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裡，霓虹耀彩，車水馬龍，既有燈紅酒綠，輕歌曼舞，又還流淌著說不完道不盡的恩怨情仇。文學，你還記得作為民族根基的農村、農民嗎？
不用說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以農立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就是截至今天，在二十世紀即將過去的時候，絕大部分中國人仍然生活在農村中，仍然依靠一方方黃土維繫著自己和全家的生活。可以說，不瞭解農民，不理解農村，就談不到理解中國；不瞭解農民的心路歷程，也就說不上對民族精神史的瞭解。農村，這個現在往往被人以戲謔的口吻提起的「廣闊天地」，曾經使一代又一代中國作家深深地透視了民族的心靈，透徹地摸準了民族的脈跳。像孕育萬物一樣，中華的黃土地曾讓多少作家和農民的命運留下了動人的記載。
確實，從「五四」發軔的中國新文學，來自有著熱切關注中國農民命運的傳統，對於以農業立國，百分之八九十的國民都生活在農村的中國來說，這似乎是不需要特別的解釋的。魯迅的《祝福》、《閏土》等名篇，從新文學邁出的第一步起，就把關注農民命運、探索農民生存狀況的創作定在了相當高的水準上。建國前後的一段時間裡，丁玲、趙樹理、周立波、柳青等一大批作家，也始終用熾熱的目光觀察著那個時代的農民的人生歷程，在文學畫廊裡樹起了一批批足以折射民族艱難跋涉的歷史進程的農民形象。八十年代後期特別是九十年代以後，文學自身感受到了轉型期社會的巨大壓力，手忙腳亂地尋求著自己的生存之路，多種多樣的社會文化消費方式，又毫不留情地讓文學曾經擁有的讀者減少到讓人難堪的程度。在這種社會文化背景下，有的作家開始冷落了讀者，尤其是冷落了為數眾多的農村讀者。有的作家試圖把作品「還原成純粹的私人記錄」，有的則宣稱出現在自己筆下的只是「個人的一個夢」。
當然，在文學乃至影視作品裡，農民和農村生活仍然時時出現。但是，不難發現，在許多情況下，那往往是用了城裡人的眼光，城裡人的心理，來進行描述的。它們提供給讀者、觀眾的，要麼是荒山野嶺裡的古風舊俗，野味十足的男女戀情，要麼是在現代城市文明面前手足無措的洋相，就像前些年電視台春節晚會中出現的農民一樣，總是靠土得掉渣的語言、動作，引起觀眾的嘩然大笑。說白了，就是「大觀園裡人」看劉姥姥的心情。
在這種文化氛圍中，我們讀到了賀享雍五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余忠老漢的兒女們》。
像書名一樣，在這部作品裡，你將尋不到開心，更得不到城裡人對鄉下的優越感。它能帶給你的將會是你想像不到的沉重，想像不到的蒼涼。一股氣憋得你心裡脹痛，憋得你想推開窗戶大聲呼號。
在這部作品裡，作者不是從男歡女愛、恩怨情仇的視角去展開他對農村生活的描繪。他選擇了這樣一種十分沉重的宏大視角：從農民現實的生存境況中，從勤巴苦做的農民的真實感受中，去思考、去發現關乎民族興衰、關乎國家命運的時代大課題。在整部作品中充滿了濃郁的憂患意識，因此，我們不必求全責備地要他面面俱到地去表現經濟振興、鶯歌燕舞的一面，也可以設想在接觸如此沉重的話題時，他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沒有任何顧忌地暢所欲言，但他畢竟筆酣墨飽地寫出了當今農民生存的艱難，振聾發聵地為農民大聲地鼓與呼！不用說這本身就是值得重視的「警世之言」。從文學創作的角度說，它成功地從一個側面，畫出了我們這個古老民族在經濟騰飛的起點上，所經歷著的掙扎與陣痛是何等的慘烈。為了這個轉變，農民承擔何等沉重的負載，以及在這種頗有些悲壯意味的衝突中，新一代農民又如何從中崛起。就藝術描繪而言，儘管她還稍嫌粗糙了一點，但她畢竟是一部難得的凝重、大氣的作品。轉型期社會將要留給後人的，不應當只是輕歌曼舞、恩怨情仇一類輕飄飄的東西，歷史將會淘汰它們，沉澱下來的只會是凝重與深沉。
