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球迷助威團在這天早上3點15分離開瀋陽，這一天我起得很早，妻子在門口說：「我也看看這場球。」我說：「你在家裡替我祈禱，中國隊贏。」不知為什麼。我的心情有些沉重，那或許是很不好的感覺。我沒有流露這種感覺，盡可能帶著希望上路。
車隊在高速公路上一點一點拉開了距離。沿途遇見了一起車禍：三輛汽車撞到一起，一輛小汽車的車頭已經沒了，擋風玻璃上有一個很大的洞，洞的邊緣呈放射狀形成幾十條裂紋。我猜測一定是坐在副駕駛座位上的人衝破擋風玻璃射了出去，但願這個人還活著。
到達金州已經是下午兩點鐘，體育場外面有許多人，其中一些人手裡捏著一沓一沓的球票，他們賣得很便宜。比原價格低了許多。二百八十元一張的票只要一百元。入場時遇到了很多麻煩，我的麵包也被警察抓出去丟了。警察還用金屬探測器在你身上探測。然後又有警察伸手在你身上摸一遍用口是很糟糕的感覺，跟你心愛的異性摸你完全不同，這種拍撫使你週身都會產生被蟲子爬一遍的那種恐怖和噁心。
這一天金州趕上了晴朗的下午，看臺上的球迷始終無法安靜，鼓樂不時響起，還有人不停揮舞手中的旗幟。足球場是這裡唯一安靜的地方。綠色的草地和上邊藍色的天空還有看臺上密集的球迷，無論如何都是一種很特別的景致。我已經是第四回坐到體育場看球了。第一回是1985年的5月19日，那時候我出差去南方路過北京，一個朋友給了我去工體的球票。比賽輸了。第二次是1990年夏天，我在北京的魯迅文學院混日子，劉毅然也是很癡的球迷。他買了大約六七張球票，我們一共去了和票數相當的人。比賽輸了。第三次是1995年秋天，我和趙力群從阜新趕回瀋陽，那天遼寧隊迎戰廣州太陽神。比賽輸了。一下子就到了1997年，張昕說他們的總編輯吉明剛打算送我一套球票。
我當然很高興，但張昕送票來的時候我又開始猶豫，我說了前幾次看球的不幸。張昕說：「事不過三，這一回肯定行。」一路上我老想著「事不過三」，但心裡還是盼著中國隊千萬別先進球。我更願意這場比賽以0：0結束。我把這個想法跟同車的一個記者講了。他的想法不一樣，他很樂觀，認為中國隊能贏。我當然也希望中國隊能贏，但我不相信能贏，我認為我比戚務生更瞭解亞洲足球，而且相信我看的比賽比中國球員和教練都多，中國球員和教練的時間都花在比賽和訓練上，我則有更多的機會通過電視看中國以外的比賽。我對楊一民帶回的伊朗隊情報深表懷疑，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出伊朗隊勝韓國純屬偶然這個結論的。
我有點崇洋媚外，對足球尤其如此，我確信德國足球是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項目。它不可能選擇低能的球員去自己的國家掙錢。代伊、巴蓋裡和阿齊茲能進入德國甲級球隊可不是拉關係走後門的結果，這三個人構成了伊朗隊的中軸線，這標誌著一支球隊形成了最堅強的脊樑。我不知道中國隊靠什麼去摧毀這條中軸，除非出現奇跡。
球迷們一直不肯安靜，一直吹一種怪聲怪氣的喇叭。
北京來的球迷還在《中國足球報》上發表了倡議，大意是建設一個文明的主場。這一天他們也來了，集中在一個看臺上，他們開始齊聲喊北京球迷最順口的「傻×」。口號聲一下子把全場震住了，似乎每個北京之外的球迷都無法判斷出這句「傻×」是不是文明的標誌，他們只能默默地聽北京人喊了四五回「傻×」。
