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吸了三支煙。我又叼上了第四支煙。我覺得自己這個角色，純粹他媽的是被導演耍弄了。而導演並非別人，恰恰是我自己。冉的母親是「策劃」。我對她可真的沒法兒交待了。
「我知道你心裡彆扭。」朋友又說：「事情鬧得反了過來，我也沒想到。一開始，我完全是站在死者家屬一方去進行調查的，可是……」
我說：「你什麼都別解釋了。兩個人為難，不如一個人為難。」
他問：「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說：「就讓我一個人為難吧。你呢，按你決定了的去做。」
朋友又說了些抱歉之類的話走了。他還要到法院去。原來法院並沒定審，七年，不過是按照以往類似案件的處理意向……
我在家中坐立不安。幾分鐘後，我毅然決然地往冉的單位打電話。她在。我請她立刻到我家來。
她說：「我們下午學習文件啊！」
我說：「那你就請假。」
她說：「一般的事不准假。」
我說：「不是一般的事！你是喬老先生的女兒，而我可不是他的兒子，我對他沒什麼非盡不可的義務！來不來隨你的便吧！」
一說完我就啪地放下了電話。
下午她來了。
我說：「冉，關於你父親的死，倘若是這麼個結果——法院只判對方一二年，甚至，判一二年，還緩刑一二年的話，你估計，你母親會接受得了嗎？……」
她搖頭。
「那，你母親會怎麼樣呢？」
「更不會善罷甘休了。」
「有什麼辦法，或者有誰，能勸得你母親偃旗息鼓嗎？」「沒有。」
「你的心裡會平衡嗎？」
「司機開車撞死一個人，如果那個人並沒違反交通規則，也要判兩年啊！」
冉的話，等於含蓄地告訴了我——果然如此的話，她也難以接受。看來，她和她母親的分歧僅僅在於——平衡她們心理的那一刑期大於七年或等於七年。一旦小於七年，也許她們竟會同仇敵愾起來吧？這真是人的心理的一種奇怪現象啊！
我說：「冉，上午，我為你母親請的那位律師到我家來過了。他從今天開始，已經變成被告的自願的辯護律師了。他估計，甚至被告有無罪釋放的可能。他對這一點是充滿了信心的。他在律師界很有些小名氣，挺有辯護才能的……」
冉那雙眼睛，漸漸瞪大了。它們盯著我，似乎在問：你究竟搞的什麼名堂？你究竟起的什麼作用？你究竟從中扮演的是什麼角色？你耍弄我母親？……我避開她的目光，將朋友的調查結果，盡量詳細地告訴了她……
聽著聽著，她的頭垂下了。我講得很艱難。覺得無論怎麼講，都似乎是在對冉老先生作著有損於他可敬長者形象的蓋棺定論式的評價。這使我感到有些罪過，感到自己有些可惡。
我訥訥地說：「冉，真抱歉對你講這些。一個事件的絕對客觀的過程，也許是沒有的。其實……其實你也完全可以不相信，不相信你父親竟會對人產生那麼……那麼一種古怪而又認真的誤會……不相信他竟在街頭鬧市先辱罵了一位女同志，不相信他竟還動手打了人家……」
不料冉說：「我信……」
我訝然。
「我信。我全信……」冉又說，「我料到了，我有預感。我知道……某種事遲早要發生的。出事前幾天，父親至少三次對我說過同一句話……」
「他……說什麼？……」
「兔子急了也要咬人的……」
我不但訝然，而且怦然了。
「也好。他這麼解脫了也好。只不過解脫的方式，太戲劇化了。而且……而且太……對不起那姓姚的女同志了……」「你是說……他……他蓄意激怒某個人，以求借別人的手……了斷自己的生命？……」
