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情節梗概和作品的主題
《余忠老漢的兒女們》是一部反映農村現實生活的長篇小說。
當代農村題材長篇小說的一些名篇，如《三里灣》、《創業史》、《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古船》等等，多以家庭為結構來配置人物，並由內而外串聯成一張更大的人際關係網絡；與此相似，《余忠老漢的兒女們》著力描寫了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的命運遭際，它以余忠老漢為主幹，以余家兄弟為分枝，形成一個延伸的枝形結構，並依此來組織情節，鋪敘故事，展示了一幅當代農村生活的廣闊畫卷。
余忠老漢是一個種了一輩子田的農民，土地承包後，他家的田越種越多，到了1988年，竟包下了30多個人的地；成了遠近聞名的種田大戶，成了縣、鄉樹立的標兵和報紙、廣播宣傳的先進典型。可是，隨著情節的展開，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卻是一幅幅令人心裡倍感「蒼涼」的畫面。在一家之主的余忠老漢身上，集中了中國農民的忠厚誠樸、謙忍待人、節儉勤勞的性格特點，可是這種忍讓厚道卻似乎正好成了欺侮、掠奪的天然落點，賣了一萬七千多斤「合同定購糧」，七扣八扣，到手的竟然僅僅二百多塊錢。各種稅費按田攤派，種得越多，攤得越多。連農民見也沒見過的什麼「程控電話」的建設費用也不由分說的強加在他們頭上，就像他小兒子文義算的賬：一畝稻穀的收入才二百來塊錢，化肥、農藥就要花去十多元，再加上稅收、提留，一畝水稻就要攤上一百五十多元，剩下的不過五十多元錢，而且農民自己所投入的勞動力還沒有計成本，現實擺在種田人面前的道路太艱難了。所以，余忠就身不由己地陷進了「種得越多，負擔越重；負擔越重，就不得不盡量地多種」的怪圈中，農民從來以種田為生，視土如金，現在卻痛感「種莊稼是越來越不合算了。」老漢對一家人的前景充滿了憂慮和失望，「去年望到今年富，今年還穿衩衩褲。」這樣的日子還要熬到什麼時候？余家父子怎麼也沒有想到，就在這樣的處境中，命運還將無情地給予他們一次又一次的打擊。
村支書假托民意，挾嫌報復，將無人照管的五保戶強行送到余家，要余家負擔老人的生養病死，給他加上了一個更沉重的擔子……
二兒子文富同玉秀姑娘的婚姻中途夭折，玉秀迫於父命嫁給了有錢的包工頭，給余家罩上了一片陰影……
迫切需要化肥時卻買不到化肥，大兒子文忠反而枉背上了哄搶化肥的罪名……
為治稻田蟲害，余忠老漢用賣掉兒子結婚傢具的錢，從國營商店買來農藥，竟是假冒偽劣產品……
鄉里執行縣裡的指令性計劃，強迫農民拔掉成熟的豆苗，改種桑麻，結果卻是蠶多桑葉少，只有任憑蠶子死光；青麻種出無人收購，供銷合同成了廢紙，一切損失最終落在農民頭上……
對於青麻事件，縣上的解釋有兩條，一是縣財政困難，二是外國搞經濟制裁。言下之意是要農民吞下苦果，政府不承擔責任。這個說法，老實厚道的余忠老漢可以接受，但說服不了像余文義這種有知識、見過世面的年輕人。文義企望依憑法律，和政府打官司，但是在行政權力的阻遏下，卻沒有人站出來為農民主持公道，法院連案子也不予受理。幸虧後來省委檢查組到了縣上，省委高書記也知道了此事，在他的出面干涉下，問題才終於得到了解決。
在小說的結尾處，文義在南方闖蕩一番之後，回到家鄉，著手創辦鄉鎮企業，決心去開拓一條新的生活道路。
作品所描寫的各種人物的生活經歷與眾多的事件無疑具有普遍的真實性，它以有力的筆觸揭示了當下農村生活中各種尖銳、複雜的現實矛盾和農民艱難的生存狀況，表現出對農民命運的真切關注，對農村變革和發展的深入思考，稱得上是一部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的警世之作。
