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在一些小說中，右派似被美化了
在農場幾年，我是最安心於脫胎換骨的典型人物中的一個。白天無論分配我做什麼活，我都從來不討價還價，而且勞動中從來不偷懶，不和任何人交頭接耳，不聽到哨聲不休息，也不像吸煙的人那樣，動不動地就站在地頭吸一支煙。就是為了偷這一點點懶，許多本來不會吸煙的人也學會吸煙了。因為勞動中你不能把農活停下來，但你可以點上一支煙慢慢地吸，吸煙是允許的，而不會吸煙的人則還要幹活。我不吸煙，我就是低頭幹活。
口頭上說每天勞動八小時，但到了農場，就沒有只勞動八小時的日子了，早晨六點起床之後，草草地吃過早飯，人們就爭先恐後地下地了。也不是農場有什麼要求，就是一個「表現」，勞動態度好，就是進步的表現。我自然不能落後，也就跟著積極改造的人下地了。
初來農場時，隊長說先要過勞動關，其實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就感覺勞動關是用不著過的，每天勞動有定額，幹不完定額，回到班裡就要受「幫助」。大家共同干一種活的時候，任何人也不得偷懶，誰不出力氣，大家都會看得出來，不等回到班裡，就在地頭上罵你了。我有自覺，在勞動上總是最賣力氣的一個。
其實在農場裡，最難過的既不是勞動關，也不是生活關，農場裡最難過的大關，是爭取摘帽關。而為了爭取摘帽，每一個右派都使出了全部的聰明才智，也使出了全身的本領，更有許多人還要有特殊的「表現」，這樣，沒有希望摘帽的人，譬如我，就只能看著別人表現了。
第一年國慶節，突然宣佈給兩三個右派摘帽子，右派們沒有一點思想準備；但是摘帽之後，右派們看到了希望，於是農場裡的氣氛立即就變樣了，每一個人都在暗中努力，要使自己在明年國慶節摘帽。其實我對這幾個摘帽的人作過分析，他們本來也沒有什麼特殊的表現，他們的摘帽，可能是把他們整錯了，或者是他們有什麼背景，趕個機會，就說是摘帽了。這種機會對於我是不存在的，別人只是右派，我還有一個胡風分子的身份，就是全農場的人都摘了帽子，也還是要把我留下，我是永遠也休想回到人民隊伍中去了。
為迎接國慶節前的摘帽，七、八、九三個月是最關鍵的時刻。右派們的種種表現是很精彩的，有的人勞動時拚命地幹，烈日下光著大半個身子，突然一聲喊叫，就暈倒了，大家跑過去把他救過來，什麼話也不說，拾起鋤頭又接著耪地。情況匯報上去，立即就得到表揚，作為表現，就記在隊長的印象中了，摘帽子就是一個條件。更有的人狠狠批判自己，批判自己的父母，找自己犯錯誤的思想根源，動不動就往隊部交思想材料。自然也有的人檢舉他人反動言行，於是農場裡的氣氛變得越來越緊張。
後來一些反映勞改農場生活的小說，把右派們一個一個寫得那樣美好，但以我幾年農場的生活經歷，我覺得在一些小說中，右派們是被美化了。一個人在失去了自尊的時候，那是無論什麼事情都能做出來的，社會上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農場裡只能比社會更露骨，也更殘酷。
在右派班長的管理下，大家都格外小心
就是在右派們爭先改造立功的時候，傳來消息說，農場已經任命右派做班長了。這真是太令人興奮了，本來只有屬於內部矛盾的人才能做班長，譬如我們這個班的班長就是京劇團的小武把子。這些人壞得很，許多班長在地裡總是向學員們要這要那，他們出工時自己不帶煙，想吸煙的時候，就向班裡的學員要，有的右派學員投其所好，就「喂」他們煙吸，他們得了這些人的好處，就對這些人格外關照，而不肯給他們煙吸的人，就總被他們匯報。更有的班長向學員們借飯票，借錢，反正就是占右派學員的便宜。這種事，農場自然也就漸漸地知道了，於是農場開始挑選可靠的右派做班長。這些右派班長，把當班長看得非常神聖，不像那些小壞蛋，把班裡搞得一塌糊塗。右派班長對於各項要求都非常認真，學習，勞動，都頭頭是道，把班裡的生活搞得非常正規，隊部自然也很滿意。
