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訪印度之前，新德里燒了一次機場，又爆發登格熱，幾天之內病死者已經過百，入院搶救的人則數以千計，當局不得不騰出一些學校和機關來當臨時的醫院。電視裡好幾次出現印度軍警緊急出動在市區噴灑藥物的鏡頭，有如臨大敵的氣氛。
我被這些鏡頭弄得有些緊張，急忙打聽對登什麼熱的預防辦法。好在我居住的海南島以前也流行過這種病，只到近十來年才差不多絕跡。但對這種病較有經驗的醫生還算不少。一位姓凌的醫生在電話裡告訴我，登格熱至今沒有疫苗，因此既不可能打預防針，也沒有什麼預防藥品可言。考慮到這種病主要是靠一種蚊蟲傳染的，那麼唯一的預防之法，就是長衣長褲長襪，另外多帶點防蚊油。
新德里的深秋，早晚的氣溫轉涼，長衣長褲長襪已可以接受。但我沒有料到，緊緊包裹全身再加上隨身攜帶的各種防蚊藥劑，用來對付印度的蚊子仍是防不勝防。星級賓館裡一切都很乾淨，只要多給點小費，男性侍者的微笑也應有盡有。但不管有多少笑臉，嗡嗡蚊聲仍然不時可聞，令人心驚肉跳，令人心裡「登格」。有時，幾位同行者正在談笑，一些可疑的尖聲不知從何處飄忽而近，眾人免不了臉色驟變手忙腳亂地四下裡招架，好端端的一個話題不得不中上和失散。出於一種中國式的習慣，我對眼前的飛蚊當然決不放過。有意思的是，我出手的動作總是引來身旁印度人驚訝和疑惑的目光，似乎我做錯了什麼。
中國使館的官員也給我們準備了防蚊油。他們後來才告訴我，印度是一個宗教的國度，大多數人都持守戒殺的教規，而且將這種大慈大悲惠及蚊子。蚊子也是生命，故可以驅趕，但斷斷不可打殺。對於我兩手拍出巨響的血腥暴行，他們當然很不習慣。
我這才明白了他們一次次驚訝和疑惑的回頭。
也才明白了登格熱的流行。
生活在印度的蚊子真是幸福。但是，蚊子們幸福了，那一百多條死於登格熱的人命怎麼說呢？人類當然可以悲懷，悲懷一切植物、動物乃至蚊子，但人類有什麼理由不悲懷自己的同類？為什麼可以把自己積善的記錄看得比同類的生命更為重要？
在印度，不僅蚊子們幸福，人類以外的其他各種活物也很幸福。新德里街頭常有呼啦啦的猴群從你身邊跳踉而過，爬到樹上或牆上悠閒嬉耍。每一片綠蔭裡也都有松鼠在道上來回奔竄，有時居然大搖大擺爬入你伸出的手掌。還有潮水般的鴉鳴雀噪，似乎從泰戈爾透明而夢幻的散文裡傳來，一浪又一浪拍打著落霞，與你的驚喜相遇。你無論走到哪裡，都似乎置身於一個天然的動物園，置身於童話。你周圍的一些公共服務場所也常有這樣一些童話式的公告牌：「本展覽館日出開門，日落關門。」這種拒絕鐘表的時間表達方式早已被新聞、法律、教材以及商務文件久違，大有一種童話裡牧羊人或者王子的口吻。
地球本來是各種動物雜處的樂園，後來人類獨尊，人類獨強，很多地方的景觀才日漸單調。我在中國已經很少聽到鳥叫。那些兒時的啁啁啾啾一一熄滅，當然是流失到食客們的腸胃裡去了，到中國人花樣百出的冷盤或火鍋、蒸籠或烤爐裡去了，到遍佈城鄉燈紅酒綠熱火朝天的各色餐館裡去了。中國人真是能吃。除了人肉不吃，什麼都敢吃，什麼都要吃。一個宗教薄弱的世俗國家，一個沒有素食傳統的嗜向性大眾，紅光滿面大快朵頤成了人際交往的普遍表情。人們正在吃得一個又一個物種幾近絕跡，隨著食文化的發達繁榮，眼看著連泥鰍、青蛙一類也難於倖免。我一位親戚的女兒，長到八歲，至今也只能在畫冊上認識蝌蚪。
印度也是一個人口大國，但決無中國這麼多對於動物來說恐怖萬分的餐館。這當然讓剛到此地的中國人不大習慣。有時候搜尋了幾條街，好容易飢腸轆轆地找到了一家有煙火味的去處，菜譜也總是簡單得讓中國食客們頗不甘心。牛是印度教中的聖物，不論野外有多少無主的老牛或肥牛，牛肉是不可能入廚的。由於受伊斯蘭教的影響，豬肉也是絕大多數餐館的禁忌。菜譜上甚至極少見到魚類，這使我想起了西藏人也不大吃魚，兩地的習俗不知是否有些關聯。可以想見，光是有了這幾條，餐桌上就已經風光頓失，乏善可陳，更不可能奢望其他什麼珍奇的葷腥了。在這一個齋食和節食幾乎成為日常習慣的國家裡，我和朋友們不得不忍受著千篇一律的麵餅和麵餅和麵餅，再加上日復一日拿來聊塞枯腸的雞肉。半個月下來，我們一直處在半飢餓狀態，減肥的狀態，眼球也叭噠叭噠似乎擴張了幾分。
嚥下麵餅的時候，不得不生出一個疑問：印度的軍隊是不是也素食？如果是，他們衝鋒陷陣的時候是否有點力不從心？印度的運動員們是不是也素食？如果是，如何能保證他們必要的營養和熱量？如何能保證他們的體能，足以抗衡其他國家那些牛排和豬排餵養出來的虎狼之師？難怪，就在最近的一次世界奧運會上，偌大一個印度居然只得了一塊獎牌。這一可悲的紀錄原來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現在倒讓我覺得順理成章。也許，素食者自然素心——相當多數的印度人與競技場上的各種爭奪和搏殺，一開始就沒有緣分。
