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夜晚。除過個把秋蟲的聒噪聲，天地間一片死氣沉沉。遠處的山崗黑幢幢地屹立著，月光照出的半面山坡，收穫過莊稼的土地顯得很荒涼。城市是寂靜的，但潛伏著危險。這時間，「孫大聖」和「千鈞棒」們說不定在每一個角落裡活動著。黑夜是屬於他們的。
馬延雄順著城牆下的小路，步履蹣跚地走著。好在這地方荒涼，又是夜晚，所以沒有什麼人，他的精神暫時不那麼緊張了。城牆上和小路邊長得正茂的苦艾散發出濃烈的味道，直往他鼻孔裡鑽。多香！他在這秋草叢生的小路上走著，高一腳，低一腳，踉踉蹌蹌。脊背像背著一捆葛針，疼得萬箭鑽心。路啊睡啊！你將通向何方？對他這樣一個為黨奮鬥了二十多年的人來說，黨的命運、國家的命運、革命事業的前途，永遠在他個人命運之上。目前社會的現實狀況使他不寒而慄：天啊！怎麼人民和人民打起來了？群眾批他、鬥他，他想得通——共產黨員嘛，怕群眾批評還行？可是，怎麼壞人也趕來鬥上好人了？好人打好人，壞人打好人，這成了什麼社會了！這樣下去怎麼行呢？他嘴裡喃喃地呼喊著：毛主席！你老人家知道不知道這情況呀？
他有經驗：黨的歷史上任何群眾運動都有一些不正常的現象出現，最後總是能糾正的。這次運動目前實在是太過火了，但他相信最後也一定能糾正的。眼下，他不因為自己受了罪就懷疑這運動本身的偉大——這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啊！他對黨對毛主席的感情和信賴是幾十年革命鬥爭的血汗凝結成的，是不可動搖的。他個人挨打也罷，受氣也罷，只要這些對黨有好處，他也心甘情願。
他，一個共產黨員，一個黨的縣委書記，在這場也許是偉大運動的不正常情況中，在這些流血的日子裡，應該怎樣呢？他想：一個共產黨員最基本的黨性原則還不就是為大多數人民群眾謀利益，保護人民群眾，勇於為人民群眾獻身嗎？他現在也完全應該這樣做。當然，他知道他是當前全縣矛盾的焦點，一切災禍都可能由他身上引起。他個人又對現在任何事態的發展無能為力，他只有挨打和被批鬥的份。但是，他在內心中要求自己：要在這最複雜、最困難的時候，盡他的一切可能力量保護人民群眾，他漢有胡說、胡表態、胡應承，不能為了自己的安危考慮，而造成人民群眾的不幸。就是這個原則。他這樣想著，走著；走著，想著。已經快到城牆的豁口了。出這豁口就到了城外。出豁口下個坡，就是他的家。家啊！現在成了個什麼樣子呢？他三個月沒有回家了。那三口人現在怎麼樣了呢？正在他這樣想的時候，路邊的草叢裡突然嗦嗦地鑽出一個人來，一下子撲在他懷裡，抱住他「哇」一聲哭了！
這是一個女孩子的哭聲，淒切而又可憐。他感覺到那個小小的腦袋在他的懷裡痙攣地顫抖著！
啊，在月夜的朦朧中，他認出，這是他的女兒！是他的小梅！他伸出兩條柘瘦的胳膊，一把把孩子抱起來，他自己跟著又摔倒了——一顆石子正墊在脊背的傷痂上，痛得他幾乎大聲喊出來。他咬著牙坐起來，頭上泌出了一層冷汗。
孩子還在他懷裡——她已經顧不上哭了，兩隻小手在他身上摸索著，一雙驚慌的淚眼望著他，嘴裡呢喃著：「爸爸！爸爸！跌痛了沒？跌痛了沒？……」
他垂下頭，把自己蒼白的額頭貼在孩子的額頭上，親暱地摩擦著。半天，他才說，「不要緊，不要緊……小梅，告訴爸爸，你怎麼一個人這時候跑到這兒來了！」
孩牙啜泣著，小嘴唇發著顫，說：「媽媽的胃病又犯，打發我到中學做飯的劉伯伯那裡尋幾顆止痛片。返回來時，我看見城牆根下過來一個人，我嚇了一跳，還當是個討飯的呢！後來才認出是爸爸……爸爸呀！」孩子又一次嗚嗚地哭起來。
兩顆淚珠從他瞇縫著的眼睛裡湧出來了，從白蠟一樣的臉頰上淌下來，滴在了孩子的小臉蛋上。
一陣嗚咽從他胸脯裡升起，哽在了喉眼上。他不能放出聲來！他又把這嗚咽嚥回到肚子裡去了。他枯瘦的手撫摸著孩子的頭，問：「媽媽在家嗎？哥哥在家嗎？」
「媽媽在哩，病了，一直在炕上躺著。哥哥不在了，說劃清界線哩，給人家造反派提漿糊桶哩……那天你遊街，他還喊打倒你哩，可罷了我見他藏到城壕溝裡放開聲嚎哩……」
馬延雄鼻子一酸，帶著嗚咽的聲音問：「……那……誰給你們……鬧糧鬧柴……哩……」
「糧站不給咱家賣糧了，炭也只剩了一點點，我們一天才吃一頓飯，也吃不下喀……我也不敢到學校裡去，也不敢到街上去，人家娃娃們打我，說我是反革命的女子……」
她小小的肩頭劇烈地聳動著，淚水像斷了線的珠子在那張小臉上滾淌。在那大動亂的十年中，有一批孩子就是這樣長大的。他們和父母共同承受著巨大的社會壓力，在擔心驚怕中度過童年。馬延雄的心像刀絞一般痛楚。他想說幾句安慰孩子的話，但他又說什麼呢？他枯的手只是神經質地輕輕揪著她小腦袋上的羊角辮，嘴裡喃喃地說：「別哭了。小梅，別哭了。爸爸不是回來了……」「光！光光光……」一陣敲擊金屬的響聲，突然從城牆的豁口裡傳過來。
