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有一個何頓，寫小說的。而且他的小說長沙味很地道。
《生活無罪》、《我不想事》、《弟弟你好》、《太陽很好》、《就這麼回事》、《無所謂》、《我們像葵花》、《荒原上的陽光》……何頓的這些作品無一不是寫長沙，寫長沙這座城市裡的故事和人物。這些很「長沙」的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近兩年來接連不斷在《收穫》、《大家》、《花城》、《鐘山》等全國一流文學刊物亮相，年輕的何頓日益引人注目。
何頓的小說首先是在人文薈萃、信息靈通的北京、上海反響熱烈。
「何頓像太陽，讀者像葵花。」《北京青年報》以此來比喻何頓小說的讀者之多。《中華讀書報》將《就這麼回事》評為1995年最好的兩部長篇小說之一。（另一部是莫言的《豐乳肥臀》）中央電視台派記者專程上門採訪何頓。《新民晚報》多次介紹何頓其人其作。《文學報》發了何頓小說專版。小說評論家程德培先生《終於出了個何頓》一文在香港某大報發表，後又被台灣報紙轉載。何頓的小說被譯成英文，在英國、澳大利亞出版……評論界忙著給何頓戴上各色「帽子」。陳曉明把他劃為「新表象」，張頤武、王干把他納入「新狀態」，更有人稱他是「新生代」，是一匹南方的「黑馬」。影視界在重金爭購何頓小說的影視改編權，張藝謀買斷《就這麼回事》，社憲任董事長的北京先奇影視製作中心買斷《我們像葵花》……可何頓還是長沙的何頓，他照舊日復一日呆在南區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裡寫他的小說。1月25日，當記者來到何頓家中，說起他目前走紅的種種情形，何頓一臉平靜。此時，他剛剛在386電腦上寫完7萬多字的中篇《麵包會有的》。
「《麵包會有的》是一個愛情故事，實際上講的是『愛情會有的』。」記者的思緒隨著他典型的長沙話跳躍開來。
「在何頓的血脈中有高貴的文化的皿液，但他在情感上又有濃厚的平民傾向。」
何頓扎扎實實是一棵生在長沙長在長沙的樹。
出身書香門第的何頓是街上長大的孩子，家住一條叫青山祠的小巷子裡，街頭巷尾就是小何頓的樂園。「董存瑞十八歲，參加革命游擊隊」這支英雄的順口溜就是細伢子們喜歡一路上吼的，幾個小傢伙還常常鑽進附近書院路異南春茶館玩，豎起耳朵，聽大人們講張家李家的故事。
身為教育工作者的父親也常給何頓講故事。何頓稱父親對他的教育是「龐大而影響深遠的」。至今他還清晰地記得父親講韓信甘受胯下之辱、岳母刺字精忠報國的故事。讀中學的時候，何頓的書包裡多了一本厚厚的《水滸傳》。他迷上了水泊梁山的好漢們。他愛畫畫，畫得最多的，除了飛機大炮，就是黑旋風李逵和浪裡白跳張順。
跨進湖南師大美術系學油畫的何頓，曾立志成為「中國的列賓」，創作像《伏爾加縴夫》那樣的世界名畫。誰知本為加強藝術修養翻開文學名著，竟一看而不能自拔。《紅與黑》、《包法利夫人》令他如癡如醉。理想的航船從此轉向文學，何頓以「初生牛犢」的氣概一起手就弄了部30萬字的長篇小說《幽寂的黃昏》，寫身邊的大學生活。結果當然沒有發表，後來這書稿被他付之一炬，十幾年來何頓共燒了五六十萬字的書槁。
「這可能是命！」每當有人問起何頓為何改行搞文學，他總是這樣回答。
何頓在選擇文學創作的同時，自然而然就選擇了表現他所熟悉的生活，他在長沙這座社會大舞台上苦心排演一出出「戲」，他在不自覺中一步步向他心中的這座主藏艱難拓進。
「在何頓的血脈中有高貴的文化的血液，但他在情感上又有濃厚的平民傾向。」何頓的朋友林樂之說。
「在長沙，這些人是很『海』的滿哥，但他們的內心又是那麼脆弱。他們身上的故事甚至不要你去編造，比編造的更生動。」
長沙南門口幾個做生意的小老闆，聽別人傳何頓的小說如何如何，他們找來《我們像葵花》看。一看就丟不開，看完後驚訝萬分：「咯就是寫我們！」前不久，幾個人拐彎抹角與素不識的何頓聯繫上，非要請作家去吃飯不可。在「金三角」吃完飯，又拉著去他們店裡坐，很激動地跟何頓談小說中的馮建軍、李躍進、劉建國。
