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這個12億中國人的首都是一座千年古城。
舊時代的皇城，是由金碧輝煌的王家宮殿和雜亂無章的百姓平房小院兒組成的雙重世界。如果說森嚴壁壘、流金溢彩的皇宮閬苑教人仰慕敬畏，生出「高處不勝寒」之感，那麼那些保存完好的百年四合院兒則透著雅淡、閒適和溫情，樸素寧馨如一幅幅水墨畫兒：青磚門樓兒、青瓦小屋兒、青磚墁地、院中桃紅柳綠、青籐繞窗。這怡紅快綠生活小景兒著實暖人心田，撩起胸臆間漣漣愛意。
這等百年不滅的王氣，「天子腳下」散淡閒情的韻味，現代化節奏中聳起的如林大廈和日新月異的一環環高速路，奏出了一曲遠古與現代的磅礡交響樂。
這樣的描述文字足以用作旅遊手冊上的導遊詞了，這是北京氣勢輝宏的一面。
可在我心目中，北京巍峨的皇城建築和現代化大廈上總在時隱時現著一座座簡樸髒亂的筒子樓，在大專院校中，在大街小巷裡，它們是北京觀光圖上永遠不會出現的陋屋，但它們在北京知識分子的生活中卻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他們生命歷程中的坐標。這大大小小灰灰紅紅的北京筒子樓，構成了富麗堂皇的北京潛隱著的另一層風景。由於我與北京的緣份始於這樣一座筒子樓，這裡的生活之於我是那樣鏤骨銘心，我寫出了長篇小說《混在北京》。那是臭水橫流的筒子樓中外省移民知識分子為爭得人生一席地的辛酸故事。他們可憐、可悲又可鄙、可笑，為達到一己目的不惜媚上壓下，在金錢和權力面前紛紛頭冠草標壓價賤賣人格。我的第二本小說《孽緣千里》寫的又是一群闖北京的外省知識分子故事，他們也住在北京的幾座筒子樓中。我幾乎是「吃上」北京筒子樓了。
從小有著強烈的寫作衝動，但日後卻以北京為背景創作小說，這是我始料不及的，是生活使然。
我生長在北京以南150公里處的古城保定，清王朝時代，保定曾是北方重鎮，以「保定府」著稱，是權重一時的直隸總督署所在地，但民國後這座城血氣漸虛，到我出生的六十年代，便衰敗了。
中國人喜歡用「裡」來表示距離，大人們說起北京，就說離保定300里。300里，在一個閉塞小城的窮孩子心目中就是一道漫漫迢迢的天塹！上趟北京，火車票就要花上五六塊錢。在六七十年代，那就是一大家子人一個月的口糧錢。北京太遠，盤纏太貴，咱去不起。我從來不曾夢想過上京城去開開眼。
但我卻像所有中國人一樣心向北京，熱愛北京。我們從小唱的歌是《我愛北京天安門》。最喜歡的歌詞是「北京啊北京/我們的紅心和你一起跳動/我們的熱血和你一起沸騰」。
「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的六七十年代，更使北京在我們心中高大起來。
那正是我從少年向青年過渡的年月，我們聽到並牢記的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修」了，墮落為社會帝國主義，「衛星上天，紅旗落地」。但辯證法的原則是「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老子語）。壞事可變為好事。蘇聯變修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就自然轉到了中國，北京成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首都！我們的北京多麼偉大呀！年少的我們因此愈發熱愛北京，唱起北京就禁不住熱淚盈眶。
「雄偉的天安門/壯麗的廣場/顆顆紅心都朝著這個方向」。
