不滿意，但卻又是無可奈何。如果他甘心服老，那也就心安理得了，但他常處於一種身心矛盾之中。
１９８３年，他從日本訪問歸來，巴金因不慎摔倒骨折而住院，這使得他格外心情不安。看見老朋友躺在病床上，那麼痛苦地受著折磨，他幾乎每天都要去看望巴金，默默地守候在那裡。在他的一生中，這位老朋友以他真誠和無私的心，給了他許許多多的幫助，對他寄托著深情的厚望。他又想起巴金寫給他的信：
希望你丟開那些雜事，多寫幾個戲，甚至一兩本小說（因為你說你想寫一本小說）。我記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寫信給托爾斯泰，求他不要丟開文學創作，希望他繼續寫小說。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爾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勸你多寫，多寫你自己多年想寫的東西。你比我有才華，你是一個好的藝術家，我卻不是。你得少開會，少寫表態文章，多給後人留一點東西，把你心靈中的寶貝全交出來，貢獻給我們社會主義祖國。這封信是１９７９年寫的，後來收在《隨想錄》第六章之中。如今三年過去了，曹禺仍然沒有拿出東西來，守著臥床的老友，他不免感到愧疚。他依然生活在那種扯不斷、剪不開的頻繁的社會活動之中，任黃金般的時間流淌過去。想到這些，他又怎能不急躁，不苦悶呢！？
從外邊看來，曹禺是令人羨慕的。他有那麼多頭銜、那麼多讀者，他有那麼多榮譽、那麼安適的生活；但是，曹禺的心情卻是人們難以理解的。阿瑟·米勒就曾經在他寫的文章中，表示過他對曹禺的不理解。
事情是這樣的：
１９８３年春，阿瑟·米勒應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邀請，來京執導他的《推銷員之死》。他和曹禺可以說是老朋友了。一次，曹禺邀請他到家作客，作陪的有英若誠等。吃午飯時，曹禺突然從書架上拿來一本裝幀講究的專冊，上面裱著著名畫家黃永玉寫給曹禺的一封信，他逐字逐句地念給阿瑟·米勒和在場的朋友們：
家寶公：
來信收到。我們從故鄉回京剛十天，過一周左右又得去香港兩個月，約莫６月間才能轉得來。事情倒不俗，只可惜空耗了時光。
奉上拙詩一首，是類乎勞改的那三年的第一年寫的。詩刊朋友向我要近作，而目下毫無詩意抒發，將信將疑從匣中取出這首給他看，卻說好。人受稱讚總是高興。但這詩不是好，是公開的私事滿足了人的好奇心而已。不過我老婆是衷心快意的，等於手臂上刺著牢不可破的對她的忠貞，讓所有的朋友瞭解我當了３６年的俘虜的確是心甘情願。歌頌老婆的詩我大概可以出一個厚厚的集子了，只可惜世界上還沒有這麼一個經得起肉麻的出版社。說老實話，真正地道的情詩、情書、情話，怎麼能見得人？偉大的魯迅特精熟此道，說是「兩地書」，買的人圖希奇，打開看來卻都是正兒八經，缺乏愛情的香馥之感。全世界若認真出點這種東西，且規定人人必讀的話，公安局當會省掉許多麻煩，人到底太少接觸純真的感情了。
曹公曹公！你的書法照麻衣神相看，氣勢雄強，間架縝密，且肯定是個長壽的老頭，所以你還應該工作。工作，這兩個字幾十年來被污染成為低級的習俗。在你的生涯中，工作是充滿實實在在的光耀，別去理那些瑣碎人情、小敲小打吧！在你，應該：「全或無」；應該：「良工不示人以樸」。像伯納·蕭，像伏爾泰那樣，到老還那麼精確，那麼不饒點滴，不饒自己。
在紐約，我在阿瑟·米勒家住過幾天，他剛寫一個新戲：《美國時間》，我跟他上拍練場去看他邊拍邊改劇本，那種活躍，那種嚴肅，簡直像雞湯那麼養人。他和他老婆，一位了不起的攝影家，輪流開車走很遠的公路回到家裡，然後一起在他們的森林中伐木，斫成劈柴，米勒開拖拉機把我們跟劈柴一起拉回來。兩三噸的柴啊！我們坐在米勒自己做的木凳飯桌邊吃飯。我覺得他全身心的細胞都在活躍，因此，他的戲不管成敗，都充滿生命力。你說怪不怪；那時我想到你，掛念你，如果寫成台詞，那就是：「我們也有個曹禺！」但我的潛台詞卻是你多麼需要他那點草莽精神。你是我的極尊敬的前輩，所以我對你要嚴！我不喜歡你解放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裡，你失去偉大的靈通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願的藝術創作中，像晚上喝了濃茶清醒於混沌之中。命題不鞏固，不縝密，演繹、分析得也不透徹。過去數不盡的精妙的休止符、節拍、冷熱、快慢的安排，那一籮一筐的雋語都消失了。誰也說不好。總是「高！」「好！」這些稱頌雖迷惑不了你，但混亂了你，作踐了你。寫到這裡，不禁想起莎翁《馬克白》中的一句話：「醒來啊馬克白，把沉睡趕走！」
