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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和我 作者:韓少華

一、瞳孔裡的小火花


  那是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

  透過那扇白漆的窗口,向裡面的一張張白色小床上望過去,我的目光,在一個粉紅色的、胎發蓋得略顯扁圓的小面龐上停住了。

  她睡著,彷彿並不急於睜開眼睛觀察這個世界。

  望著她,兩顆淚珠兒從我的眼窩兒裡湧了出來。

  做父親了,從這個日子開始。一個男子,當他有了機會和權利給予一個小生命以父愛的時候,那麼,他自己的生命就意味著一個更高層次的上升。當然,上升的不只是幸福、歡樂、自豪,也有辛勞與責任。

  小生命漸漸地構成著她自己的精神世界。在她獨立地走向生活以前,如果說母愛是她的精神構築物的基礎,那麼,父愛就是支柱。

  可惜,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人們——也包括做父親的男子們,對父愛的意識似乎總模糊著,以致把父愛與母愛混同起來。這可不可以說是某種心靈領域的誤解?那些只以陪著妻子圍著娃娃轉為滿足,妻子從左邊給孩子一塊巧克力,自己就從右邊給孩子一個大蜜桔的丈夫,實際上是在造成一種讓孩子有兩個「媽媽」而沒有爸爸的殘缺的家庭心理結構。這種殘缺,會給孩子帶來什麼?

  女兒學話早。迎著生日就會說話。兩歲不到,還可以跟大人進行內容比較簡單的對話了。這在我,聽著妻跟女兒唱喁噥噥的對談,實在是一種無可比擬的享受。

  有一次,在中山公園,我們佔領了一張樹蔭下的綠色長椅。女兒坐在妻的腿上,我陪坐在一邊,任陽光花氣籠罩著我們。

  「媽媽,你看那阿姨,肚肚多大,有病了嗎?」

  「不,裡面睡著小弟弟或小妹妹呢。」

  「我也在媽媽肚肚裡睡過嗎?」

  「睡過,睡過好多好多天呢。」

  「那……媽媽肚肚裡有小枕頭嗎?」

  「有,孩子應該要的,媽媽都有。」

  「媽媽真好……」

  女兒偎在妻的懷裡。一隻蜜蜂在綠椅後邊的花叢裡嗡嗡地探尋著什麼。陽光也把花香釀得更濃了。

  在這樣的時刻,我願意靜靜地陪著。我漸漸感到,自己的沉默正在保護著什麼,加深著什麼。她們陶醉著,卻覺得出我的存在。

  男性的沉默並不是空白,而是空間。它意味著力與自由。我常從女兒和妻的眼神裡得到這種啟示。

  女兒有一雙清澈的眼睛。那雙眼睛在一瞬間所傳遞給我超越本能的愛,而意識到一種天職。

  記得那是一九六九年的國慶之夜。我抱著女兒去街上看禮花。妻陪在我身邊,女兒在我耳邊不時問些什麼,我也隨口回答著。可是,當第一簇禮花猛然升上夜空的一剎那,女兒立刻一聲不響了。我漸漸發現妻不再看禮花,只望著女兒的臉,神情莊重了起來。

  孩子仰著小臉兒,看著夜空裡的壯觀景色。先是驚奇,拍著小手喊叫著:再又招呼著妻和我,指指天上的禮花;後來,就漸漸地不再言語,也不再動了,只把頭靠在我的臉頰上,小手輕輕摟著我的肩,凝視著那變幻神奇的滿天奇景。

