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在西苑飯店的大門口見到廷洪。
「你是潘紅旗嗎？」
「是。」
「真是傻帽兒！」
他說她不知道在大堂等，而是站在大門外的毒日頭底下。這樣的天氣，陽光下的氣溫有60度吧。你當這兒是你們Ｓ市嗎？廷洪二十八、九歲，典型的北京小伙，兒，操著傲慢的懶散的心不在焉的北京腔，這腔調聽起來就像天大的事情不在話下。走呀！進來呀！
紅旗隨廷洪進了大堂。這裡確實涼，就像跳進涼水裡。這些國外回來的人會找地方。紅旗給他打電話，說去拜訪他，不方便可以到她舅舅家來。廷洪問過她舅舅家的地址就說，到西苑飯店見吧。舅舅家在西外大街，不遠。
「紅旗，咱們吃飯還是隨便喝點什麼？」廷洪擺出東道主的架式。
「不，不吃飯。」
才十點多鐘，怎麼就吃飯呢？再說頭一次見面，好意思讓人家請客？
「甭跟我客氣。這兒有自助餐，不錯。」
他說「不錯」，聽起來是湊合，將就，馬馬虎虎。北京人就這個派頭。
「真的，不餓。」紅旗說。
「那咱們這邊坐！」
他們在酒吧坐下，小姐立即過來。
「要點什麼？」廷洪很熱心，帶著北京人的優越感的熱心，因此顯得更加熱心。他把酒水單遞給紅旗。
「要個冰激凌吧。」
紅旗特別愛吃冰激凌，大飯店裡的冰激凌想必不錯。不是廷洪嘴裡的「不錯」而是真的好吃。於是點了雪人和冰咖啡。他們先說了一會兒閒話，她問廷洪啥時候回來的，為啥不去了，暫時不去還是再也不打算去。然後紅旗問他們在東京的生活。雪人真是好吃，難怪賣到40多塊錢。
「廷洪，佟同咋樣？」
「他挺好。」
「三個多月沒消息了。」
「是嗎？」
「咋回事兒？打電話打不通。」
「那是搬家了。你別著急，他沒事兒。他會給你打的。」
「你回來前見到他嗎？」
「咳，他這人很受日本人賞識，他是出差最多的，經常不在東京。」
接著廷洪說起東京的生活，他的話嚇了紅旗一跳。
「無聊。」
原來他是說東京的生活太無聊，在那裡一切都方便，就是枯燥、煩悶、壓抑、無聊。搞計算機說起來挺神，一天干下來頭暈眼花。學不到什麼東西，不停地算，不停地畫圖，就是個操作工。不光是打工仔，日本人的生活也很苦。日本人是工作狂，晚上九點鐘到銀座、新宿，那些大寫字樓仍是燈火通朋！不光是累，還有壓抑感。你如果和一夥日本人吃飯，其中有一個當官的，比如說是個課長，於是別的日本人都不說話，只聽課長嘰哩呱啦。第二天來個部長，部長開始說，課長和其他人噤若寒蟬。日本人「哈衣」「哈衣」的點頭哈腰也叫人受不了。
「你們也那麼累嗎？」紅旗問。
「我們沒那麼累，沒那些活兒！就是受氣。我不想幹了，我看佟同幹得挺歡。你們東北人，當過亡國奴，受慣了。」
他是不屑的鄙夷的神情。
「佟同不慣。」紅旗說。
「不慣他不回來？他最少還得干三年，把錢掙足。也許就呆下去了。你什麼時候去？」
「十月份吧。」
「你快去吧，找點受氣的活干。」
「我看看就回來。」
「那可不行！」
「咋的？」
「哈，我就愛聽你們東北女孩子說『咋的』。」廷洪喝乾了他的冰咖啡。「我看佟同不會回來了。紅旗，你要不就在東京呆下，要不就另打主意。」
「你這是啥意思？」
「啥意思！都是年輕人，誰能熬得住？自己琢磨吧。」
「佟同不是那樣人。」
「人？人都會變！」
紅旗低下頭。
「你還想問什麼？」
「佟同給我捎啥了？」
「沒有。我回來時候他不在東京。」
廷洪付了錢，然後和紅旗道別。他說有什麼事再打電話。紅旗還想問點什麼。算啦，別再問啦，這種北京人，好像活著就是為了訓人的！
紅旗從西苑飯店出來，到部裡去送資料。這裡離建設部只有幾步路。她到了科技司，放下一份資料，拿了幾份資料。臨走，她問了施工企業協會開會是在國誼賓館。不知道國誼賓館在哪兒，就是知道，還能到會場找陶總嗎？頂多打個電話。再說陶總是忙人，哪有功夫玩呀！不過是客氣話吧。昨天部裡的汽車來接陶總。陶總叫車先送紅旗到舅舅家。下車陶總也沒說啥。
還是逛唱片店吧。