小說的主題既是作者對生活的理解，也是讀者對形象的感受，兩者之間可能一致，也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異。總的來說，無論是作者的表現還是讀者的感受，在對文學作品的理解上越來越趨於豐富多樣，從對生活的某個側面日益擴展到多側面、全方位的認識。
文學作品除了它所反映的社會現實和歷史內容之外，特別是長篇小說，必然也要表現人的經驗世界，描述人生的體驗。無論作品反映什麼，都不只是社會生活的表象，而要在現象之後揭示人生的意蘊。小說總是通過對人的個性和命運的刻畫，通過對人的行為和心靈的解剖，達到對人生世界的展示。因此，在作品中無論描寫什麼，都是人生化的表現，滲透著人生的意識，傳達出人生的意義。
當一個一個的災難和禍殃降臨到余家這個普通的農民家庭，我們與主人公都會發出「這到底是為什麼？」的追問。當這些災難並非是由於主人公的過失，出於主人公自身的原因而降臨，我們便只能將其歸之於命運。命運是無來由的，毫無道理可言的，因而是荒謬的。從作為自給系統的文本觀之，就會得出這個結論。其一，作品主人公被充滿敵意的、刁鑽古怪的盲目力量所包圍，總是處在隨時發生意外突變的環境中。其二，在小說的人物系統中，幾乎所有的人物都與余忠父子處在矛盾中，余家就如同這個系統中的一個孤島。其三，整個人物系統全都受制於這個系統外的否定性的力量。不管是余家父子，還是鄉幹部陳民政，乃至整人害人的村支書毛開國，無一不是命運無端捉弄的對象，無一不陷於無奈窘迫的境地。從文本內在關係來看，即使是省委書記扭轉局勢，鎖定勝局，仍然不過是命運無常的表現。與賀享雍所寫的短篇小說一樣，這部五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同樣表現了一種蒼涼沉鬱的人生況味。但是另一方面，面對命運的重壓和無情打擊，主人公以其對於苦難承受的驚人韌性，表現出一種雖然無奈而又不放棄有為的生命力，最終顯示出人對命運的拒絕和抗爭。所以小說揭示的人生意蘊是複雜而深邃的，既表現了蒼涼悲苦的命運感，又描繪了一幅滲透著生命意識的人生景觀。
二、長篇小說的人物塑造
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最主要的藝術任務是塑造人物。作品要感人，首先是人物要感人。一部長篇小說的成功往往取決於能否刻畫出栩栩如生、富於個性的人物形象。
把握人物的性格特點，理解形象的精神特質，同樣是文學批評的首要任務，也是本文這一部分的重點。以下就讓我們對長篇小說中的幾個主要人物具體地來作一些分析。
1.余忠老漢
即使是作為一個普普通通的老農，他的性格也顯得過於善良和謙忍，顯然作者著力要塑造一個堪稱典範的道德形象。一方面我們從作品中可以十分清楚地感覺到，這個人物的道德表現帶著顯著的理想化色彩，同時在這種理想色彩與人物所處的環境和遭遇之間，又呈現出強烈的反差。難怪有評論者會認為，作者對其筆下的人物缺少一種批判的眼光，沒有在純樸善良與逆來順受之間劃清界線。也就是說，面對別人加之於他的傷害和凌辱，讀者分辨不出他到底是在以德報怨呢，還是在委曲求全、忍氣吞聲。
這個矛盾特別集中地顯露在供養五保戶老人的事件中。余家父子開塘養魚，村支書毛開國企圖摻和進來，表面上說是共同投資，其實是想不勞而獲。遭到余家老三文義的拒絕之後，便懷恨在心，利用其職權操縱所謂「民意」，將五保戶老人余天志硬性交給余忠一家供養，無論吃穿病痛，皆由余家獨立承擔。當毛開國派人把天志老人背來時，家裡人一致反對，認為這分明是村支書挾嫌報復，欺人太甚。然而此時，余忠老漢制止了兒子們的舉動，指著天志老人，給他們上了一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傳統道德課。