  「征征,看,那像什麼?」妻指著夜空中那一簇剛升起來的焰火,問女兒。哦,順便說一句,女兒出生在凌晨時刻,所以取名叫「曉征」。

  「像一朵大花兒,大極了大極了的大花兒!」

  就在那一瞬間,我看見曉征一雙黑黑的瞳孔裡,又迸出一對兒小火花兒。那火花兒的名字,又只能叫做「發現」了吧。而發現,似乎正是創造的起點。

  當夜,我和妻很晚還沒睡著。妻只是微笑,笑容裡滿是欣慰,直至陶醉。她是有這份理由和權利的。那時候,曉征兩歲零五個月。

  「往後,咱們得多領著孩子出去逛逛了,讓她多看,多問……」我把妻的手拉到自己的掌心裡。

  「嗯。」妻應著;側過頭去,望望女兒甜睡的小臉,又回頭對我一笑。

  妻的笑容裡,彷彿多了些什麼。

  九年半以後,曉征在上四年級的時候發表了她的第一篇習作:《水仙花開了》。那本是一篇課內作文,由張效敏老師推薦給《中國少年報》,於一九八○年三月十二日刊出。其中有這樣的句子:

  

  一天,水仙抽出了一根莖。莖上生出三個形狀像扁豆兒一樣的骨朵兒,骨朵兒外面包著一層透明的皮兒。又過去了幾天,花骨朵兒頂破了外面的皮,外層的花瓣向外伸展,裡面的花瓣還緊緊合攏在一起。慢慢地,整朵花全開了。白白的花瓣,一層一層,中間是黃色的花心。聞一下,清香清香的,花香還帶著一點甜味……

  至於那冊作文本,一直保存到今天。張老師在上面寫下了「觀察細緻,描寫自然」的評語。這評語,是帶有相當權威性的,因為,張老師是北京的特級老師。

  哺育和教育,出於本能的愛和基於天職的愛,其間的差別,往往需要做父親的多關注些。而張老師的評語,對我和妻在那個國慶之夜達成的如何引導女兒的契合,似乎是個美好的反饋。

  

  


二、識字卡片


  一盒多麼漂亮的識字卡片。一面兒,印著規範的楷體漢字;一面,展開各種各佯的彩色圖形,從星星、月亮,紅花、綠草,到小房子和大山。當然,字標著圖形的名稱;圖也展示著字所指代的形象。

  這是外公在曉征三歲生日那天,送給她的小小的禮物。孩子卻像擺弄積木、拼插七巧板一樣地玩兒那識字卡片,並沒有發現那些小紙片跟玩具有什麼不同。

  曉征說話早。外婆用頂權威的話說:「這孩子,迎著生日就會說話,又最愛跟大人一字一句對著說。這麼個小東西,坐在我身邊,跟我一說就是大半個鐘點兒——你們誰有本事就教,這孩子可是個教什麼就會什麼的精靈兒!」

  親友們早提了不少「學前教育方案」了。比如識字,指標是三至五百。連大表哥小表姐們也誰見曉征擺弄那盒識字卡片誰就不免考她幾個,又教她幾個。

  孩子似乎對卡片背面色彩絢麗的圖畫更感興趣。

  「怎麼老不見你教孩子看了圖再認幾個字呢?」好像是個週末,見我指著卡片上的彩圖正給曉征編些小童話聽,妻子就在操持飯菜的間隙裡,隨口問我。

  「學前認那麼多字,有什麼好。」我已經跟女兒一起迷在自己編的童話裡了,答話簡單,也有些生硬。

  「早期培養,你這個當教師的怎麼不懂?」

  「就因為我當教師,才不幹這種表面化的事呢?」

  妻歎了口氣,微皺著眉,忙自己的活兒去了。好多天都不再過問識字的事,直到有一天,我拉她一起聽曉征看著一張彩色大圖片,給我們說她自己編的小童話,她才釋然了。

  「你想,學前認了不少字,入學老師還要教。孩子在剛開始正規學習,就遇到重複性的東西,她不是自以為了不起,於是難於培養認真聽課的好習慣,或者兩種情況都會發生,倒不如從觀察、想像、聯想和口頭表達上培養她……」

  「那你怎麼不早說?」妻子反問了我一句,笑了。

  「我是想,拿出點實驗效果來,不更能說明問題嗎。」

  「可昨天外公抽出幾張卡片考孩子,孩子認不下來,老人有點兒不理解呢。」

  「別忙,慢慢兒來。」說著,又跟曉征繼續著我們的看圖說話練習了。

  記得那是個星期日。我們三口在孩子外婆家團聚。我幫著曉征把小盒子打開,撿了幾張卡片,排在她面前;先挑一張「陽」字,放到最前邊,接著又把「山」、「房」、「牛」、「羊」、「狗」、「父」、「母」、「孩」、「車」……依次排下去,然後才當著外公外婆的面說:「征征,給外公專場表演一個看圖講故事,好不好?」