冉愀然搖頭：「我不是那個意思，父親也不是個嫁禍於人的人。其實，別人並不真正瞭解他。我也是近一二年才忽然意識到，作為一個女兒，我有責任瞭解自己的老父親。於是我才發現，他頭腦中充滿了對立的思想，這些思想在他頭腦中有時衝突得很劇烈。他內心裡也充滿了情感矛盾，他的心靈經常處於受情感折磨的狀態。他像一個空心的金屬球，內中裝滿了滾球，觸動一下，內中就發生碰撞和摩擦。他分析普通人的心理頭頭是道，對平衡自己的心理卻無可奈何。我雖然瞭解了他，卻幫助不了他。從理性上他是一個堅定不移的擁護改革的人，但是幾乎一切改革的負面都是他深惡痛絕的。他似乎很甘於澹泊寂寞，但是又喜歡到處演講，有請必至。請他作報告的單位多了他煩，一個階段內沒人請他自己又煩躁，感到失落，感到被社會徹底遺棄了。在這個單位他大聲疾呼改革勢不可擋，在另一個單位他聲討起『資本主義復辟』現象怒形於色激昂慷慨。在這篇文章裡他大談『要玫瑰就不要怕它的刺扎手』，在另一篇文章裡他嘲諷『玫瑰固然比菠菜美麗，可是用玫瑰熬湯無異於譁眾取寵』。在有的場合，他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強調，每一個擁護改革的中國人，都必須以健全的心理承受改革所帶來的種種壓力，而在另一種場合，他悲天憐人，又說中國人的心理早已不堪重負，人和改革的關係，不是炒鍋和豆子的關係。以至於，當他想把自己發表過的那些文章編成一個集子的時候，連他自己也認為，許多文章的觀點是截然對立的。若真的編在一個集子裡，彷彿是兩個人的文章合編成的什麼『爭鳴集』或者『辯論集』。他甚至對自己的文章產生懷疑，說這是我寫的文章嗎？我怎麼會寫出這種文章來？淺薄呀淺薄，羞愧極了。有時他非常認真地問我：『你說爸爸究竟是一個擁護改革的人還是一個反對改革的人？』我如果說他是一個擁護改革的人，他就搖頭自我否定，說他自己充其量是一個口頭上擁護改革的人。我如果說他是一個反對改革的人，他又很悲哀，甚至很生氣，說就因為你爸爸寫過幾篇批評改革負面現象的文章，你就這麼認為你爸爸嗎？虧你還是我的女兒。我說爸你別整天思考這些嚴肅的事了，那是中央領導人的事，你思考得再深刻也沒什麼用的。他呢，又會反過來教訓我，說擁護改革或者反對改革，是每一個中國人不參與也得參與的時代大戲。堂堂一位中國高級知識分子，豈能僅僅作壁上觀嗎？某些看過他的幾篇文章聽過他的幾次演講或報告的人，寄給他不少信。有的對他的某種觀點進行批判，有的要和他進行公開商榷。而年輕人寄來的信最不留情面，尖酸刻薄，嬉笑怒罵，將他比作一個『二花臉』。說中國的『二花臉』已經太多了，奉勸他每次出門去演講之前，首先應該對著鏡子，將自己鼻樑上的標籤描清楚，是『改』就描清楚一個『改』，是『保』就描清楚一個『保』，別到時候現描。那些信很傷他的自尊心。他自己的心理實際上是相當脆弱的，卻又希望教會別人怎樣心理堅韌起來。我勸他不要把那些信當成一回事，連看也不必看，收到了就撕掉，或者燒了。他不聽，每封必看。自己不知該怎麼回信，就要求我一封封替他回信。我替父親回過幾封信，對那種尖酸刻薄、文字放肆無禮的，我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一套誰不會。都是無師自通的。倒也沒誰糾纏不休，打上門來。可是如果父親回信，就沒這麼好的結果了。我勸他，把沒寫完的著作抓時間寫完才對，何必為些不相干的事分散精力？他倒也聽，說對對，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可是一有人請他，他又去演講又去做報告。攔不住他。他說那麼多人都把我當一個反對改革的人，當成一個冥頑不化的保守派了，我還能不去更正自己的形象嗎？他似乎覺得，全中國，至少全北京，每天都有許多人在研究他，如同他每天都在研究普遍的人們。你簡直沒法向他說明，這不過是他的一種臆想。結果他就去了，結果自尊又帶著創傷回來，又會對我像小孩子一樣喃喃述說：『冉啊，女兒啊，爸爸心裡很悲哀，沒人理解我。』……」