「啊/北京啊北京/祖國的心臟/團結的象徵/人民的驕傲/勝利的保證」。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像那金色的太陽，多麼溫暖，多麼慈祥」。
唱著這樣的歌兒長大，那樣的童年該是多麼無憂無慮，多麼美好！雖然我們還窮，但我們有飯吃有衣穿。我們甘願受窮，因為我們省下的錢是用來支援世界革命了。
那些年裡，保定人每個月每人只有三兩油，每人三十斤糧食中百分之三十白面，百分之七十粗糧，過年每人半斤肉、半斤魚、半斤雞蛋、半斤花生，商店裡只賣一分錢一塊的古巴黑糖。但一想到「三分之二水深火熱的」各國人民，我們一點不覺苦，偶爾有人從北京出差回來說北京馬路敞亮，小汽車流水似地跑，大樓躥天高，北京人吃得好，有牛奶糖吃，我們覺得應該。首都嘛，是國家的臉，就像一個人，肚子餓著別人看不見，臉要洗乾淨，頭要梳洗好才有面子。我們吃不上喝不上反正外國人不知道，有北京替中國掙臉就行。就像六三年發大水，為了保住北京和天津兩個大城市，丟卒保車，保定人毅然炸了大堤，讓白洋澱的水鋪天蓋地淹了保定古城一樣。這些都是一個道理，北京在，世界革命就在，北京好，全國就好。愛北京，就是愛我們的心臟，我們的臉面。
直到我二十四歲上在遙遠的閩江畔福建師範大學讀完文學碩士，我才覺得我配做一個北京人了，我自以為是「百里挑一」的優秀知識分子——十二年前的1984年中國剛剛開始招收極少數文學博士研究生，因此文學碩士還寥若星辰般「物以稀為貴」。我進北京當了一家出版社的編輯。
但殘酷的生活現實卻一次次挫敗著我的書獃子理想。偌大北京卻安放不下我一張小小的書桌。我是在辦公室中熬過八個月後，才有幸擠入一座類似《混在北京》中那座樓的筒子樓的，隨後是五年無著無落，隨遇而安，臭水橫流中依舊飲食男女的知識混子生活。那幾年我們的口頭語就是「混在北京」。日後它則做了我小說的書名。
是生活這所「我的大學」（高爾基語）教會了我表現人生的手段——反諷（irony），這一點是我七年學士和碩士課程中所一直沒有參透的。而真正理性上認識到《混在北京》是個反諷文本，則是在寫完小說之後。足見生活的能量有多麼強大。
我珍惜這樣的生活體驗，儘管我鄙視這樣無奈而苟且的知識混子生活。
筒子樓是幾代外省進京知識分子心切切、情切切來京後落腳生息的第一寸熱土。多少人就是從這兒開始，出息了，成了事業，立了功名，躋身上等衣冠。
我不知道，離開筒子樓還有多少人回首思考它存在的意義和象徵。夕陽幾度，舊樓依然。瑣碎平庸卑賤的筒子樓生活似乎不過是人們個人奮鬥史上的一頁而已，不堪回首難以啟齒又如風過耳芻狗已陳。仍身陷其中者似乎要麼安於現狀要麼殫精竭慮盡早脫身，無暇思考更恥於暴露自己的筒子樓樓民身份——人是要面子的，數年如一日扎根在筒子樓中頗有「沒本事」之嫌。
我便屬於這號無能之輩，目睹身受筒子樓卑下、恥辱、下作、蠅營狗苟又不乏苦中做樂兒女情長的日復一日，極度無奈之中只好把這一切看成一場戲，便獲得了精神上的超脫。與之拉開一定距離後，這一切就真的成了戲。俗話說人生如戲，戲若人生。我有幸成了人生的看客。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一旦超然物外，便有了思考的閒情逸致，漸漸地品悟出筒子樓生活的意味。
它平凡如泥土，但也偉大如沃土，養活了幾代北京知識分子。人們戲稱其為「移民樓」，可這裡的移民不是頭腦遲鈍的普通勞動力，而是占中國人口比例不大的受教育人口。這類人在這種骯髒環境中的境遇和道德水準的高下應該說是中國受教育人口生活的縮影〔我慎用「知識分子」這個詞而喜用「受教育人口」（educated population）〕。