  孩子說了聲「好」,就指著卡片,翻過有圖的一面,一張一張地講了起來:

  「太陽出來了,天氣很好,在一座大山下邊,有一座小房子。房子外頭,有一頭牛,一隻羊,一條狗。這都是誰養的,養得這麼肥呀?是這房子裡的一個小孩兒。他怎麼會養得這麼好呢?是爸爸,是媽媽,慢慢兒教會他的。養牛幹什麼呢?拉車呀,這輛車就是讓這頭牛拉著的。牛拉車去哪兒啊,去外婆家呀,外婆家可好啦!……」

  外婆率先笑起來,鼓掌鼓個不停。外公也笑而不語。

  孩子在下一個星期日,又表演了自己選卡片、自己排列卡片順序、自編自講的看圖說話。她用這套卡片,講出一個又一個很簡單的、卻很有條理很有生活氣息的半童話半故事的東西來。連外公也跟著外婆和表哥表姐們一起為曉征鼓掌了。妻子向我投來一個會心的微笑。

  後來,一個假日的清早,吃完早點,曉征愣著,把目光聚在掛歷的畫面上。那畫面展現著一幅冬夜的雪景,一行足跡,從遠處樹林裡迤邐而來,逕直延伸到一座小屋的門前。小屋的門關著,窗子裡卻亮著,桔紅色的光,暖暖地,透到了窗外,曉征自言自語,挺有感情地說起來:

  「下雪了。這小屋裡的小朋友都快睡覺了。他怎麼也沒想到,外公外婆會讓大表哥給他送來了那麼好的東西。什麼好東西呢?一盞燈籠,過年才有的那麼好看的燈籠。打著那樣的燈籠,在雪地裡走呀走呀,真好玩兒極了。還有一串兒糖葫蘆兒,紅紅的,亮亮的,小朋友都快流口水啦。可他捨不得吃。他想打著燈籠,到門外頭去,讓爸爸幫他堆個雪人兒,大大的一個雪人。他想跟雪人兒一塊兒吃那串兒糖葫蘆兒。雪人兒會高興的,雪人兒會笑得合不上嘴……」

  到了那年正月初一,我們三口去給外公外婆拜年的時候,曉征真的得到了一盞大紅燈籠,一串兒山裡紅糖葫蘆兒。孩子一手提燈,一手舉著葫蘆兒,呆望著庭院:

  「沒下雪,沒有雪人兒。我的糖葫蘆兒,讓誰跟我一塊吃呢?」

  外公,外婆,妻子和我,都含笑陪著孩子,一時又都無語了……

  十三年後,曉征寫的第一篇小說《鵝黃色的窗紗》發表,並由中國作家協會的《小說選刊》選載了。

  

  


三、第一張月票


  曉征才八歲。半年多前,每天上學還要大人送一送,下學還要老師照看一下呢;可現在,搬了家,從市中心搬出了老城區,搬到原來荒草遍地的一片居民樓裡,要不要給孩子轉學?

  曉征就讀的史家胡同小學,是北京市的重點學校。校風、教風以及師資水平,都是被公認為很出色的。而且,孩子跟集體,特別是跟班主任劉淑敏老師,已經很有感情了。一提轉學,孩子就要掉淚。

  「怎麼辦呢?真就給她打一張月票,讓這麼小的孩子,又是個女孩子,天天背個書包,坐十多站無軌電車,進城區去上學?」妻子說到這兒,望著我不再吭聲。

  我沒有立刻說出我的看法。事實上,我當時也並沒有拿定什麼主意。妻子的顧慮,我也有。

  「我能行,」孩子自己開口了,「先讓媽媽每天早上帶我過街,上車,托一托售票員阿姨照顧我。下學的時候,我自己就行了……聽說,到了三年級,要有一位特級教師教我們班呢……」