他有時明白，承認所謂社會心理學，不過就是一門學問。承認自己這一位學者，不過就是依賴於它而確立了功名的個人。有時又不那麼明白，認為它是和中國的政治和中國的經濟一樣重要的，關係到中國改革成敗的大項目大問題。這是冉說的，冉說她的父親給中央寫過一封信，提議中央下一個文件，號召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工青婦聯各界都要掀起學用社會心理學的熱潮。說她父親認為，一手抓改革，一手抓社會心理學的普及運動，中國的改革就一定會成功。那封信泥牛入海，空谷無音。他品嚐到了被冷淡的滋味兒，好幾天內慼慼然憤憤然，覺得自己一顆憂國憂民之心被嚴重輕蔑了……冉說她的父親自從因為花花的死住院出院後，不快的事懊惱的事令他憤恨的事接踵而來。先是他正帶著的兩名博士研究生「背叛」了他。一名受金錢的誘惑，視博士證書如糞土，下海經商了。一名利用出國進行學術交流的機會，給洋人刷盤子去了，發誓永不回國了。還將替他整理的一部社會心理學手稿暗中帶出了國。原以為那等於是一大筆美金，卻因為是中文的四處碰壁推銷不遂。最後以三百五十美金的低價，當作「資料」，賣給了加裡福尼亞大學的一位美國教授。人家花錢僱傭了幾名中國留學生，在最短的時間內突擊翻譯完畢，並以最快的在中國人看來根本就不可思議的速度出版了。當然署的是人家的名字。書一發行造成不小的轟動。人家名利雙收，不但獲得了幾萬美金的版稅，而且隔夜之間成了研究當代中國人的專家。據說連美國總統都對那一本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自己認真通讀了一遍不算，還推薦給他的白宮幕僚們，還邀請那位美國教授參加了一次總統私人晚宴。這件事反饋到國內，當導師的所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他幾乎震怒得背過氣去。其後的幾天內，整天把自己關在書房內不見人。咕咕噥噥獨自說的是：「我花了四年時間，改了五稿，他就只偷出去賣了三百多美金……」
冉那時剛做過人工流產手術。她當然沒敢告訴父親。她矢口不談自己受到欺騙的心靈痛苦，娓娓地勸說父親想開點兒。說父親那麼多弟子中，只出了一個行為卑鄙的不足為怪。而她的母親卻對她的父親指責不休，聲明自己從來沒喜歡過老伴兒那個學生，斥他有眼無珠看錯了人，實在是很活該的事。但這聲明並不符合事實，事實是她比冉的父親比冉自己，更殷切地期望著那個卑鄙小人早點兒成了她女婿。
一天，趁老伴兒不在家時，喬老先生將冉喚入書房，很是鄭重地對冉說，自己終於想通了。人生在世，總難免被坑害幾次的，何況自己平生被坑的次數已經不少，應該明白人坑人之事，實在尋常得有如比肩接踵的便道上人撞了人一樣。若以七十來歲的一大把年紀，居然還想不通這麼點兒彆扭的話，豈不是越活越嬌氣了嗎？冉自是軟聲細語，說父親能想通了，就太對了。說也有學生被導師所坑的事。說互為坑之，方顯出大千世界的公允。喬老先生微笑頷首，頻頻稱是。說自己是研究社會心理學的學者，連起碼的心理承受能力都不具備，真真是太令人恥笑了。自嘲一番之後，更加鄭重地對冉說，自己覺得太對不起女兒。因為在兩名收山弟子中，他對坑了自己那一個，一向情有獨鍾。因為是在自己的促進下，女兒才以心相許。他囁囁嚅嚅地問女兒，是不是也以身相許了。經父親這麼一問，冉回答說是的。冉承認自己已經做過一次人工流產手術了。