人啦，良心都哪兒去了？你們看一看，他成啥了？搭張火紙在臉上，都可以哭了！我們也是莊稼人，心子都是肉做的呀，人家還買母行孝呢！何況他還是你們一個爺爺輩呢！
表面看來，他的這番話是對兒子們講的，其實是針對毛開國以及自私的村民們來的，從更深的層面來看，這也是向不公正的命運發出的呼喊。
（天志老人）他過去是啥樣的人？精精壯壯一條漢子，挑三百斤毛谷子走二里，肩都不換一下。那個時候，哪個不誇他？誰家有個修房造屋壘豬圈，打個招呼就來了，哪家沒找他幫過忙？種了一輩子莊稼，現在動不得了，落到了這個地步……
他以老人悲慘的處境追問：好人為什麼沒有好命，惡運為何降臨？他既是在為老人鳴不平，也是在訴說自己的滿腔悲憤。
可是誰能反對命運呢？面對命運的打擊，無以抗爭的余忠老漢只有用「良心」來作為自己精神上的支撐，以道德上的自我，以高揚道德秩序，來對付命運的無常。在無情的命運面前，良心從來就是人的自我安慰，道德乃是最後一道精神屏障。
這就表明，余忠老漢所顯示的善良、慈愛的道德姿態其實是一種防禦策略。他的性格，其實是無意識的策略需要所形成的人生態度。當他把用以解決危機的策略理想化，於是順從、退讓就變成了善良、厚道的美德。
在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做法實際上具有明顯的強迫性質，一是外在環境的強迫，一是內心深處的自我強迫。他是被迫去做的而不是自動想要去做的。像余忠老漢這樣長期在艱難環境中生存的農民，往往形成應付壓力和衝突的謙恭、忍讓、順從、溫良的策略辦法，以此來減輕他們內心的焦慮，並且防止更大的進一步的傷害。為了化解衝突，獲取安全感，他們甚至可以不惜壓制內心的情感和思想，為了樹立自己理想化的道德形象，甚至可以不顧自己的利益和由此帶來的經濟上的損失。從實際情形來看，供養五保戶老人這樣的負擔根本是難以承受的。當然我們不要忘記，在他們的幻想中，道德確乎具有高於命運的力量；而且按照傳統的觀念，「孝道」從來就被認為具有改變命數、換取好運的神奇作用。
為了印證上述看法，我們再舉一個例子。文富的未婚妻玉秀是一個重情重義的姑娘，但是其父嫌貧愛富，竟中途變卦，強迫她嫁給品行不端的包工頭石太剛，婚姻的不幸加之對文富的歉疚，使她陷入十分痛苦的境地。後來，文富在三弟文義的耐心啟發、開導之下，瞭解了事情的真相，和玉秀重新溝通了感情，並且下決心通過法律的途徑去爭取自己的幸福。在這一場婚姻悲劇中，年輕人之間所表現出來的對感情的忠實，對人的理解和信任令人感動，然而余忠老漢又是如何來對待玉秀的呢？令文義、文富無法理解的是，父親的態度竟然是決不原諒，決不寬恕。
這難道就是他那個質樸得可以接受很多欺騙，寬厚得可以承受很多不該承受的負擔，容納很多不該容納的壞人壞事，仁慈得見了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就恨不得脫了褲子給別人穿的單純的父親嗎？可是現在，」為了維護自己臉上和家庭的一點點可憐的面子，他竟然對一個鍾情於自己兒子的善良、溫柔、不幸的女人，難以容納。竟然可以置親生兒子的幸福於不顧，固執得近於愚頑，並且說出了許多傷害別人的、如俗話所說：「牛都踩不爛」的話，這又是多麼可怕的、複雜的人性啊！
這表明，余忠老漢的善良、仁慈和寬厚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有選擇、有條件的。
下面再來看看與「生養」對稱的情節：「死葬」。
鄉幹部陳民政死後，余忠老漢讓三個兒子跟他一起去為死者送葬。兒子們心頭不願意，老漢就教育他們說：「他這輩子雖然沒辦成啥大事，可也算是把心交給了我們老百姓，我們不能做無情無義的人！」
描寫祭奠的儀式場面只有很少的一點篇幅，卻意外地具有一種催人淚下的效果。
父子四人一齊彎下腰，為陳民政磕起頭來。