你知道，我愛祖國，所以愛你。你是我那一時代現實極了的高山，我不對你說老實話，就不配你給予我的友誼。如果能使你再寫出２０個劇本需要出點力氣的話，你差遣就是！艾侶霞有兩句詩，詩曰：「心在樹上，你摘就是！」信，快寫完了，回頭一看，好像在譭謗你，有點不安了。放兩天，想想看該不該寄上給你。
祝你和夫人一切都好！
晚黃永玉謹上
３月２日
我還想到，有一天為你的新作設計舞台。
永玉又及
我還想貢獻給你一些雜七雜八的故事，看能不能弄出點什麼來！永玉又及
這是燃燒著對朋友的熱愛、極親切又極盡激勵的信，它確實打動了曹禺的心，所以他把它珍藏起來，那麼恭恭敬敬，也敢於把它念給朋友聽。
阿瑟·米勒是這樣寫的：「這信對曹禺的批評，用字不多但卻相當激烈。曹禺念著信的時候，神情激動。信是用行書寫的，字跡凝重。在英若誠為我翻譯時，他妻子、女兒、英格和我在一旁聽著。當念完他那親切的稱呼，接著念那段江郎才盡的哀歌時，我想，這只不過是在開玩笑，在說中國式的機智的俏皮話。雖然嚴厲，但最後會筆鋒一轉，那嚴厲的口氣也就會緩和下來。但這封信卻一狠到底。我真不明白當曹禺恭恭敬敬地（如果不是柔情一片的話）把這封信裱在專冊裡，現在又把它念給我聽時，他是怎麼想的。」１阿瑟·米勒感到茫然了，居然把別人批評自己的信念給別人聽，他不明白，也不理解。但這卻真正是曹禺在混沌中的清醒和真誠。從我自己的感受來看，他很少同我談他解放後的創作，他總是搖搖頭，擺擺手，不願提起它。隨著接觸增多，我越來越覺得他有一種難言的苦悶和痛苦，他並不是那種沉迷於掌聲中的人。我似乎感到他心底的東西，被一層又一層的東西遮掩著，但他又掩飾不住。他覺得他寫得太少了，他確有著許多懊悔，幾乎來不及挽回的懊悔。他沒有怨誰，他怨自己，責難自己，但這又不是他個人能承擔得了的。一次，談到黃永玉給他的信，引起他的感慨：最近從報紙上看到袁偉民對運動員講的一段話，他說：「不要被金牌的壓力卡住，心裡有東西墜著，跑也跑不快。要把自己的水平發揮出來。」這很有啟發。我就總是有東西墜在心裡。心裡墜著東西就寫不出來。
魯迅說，他寫的是「遵命文學」，他是遵真理之命，而不是哪一個領導人。多年來，我寫戲都是領導上交給我的任務，我也寫了幾個，有的也沒寫出來，像河北省的抗洪鬥爭，像私營工商業改造，都搜集了不少材料，沒有寫出來。現在歲數大了，更寫不出來了。我７７歲了，後悔讀書讀得雜，讀得亂，好像沒有讀透過一本書。解放後，總是搞運動，從批判《武訓傳》起，運動沒有中斷過。雖然，我沒當上右派，但也是把我的心弄得都不敢跳動了。做人真是難呵！你知道「王佐斷臂」的故事吧！戲曲裡是有的。陸文龍好厲害啊，是金兀朮的義子，把岳飛弄得都感到頭痛。是王佐斷臂，跑到金營，找到陸文龍的奶媽，感動了奶媽，把陸文龍的真實遭遇點明白了，這樣才使陸文龍認清金兀朮，他終於明白了。王佐說：「你也明白了，我也殘廢了。」這個故事還是挺耐人尋思的。明白了，人也殘廢了，大好的光陰也浪費了。讓人明白是很難很難的啊！明白了，你卻殘廢了，這也是悲劇，很不是滋味的悲劇。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太多太大了。
我是真想在８０歲的時候，或者是８０歲之前，寫出點像樣的東西來！１
好像他心中有著許多許多的話，想了許多許多的事情，有著說不盡的感慨。他深深地懂得觀眾和讀者的期待，也深深理解朋友們的願望，他是多麼想寫啊，寫點像樣的東西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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