此前我不知道北京球迷來了，這一回果真知道他們來了。我第一個反應是想到了他們在《中國足球報》上的那篇倡議書，然後想到這才真是一夥「傻×」，分明是自己抽自己的嘴巴。讓全國球迷瞧不起。果然有球迷開始起哄，哄得北京球迷很孤獨，不是「傻×」是什麼？
球賽開始的時候天色有些暗了，兩國球員進場熱身時享受了不同的待遇。伊朗人試圖跟看客們交流中伊友誼，但被中國球迷狠狠地哄了一傢伙。這沒什麼可指責的，主客場的全部內涵就在這種哄叫聲中了。後來，我在凌晨兩點多鐘時回到家裡。我非常餓也非常渴，我吃了一些很涼的東西然後喝了水然後進了臥室。妻子醒了，她說：「心裡邊難受吧？」我說不難受。回家的路上，我一直聽現場錄音。錄音機裡只有山呼海嘯般的叫喊聲，我感覺中一直是贏球時的聲音。妻子說：「中國隊進球的時候我樂得在地上亂蹦，真有點彪了。」她是遼南人，那一區域的遼寧人把發瘋發傻都說成彪了。我沒有說什麼，心裡彆扭極了。妻子又說：「怎麼能這樣呢？讓人家一下子進了四個球？」我說我不知道。她又說：「幹嗎讓人高興呢？莫不如開始就輸兩個了。」我說是這樣。妻子又說：「伊朗隊真的比我們厲害是不是？」我說是。這時候已經是天要亮的時間，她又說：「伊朗隊員真嚇人，眼睛跟狼似的。」我馬上想起從望遠鏡裡所看到的伊朗隊那個代伊和巴蓋裡。我還回想起我在動物園裡所見到的狼的眼睛，那是一種平靜的冷酷的充滿寒意和殺氣的眼睛，它看著你彷彿你根本不曾存在，它似乎凝視著你身後的某種東西，你不寒而慄。是這樣的，代伊和巴蓋裡就睜著這樣的眼睛。妻子又說：「我們進了球怎麼會是那樣的表情？」我問：「哪樣的表情？」「好像受了多大的冤屈終於昭雪了一樣。」
「伊朗人呢？」「他們進了球很高興，像孩子似的光是高興。」我想這就是我們中國球員和外國球員的不同了。這種不同使我們的球員在球場上負重踢球，要想發揮自身的潛能談何容易？究竟是怪教練還是責怪我們的教育方式呢？
比賽開始了。全場三萬多球迷都大聲唱國歌，那是一個讓人有流淚衝動的時刻。我看見中國球員手拉著手，他們的臉實在太僵硬了，這不是好兆頭，他們應該放鬆肌肉把力量轉移到自己的眼睛裡，但我們的球員每一雙眼睛都有些緊張的神色，他們的求戰慾望在比賽開始的時候突然附加了別的東西，我說不清那是什麼東西，但我也跟隨他們緊張起來。
比賽開始了。伊朗人有些放不開，他們每一次拿球都遭到三萬球迷的嘲笑，同時也遇上了中國球員近乎瘋狂的搶劫。伊朗人不時把球踢到界外，這使他們遭到更大聲的嘲笑，看樣子伊朗人有些傻了。但賽後古漢告訴中國人，為了破壞中國隊的速度節奏，他指示球員不惜把球踢出界外。這看似發昏的方式果然抑制使了中國隊的進攻速度，中國教練員當然不知道這是一種計謀，他和球員及球迷一樣被鼓舞了，而我們的體能就是在這種衝擊中一點一點消耗了。賽後戚務生把體能不足歸結為心理緊張，聽起來很有科學道理，但事實上我們沒能把握住節奏，而掌握了節奏的人就掌握了比賽的主動權。在這場比賽中，如果中國隊不是意外領先兩球，真的就會只剩下輸球了。伊朗人本想後發制人，但失球使伊朗人不得不提早改變自己的節奏。可以這樣講，不管中國隊怎樣提前消耗了自己，但畢竟打亂了客隊的戰前部署，也就是說中國隊在無意識中佔了先機。我們就是在這種佔盡先機的大好形勢下輸掉這場比賽的。如果我們的教練和球員有經驗，這場球至少不會輕易輸掉，我們就有了很好的局面。
