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中國足球最要命的一個問題：缺少與足球強國的有效交流，足球的閉關自守在各項運動中表現得尤其頑劣。
這其實是一種很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在做怪，是近代中國盲目排外在現代中國足球上的延續。我很想把它和民族的東西分割開來，但看樣子要分割它如同挖出心臟去檢查病因一樣荒唐。足球畢竟是人類文明的一種特殊產品，它沒辦法掙脫國家、民族和歷史的制約，踢球時大家都遵守相同的規則，但規則之外的東西就帶著各自的印記，它們甚至制約了一個國家足球的走向和進步的速度。我們也在試圖向足球發達國家學習，學巴西，學德國又學英國，但都不能學到真諦，這中間有—個人們不曾注意但卻非常重要的因素阻礙了學習——我們內心深處並沒有真正放下架子，並沒有真的想從頭學起，我們只是「洋為中用」，這種典型的「洋為中用」適用於很多領域，但卻很難適用於體育。競技體育是硬碰硬的東西，它往往簡單到「行就行，不行就是不行」的地步。它不是哲學不是宗教也不是黨派綱領，它是人的精神和技能的結合，而學習的東西從根本上講是技能，這種學習稍有虛偽便會一無所成。而妨礙中國足球學到技能的深層原因恰恰是精神，這種精神恰恰又不是體育精神，它源於中國的獨特歷史。這種歷史決定了我們對外的心態總是不能平衡和達觀，學習時就難免先人為主有了某種拒絕，有了這種潛意識的拒絕，任何學習都只能是事倍功半。
中華民族曾經是文明發達的地域，我們曾經為人類的進步做出過非常偉大的貢獻，可以說古代中國一直走在人類文明的前列。但不知什麼原因中華民族在近代就演變成一個落後的民族，曾經是祖先的輝煌使後代過分相信自己的強大，一種有理由的自信妨礙了我們的進取精神，我們用輕蔑的眼光看待同類，把別人都看成「蠻夷」和「奴」，而別人正是利用了中國人的這種心理，他們對中國的皇帝禮拜有加，學去了中國人創造和發明的所有東西，洋人真正領會了「中為洋用」的核心，他們很快便迎頭趕上並且超過了東方的文明古國。中國近代史的屈辱正是在這種彼長此消的背景下開始的，而這個時期的中國人還停留在「世界中心」的夢想裡不能甦醒。當洋人要求和中國平等對話時，中國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他們的辭典中沒有平等這個條目，洋人卻在自己的發展中確立了「平等、自由」的至高無上的地位。看上去是掠奪和反掠奪的鬥爭，實際上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思想的衝突，雙方在這種時候都已經視對方為野蠻和愚昧，勝負只能決定於武器的批判。
戰爭使中華民族遭受了巨大的創傷，血肉之軀和英勇獻身並不能抵抗洋槍大炮和鐵甲戰船。中國彷彿一夜之間就淪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無論哪一個中國人都不會接受這個事實。他們對洋人的仇視轉化到生活的各個領域中，但很少有人能意識到落後就要挨打的道理，直到毛澤東，也還在宣傳「原子彈是紙老虎」，「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普通中國人並不渴望落後，只是封建時代的當權者推行的「愚民政策」坑害了自己的民族。世界發展史也都表明了相同的情形，腐敗的統治得以維持的最好方法便是實行「愚民政策」，「愚民」最有效的方法是隔絕人們與外部的往來，隔絕的唯一手段是製造出虛假繁榮和沒有參照系的強大。清政府在這一點上登峰造極，它一方面割地賠款，一方面還要保持天朝權威。只是由於中國民眾身受洋人之害，民族矛盾才從此深植內心，在此後的百十年裡始終對洋人持仇恨、懷疑和排斥態度。在這種民族情緒後面，是我們對洋人的畏懼和害怕。問題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肯承認這一點，我們自說自話欺騙自己，而一旦真刀真槍打了，就難免潰不成軍。我們的民族自信心在近百年來落到了最低點，而當代中國尚未把這種民族自卑情結完全解開；改革開放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這種情結，但中國人終於懂得「落後就要挨打」的道理，懂得了要振興自己就要虛心學習進而大步追趕，國富民強之時中華民族才有可能真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改革開放十幾年中國的大門真正向世界敞開，我們用一些損失換來了更多的進步。足球當然也是開放的受益者，只是它的進步更多的受到了人為的阻礙，說人為的阻礙，絕不是說足球人都是一些壞人惡人，這只是一批滿腦子「自力更生」支配下的愛國者，不幸的是這些人對愛國主義的理解太過單純，往往反倒阻礙了自身的進步和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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