紅旗從西城的唱片店逛起，一邊逛一邊打聽。她原來只知道王府井北口的外文書店和八面槽的音樂書店兩家唱片店，還有離舅舅家不遠的新街口的唱片店。誰知北京的唱片店一下子冒出幾十家，逛都逛不過來。許多個體唱片店門面不小，態度好價錢便宜。紅旗午飯也不吃，逛一家店，出來吃個冰激凌，逛了七、八家店，吃了七、八個冰激凌，買了20多張唱碟，出了一身汗。她最近喜歡上印象派音樂，德彪西、斯特拉文斯基、拉威爾、巴托克。美國人格什溫雖不屬於印象派，也是現代音樂先驅。他的爵士交響樂《藍色狂想曲》、《一個美國人在巴黎》，美妙極了！EMI公司的這張斯特拉文斯基，賣180元，是阿巴多指揮倫敦交響樂團的《春之祭》和《火鳥》。德彪西的自稱為「嬌寵的小女孩」的《大海》和被稱為「配器技巧的偉大革命」的《牧神午後》，家裡有一張，她又買了一張「上榜碟」，比家裡的好。還有格羅菲的《大峽谷》，店裡的小老闆說，樂曲裡的雷聲是錄自大自然的。她過去只喜歡古典音樂，難以接受印象派的不協調音。有一次在電影裡聽到《牧神午後》，覺得好聽，特別合女主人公的情緒。她記得家裡有這張唱片，沒怎麼聽。她找出來聽，越聽越有味兒。這些唱片加起來兩千多元。買唱片她捨得花錢，她自稱是「發燒友」呢。又買了兩對白金插座，一本《牛津簡明音樂詞典》，幾本音樂雜誌，包裝得滿滿的。北京的夏天讓人受不了，街上人多，路上車多，「面的」上空調也沒有！
晚上七點多鐘紅旗才回到舅舅家，她實在累了。
「紅旗，你們單位的人來電話，叫你回個電話。」
舅媽遞給她電話號碼。咋的？剛到北京就催我回去？有啥急事兒？紅旗看看是北京的號碼。
「他說姓啥？」紅旗問。
「沒說。是個男的。」
是陶總？陶總不知道舅舅家的電話呀。紅旗撥了那個號碼。
「喂，你找誰？」
對方先開口。找誰？
「我不知道找誰。你是誰？」
「你是潘工吧？我姓侯，請等一下，陶總跟你說話。」
哎，她咋沒聽出侯主任的聲音！
「紅旗，你跑到哪兒去了？」陶總只要和紅旗說話，聲調就不一樣。
「我去買唱片了。你咋找到我舅家的電話？」
「我問的你媽。」
陶總把電話打到Ｓ市去了。
「我下午找你，想請你吃飯。找不到你。」陶總說。
「明天請吧。」
「明天不行，這裡有事。」
「後天。」
「後天一早的飛機。」
真遺憾！著啥急買唱片呢？唱片店說下個月漲價。下個月她早回Ｓ市了！
「紅旗，我叫侯主任去買了兩張音樂會的票。明天是週六，中央樂團的星期音樂會。」
「沒治了！」紅旗的心要蹦出來了。「謝謝陶總！是啥曲子？」
「不管是啥吧。紅旗，你明天直接去，七點在北京音樂廳等著。」
「好，好！」
「把你買的唱片帶給我看看。」
「好，好！」
紅旗怎麼沒想起音樂會呢？昨天在火車上，也沒聊聊音樂，陶總上大學的時候是小提琴手呢。
星期六下午，紅旗又去逛商店。逛商店是最女性化的消遣。這回是逛百貨公司，唱片店逛夠了。她到建國門外，那兒有新開的賽特，是日本八佰伴公司的，還有友誼商店、貴友商店、祥雲公司和秀水街。她要給喬喬買點東西，給自己買一件風衣。賽特很洋氣，很漂亮，可是東西太貴。她在賽特給喬喬買了一條裙子，兩件上衣和一個洋娃娃，她的風衣是從秀水街的小販手裡買的。她又吃冰激凌又吃小點心，不打算吃晚飯。她又到友誼商店給爸爸買了瑞士乾酪和挪威沙丁魚，這兩樣東西老頭最喜歡。」乾酪她也愛吃就多買了一些，她又想起初雲要她辦生日，買了美國蛋黃醬和俄國魚子醬。出門的時候帶了昨天買的唱片，陶總要她帶的，怕逛商店沒個鐘點來不及回舅舅家。手上東西太多了！五點半了，把東西送回舅舅家，伯來不及。正是下班高峰，路上多少車！趕回西直門，不塞車才怪呢！她只有叫車到六部口的音樂廳了。
她在六部口下了「面的」，肩上是放唱片的背包，右手拎了五、六個紙袋塑料袋，左手抱著洋娃娃。她的樣子好可笑，哪兒是來聽音樂會的！出門時候倒是好好收拾了一下，這麼熱的天，臉上的妝早被汗水洗掉了，裙子的下擺被巧克力冰激凌弄髒了一塊，擦了半天擦不掉。現在才六點，還不如剛才回舅舅家呢，還不被陶總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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