不過冉說這沒什麼，冉說她不像有些姑娘，耿耿於懷，認為這種事是為男人做出的犧牲，因而有什麼吃虧的想法，求索補償，甚至產生報復。冉說她認為，這種事兒就好比日本人下河豚館，吃的是那一口就不怕中一次毒。壞事可以變成好事，這也等於增強了自己今後在愛情方面的免疫力。於是喬老先生也說女兒能想通了，就太對了。而當女兒的看出他是心中叫苦不迭嘴上卻沒法兒說。喬老先生還托人給自己那弟子捎了一封信，懇言之至，目的全在於打消對方的負疚之感。說世界有時似乎也很小，希望今後無論在哪兒無論在什麼場合邂逅了，之間仍能以師生關係相待。沒收到回信。喬老先生每每談起，喟然長歎。由此一名弟子的孤鴻遙渺，竟勾引得他懷念起另一名到南方「淘金」的弟子來。他還千里迢迢地去尋找過一次，想親眼看看另一名混得怎麼樣了。如果混得好呢，他也就從此不惦記著了；如果混得不濟呢，他想把人家帶回來，繼續收為弟子。心誠誠意切切地去了一次南方，歸來之時卻是哀悵悵傷慼慼。
另一名弟子玩股票玩砸了，已在當地自殺了……這些都是冉告訴我的。
社會心理學家畢竟是社會心理學家，就心理承受能力而言，怎麼的也比不是社會心理學家的中國人強不少。心理創傷一愈，一種「野心」油然萌發。社會心理學家也是人。常人都有的報復心理，喬老先生其實也是有的。不過報復的手段並不歹毒，報復的對象也不具體。他對女兒表示他想通了，其實是想通了一半兒。還有一半兒並沒怎麼想通，甚至可以說根本就想不通，越想心眼兒反而越狹小。他承認中國人在尊重知識產權方面很沒出息，行為很野蠻，形象惡劣。但是他認為自己在這一點上是中國人中的一個例外，不曾在知識方面侵犯過別國人的任何權益。倒是自己的論文論著，經常被國外發表轉載出版，卻從未收到過從國外寄來的美元英鎊什麼的。而堂堂一位美國教授，大大地侵犯了他一次，卻是一個鐵一般的事實。為在尊重知識產權方面形象很惡劣的中國做出犧牲，他認為等於是應該落在騾馬身上的鞭子落在羊身上了，並且他覺得這一種犧牲起不了什麼有益於中國的作用，不見得就能替中國的形象扳回一分。與其默默犧牲，倒不如一報還一報來得英雄。於是他動用存款，求助於形形色色的人，從美國寄來或買來大批書籍。不唯心理學方面的，也有暢銷小說和人物傳記之類。他召集全體弟子和弟子們的弟子開了一次會，陳述己見，說那些書全部翻譯了，籌辦久矣的《社會心理學刊》就有一筆錢創刊了。弟子和弟子們的弟子，也能各自暫緩拮据。他說他已經和許多出版社聯繫妥了。說他預測，社會心理學方面的書，尤其是一些實用性的普及性的小冊子，將在圖書市場走俏，受到各層人士的青睞。至於那些暢銷小說和人物傳記之類，因為發行量將相當可觀，出版社給的稿酬標準不菲。弟子和弟子們的弟子，無不大鼓其掌。都說導師的思想終於也算「開放」了。都說我們不干誰幹？都說此時還不干更待何時？都說他們早已這麼幹了，只不過都怕導師不准許，都怕惹導師生氣，瞞著他干而已。說現在是可以大顯身手地干一把了，因為有導師親自出馬擔任「公關」，當然的要和導師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了。說這是導師和他們大家的「公活」，悠悠萬事，唯此為大，說都願意發揚先「公」後「私」、大「公」無「私」之精神，至於手中正翻譯著的種種為稻糧謀的東西，保證一概的先都暫停。於是統一了目標，統一了思想，統一了意志。於是皆大歡喜。於是第二天便都廢寢忘食地投入了此一項規模宏大的系列性的共同的「希望工程」……這些都是冉告訴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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