  我和妻沒再說什麼。只是開頭幾天,由妻送孩子上車,由我接孩子下車。再過些天,就要由孩子獨去獨歸了。

  促使我們拿定主意不讓孩子轉學的,還是孩子自己。

  她同集體、同老師的感情,她對一位高水平老師的嚮往,再有,她那種要求增強獨立行動能力的願望,都不能不讓我們暗暗高興。在分析了孩子心比較細、性格比較開朗的好條件之後,我們給孩子打了一張市區學生月票。每天早晨定時送她到車站。乘108路無軌電車,爭取上那幾輛售票員同志曾受過托付的車。

  孩子上了車,我們的心也就懸了起來……

  「爸爸,」孩子又得意又有些神秘地望了望我,接著把她張月票在我眼前晃了晃,「這是我們班裡的第一張月票,第一張呀!」

  當然,那也是她自己在生活中擁有的第一張月票。

  到了初中二年級暑假。曉征被推薦參加赴嵩山活動的地質夏令營。北京營員即將從北京站出發,到鄭州集中。

  那是個熱鬧的黃昏。曉征自己打好了行裝,把攜帶的物品,特別是公物和書籍,就一一記錄在一張小卡片上。準備停當,吃過飯,卻來了一場大雨。好在離開車還有兩個多小時。記得那天妻正在單位值晚班。等雨小了些,曉征就要走,而且不讓我送她,說連電車站也不必去。我沒有說話,只幫她把背包提到樓門口,目送著她的背影消失在風雨中。

  從嵩山夏令營發回的第一封信裡,曉征這樣寫道:

  

  ……冒雨趕到北京站,很多營員都到了。細一看,送行的比要登程的還多一些。因為有的營員是由爸爸媽媽、或是媽媽、舅舅……送來的。只有我,差不多最小了,是自己背著背包到站的。我們的帶隊老師使勁拍了拍我的頭……

  我和妻看了這頁信,心裡得到的大概不只是欣慰而已。

  又過了兩年。曉征經過聯繫和準備,獨自一人,利用暑假去了一次內蒙古錫林格勒,參加了當地一年一度的那達慕盛會,還在草原上訪問了普通牧民家庭,她跟兩個蒙族姑娘結成好友。她們合拍的照片,背景是地平線極為開闊的草原,近景是一輛嶄新的「勒勒車」和氈包的一角。曉征也跟蒙族女孩子一樣,身穿大紅蒙古袍,頭纏淡黃帶子,站在人家中間,很有一種相得相愛的美好氣氛。

  當曉征把這一張照片擺在我和妻子的面前,並且興奮地為我們解說著照片上的人物、環境和活動內容的時候,我們雖然都發覺女兒黑了,也瘦了,卻從她眼神中發現了一種新的東西,那或可叫做「自信」甚至「自豪」。而「自信」,恰好是人的精神生活中的鹽。

  暑假後,曉征在學校的週末論壇上向老師和同學們講述了她的草原見聞,還給大家用蒙古語唱了從草原上學來的歌兒。又過了不久,她拿出一本上萬字的旅行札記,把內蒙之行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做了或粗些或細些的記述。

  當曉征把這本札記送到我的手上的瞬間,我意識到,女兒已開始獨立運用一種新的更為健全的方式去認識生活了。離開父母的啟發,離開老師的指點,她可以從生活中選擇自己的觀察點和觀察對象,可以自己立意,自己構思,自己命筆成篇,甚至自己選擇編排,配合照片與歌曲,站在公眾講壇上,獨立表達自己對人、對生活,對社會的見解了——這該不該看成是她的精神世界逐漸豐富、能動的思維也逐漸幢全的一個可喜的事實呢?