應該說筒子樓最集中的地方是大專院校，這本是供學生們住的集體宿舍。但漸漸地，其中一些就演變成了教師集體宿舍，他們又在此結婚育子，一個個家庭就在這裡誕生了，不少機關單位大都也有這種宿舍樓。
並非每個人都能一開始就分上這樣一個單間，你要在結婚以後並且夫婦二人雙方都有北京戶口才有分上一間屋的資格，即便如此，也要在一個單位工作五年以上才有排隊分房的資格，否則就只能二三人合住一問。
一家住一間，樓道漸漸被瓜分割據，堆上雜物，擺上破桌子便成了廚房。大人漸漸變老，兒童一天天長大，有人升了官，優先分了房子搬了出去；有人熬夠了年頭，由「小張」、「小李」之類熬成了「老張」、「老李」，攜家帶口告別了筒子樓。而新的樓民又源源不斷地湧了進來。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人。
這類人總在盼的是房子，是正常人的日子。他們與另外兩類人構成了北京人的三個基本類型。
一類人是功成名就或奮鬥經年在北京立住腳的中老年官員和知識分子，或有權有勢或功名顯赫，早就論資排輩分得了正式住房。一般來說是部長級獨門獨院，車庫花園正偏房等等一應俱全（腐敗官員的郊外別墅不算在內），冬暖夏涼，安富尊榮。司局級處級科級則四至二間一套房子不等，他們中一些人的子女自然得獲蔭庇，是「口銜銀匙而生」的膏粱弟子，「改革」前不難謀個肥缺公幹，「改革」後仍有人如魚得水，公私兼顧，成為改革試驗的既得利益者。第二類人則是祖祖輩輩幾代住在北京大雜院中的本地人，大多從事體力勞動或第三產業，只有少數人經過奮鬥當了官成了知識分子，這類人中大多數幾乎沒有機會分到公家的單元樓房，他們幾代人擠住在低矮平房中，燒煤取暖做飯，一條街有一兩個公共廁所，他們惟一的希望是市政「危房改造」計劃，被列入拆遷戶，趁機搬出舊房，住進新公房中去。但他們損失也不小：不得不離開祖輩居住的市中心，搬到城市邊緣或遠郊縣。而原來的居住地則蓋起了五星四星的賓館或寫字樓，這類人與前一類人雖同居一市，卻似天上人間，不可同日而語。
而介於這兩者之間的，則是沉浮不定的這些筒子樓知識分子們。他們以候補官僚、候補知識界精英的面目出現在北京，躊躇滿志地蜂擁而至。本以為在這種破樓裡「中轉」一下，很快就可以榮身晉職，過上「人民公僕」的好日子。卻不想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只能當「公僕」的分母或長時間的分母，要在昏暗的筒子樓中生息繁衍，生生不息地過上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於是他們戲稱自己「混在北京」，只是知識打工仔。僧多粥少，只能排大隊。若想打破常規，就得有過人本領，後來居上斜插入隊或把別人擠出隊列，以強行先到終點。爭奪自然殘酷，手段自然狡詐，心術自然不正，這種人生戲劇無場次，無邏輯，瞬息萬變，教你隨時處在不進則退的戰時狀態。
這類筒子樓樓民是高尚理想與精神淪喪的怪胎，他們的昇華或墮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進化歷程：千百年的戰亂，血腥的朝代更迭，科學文化的落後，連年的政治運動使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傳統慘遭浩劫，一次次出現斷裂帶，使得「書香門第」相傳者甚少，真正的知識分子而非「受教育人口」並不多見。歷史與現實的因素，使得許多受教育人口無法在言行上看似知識分子。大學生和研究生大量出現只是近十幾年的事。這些人大多出身貧寒，家境遠非優渥，往往自身就是本家族第一個大學生。帶著劣根念完大學，進入都市後又陷入筒子樓這種環境，教他們如何表現為知識分子？而外在環境更不允許他們書生氣十足地生活，連年的政治運動以「文革」為登峰造極，形成了人與人爭鬥的傳統。「文革」結束不過二十年，那些經過「文革洗禮」的人們正處在事業的鼎盛期，誰又能說他們身上的「人整人、人防人」的慣性徹底消失了呢？「文革」為代表的數十年政治運動流毒是會毒害幾代人的。年輕的知識分子們不能不再成為這種傳統的受害者的同時也潛意識地繼承這種傳統之一二。