悲痛的父女倆一驚：只見豁口裡走出來一個高大的人，光頭，駝背，嘴裡機械地重複著一句話：「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
「老高！」馬延雄忍不住脫口喊出了聲。
高大的駝背人猛地站停住了。他遲疑了一下，跑過來了。
他站在馬延雄的面前，把手裡的銅馬勺和撥火棍扔在地下了。月光下，兩個人互相扶抱在一起，久久說不出話來。
他們一同坐在路邊的草地上。
馬延雄打發小梅先回家去，他把自己的破棉襖放在一邊，一隻手輕輕搭在高正祥厚實的肩背上。
高正祥是這個縣的縣長。
他和馬延雄從小在一起攬工，又一起起來鬧革命。四七年打游擊，馬延雄是區游擊隊指導員，他是隊長。以後他們又多年一起工作，既是老戰友，又是親密的弟兄。
老高是個直筒子，有時候在紅總或者紅指批鬥他的會上，如果不符合事實，他就自己為自辯護，甚至頂撞批鬥他的人。為此，他挨了不少打。好在他身體結實，還沒被打垮。
造反派們也抓不下他什麼大問題，就任意扣了一頂「三反分子」的帽子，強迫他每天「自我游鬥」，時間從每天早上六點開始，直到晚上下一點結束。他每天就這樣重複著那句「自報家門」的話，從滿天星星走到星星滿天……
「延雄，黨……大概不要咱們了……」高正祥緊挨馬延雄坐著，痛苦地開口說。他說了這一句話，半天合不住發顫的嘴唇，銅鈴般的大眼睛裡淚光點點——這是一個感情激盪的年代，誰沒有溢流過這感情的液汁呢？
他等待著馬延雄回答。他相信他比他想得更遠更深一些。
「老高，千萬不要這樣想。」馬延雄吃力地拔起一棵苦艾，把那帶泥土的根舉在鼻前貪婪地吸吮著。
「黨最終不會丟棄我們這些人的。到任何時候都應該堅決相信這一點。咱們應該自覺地把眼前的這一切都看成是黨對咱們的考驗。」馬延雄把手裡的苦艾倒過來，臉偎著它冰涼的枝葉，繼續緩緩地說：「咱們這一批人，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大的考臉。歷史證明，咱們經受住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能不能經受得住考驗呢？」他瞇縫著眼睛望著他的老戰友，「十幾年來有過一些考驗。但這文化大革命也許是一次根本的考驗，考臉我們能不能把社會主義革命堅持到底……」
高正祥沉思著這些話，呆呆地說：「問題可能應該這樣考慮，可是我咋也想不能：為什麼有人不工作，沒人鬥，咱們拚命工作，卻挨鬥。拚命工作的人都成了反革命，不工作的人倒成了沒問題的人……你看，咱們不知流了多少汁修起來的水電站，現在也成了『黑水電站』了。他們就在明晃晃的電燈下說這電站是『黑的』。真不要臉！為修這水電話，你把一個腳指頭都叫石頭剁掉了……而李維光屁都不幹，現在卻成了『革命領導幹部』了……再說吧，那些壞傢伙為了把你打倒，紅口白牙，全不顧事實，顛倒黑白哩！」高正祥一邊說著，一邊用拳頭狠狠地捶著路邊的草地。
馬延雄丟掉手中的苦艾，親切而嚴肅地看著高正祥，語重心長地對他說：「正祥，問題也不能光從一方面來看。十幾年來，我們的確搞了許多蠢事，也的確積了不少問題。許多做法都傷害了群眾的利益。黨的幹部身上也滋長了嚴重的官僚主義，有的甚至完全成了群眾的老爺，群眾心裡有氣嘛！就拿咱們縣來說吧。搞了十幾年社會主義，結果許多群眾至今還少吃沒穿！難道我們就沒有責任？因此我們要正確對待群眾，也要正確對待自己。要不，群眾不打，我們也要垮臺！只要我們時刻從群眾的利益出發去考慮問題，大多數群眾最終是會諒解我們的。當然，少數壞人亂扣帽子，我反感。不知你怎樣，我是在心裡有意無意經佇些人記著帳哩。但是，不能把這些人和群眾的批判混在一起來看。老高，任何時候，都不要讓不正常的情緒攪亂了正常的思考……」
高正祥睜圓眼睛望著馬延雄蒼白的臉：這個瘦弱的人，他的胸懷是多麼寬廣啊！他把自己出過力的大手主在馬延雄的腿膝蓋上，輕輕地摩挲著。他的農民似的臉淳樸地對著馬延雄，說：「延雄，我理解你這些話了，我們應該多檢查自己的錯誤。不管我們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都不能失擠共產黨員的覺悟。你的話很對，我們應該自覺地把眼前的一切看成是黨對我們的考驗。就是有些人把我們當反革命看待，自己也應該把自己當成共產黨員來看，是不是這樣？……唉！不是你今晚這一番開導，說不定我明天就跳崖自殺了。挨打愛氣不要緊，思想痛苦比什麼都折磨人！」馬延雄把自己枯瘦的手壓在高正祥的手上，滿懷葛情地說：「正祥，不要灰心，要撐下去！」
兩個人從草地上站了起來。
月光下，他拾起了他的破棉襖，他拿起了他的馬勺和撥火棍。他們微笑著，無言地互道著珍重，情緒甚至有點激昂，不像是兩個被批鬥的「走資派」，倒像他們當年離開游擊隊的露營地，分頭去執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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