  答案應該是肯定的。而這個事實的真正起點,似乎就是八年前曉征手上的那第一張月票……

  

  


四、月光下


  人到中年,忙總歸是忙的。可如果讓疲憊把心靈壓得走了形,連歎息的空閒也抽不出,又多少有一點可悲。

  為了孩子,從緊促的生活節奏中抽出一點時間來,跟她有個對話的機會,該是不可少的。但我卻在好長一段時間裡忙得抬不起頭,連端詳一下女兒的時間也不多。

  「唉……」似乎輪到孩子歎息了。

  妻也忙。可她悄悄提議在晚飯後加個小節目:散步,而且要讓女兒陪著。一時間,我還沒有領悟,那主要目的是在於陪陪女兒。

  一天傍晚,三口人出了樓門,在林蔭小路上信步而去。

  「你看,我和曉征誰高?」妻停止步子,看了看我。

  「哦……她,她比你高了,雖說不細看還真沒……」

  下面的話,我沒有說出來。做父親的只因自己的那個「忙」,連女兒高過媽媽了這令人可以生出多少欣慰的事實,竟然忽略了。

  「你」妻子低聲對我說,「丟了一首詩呢……」

  我無語。妻子說得委宛了些。其實,是我丟了發現無數首詩的機會,孩子,本該是父母精神生活中詩意之源,或詩源之一;無論父母是否真的在紙面上題寫過詩之類的東西。

  晚間散步,就這樣添到我們的日程裡來。邊走,邊談,有時候以女兒為主。妻子說些家常話或是機關裡的、上下班途中的趣事,女兒說些老師同學的「新聞」,有時候也輕聲唱唱她剛學會的一首新歌。我呢,主要是說故事,從聽別人講的,到自己讀的;有時候,也難免竟是個自己隨說隨想隨編的。編得圓,最後由我說破;編出了紕漏的,由她們識破。可總都落個三人笑一笑,心情舒暢了許多。女兒的笑容倒讓我漸漸遺忘了歎息。

  記得那是個月亮很大的晚上。因為岳父生了病,妻子讓我跟女兒去散步;還說,誰講了有趣的事,回來不要忘了再給她講一遍。

  月光那麼好。女兒被月光感動得不說話了。這孩子從小對自然界的景象就比較敏感。早晨的一縷晴光就會讓她驚喜得跳起來。現在,月光給她的,似乎是另一種觸動。她默然地走著,竟沒有話了。

  「念一首寫月亮的詩吧。」我提了個頭。她還是沒說什麼。只默默想了想,輕聲吟詠起來:「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念完了,她卻微含狡黠地望了望我;

  「該爸爸了,可不許念別人的!」

  「為什麼你念了別人的?」

  「因為您是爸爸唄!」

  我只好一笑,抬頭看了看中天滿月,想了想,只得似吟似誦地念了幾句。不知她聽了感覺怎麼樣。大約離題倒是不會的。

  女兒一言未發,默想著什麼似的。一路上誰的話都不多。

  回到家裡,妻子問我們說了些什麼有意思的事,我只得笑笑。女兒卻拉了媽媽,安頓著坐下,說,「我來唸唸爸爸路上作的詩。」

  妻子靜待著,我也只得陪坐在一邊。

  女兒站在燈下,慢慢地念了起來:

  

  有人說,月亮不會總是圓的。

  我說,月亮永遠是圓圓的。

  因為,我記得

  第一次看月亮

  就是頂圓頂圓的——

  那是坐在媽媽懷裡

  由媽媽指出我看的……

  念完了,好一會兒,誰也沒說話。

  「真是挺好的一首詩!」妻子並沒有吝惜她的溫情。

  「這真的也可以算是詩了?」我感動了,竟又少了一點兒坦率。

  「就是算不上詩,讓我孩子這麼一念,也就是了……」妻子說著,並不再看我,只一手摟了女兒,一邊拉開了窗簾。

  那夜的月光,多好——而我在那月光裡得到的,又豈是一首詩……

  

  