正磕頭，忽然身後傳來一陣啜泣。他們回頭一看，原來是送葬的村民，不知啥時候，在他們身後跪成了一片，一邊跟著他們磕頭，一邊抽泣。父子四人一見，鼻子一酸，也情不自禁地灑起了淚水。慢慢地，這抽泣蔓延開來，不一時，竟變成了「嚶嚶」的慟哭聲。這讓人心碎的哭聲久久地飄揚在墳頭上空，安慰著陳民政的靈魂。
這個場面之所以催人淚下，動人心魄，乃是情感的充分蓄積和情節匯聚醞釀所形成的結果，是陳民政的悲劇命運和余忠老漢一家（以及鄉里農民）一連串的不幸遭遇對讀者心靈的強大衝擊。
陳民政何許人也？在余忠老漢的眼中，他是一個把心交給老百姓的人。他身患重病，家徒四壁，長年在田間地頭，四處奔走。結果是一輩子沒有給農民辦成什麼事，反而坑了農民，招來怨恨，到頭來抱憾而終，死不瞑目。他也是一個受到命運無端捉弄的人，在農民的不幸和他的悲劇之間形成了反諷式的纏繞。於是陳民政之死在情節上造成了一個轉折。因為在此之前，為了要寫出接二連三的災禍，就得讓余忠老漢挺過一個又一個的難關。主人公沒有絲毫的喘息之機，而讀者則必須跟隨情節的推進，不斷地去關注事件本身——它的發生、變化和結果，閱讀過程一直處於緊張、壓抑的狀態之中。陳民政之死既是進程的一個轉折，又是一個暫時的中斷——就像激盪湧流的山溪，注滿一池深潭，終至決口，宣洩而出。
因此從更深的層面來看，余忠老漢帶著兒子們來給陳民政磕頭，祭禮，不僅僅表明他不是「無情無義的人」，作品也不僅僅是以此場面來表現他對別人的同情，來描寫他的善良，而且還有著深藏的內涵。送葬的祭禮，作為鄉土社會中依然存留的古老儀式，不過是一種隱秘的文本，而在儀式中活著的卻是現實的生靈。通過這個儀式，人們完成生與死的交接，實現生者與死者的對話。表達生者的訴求，聆聽死者在天之靈的允諾。
也即是說，余忠老漢祭奠死去的陳民政，不單寄托了他對亡靈的悼念和悲憫，同時也是在表達自己的願望。他在對死者的哀悼中，也在為自己不幸的命運而慟哭。「嚶嚶」的哭聲傳達出來的是無助的悲苦。我們看見，在陳民政的新墳和農民的頭上，依然籠罩著揮不去的命運的陰影。
「生養」和「死葬」既是小說中的兩個重要情節，也是刻畫余忠老漢形象的關鍵之處。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作者筆下的這個人物確實具有相當的深度，他不僅寫出了這個老農民性格的複雜性和心理的潛意識層面，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現了更具普遍性的人性真實。
2.鄉幹部陳民政
前文已有述及，陳民政在小說中似乎只是一個「配角」，著墨很少，卻極具神韻，給人留下十分難忘的印象。若以感人、動情的立刻感覺來評判作品對人物的塑造，可以認為，陳民政稱得上是《余忠老漢的兒女們》中刻畫得最為成功的人物。這個形象為什麼能夠達到如此感人的程度，產生出極具震撼力的藝術效果，我以為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說明。
第一，作品把人物放置於一種無奈而企望有為、但又終究無為的矛盾情境中，既表現了人性的尊嚴和不屈的精神，又寫出了人的局限、生命的脆弱和無力。
陳民政是一個在農村工作了幾十年的基層幹部，如果把他也算作一個「官」的話，那他可以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末等官」了。作為一個天天和農民打交道的駐村幹部，他最瞭解農民的疾苦，真心實意地希望農民兄弟過上好的日子。另一方面，作為上級指示的具體執行者，他又必須推行上級的一切主張。「末等官」的地位使他沒有自主的權力，只有貫徹和執行的使命。對上面的錯誤決策、工作上的失誤乃至官僚主義的瞎指揮，從道理上講，他沒有承擔的責任。但是計劃失敗，事情沒辦好，他又不能不對農民心懷歉疚。他的處境使他直接面對農民，對農民的不幸遭遇感同身受，格外加劇了他內心的痛苦。可以說，他一輩子都是在這種兩難、無奈的處境中度過的，他的人生軌跡就像是繞著一個怪圈兜圈子：他愈是同情農民，就愈是希望把工作做好；可是他愈是賣力，事情反而弄得愈加糟糕。作品以一個反諷的視角來觀察世界，在行動者、行為和苦難的後果這三者的循環關係中揭示了人物命運的悲劇性質。這三者的關係正是表現為：
