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那也是個夏景天兒，大概就在一九五六年七月間。為了參加北京市大中學生暑期文藝會演，經當時北京群眾藝術館的吳揚同志介紹，我認識了老弦師王萬芳先生；並且請他為我伴奏，演個單弦兒牌子曲兒的段子。
萬芳先生工三弦兒、四胡，兼長琵琶、月琴。曾經對曲藝大師劉寶全和金萬昌、榮劍塵、白雲鵬諸前輩的藝術有過研究，還曾跟良小樓，譚鳳元、孫書筠等名家合作過。當時我不過是個二十歲出頭的青年學生，自然是以師事之的。特別是那個段子由我自編自演，少不得從曲兒牌子的選擇搭配、曲詞的吐字行腔乃至氣口韻味，都要多所討教。萬芳先生也豁達得近於隨和，連些個小節骨眼兒都斟酌著指點個仔細，卻又總以商量的口氣出之，這在我心裡也就多添了一層敬重。
演出地點在中山公園音樂堂。記得綵排那天，遵萬芳先生叮囑，說是「早點兒到後台，把活兒再蹈蹈」。我是提前個把鐘點兒到的，誰想老師已經到了。見我進了後台，老先生一手把套在藍士林布套裡的弦子半挾半抱著，一手拿著八角鼓兒，說，「外邊兒吧，風涼風涼。」我就隨著老師到外邊找了一片樹蔭兒底下，等撿個蔭涼兒濃重的石凳子落了座，取出「傢伙」來，轉軸撥弦，定了定調兒，就輕輕兒遛了段兒小岔曲兒。他也將這八角鼓兒給了我——雖說那繐子有點兒舊了，可顯得那麼透亮。我呢，就忙接了過來。
「春至河開，綠（音「祿」）柳時來……」等我唱到了「臥牛兒」，卻見老師抱著弦子略一欠身，朝著一位不知什麼時候站在一旁聽曲兒的老者微笑著致意；手指間的音流依舊宛轉著；待唱到「單等那，打柴的樵夫暢飲開懷」，一個小甩腔兒打住的時候，就見老師連忙起身，把弦子順在身旁一側。含笑對那老者說了聲：
「舒先生，您這程子倒好哇！」
就見那老者中等身量兒，體態略見發福；梳理整齊的小分頭兒。似乎沒怎麼大見白；一副款式很普通的眼鏡兒，使二目更趨溫和；白府綢襯衫，淺灰派力司西裝褲，都略顯寬大；拄著根手杖，立在樹蔭兒裡，大約聽了多半段兒曲子了。那三弦兒也跟著……不知怎麼，我心裡一動。與其說是認出了，不如說是半認半猜——那是老捨麼？是，一定是。
等這老二位敘談了幾句，我本想跟著稱呼一聲「伯父」的。因為舒乙曾和我同時在北京二中就讀，如果也按「官中兒」規矩稱呼「先生」，雖也無不可，卻總覺著輩份上不很恰當。可舒乙只是我的上班同學，又很少過從，也就只含糊著問候了一聲：「您好」。
「這麼年輕，能唱『子弟書』，不錯不錯」。老捨先生笑著跟我握了握手，就由萬芳老師陪著一塊兒坐在那石凳上。
敘談間得知老捨先生是到那來今雨軒去會朋友的，說是「我早來了會兒，到這壇裡轉悠轉悠，這才……」這「壇」麼，自然指眼前的社稷壇了。說著，一手從我這兒接過八角鼓兒，一手把枴杖倚穩。就見他左腕子微微一抖，鼓幫子上八對小銅鈸兒叮叮作響起來；右手中指領先，配以食指和無名指，都經拇指下發力彈出，往那蟒皮鼓面上扣出一串串節奏來。就連萬芳先生都在一旁看得出了神，不覺說了句：
「您手底下真見功夫呢。」
老捨先生又一笑，略搖了搖頭，隨手撫弄著那蟒皮面兒，紫檀幫兒，就說：
「這件『傢伙』晚說也是民初的東西了。」
「不瞞您說，這是辛丑年我的一位大師兄從天津衛小白樓兒南路得來的。」
「穗子呢，該續上一條新的了吧。」說著，老捨先生並不等著回復，就緩緩的接了下去，「當年常樹田在青雲閣唱頭二本兒《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八角鼓兒掛的是加了尺碼兒的大紅繐子，唱『曲兒頭』腕子一抖，穗子活像靈蛇擺尾。還沒張嘴呢，台底下就見了好兒。謝芮芝就另有一個斯文勁兒，用朱紅繐子，普通尺碼兒，還往小拇哥兒上鬆鬆兒地繞一繞兒。一個大岔曲兒下來，也只微微地振那麼幾下兒。作派各有不同，也能見出作藝的跟『下海』的一點兒分別來。」
老捨先生隨後看了看手錶，就說：「喲，我得走了，趕緊走，回見。」
萬芳先生也連忙說：「回見。」
老捨先生又跟我說：「有功夫來玩兒。」
我也趕忙說……可說些什麼來著？我卻忘了，只目送老捨先生拄著手杖，緩步經過社稷壇朝東去了。
「咱們也到音樂堂去吧。」說罷，萬芳先生拿著弦子，我也將八角鼓兒抱著，都一塊兒進去了。
可那八角鼓兒呢，我卻只是捧著，作個樣子罷了，到今天，我也不會敲。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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