五、叮嚀


  曉征說話很早,話卻並不多。上幼兒園那兩年,到家裡很少提起幼兒園的事。妻和我雖然略覺不大正常,卻因為忙,很少問起孩子。

  每到節日,特別是「六一」前夕,總要從幼兒園帶回些節日禮物來。哪怕一張彩畫,一小袋糖果,在孩子心目中都是極可愛,也極可貴的。這時候,曉征的話似乎多一些,說說節日聯歡會,也說說自己最喜歡哪個節目。說得也很慢,很謹慎。此外,就沒什麼更多的話了。

  記得那是個「六一」前夕的下午。我去幼兒園接曉征。見她獨自坐在一個小凳子上,腳上放著一紙袋糖果,眼神卻愣愣的。細一看,那糖果袋破了,我很想從老師辦公室要點膠水,把紙袋粘好。我剛離開,就聽有個女孩子在那邊說:「瞧那土樣子,又結巴,分給一袋就不錯了……」

  我回頭看那女孩子,模樣漂亮,衣著尤其考究;而且,很覺面熟——想起來了,在一本大型彩色掛歷上見過,那是個牡丹盛開的園圃裡。各個孩子擺著各種姿勢,穿著各樣新穎童裝,個個面帶笑容,很幸福的樣子。其中最醒目的就是這女孩,另幾個也是這幼兒園裡選上去的。

  就在那一瞬間,我想起曉征在家有時候一著急,就有些口吃,說話「吃字兒」的現象,當時竟沒大注意;可有時候,也只是在幾個親戚家或鄰居家的孩子中間,她又變得有說有笑,朗誦一首短詩,複述一個童話,不但流暢,而且抑揚頓挫,頗含著些情味。但是,只要一提幼兒園的事,她就難免沉默,或表露出口吃的跡象來……想到這兒,我停下步子,沒再去辦公室要膠水,只抱起曉征,回到家裡,調了點漿糊,用彩色紙剪了個小猴子形象,貼在糖果袋的破口上。

  孩子笑了,兩隻小手把那袋糖果抱了好一陣,才輕輕放在方桌一個餅乾盒上;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打開紙袋,享受節日的美味——幾塊包裝平常的水果糖和一些四角八分一斤的糖精調味的動物餅乾。

  午睡醒來,我慢慢問起幼兒園裡的一些小事,漸漸問到她跟小朋友們在一起有什麼不高興的事。她低垂下睫毛長長的眼瞼,不說話了,經過引導,她說了自己一緊張就結巴,一結巴小朋友就笑的情況。孩子說著,眼裡汪滿了淚水。

  我沒說什麼,只給她講了個故事。說毛主席在延安的時候,偶然發現一個紅小鬼——就是後來做共青團領導工作的一位同志,說話口吃。當時毛主席就讓他去警衛部隊做教員,還教給他矯正口吃的方法:先找個沒人的牆角落,把要講的內容對著牆角一句一句說清楚,不著急,想好一句說一句,心情放鬆下來,就能慢慢改正過來。果然,這位同志把口吃矯正了。我還告訴孩子,口吃是個缺點,可不是什麼可恥的壞毛病。用不著像做了壞事那樣膽怯心虛。接著,我們練習了幾個朗誦的小節目,給孩子的口頭表達做了細緻的加工,鼓勵她有機會要爭取當眾表演,就像在外婆家給舅舅、舅媽和表姐、表哥們表演那樣,也一定會得到好多掌聲……

  孩子含淚點點頭,笑了。

  當晚,我和妻商量好,省出一些日用錢,給孩子買兩塊不算考究的布料,請一位在服裝研究所工作過的朋友給設計縫製了兩套童裝。樣式、工藝都非常精美。曉征多次穿上新裝,先參加班裡演出,後又出席全國匯演,她的詩朗誦,一直演到了幼兒園外面去。

