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家給你的創作貼標籤，多半是出於好意，倘若傳媒報導中引用，那更是你「走紅」的象徵。但那實際上是一樁可怕的事，相當於被關進了一間天鵝絨製成的牢房。在天鵝絨鋪敷而成的牢房裡，你會產生一種錯覺，彷彿自己是個王子或公主，正享受著宮殿裡的快樂生活似的。
寫小說這麼多年，我也曾被貼上過一些標籤，比如「傷痕文學」。雖說這標籤很快就貶值了，但剛貼上的時候，還是很風光的，特別是在香港，有的傳媒貼的標籤更具「爆炸性」：「大陸傷痕文學之父」！天哪，為保持這一份風光，我是否應堅守「傷痕」題材，直到讀者們對纍纍斑斑的「傷痕展覽」胃口倒盡？後來，又有「問題小說」的標籤接踵而至，「問題」當然不止是「傷痕」，這間天鵝絨牢房相比而言可是寬敞多了；然而，企圖在每一篇新小說裡提出一個新的、重大的社會問題，這樣沉重的擔子，能把你整個人壓趴在地。有的「傷痕文學」興盛時一起寫小說的朋友，後來掛筆而去，甚至於匿跡於文壇，因素當然不止一端，然而為標籤所限，不堪重負，難以為繼，應是因素之一吧！
我在一進入八十年代，便自覺地撕掉了「傷痕文學」與「問題小說」的標籤。這並不是放棄了對現實社會的關注，而是在寫作實踐中努力地進入文學的本性之中。於是有《如意》、《立體交叉橋》、《鐘鼓樓》出現。但新的標籤又追蹤而來。其中有一個是「京味小說」。這是把！
我往一所精緻的四合院裡轟。四合院當然很不錯，何況是精緻的。被貼上這一標籤後，我被詢問得最多的問題是：「在中國作家裡，給您影響最深的是不是老捨？請談談您是如何繼承老捨的文學傳統的？」老捨當然是極優秀的作家，對我影響也是有的，但我自己並不是土生土養的北京人，我出生在四川並在那裡度過童年，雖說八歲就到了北京並定居至今，可是我一直和家族中人說四川話，因之，對我影響最深的，是一位四川籍作家李（吉力）人，他的《死水微瀾》我至少精讀過五遍。我佩服老捨，但我不可能用他那樣地道的北京話(有時是旗人的土話)來進行文學思維，特別是，老捨先生不僅能讓筆下的人物說原汁原味的北京話，而且，他的敘述語言多半也用的是與人物對話「水流平齊」的北京語匯，這是我不可能「繼承」，而且，也沒有必要去師法的。我對老捨先生創作中不那麼恪守北京話規範的《月牙兒》、《微神》，反倒更傾心。我寫當代北京的故事，人物如是北京老市民，當然要讓他們說地道的北京話，然而我的敘述語言，是自覺地不用北京話，而用普通話，甚或南腔北調，更甚或吸收「歐化」語法，以及大量使用書面語言的。因此敬告各方，賜我「京味小說」標籤盛情可感，但我在文學跋涉中卻必須撕下這一標籤，以便更自由地扇動文學想像的翅膀，在廣闊無垠的文學空間中翻飛！
近幾年我的文學活動越來越邊緣化，因之熱心給我貼標籤的人也就少了。這是我的福氣。得？以八方飛翔，四處採擷生活的花粉，釀多味文學之蜜，甘苦自擇，濃淡隨緣；當然蠟重蜜薄的情況也有，但沒被拘囿在天鵝絨牢房裡，堅持努力，總還有希望釀出一點別有趣味的新蜜吧！最近我的短篇小說，如《大家》上的《最後金蛇》、《北京文學》上的《繡鴛鴦》、《山花》上的《水錨》，以及《鐘山》上的《人面魚》，正體現著我個人的這種「撕卻標籤任翱翔」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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