但是，右派班長卻遠比那些小壞蛋班長厲害多了。他們有文化，他們能夠看出你是真心接受改造，還是表面上接受改造，更能看出你是不是對抗改造，隨便一點小事，他們都能分析出立場觀點來，所以，在右派班長的管理下，大家都格外小心。
有一天，農場改善生活，早晨炸丸子，每人發一個條，拿條去可以買一兩糧票的丸子。兒子買回之後，我們新上任的班長給大家做工作，這位班長對大家說，今天早晨農場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浪費了幾百斤油。我這個人就是愛多嘴，這時我就在一旁說：「吃到人肚裡的東西，怎麼能說是浪費呢？」如果這句話被小武把子班長聽見，他可能哈哈一笑也就過去了，但右派班長的嗅覺靈敏，他一下就聽出立場來了，晚上開會他就點了我的名，說我對抗改造。幸虧隊部不想找典型，這樣我才免了一場大禍。
小武把子當班長，白天幹活，晚上學習，此外誰愛做什麼，他一概不管；但是右派班長卻什麼都管。我從外面帶來了幾本書，全都是我最離不開的那些書。小武把子班長看見我看書，還頗有點格外的敬重，但是自從右派班長上任之後，他不允許我看書了。他說讀那些書對我的改造不利，他規定學員們只能讀馬列的書，這一下讀書的權利也被剝奪了。
選拔右派當班長的做法是成功的，很快，所有的班長就全換成右派了，這一來連那些小壞蛋們也老實了。過去他們認為自己是內部矛盾，常常不服管教，把他們交給右派班長管理，沒有多少日子他們就老實了。右派班長也不和他們發威，右派班長會找他們談話，會對他們做工作，會對他們的一言一行做階級分析，這一下，他們再不敢搗亂了。他們知道只要右派班長到隊部一匯報，他們就休想出去了，因為他們和右派不一樣，右派進來之後，沒有出去的希望。可是他們只要表現好了，就可以出去。有右派班長時時地盯著他們，他們一個個全都聽話了。
在右派班長的努力下，農場的生活越來越正規，點名、站隊、出工、學習、開會，都有點勞改犯的味道了。但也還是有人們覺察不到的暗流在農場裡湧動著，生活好像就是這樣，陰陽相生相剋，農場也是一個大世界，它不可能違背人類社會這個共同的規律。
農場裡幾年生活，使我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變得無憂無慮了。幾乎每一個右派都愁眉苦臉地生活著，而只有少數幾個人卻活得極是輕鬆。我想，這是因為在一個人的精神徹底崩潰之後，完全喪失了自尊，他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也就再感覺不到失望。他不再尊重自己，也不再尊重別人，他對一切都失掉了責任感，變成了一隻動物，一隻生死由之的動物了。
什麼叫脫胎換骨？就是把你心裡的話藏起來
我從小受的教育，極有禮貌，苟於小節，但到農場之後，我光著膀子在大庭廣眾之下走來走去，一點也不覺害羞。我的衣服破得到了不能再穿的地步，但我還是穿著它上工下工，城裡的乞丐都要比我穿的體面。我的一頂草帽，連帽頂都沒有了，但我還是每天頂在頭上，好歹也能遮些陽光。我喝生水，吃才從地裡拔下來的青菜，飯前不洗手，睡前不漱口，連我自己都想像不到我變成什麼樣子了。而且我還學會了罵街，罵最難聽的粗話。