但是，中國的歷史劇變——向市場經濟轉型——不可逆轉地發生了。社會生活的大變革把這樣一些素質不甚高的人推到了改革開放的前台，成為改革年代的知識分子。市場經濟中的拜金主義與專制主義傳統和惡劣的生存條件合流，成為青年知識分子人格的三重奏。於是，各色人等，粉墨登場，自然是好戲連台，人性惡在這個時代舞台上得到最充分的表現。知識分子披著「文化人」和「讀書人」的外衣，上演著庸俗的小市民鬧劇。
身為他們中的一員，我一直在天真地設想：如果這個階層的人能夠更多地保持住他們所出身的下層人民純良的一面，樸素而正直，又能夠獲得較好的經濟地位和知識精英的教養，優雅而高貴，這個階層將成為未來中國社會的良心。而現實中的這個階層中不少人則身染濃厚的庸俗市民氣，媚權拜金，是雙料的犧牲品。這些平民知識分子應該有更多的自省，才不至於成為知識混子，枉廢了多年的教育。
筒子樓生活是我有生以來最難忘的，離開它以後還常夢到它，因為我二十四歲到三十歲那六年金子樣的時光就在那裡流逝，它化作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影響我一生。
筒子樓最叫人難忘的，是它那火爆熱烈的生活場景，市民氣十足，也溫情十足，那種庸俗美是外人無法感同身受的。
在這樣的樓裡各家的生活幾乎難有隱私。你的一切行動幾乎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印象最深的是一對情人在一個下午在房中做愛，那歡快的叫聲很高亢，他們大概快活至極，根本不想壓抑自己，便盡情盡興，任那快感的叫聲透過破門傳到走廊上，引來無數人駐足聆聽。夫妻吵架，那巨大的聲浪也是那種破木頭門無法阻隔的，由於廚房和廁所公用，人們不可避免地擁擠在這兩處地方，總是在沒話找話地閒聊，於是便有了擺弄是非，人前人後指指點點的閒言碎語。但有時這種東家長西家短的議論常常頗有新聞價值，你可以從中捕捉到不少有用的信息如緊俏商品的價錢，某某人的背景，誰又能說這種閒話沒有魅力呢？簡直是不可抗拒！它像一個「信息高速公路」，每個人都在公開發表自己的小道消息，它比「信息高速公路」更有魅力之處在於，這是活人之間的現場交流，可以看到人的表情，聽到人們最迅速的反應。真的是活報劇一般生動。
這種熱鬧場景大多是在做晚飯時分和星期天，人們就那樣手上洗著菜、炒著肉、大聲喧嘩著交流信息，逗著悶子，愉快無比地手不拾閒兒嘴不停，一邊聊一邊相互品嚐對方新出鍋的飯菜，交流著手藝，東西南北各種風味的菜餚均在此得到展示。這樣的生活小景無疑是迷人的，儘管有時話題很無聊，但它使你忙碌一天後精神上得到了放鬆。
我至今仍然留戀那種生活氣息濃烈的筒子樓場景，它讓你感到你和人類息息相關，感到安全，因為你隨時可以敲一敲鄰居的門請求幫助，隨時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發洩一下自己的情緒。
人們無奈而又頗有希望地快活度日，一點也不感到什麼痛苦，因為我們來自小城市，來自貧困的農村，來自本不優越的小市民階層，我們來到了首都北京，僅僅這一點就足以成為老家裡一條街、半個縣、整個小鎮子的新聞，我們是首善之區的上等衣冠哩！即使住在這樣的筒子樓中，我們也足以比下有餘地生活，因為北京市民中還有多少人擠在昏暗的小平房危房中度日呢。我們是「國家幹部」，即使在陞遷的角鬥中淪為敗將，無非是在筒子樓中多混些日子而已，我們早晚還是能分到房子，這是所謂的「鐵飯碗」，僅憑這一點，我們足可以心安理得了。