賀享雍把筆尖對準了一個「種田大戶」。這是縣鄉各級領導樹立的標兵，是在報紙、廣播上經常受到表揚的先進典型，是遠近聞名、令人羨慕的「富裕戶」。可是，隨著畫面拉開，呈現在人們面前的，卻是一幕幕令人心裡倍感「蒼涼」的戲劇，在一家之主余忠老漢身上，幾乎集中了作為中國農民個性特色的忠厚誠樸、謙忍待人，像牛一樣的節儉勤勞，像牛一樣地逆來順受。可是，這種忍讓厚道卻似乎正好成了欺侮、掠奪的天然落點。賣了一萬七千多斤「合同定購糧」，七扣八扣，到手的竟然僅僅二百多塊錢。各種稅費按田攤派，種得越多，攤得越多，連農民見也沒見過的什麼「程控電話」的建設費用也不由分說地強加在他們頭上。真像他的小兒子文義算的賬：一畝水稻就要攤上一百五十多元，剩下的不過五十多元，而且農民自己所投入的勞動力還沒有計入成本。現實擺在種田人面前的道路也實在過於險峻了。所以，余忠老漢就身不由己地陷進了「種得越多，負擔越重，就不得不盡量地多種」的看不到盡頭的迷宮漩渦中了。農民這個歷來對土地有著斬不斷的深情的社會群眾已經產生了對農業的失望與厭倦。他們在痛苦地呻吟：「種莊稼越來越不合算了。」他們對農民在當今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已經產生了疑慮：「種莊稼要靠老天爺幫忙……還有這稅那稅，這款那款，一旦漲上去，一時半會就別想減下來，國家窮，底子薄，就像一個家庭，要搞點啥事，又沒有錢，就要想方設法把兒女們的私房錢刮出來一樣，哪朝哪代，農民都是最下賤、最聽話的人，別人的手不伸進你的兜裡來掏，又掏誰去？」這當然不是余忠一家的特殊遭遇，也是非正常的情況。地方經濟快速發展對資金的渴求，縣鎮領導對創造輝煌政績的強烈衝動，分解成一條條看來似乎都不算很重的負擔，這牽涉到了方方面面的領導部門，寫出這些來是要得罪人的。可是，農民出身的作家賀享雍忍不住滿腔的憤怒，已經在秉筆直書，大聲疾呼了。
然而，他畢竟是個處於創作過程的作家，正在同他的人物一道經歷著人物必然會經歷的一切。將要發生的事，顯然不取決於他個人的情感或願望。於是，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寫出余忠一家難以逃脫的人生苦難。
村支書為了完成任務，卸掉包袱，強行把無人照管的五保戶送到余忠家中，要他負擔起老人的生老病死，在余忠全家人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中硬性地加上了一個沉重的擔子……
文富同玉秀的婚姻是一個注定了的悲劇。當訂婚的天平上加上了丟掉土地進城當上了包工頭的石太剛沉甸甸的金錢後，傾斜便只是時間與方式的問題了。強迫農民拔掉豆苗，栽桑種麻，蠶病了沒人管，種出麻來沒人收購，一切損失只能落在農民自己頭上……
迫切需要化肥的時候，買不到化肥；急需農藥的時候，買到的卻是假農藥，農民的眼淚只有往自己肚裡咽……
賀享雍太熟悉農村的一切了。他寫余忠老漢一家，筆墨卻不由自己地伸開去，涉及廣闊的城鄉生活畫面。他的筆觸不但滲透到余家幾兄弟的個人生活變故中，也滲透到村、鄉幹部和縣城的生活中，展示了一幅當代的「清明上河圖」。只是這幅圖裡，顯現出的不是古典畫面裡的那種典型平和，而是充滿了喧嘩與騷動。在位時的村支書毛開國倒也神氣活現，下台後卻為余忠不念舊惡、寬厚待人感動得老淚盈眶。逼著農民幹這幹那，而自己長期貧病交逼的鄉幹部陳民政，臨死之前還為「沒想到我們一片好心，竟給你們帶來了損失」而愧對鄉親，死不瞑目。縣裡忙著搞什麼龍舟節，鄉里忙著製造假鄉鎮企業產品去應付差事，鬧得農民進城買農藥也辦不成事……這一幕幕讓人哭笑不得的喜劇、悲劇、鬧劇，使這五十多萬字的篇幅，耀射著斑斕的五光十色，洋溢著說不完的酸甜苦澀，讓人回味無窮，思之不盡。余忠的老誠質樸，毛開國的前倔後恭，陳民政的有苦難言，都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像浮雕似地從紙面上凸現出來。現在的評論家似乎早已不再樂意運用「典型環境與典型形象」這類術語，似乎它們已經是過時的陳舊的語言。但是，我想，似乎也只有「典型意義」這個詞才足以表明這幾個人物形象的份量。他們是你在報紙上、文件上看不到的當代農民的真實靈魂，是你在報告中閒聊中聽不到的當代農民的真實心聲。
這是一部厚重蒼涼的小說。儘管作者給了故事一個完美的結局，但恰好是這個結局，使人感受到更大的悲哀與更多的無奈。文義要依憑法律，找政府打官司，挽回訂了合同種了麻卻無人收購。給農民造成的損失。這個行為無疑是公民的權利，是無可非議的，連律師也明確表示要給予支持。但是，狀子遞上去以後，卻受到了行政權力的毫不留情的阻遏。法院退卻了，律師也退卻了，客觀事實毫不含糊地證明，面對各種行政權力，農民想依靠法律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是行不通的。正是在這個關口上，作者順手調來一個省委書記，讓文義的人民來信恰好落在他的手中，首長批復，問題立馬得到了解決。不知道這究竟是應當使人高興，還是更加令人感到悲哀？作者也許有他的不得已之處，或是有某些想法，但它留給讀者的卻會是更多的追問與思考。