還是那些小壞蛋們，他們著我好欺侮，就總是和我過不去，動不動就向我耍威風。最先我總是躲著他們，由他們罵我。有時候他們故意在我的身上尋開心，或者是無意中打一下、踢一腳，然後大家哈哈大笑，算是在我身上「找樂兒」。但有一次我實在是忍無可忍了，就是在他們和我無理取鬧的時候，站在農田地裡，放下農具，我向他們罵了起來。罵人的話，不外就是那幾句罷了，他能罵出口，為什麼我就罵不出口？媽媽姐姐地，我就罵起來了，這一罵，真把他們罵傻了，他們沒想到我也會開口罵人，今天見我真的也罵起來了，他們反而不敢欺侮我了。
就這樣，我整整罵了一個下午，就是後來於起活來的時候，我也是一面幹活一面罵街，罵得那些小壞蛋們沒有一個出來敢答言的。
這一罵，罵出了一個朋友，大家叫他大劉。這位朋友四十多歲，自幼參加革命，抗日時打過游擊，參加過解放戰爭，從東北打到海南島。建國後沒有來得及休整，一個命令下來，又渡江抗美援朝。按道理說，他是一個革命功臣，但不幸卻被打成右派，和我一樣，被送到農場來了。
大劉是為什麼被打成右派的呢？他自己對我說過，反右鬥爭開始的時候，他是積極分子，在一個單位裡領導運動，讓他主持鬥爭會，批鬥他們單位裡的右派。一天，又是開批鬥會，大會休息的時候，他去廁所，在廁所裡他看沒有外人，就對一個人說：「鳴放時不是讓大家說話嗎？怎麼又說人家是右派呢？就是右派，也不能這樣對待人家的呀……」說著，他就從廁所出來了。回到會場一看，會場裡的標語改了，改成「右派分子劉某某必須低頭認罪」了。原來他在廁所說話的時候，被人偷聽去了，立即匯報到最高領導，他因為同情右派，立即就被打成右派了。
大劉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降級降職降薪，送到農場改造。但他對於自己的當右派滿不在乎，到了農場也是蠻不講理，稍一不高興，破口就罵，連上皇帝馬場長都不敢惹他，更沒有人敢問他是什麼東西。就是平時走在農場大院裡，他也是罵不絕口。他沒有什麼文化，也沒有多少詞彙，他罵街的時候，就是一句話：「你有本事，把我槍斃了，槍斃不了我，我就操你媽媽！」農場對他很感頭疼，就分配他趕大車，盡量少讓他在農場裡待。趕大車可以天天到市裡去，他可以中午在市裡吃包子，晚上故意很晚才回來，大多數時間，他不參加學習。
有一天，班裡派我出去和大劉拉沙子，大劉趕車，我坐在馬車上，一路上大劉就對我說：「好樣的，你早就該罵狗操的他們。」大劉繼續鼓勵著我說，「別怕他們，咱沒做那種對不起祖宗的亨，咱也沒犯下挨槍斃的罪過。這地方就是欺軟怕硬，你越孫子，他越欺侮你。這就叫是軟的怕硬的，硬的怕橫的，橫的怕不要命的，只要你豁得出去，誰也不敢把你怎麼樣。知道為什麼建這個農場嗎？咱們這些人原先都報過逮捕，或是勞動教養，可是對於這些人查不出歷史污點來，逮捕證沒法簽，這才交給公安局代管，收在了這個農場裡。只要你不殺人放火，這個農場也沒法送你去監獄。懂嗎？這叫隔離，什麼叫隔離？你們有學問的人叫軟禁。中國沒有軟禁，就叫隔離，你想想是不是這個道理？軟禁，就不是硬禁，頂大也不能給你戴銬子，你只管把心放在肚裡，你越孫子，他們越欺侮你。上次開會，那個王八蛋隊長問你是什麼東西，你真不理他，他也不能把你怎麼樣，別看他衝著你揮拳頭，他不敢打你，他打了人，他犯錯誤。他們為什麼欺侮你？他們早研究好了，你年紀小，膽小，讀書的孩子，沒經過世面，拿你開刀，有震動力。從今之後，你就天不怕，地不怕，讓他們看出你是豁出去了，破罐破摔了，你也不想好了，你也不想出去了，他們也就不打你的算盤了。」