比賽結束了。全場沒有了聲音，所有人都不肯相信剛剛發生的事情。幾個中國球員朝觀眾揮了揮手，然後低著頭走出草坪。戚務生有些發呆，他肯定和球迷一樣不願相信大好河山就這樣奉送給了對手。這時候天已經黑了，體育場外面到處是汽車，它擁擠在金州狹窄的街上，警察格外溫和地疏通人群和車流。我一時間找不到「瀋陽球迷助威團」的車隊，我竄來竄去四處打聽，但沒有人知道瀋陽的車隊。後來我聽到有人叫我，我的心放回肚裡，瀋陽電視台的體育記者朱挺也同樣亂竄呢。再後來我們上了汽車，我渴極了。嗓子幹得說話也費勁；還很餓，但吃了一口就吃不下。
中途在一個加油站有許多人下了車，我沒有動，實在沒力氣。我更擔心買了水喝得憋尿，天太晚了，停一回車都會讓同行者著急。我相信自己完全可以忍耐幾小時，我知道這不會讓人死。我讓自己努力忘掉球場上發生的事情，努力想一些和足球沒有關係的事情。
後來我成功了，我注意到身邊坐著一個小伙子，他一直臉朝窗外。我發現他很年輕。比一股的男人更白些。這時候他回過頭來，於是我開始分辨出這是一個女人。我很尷尬，因為我差一點就叫「嗨！小伙兒。」
那肯定會被認為要耍流氓了。如今的女人遇著真流氓只會害怕，對惹著她的老實人反倒不依不饒一副抗暴安良的架勢。我說：「女球迷可不多。」她說：「我喜歡足球也才近幾年的事。」這時候又有幾個人加入了談話，沒有人談這場比賽，都談一些別的。我只是東一個西一個問，他們東一個西一個說，後來演變成幾個人相互說明自己的與眾不同。那個女的說她每天都打保齡球，每天都要消費二百元左右，她還伸出手讓人看手指上的繭，我不知道保齡球怎麼打，但想像中應該磨出老繭。其他人看樣子都沒有她的那種優勢，就訕訕地說些別的。我說：「一般人沒法養活你是不是？」她說是。我說我一個月的薪水才八百元，只夠她打四天保齡球。她說一般人的確消費不起。這時候我想到自己的妻子，她肯定不會要求打保齡球的，她甚至捨不得花一百元買一張球票來看球。我於是很激動，想自己沒有下車買礦泉水喝是正確的，一個人最好的活法是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知道妻子可以在晚上去瀋陽北站的廣場上逛一圈，那裡有免費的花和綠草可以觀看。還有變幻色彩的燈光廣告可看，也不收錢。我們不去想保齡球館或者KTV包房，憋得狠了，在家裡唱幾首歌也挺高興。至少。我們有電視可以看，裡邊經常有很好的電影。
到達《遼寧日報》社時瀋陽已經十分安靜，我騎自行車回家。一路上我一直聽現場錄音，裡邊是中國隊進球時的狂歡。還有中場休息時球迷唱歌的聲音，還有一些球迷的叫罵聲，還有我對錄音機說話的聲音：「中國隊現在進了球，范志毅罰中了點球。」「這是中場休息。」「李明為中國隊進了第二個球。」接下去再沒有解說的了。我已經關閉了錄音機。它裡邊記錄了我和球迷的歡樂。我想在這—天我只須記住自己曾經是多麼快樂，我不想讓那種從天空直墜而下的絕望和恐懼留在我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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