在余家幾個兒子中，唯一上過高中的余文義，在性格上逐漸表現出跟父親和兩個哥哥不同的特點，這是時代生活在飛躍中前進的折射，同余忠老漢的性格形成了越來越強烈的反差。這個有點文化、愛動腦子的青年確實有許多不同於他的父輩的地方。誠然，在開始時，他對毛開國想在他們家剛開挖的漁塘中佔個「干股」的反抗，多少還有點衝動之中的突發性質。越到後來，他的行為便越來越顯出了是思考的結果。對農業生產的失望使他外出務工，但外出務工的經歷，又迫使他重新尋求自己的出路。最終他回到家鄉，立意發揮本身的優勢，創辦小鄉鎮企業。事情成功與否，是否一帆風順，並不要緊，關鍵的是經過幾年的折騰，他生活在明明白白的思考與實踐過程中，追求著自己給自己確定的目標。作者對余文義的這個漸變過程，寫得很細緻，分寸掌握得比較恰當，沒有拔高他，沒有把過多的期望寄托在他一個人身上。當然這也是由於作品所要著重描寫的是內地的農村，不可能放開筆墨，跟著文義的腳邊過多描述沿海城市的生活場景。因此，作者是讓他在一段曲裡拐彎的人生旅途中，一點點地成熟著，他在悄悄地不顯眼地向人們預示著農村新一代人正在逐步取代老一輩人，獨立自主地創造著自己的人生。如果說，在對待命運的態度上，文義同父親形成了反差，那麼，在對待愛情的態度上，文義同他的二哥文富也正好形成對比。對於愛情與幸福，文富不是沒有嚮往與追求，然而，在現實矛盾面前，他卻顯得過份的被動與慌亂，看不到前途，想不出辦法，甚至還不如幾經折磨反而堅定起來了的玉秀。也許作者對文義的愛情生活的描寫多少有些許簡單，線條粗疏了些，但在作品中，作為反差，它卻正好映襯出了余忠老漢和他的兒子文忠、文富的性格的軟弱與生計的困窘。
在著力塑造農民形象的同時，作者也為我們勾勒出了一幅幅從縣到村的各級基層幹部的素描。其中，我認為寫得極其傳神的是陳民政和村支書毛開國，尤其是陳民政，雖然著筆不多，但他在幾個關口的出現，都給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衣著簡樸，病容滿面，四處奔走，最後卻以反而坑了農民抱憾而終。陳民政辭世的那個場面，簡直可說是具有震撼力的場面。當他在那個貧窮破敗的家裡大口地吐血，生命已經走到盡頭的時候，為了賣不出青麻而憤怒的農民正在鄉上鬧個不休，有的已經鬧到他的病榻前來了。而一貧如洗，終生勞累的他卻滿懷著對鄉親父老的負疚之情永別人世。
也許由於作者在構思中，過於確定了作為各種負擔、壓力的承擔者的余忠的個性，因此，在全書不算太短的時間跨度和不算太少的情節演進中，余忠的個性卻缺乏隨之而發生的變化。他總是那麼老實、厚道，總是那麼忍讓、謙和，好像永遠也不會懷疑什麼，好像怎樣也激不起他一點點火氣（除了對兒子們發火以外）。而幾個兒子在他的陰影籠罩之下，也太缺乏鮮明的特點。老大余文忠幾乎就是父親的影子。老二文富除開與玉秀的婚姻變故外，在主要情節進展中也總是走不出父親的陰影。現實生活中人的性格的複雜性，人的內心的複雜的矛盾衝突，在余忠老漢和文富的身上，似乎還沒有得到本應得到的充分的表達和更細緻的刻畫。毫無疑問，在文學圈子裡，賀享雍對農村生活的熟悉程度是無可置疑的，特別可貴的是他對農民的那種深厚的感情，更是文學創作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在創作過程中，有時也需要控制住自己這種豐富強烈的感情，站開一點，冷靜地（必要時甚至是不惜殘酷地）潛入人物內心深處，去挖掘其中的細微曲折的衝突，去揭示其中的痛苦的自我掙扎，讓人物的性格從書頁上凸現出來。一部《余忠老漢的兒女們》，明白無誤地顯示出了賀享雍創作的潛力，我們有理由相信，他的下一部作品將會是超越這個水平的突破。
（作者繫著名評論家、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原文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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