何頓大熟悉他們這些人了。用何頓自己的話說，他對這些人的瞭解是「一碗飯」。小時候玩在一起，停薪留職搞裝修生意又成天與這些人泡在一起。好幾年時間裡，一個星期總有三四個晚上，何頓同他的個體戶朋友，在「新華樓」、「玉樓東」喝茶喝咖啡談天說地。
而對把喜怒哀樂擺在臉上的他們，何頓感到他們活得很真實，有時他甚至覺得自己就是他們中的一個。
何頓在感受他們的同時又時時以一個文化人的眼光看他們－－處於社會底層，沒有背景、沒有依靠；靠時代賜予的機遇，靠他們自己的掙扎和拚殺，甚至靠不擇手段和鋌而走險，他們發了點財。但是物質上的享受並不能帶來精神上的充實。文化貧乏症使他們無力擺脫金錢的怪圈，他們於是不斷地尋找刺激，不少人在尋找刺激中「失控」，何頓還看到了這些城市小市民身上活躍著市場經濟的「細胞」，看到了這些人庸庸碌碌的身影隱約著真、善、美的閃光。
「在長沙，這些人是很『海』的滿哥，但他們的內心又是那麼脆弱。他們身上的故事甚至不要你去編造，比編造的更生動。」何頓要表現他們的慾望越來越強烈。在這個裝修和那個裝修的間隙，199O年10月，他終於完成了中篇《生活無罪》。這部5萬多字的成名作成名不易，兩年多時間在東南西北多家刊物屢屢碰壁，飛來飛去作全國漫遊。直到經知名作家何立偉力薦，《收穫》的編輯肖元敏女士慧眼識珠，發表於《收穫》1993年第1期。有了《生活無罪》的面世，才有了何頓士氣大振一發不可收，日後最終放棄了更賺錢的裝修生意而專心創作。
早在3年前何立偉就預言何頓會走紅，他評價何頓的小說寫得「紮實」，「具有一種物質的硬度，殘酷的真實，達到了文學的純度。」而何頓對自己的創作追求則講得很通俗：「我追求平實。文學的魅力和張力在真實上。」
「本來《我們像葵花》不是現在這個結尾，開始設想讓馮建軍東山再起，但寫的時候發現愛情的創傷對他打擊實在太大，他再也不可能站起來。我只有聽從人物性格的真實。」何頓說。
「福克納用美國南方的方言描繪密西西比河邊的小鎮，這並不妨礙他成為世界級的文學大師。」
越來越多的長沙人在讀何頓的小說。長沙人讀何頓，比外地人更容易「入境」。這小說裡有火宮殿臭豆腐的飄香，有琴島俱樂部的笑聲，有黃興路時裝屋，有烈士公園人工湖的遊船……更奇的是這小說裡來來往往晃動的人物都說一口地地道道的長沙話，譬如把「講笑話」說成「講相聲」，把「流浪」說成「打流」，把「解決問題」說成「了難」。
「地域色彩就是世界色彩。」何頓說，「福克納用美國南方的方言描繪密西西比河邊的小鎮，這並不妨礙他成為世界級的文學大師。」
語言是思維的現實。長沙人何頓習慣用長沙話思維，他壓根沒想過長沙話會有人看不懂，相反他覺得長沙話有魅力，長沙方言的頓挫感節奏感很強韻味十足。在何頓的小說中，一般敘述用書面語言，人物對白幾乎全是長沙土話。這樣，標準的書面語和特色的長沙話形成兩個不同的層面，起到了烘托人物形象的作用。事實證明，駕輕就熟地大量運用長沙方言，並未影響何頓小說的傳播，倒是成就了他「這一個」。
何頓的走紅的確為人們提供了許多有趣的話題。比如：——在先鋒派小說越來越遠離讀者的今天，何頓的小說迅速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贏得了廣大讀者，這意味著什麼？
——何頓擅長寫城市下層的小市民個體戶，他寫小痞子而不像王朔那樣有痞氣，更沒有王朔小說的反道德傾向，他是如何把握的？
——何頓的大部分作品表面上看似直白曉暢，實則在技巧上針腳細密，敘述的穿插，場景的勾勒、細節的潤色均有講究，這是否與他的繪畫素養有關？
何頓告訴記者，在市委宣傳部的安排下，他已到長沙手中集團兼職，任副總經理，體驗生活。他說他要守住長沙這一片「陣地」，「在這片陣地上可拓展出商界、政界、知識界、文藝界等等各色畫面。」
何頓沒有時間停頓。
原載《長沙晚報》 文 許參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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