一個人物只有因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而受苦時，才是悲劇人物；一個行為只有把痛苦加在這個行動者身上，才是悲劇行為；一種苦難只有來自這位受難者本人的行為時才是悲劇苦難。
——引自周發祥著《西方文論與中國文學》第49頁
因此我們看到，陳民政這個形象既反映出特定歷史時期農村現實中複雜而深刻的矛盾，表現出很強的時代感和歷史感，同時又寫出了一種深沉的人生況味，尤其難得的是寫出一種命運感。在《余忠老漢的兒女們》中，眾多的人物共同構築了作品的命運主題，而陳民政卻是將這一場命運悲劇演繹得最為精彩的角色。
所謂命運感，是指一種閱讀心理體驗，它不是認同於宿命的力量，不是在命運面前的無可奈何，而是在荒誕無情的命運中引發出對於生命悲劇的自覺意識和思考，在對命運的感悟中獲得精神的淨化。
平常我們所謂的「人物命運」，其實只是「人物經歷」的一種習慣說法，要寫出人生的命運感，通過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寫出命運悲劇的那一份獨特的意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二，陳民政這個形象的成功塑造與作者切身的生活體驗和長時間在藝術上的積累密切相關。
賀享雍一直生活在農村，並且擔任過農村基層幹部的工作，對陳民政這類人的處境非常熟悉，對他們的內心世界感同身受、息息相通。在賀享雍的自傳材料中，有這樣一段話，不妨抄在這裡：
1989年5月，在組織的關懷下，我由端泥飯碗的鄉文化幹事，提拔為家鄉的鄉黨委副書記，這是我當「官」生涯的開始。我和我的同事們一面對老百姓幹些催糧催款，刮宮引產，無可奈何又不得不干的活兒，一面又給父老鄉親幹些實事，在鄉親們的怨恨中不斷增厚對那片土地的血肉聯繫。
沒有親身經歷，講不出這樣的話，同樣，沒有深切的體驗，也寫不出陳民政這樣的人物。
其次，如前所述，在《余忠老漢的兒女們》動筆以前，賀享雍在其短篇小說創作中，已經寫出一系列的「末等官」，陳民政這個人物可以說是上述形象的綜合，是藝術上不斷積聚的結晶。賀享雍在刻畫這個人物時，看似寫得毫不用力，著墨很少，並不刻意而為，其實是厚積薄發、長期孕育的結果，這一點，是可以給我們以啟示的。
3.余家老大文忠
余忠老漢的大兒子文忠是一個老實而又軟弱的人。與精明強悍的三弟文義相比，他顯得又愚笨、又膽小；與性格相似的二弟文富相比，他又多了幾分自以為是，少了幾分自知之明。他總是不幸運，處處觸霉頭，真是「尷尬人難免尷尬事」，脫不了丟臉、受辱的份兒。這些都與他兩面矛盾的性格有關，既自尊、又自卑，既膽小怕事，又死要面子。因為自卑，他在當官的面前不自覺地就會產生敬畏，甚至巴結的心理；因為自尊，以致他時時處處想顯示男子漢的氣魄，讓人瞧得起自己。
作品中多次寫到文忠的這種「兩面派」的做法，茲舉一例，以見其一斑。
鄉里施行「一青二白」工程（「青」指種麻，「白」是養蠶），規定農民必須限時拔掉地裡的豆苗，以便栽桑種麻。文忠雖然心疼莊稼，但在劉鄉長當眾逼迫下，只得忍氣吞聲，動手拔苗。然而，等到劉鄉長剛剛走過地頭，他就開始氣憤地罵起來：「拔！我給你拔個球！龜兒子些，吃人飯；屙狗屎，盡幹些不是人幹的事！」這是文忠慣常的要面子，誰知卻讓劉鄉長聽到了，於是被強行帶到鄉政府，除了做出檢討不說，還錄音播放，使他的自尊心受到打擊。要不是父親開導，他簡直活不下去了。
作為一個深受環境擠壓的小人物，比起文義，他的性格中卻有著更多的人性真實，表現出道德上的尊嚴。作品在表面喜劇式的嘲諷中，其實帶著契河夫的苦澀和魯迅的凝重，並且在全書命運主題的意蘊中，添上了一層性格悲劇的成份，使得小說的「命運交響」更顯豐富。