  「媽媽,好多小朋友的家長都問我的新衣服是從哪兒買到的呢!」

  「噢。乖孩子穿上新衣服就更可愛了。可你要是沒有自己的節目,衣服再漂亮,能給小朋友們帶來快樂嗎?」

  「不能。」

  「對了。再好看的衣服也會舊的,可你學到的好東西好本領,總能夠給別人帶來快樂的。那才是什麼時候都那麼新鮮好看的。懂了嗎?」

  「懂了……」

  聽著妻子和女兒的對話,我才感到,一個我還沒有完成的心靈間的交流,到這裡似乎才可以畫上一個句號。

  然而,這句號,仍然畫早了些。

  「爸爸,為什麼有的人看見穿舊衣服的小朋友就看不起,就說很難聽的話呀?」

  「哦,這……這就要你想一想了——你聽過什麼舊社會的故事沒有?」

  「聽過『收租院』的故事。老師指著圖片上一個大木鬥,說那是專吃貧農血汗的大嘴巴。」

  「那些大木斗現在都成了教育人的東西了。可是,舊社會留下好多看不見的壞東西,把人的想法弄得不乾淨了……」

  「看不起穿舊衣服的小朋友,那就是壞想法、髒想法!」

  「那麼,自己穿上新衣服,就看不起穿舊衣服的小朋友,還算是好孩子嗎?」

  「不是!看不起別人臉上有疤,看不起別人說話口吃,說難聽話欺負人,都不是好孩子!」

  接著,我把女兒攬在膝蓋上坐定,給她講了個小故事:

  「從前有個小官兒,常到他管的地方東看看西看看。看見一個雙目失明的人,那人不知地方官到了,沒有行禮,小官就說:『你大睜兩眼,怎麼目中無人?』看見一個跛了一隻腳的人,那人怕官,就拖著病腳遠遠地躲開了。小官兒就追上去說:『你見了大老爺,一不迎接,二不跪拜,怎麼滿地上寫你的梅花草字?』看見貧苦得沒一件整衣服的人,說的話就更難聽,更刺人了。有一天,半路上遇見一條瘋狗;那瘋狗見他就追,就咬。幸好他跑得快,瘋狗只咬破了他的官袍後衣襟。跑回家,脫下官袍,掛在衣架上,看見那袍子的破後襟,就嚇壞了。他打著哆嗦又跑到一座大廟裡,求一個老和尚給他『破解』,就是想辦法把危險事給他解決掉。那個老和尚一句話不說,只在一張黃紙上寫了兩行字,扔在了地上。那小官兒拾起來一看,上面寫著這麼兩句活:『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小官兒嚇出一身冷汗,慌忙逃跑了……」

  當時,曉征不滿六歲,「良言」、「惡語」一類字眼兒是要加上些註釋的;又因正值「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那些關於老和尚的敘述,也必須加一番「批判」。而曉征一直默然地聽著,兩隻漆黑的瞳仁裡,閃著光。

  我也就沒再用「你懂了嗎」一類的話,去打斷孩子的思索。思索,也許就意味著理解,意味著銘記……

  幾年以後,曉征的一個同班同學曾因爭強好勝,人前背後,說了不少針對曉征的尖刻的話、不利於團結的話。曉征還能比較冷靜地處理這些事情。後來在一次家長會上,那個同學的父親抱歉地對也去參加會的曉征媽媽說那孩子已經認識到自己的缺點,又不好意思自己開口說明情況,就讓家長代他承認錯誤。後來,那孩子終於在一篇作文裡說出了自己的心裡話。

  「爸爸,我主動找了XXX同學談了心,我覺得,他心裡也裝著很多很多好的東西……」

  曉征胸前的紅領巾像一束火苗,那雙黑亮的眼睛,神采更動人了。「我知道,爸爸和媽媽常給我說的那些故事啦,那些好像挺平常的話啦,都是有『用意』的——哦,用我們語文書上的一個新詞說,那就叫『叮嚀』呀!」

  直到今年,曉征發表在《兒童文學》上的小說《音符,和陽光相碰》裡,才隱約描述了小時候因口吃所受的委屈。那些雖在加工的細節和含在其間的一個幼兒難以忍受的內心挫傷,也只在這十多年後才依稀流露了出來。

  我和妻讀了這作品,一時無語。一瞬間,似乎達成了一項默契:同女兒心靈間的交流,永遠不需要句號……

   一九八五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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