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三年，我試作《中國禪學史》稿，寫到了慧能，我已很懷疑了；寫到了神
會，我不能不擱筆了。我在《宋高僧傳》裡發現了神會和北宗奮鬥的記載，又在宗
密的書裡發現了貞元十二年敕立神會為第七祖的記載，便決心要搜求關於神會的史
料。但中國和日本所保存的群宗材料都不夠滿足我的希望。我當時因此得一個感想：
今日所存的禪宗材料，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北來和尚道原、贊寧、契嵩以後的材
料，往往經過了種種妄改和偽造的手續，故不可深信。我們若要作一部禪宗的信史，
必須先搜求唐朝的原料，必不可輕信五代以後改造過的材料。
但是，我們向何處去尋唐朝的原料呢？當時我假定一個計劃，就是向敦煌所出
的寫本裡去搜求。敦煌的寫本，上起南北朝，下訖宋初，包括西曆五百年至一千年
的材料，正是我要尋求的時代。況且敦煌在唐朝並非僻遠的地方，兩京和各地禪宗
大師的著作也許會流傳到那邊去。
恰好民國十五年我有機會到歐洲去，便帶了一些參考材料，準備去看倫敦、巴
黎兩地所藏的敦煌卷子。九月中我在巴黎發現了三種神會的語錄，十一月中又在倫
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此外還有一些極重要的禪宗史料。我假定的計劃居然
有這樣大的靈驗，已超過我出國之前的最大奢望了。
十六年歸國時，路過東京，見著高桶順次郎先生，常盤大定先生，關吹慶輝先
生，始知矢吹慶輝先生從倫敦影得敦煌本《壇經》，這也是禪宗史最重要的材料。
高桶，常盤，矢吹諸博士都勸我早日把神會的遺著整理出來。但我歸國之後，
延擱了兩年多，始能把這四卷《神會遺集》整理寫定；我另作了一篇《神會傳》，
又把《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所收《神會語錄》三則抄在後面，作一個附錄。全書
共遺集四卷，跋四首，傳一篇，附錄一卷，各寫兩份，一份寄與高桶博士，供他續
刊《大藏經》的採用，一份在國內付印，即是此本。
神會是南宗的第七祖，是南宗北伐的總司令，是新禪學的建立者，是《壇經》
的作者。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勳之大，影響之深。這樣偉大
的一個人物，卻被埋沒了一千年之久，後世幾乎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幸而他的
語錄埋藏在敦煌石窟裡，經過九百年的隱晦，還保存兩萬字之多，到今日從海外歸
來，重見天日，使我們得重見這位南宗的聖保羅的人格言論，使我們得詳知他當日
力爭禪門法統的偉大勞績，使我們得推翻道原、契嵩等人妄造的禪宗偽史，而重新
寫定南宗初期的信史：這豈不是我們治中國佛教史的人最應該感覺快慰的嗎？
我藉這個機會要對許多朋友表示很深厚的感謝。我最感激的是：
倫敦大英博物院的Dr．lionelGiles，
巴黎的PrDfesorPaulPelliot，
沒有他們的熱。已援助，我不會得著這些材料。此外我要感謝日本矢吹慶輝博
士寄贈敦煌本《壇經》 影本的好意。我得著矢吹先生縮影本之後，又承Dr．Giles
代影印倫敦原本。木久我要把敦煌本《壇經》寫定付印，作為《神會遺集》的參考
品。
余昌之、周道謀二先生和汪協如女士校印此書，功力最勤，也是我很感謝的。
十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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