4.余家老三余文義
在所有的人物中，唯一只有他能夠擺脫命運的網絡，而不受其羈扼制約。他慧根深植，心如明鏡，一上來看清了局勢。他遇事敢做敢為，有膽有識，無往而不利。是他幫助二哥文富重新尋回失落的愛情；也是他巧妙周旋，將小妹文英從絕望的情慾淵藪中救出；他可以打贏完全打不贏的官司，為鄉里鄉親討回公道；也能在險惡的南方之旅的壯游中凱旋，不僅學道有成，收穫了創辦鄉鎮企業的資金，而且帶回了一個賢慧美麗的姑娘。這就是余文義的故事，一篇現代鄉土的英雄羅曼司。
但是，作為浪漫傳奇的英雄主角，文義的形象定位卻與小說通篇的寫實筆法不相融洽，不僅顯出風格上的混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命運主題的悲劇性質。
如果我們把余文義看作一個當代農村的「新人」形象，那麼，其實他也是一個梁生寶式的現代性英雄的後繼者。四十年的時間差和某些社會條件的不同並不足以隔斷二者之間的聯繫，因為他們的共通性是建立在傳統和現代矛盾這一更大的尺度上的。
本來，本文的故事應該更多地在村社家庭的內部展開，在「父與子」的衝突中演繹和發展，但是由於小說淡化和減弱了「父親」與「兒子」在諸如生活方式、道德以及情感等方面的矛盾，因此造成了人物性格的理想化和主人公形象的移位。在某種意義上，這可以說是50年中農村題材長篇小說創作的一個通病。
饒有興味的是，小說的結尾到底是以文義的「創業」起始來作為全書的收束，與其說這是作者有意為之，不如說是小說程式化力量的不自覺表現。可以說，凡是涉及「父與子」、傳統與現代性的主題，這種程式化就是不可避免的。好比是在遊戲中，你既可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規則卻必須遵守。這種規則正是由如像《創業史》這樣的當代經典所開創，由包括《余忠老漢的兒女們》這樣的作品所參與的程式所決定的。
當年，梁三老漢曾對兒子生寶說：
你好好平世事去！你爺說：世事拿鐵鏟也鏟不平。我信你爺的話，聽命運一輩子。我把這話傳給你，你不信我的話，你幹。巴！爹給你看家，掃院、餵豬……
如今，余忠老漢也對兒子文義說：
說你是一條蟲呢，可你東闖闖，西闖闖，總能闖出點道道來！說你是一條龍呢，卻又不像我脫的殼。我一輩子老實，只知死哨泥巴！……爹年紀大了，也說不上大道理，你折騰去吧，爹不攔你！
在生活的路口上，父親終歸要為兒子送行，並且在臨行前說出那不斷重複的告別詞，由此完成象徵著兩代交接的儀式，宣告老主人公的退場，迎接一位新主人公的就位，在又一輪循環中表現出人生在世的重大轉折。作為「父親」與「兒子」共同參與的這一儀式，確乎已經在小說敘事中程式化了。
三、長篇小說表現手法的得失
《余忠老漢的兒女們》的基本情節是敘述余忠老漢一家所不斷遭受的災難和打擊，由於這些災難的降臨無不具有其突兀和意外的性質，因而就以一個又一個的懸念不斷激起讀者對主人公命運的緊張關注。同時，小說大量採用場景表現的藝術手法，把一系列的矛盾和衝突直接呈現在讀者面前，由此造成鮮明、生動的直觀印象和直接的感染力，使作品具有了較強的可讀性。
如果只是以情節去吸引讀者的注意，人物就成為推動情節的工具。正是由於在寫作中作者較好地把握住了情節與人物的關係，所以儘管作品事件繁多，情節蕪雜，但是真正的菁華還在於它所塑造的人物，而不僅僅是對那些事實的敘述。這主要是在於，在同一事件中，在同一場景裡，作者注意寫出了人物不同的反應，不同的性格特點，使人物能夠居於更加突出的地位。
這裡，我們以陳民政之死來具體分析一個情節、場景和人物之間的關係，看看作者是如何處理這種關係，怎樣達到其理想的效果的。
前文述及，陳民政這個人物並非小說中的主角，所花筆墨不多，所佔篇幅亦少，且用筆鬆散、零碎，為什麼卻收到了一以當十的效果？