於是我們一頓不落地做自己的飯菜，臭水橫流時廚房裡滿地沒腳面深的污水，整個樓道流水潺潺，我們視若無睹，在地上墊上磚頭作橋，扭擺著腰肢來回穿梭。我們換上膠靴站在污水中炒制其香無比的干煸牛肉絲、炸雞炸魚、包餃子、溜肝尖兒。任憑它廁所的黃湯汩汩流入，我自巋然不動，因為鍋中的飯菜香味足以抵消那污水的腥臭。「民以食為天」，在這個時候顯示出無可辯駁的真理性。
除了這種快樂，筒子樓民們心酸難過的事也有，最教他們心酸的莫過於平日裡與大家一樣毫無追求、牢騷滿腹、自私自利的人突然在某一天出現在單位的大紅榜上，宣佈他已加入「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行列，再不久便官升一級並按政策分到了某一級官應分到的幾室幾廳單元樓房從此提前脫穎而出逃離了水深火熱的筒子樓進入領導階層，據說這叫改變命運的三部曲。
只有親耳聆聽這類人在莊嚴的入黨宣誓會上的慷慨陳詞時，你才能領悟到他們的「道行」，才能知道為何他們能比你早逃離筒子樓。這些平日裡毫無一點口才的人，居然能在這種會上大談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表演才能十分了得。
那麼何以「解釋」他們平日裡混同落後分子們搬弄是非，飛短流長，口出粗話？據說那是為了「和廣大群眾打成一片」實則「出污泥而不染」。聽起來如同「打入敵人心臟」的地下特工人員一樣機智而偉大。這是向上爬的大本事之一。
我住過的那座筒子樓坐落在北京某街心花園旁，與一家大黨政機關僅一牆之隔。從外面看，高大的圍牆上只露出一個小小的屋頂，沒人會想到牆內曾經如此齷齪不堪，即使我向一些舊友抱怨環境如此骯髒時，我都會聽到這樣令我欣慰的話——「你夠可以的了，在北京能有這樣的房子住，你該滿足了」，我還能說什麼？不如我的碩士、博士們大有人在。僅憑這一點，我就應該毫無怨言，輕鬆愉快地混在北京了。
當一個碩士甚至博士最大的願望是在北京混上一間筒子樓房住時，住上後又欣喜萬分並昏天黑地地胡吃海塞時，他還能做什麼，除了混在北京？
我曾經無比蔑視我的同類中這些知識混子，為他們痛心，他們不少人其實聰明過人——能從窮鄉僻壤考入全國一流二流的大學就足以說明他們天資非凡，卻甘心精神上墮落。我在小說《孽緣千里》中曾這樣寫道：「大都市中知識青年心靈上的墮落竟如同妓女們肉體上的淪陷一樣勢如破竹，不可救藥。」後來我又把這種淪落歸咎於環境，把他們看作環境的犧牲品。看來，這兩種觀點都失之天真，倒該說成是兩者的化合反應加劇了他們的墮落更為準確。我真地為這些純良的鄉村、小鎮、底層青年才子們惋惜，錯！錯！錯！
北京在長高，我幾乎快不認識她了，她令我茫然。一個異己的城市對我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城裡那些我熟知的靈魂。
我怕的，是一個個筒子樓樓民喬遷了，榮升了，卻把筒子樓精神撒播向四方，星火燎原並代代相傳。
但我仍然不斷地重複《聖經》中那句名言：「我父，寬恕他們吧，他們不懂自己的所作所為」（Father，forgive them，for know not what they do）。
（DER STOLZ DER NATION 原載瑞士Das Magazin，1997年5月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