感謝大劉，他向我交了底，原來農場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他們只能是看著這些人，他們不能任意處置這些人。他們也不能隨便把一個人送進監獄去，他們也沒有權想給誰摘帽子就給誰摘帽子，他們就是奉命在這裡看管右派，不能把他們留在城裡，也不能治他們的罪，還得嚇唬著他們老老實實的。因為你不是刑事犯罪，他們可以把小偷小摸小流氓們送進公安局去受點罪，卻不能把右派送到公安局去，右派畢竟不是刑事犯罪。
「你是不知道呀，」漸漸地大劑和我關係越來越近了，跟車出去幹活的時候，他就在路上對我說，「從一革命，咱們就對知識分子不放心，只有不識字的人最可靠。有學生出身的知識分子參加革命，執行任務時，一定要派一個不識字的人搭伴，連站崗放哨都不能同時派兩個知識分子。隊伍洩露了機密，先懷疑知識分子裡面有沒有內奸，打了敗仗，也先懷疑是不是這幾個知識分子動搖了軍心。其實上級也沒發文件，也沒佈置精神，反正就是處處防著知識分子。如今總算把知識分子劃出來了，送到農場來，也不怕扎堆兒了，留在外邊的知識分子也老實了，可是也不想想，沒有知識分子革命能有今天的勝利嗎？」大劉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幹部，他對革命有自己直覺的看法。
「別以為脫胎換骨這四個字是什麼人發明的。」大劉也有一肚子的學問，也只有我才肯聽他講這一肚子的學問，「知識分子參加革命都得脫胎換骨。都是參加革命，我們就不問什麼動機，知識分子參加革命就先要說明是什麼動機。為什麼？農民就知道二畝地，革命勝利分二畝地回家種地去了，知識分子一參加革命，他這一輩子就幹下去了，革命勝利只給他二畝地，他不幹。所以得先說清楚，你是奔著什麼來的，是不是想撈一把。再說，知識分子革命不徹底，革到半路上，一個不順心，走了，農民革命就徹底，絕對走不了。所以，知識分子一參加革命，就必得先脫胎換骨，脫胎換骨到把他原來的那些思想全放棄了，成了一個革命的新人，和革命一心一意了，連半點三心二意也沒有了，革命才放心你。可是如今又說是風吹草動，一風吹草動，知識分子又犯老毛病了。讓你給黨提意見，你就只說好，無論怎麼動員，你也是沒意見。對你說，一個政黨做了這麼多的工作，能沒有缺點嗎？你就說就是沒有缺點。對你說，越是給黨提意見才越是幫助黨，你就說，我給黨提意見就是給黨提優點。明白了嗎？什麼叫脫胎換骨，就是把你心裡的話藏起來，你就揣摸著他愛聽什麼，說過了頭也沒錯，佛不打燒香磕頭的，記住了嗎？」
大劉是一個農民的後代，自幼參加革命，他對革命竟然有了這樣的一番理解，說來也是一種悲劇。據大劉對我說，他參加革命的時候，有的人明明識字，也裝做不識字，識字的人就是這樣危險，至於像我們讀過這麼多書的人，那就更時時提防你可能對革命不忠誠了。
像我這樣的人，與大劉這樣的人混在一起，自然是送走了一個個摘帽的同伴，自己一直不能摘帽。時間長了，在農場勞動、生活倒也習慣了。
我不像有的人，在農場裡潛心地讀馬列的書，我更讀不懂《資本論》；但在農場，我也在思考，雖然我不可能思考中國的前途，不可能思考革命的未來，但我還是能思考一些膚淺的道理，從反胡風，到反右，以我自己的親身經歷，思考這一場一場的運動。
（選自《拜謁人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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