簡單說來就是：戲劇化。無論情節、場景還是人物的內在情感都被充分地戲劇化了，並使三者達到了統一。
當主人公的生活願望和要求受到了不依賴他們的外部力量所造成的失敗和毀滅的威脅時，這樣的境遇就引發了戲劇性，這是一個層面。同時這種境遇在人物心靈中引起相應的感受：強烈的緊張、痛苦和絕情，這就是更深一層的戲劇性。陳民政（以及余忠、余文忠）這個形象之所以感人至深，就在於表層和深層、外部衝突和內在情感的能量聚合、碰撞所產生的戲劇性激情。
所謂戲劇性情節，是指包含著內在矛盾和衝突，而又不斷發生變化和轉折的修辭邏輯。圍繞「∼青二白」工程引發的情節形成了這樣的軌道：
栽桑種麻眼看成功在即，結果卻是意外地遭到失敗。此為一轉。
陳民政一心為民，辛勞成疾，但是「好心沒好報」，得到的，是農民的指責和怨恨。此為二轉。
陳民政含恨而死，「死不瞑目」，農民由對他的怨恨一變而為哀悼和懷念。這又是一轉。
起伏跌宕，一波三折，這就生出了戲味，戲劇性的韻味。
所謂戲劇性場景，即指類似於舞台場面一樣的演出，彷彿是讀者直接觀看動作，傾聽談話，沒有特定的視點，或是讓視點隱蔽起來——在這種情形下，敘事者的視點、人物的視點、讀者的視點三者往往混而為一。比如從農民大鬧鄉政府，到齊寡婦指斥陳民政；從陳民政吐血致死，到出殯祭奠，這些場景就是通過余忠老漢的眼睛去看的。這一組連續的場景經過戲劇化的醞釀，把許多爭端和矛盾集中起來，最後顯示出衝突的結果，並且通過動作和語言把人物的心理也充分地戲劇化了。
由此，戲劇性的場景使平板的敘述表面立體化、直觀化，彷彿是把「舞台」燈光直接聚射到人物身上，照亮了他們的一舉一動，從而產生出最強烈的效果。
在《余忠老漢的兒女們》中，畫面敘事很少，整篇從開頭到結尾，幾乎全是場景的連綴，全是挑選出來供讀者直接觀看的一個一個的片斷，由不同人物演出來的一系列發生具體時間和地點的特定的場合。可以說，小說的成功正是得之於此，它的缺陷恰恰也是失之於此。
我們知道，一般來說，在一個場面中，人物總是被置於前景，場景不能容納過多的人物，大的場面，跨越時空的區域，只能用畫面表現，或是概括性的描述，或是給出視角、有選擇的掃瞄。所以場景的空間範圍總是狹窄的、有限的。
除了空間受限以外，在場景中，行動的持續和延展與真實時間具有同步性，所以儘管生動逼真，但卻總是演得慢慢吞吞的，它既不可能表現真正的瞬間性，也不可能表現真正的長時段，因此在時間上同樣受到限制。
由於小說大量使用場景，因而只能由畫面提供的關於人物所處的自然、社會和人文環境、人物生活的當下情境以及關於他們歷史的簡明印象，相應就會顯得模糊、淡薄，這也就是作品表現的生活氣息不夠強烈，缺少濃郁的地域色彩的一個原因。
此外，場景太多、缺少概括、記敘、解說等等方式，勢必加大情節的密度，擴充作品的篇幅，造成疏密失調，節奏上缺少張弛的缺陷。這些，我們在閱讀時是可以感覺到的。
總之，場景敘事的長處是場面生動、形象逼真；短處是描述囉嗦，浪費筆墨。使用某種手法過了頭，或是處理不足，都會使作品受到損害，要緊的是在涉及小說的所有方面做到節省；不知節制，濫用場景，動輒就進入場景，進入戲劇表現，反而使場景浪費，耗散了力量和效果。
在小說中，有些東西需要讓讀者直接觀看，有些東西卻只能由敘事者告訴讀者，看來戲劇與小說將是永遠難以分離，一個小說家，如同金庸《神雕俠侶》中的老頑童周伯通，他不得不把雙手互搏的遊戲一直玩下去，他既不能徹底拋開作為媒介的敘事者，又滿心巴望讓人物成為有獨立意志的生命，理解了這個關節，小說家就算認清了他的處境。
我寄望於賀享雍，願他在今後的筆耕生涯中，寫作不止，修道不己，不斷臻於更新的境界。
1998年10月
（作者繫著名文學評論家、四川省作家協會創作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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