他們看來更合適走進印度教、伊斯蘭教、佛教的寺廟，在那裡平心靜氣，無慾無念，從神主那裡接受關切和家園。當他們年邁的時候，大概就會像所有我所見到的印度老人，成為一座座哲學家的雕像，散佈在城鄉各地的簷下或路口。無論他們多麼貧窮，無論他們的身體多麼枯瘦衣著多麼襤褸，無論他們在乞討還是在訪問鄰居，他們都有自尊、從容、仁慈、睿智、深思而且十分瞭解熟悉你的表情。他們的目光裡有一種對世界洞悉無餘的明亮。
一塊獎牌的結局在印度引起爭論，引起了一些印度人對體育政策、管理體制、文化傳統的分析和批評。果然，也有一位印度朋友對我不無自豪地說：「我們不需要金牌。」
「為什麼？」
「金牌是體育的墮落。這樣的體育，以巨額獎金為動力，以很多運動員的傷殘為代價，越來越新聞化和商業化了，不是墮落是什麼？」他再一次強調，「我們不需要金牌，只需要健康和諧的生活。」
說這些話的時候，我們正在班加羅爾一個劇院門口，等待著一個地方傳統劇目的演出開始。由於1996年度的世界小姐選美正在這個城市舉行，他們也七嘴八舌抗議著這種庸俗的西方鬧劇。
我們用英語交談。說實話，英語在這裡已經印度化，很不好懂，清輔音全都硬邦邦地濁化，與英美式英語的差別，大概不會小於普通話與湖南話的差別。我們代表團的譯員姓紐，英語科班出身，又在西北邊睡與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多年交道，聽這種英語也有些緊張，臉上不時有茫然之態。我比起小組來說當然更加等而下之。幸好印度人聽我們的英語毫無障礙，收支失衡的語言交流大體還可以進行下去。更大的問題是，我們沒有印地語譯員，很難深入這裡的社會底層，很難用手勢知道得更多。英語在這裡僅僅是官方語言之一，只屬於上流人士以及高學歷者，普通百姓則多是講印地語或其他本上民族的語言——這樣的「普通話」在印度竟多達二十幾種。這個國家一直處在語言的四分五裂之中，既有民族的分裂，也有階級的分裂。他們歷史上沒有一個秦始皇，主體社會至今人不同種，書不同文。他們也沒有諸如1949年的革命大手術，貴族與賤民的分離制度至今存留如舊。這就是說，他們沒有經歷過文化的大破壞，也沒有文化的大一統。我沒法知道，是社會的裂痕，阻礙了他們語言的統一？還是語言的裂痕，阻礙著他們階級的剷除和民族的融合？
循著英語的引導，你當然只能進入某種英國化的印度：議會、報館、博物館、公務員的美滿家庭、世界一流的科研基地和大學，還有獨立、博學、優雅並且每天都在直接收看英國電視和閱讀美國報紙的知識階層。但就在這些英語島嶼的周圍，就在這些精英們的大門之外，卻是殘破不堪的更廣闊現實。街道衰老了，汽車衰老了，柵欄和港口衰老了，陽光和落葉也衰老了，連警察也大多衰老了。這些白髮蒼蒼的老人抄著木棍，活得沒什麼脾氣，看見哪一輛汽車大膽違章，也只是照著車屁股打一棍就算完事。很多時候，他們摟著木棍或者掉牙的套筒槍，在樹蔭下昏昏大睡，任街面上汽車亂竄塵土蔽天日月無光。所有的公共汽車居然乾脆拆掉了門，裡面的乘塔們擠不下了，便一堆堆擠在車廂頂上去，迎風遠眺，心花怒放。乘著這樣自由甚至是太自由的汽車駛入加爾各答市恆河大橋廣場，你可能會有世界轟的一聲塌下來的感覺。你可以想像眼前的任何房子都是廢墟，想像街上湧動著的不是市民，而是百萬遊牧部落正在浩浩蕩蕩地開進了城市並且到處安營紮寨。這些部落成員在路旁搭棚而居，壘石而炊，借雨而浴，黑黝黝的背脊上沉積著太多的陽光。他們似乎用不著穿什麼，用不著吃什麼，隨便塞一點面渣子入口，似乎就可以混過一天的時光，就可以照樣長出身上的皮肉。他們當然乞討，而且一般來說總是成功地乞討。他們的成功不是因為印度有很多餐館，而是因為印度有很多寺廟。他們以印度人習慣施捨的道德傳統為生存前提，以宗教的慈悲心為自己衣食的穩定來源。
面對著這些驚心動魄的景象，老警察們不睡覺又能怎麼樣？再多幾倍或幾十倍的警察又能怎麼樣？幸好，一切還沒有理由讓人們絕望。交通雖混亂，但亂中有序；街市雖破舊，但破中無險。他們的門窗都沒有鐵籠子一般的防盜網，足以成為治安狀況良好的標誌，並且足以讓中國人慚愧。外人來到這裡，不僅不會見到三五成群賊眉鼠眼的人在街頭滋事，不僅不會遭遇割包和搶項鏈，不僅不會看到色情業和強買強賣，甚至連爭吵的高聲也很難找到。印度人眼裡有出奇的平和與安詳，待人謙謙有禮。最後，人們幾乎可以相信，這裡的老警察們睡一睡甚至也無關要緊。
一個不需要防盜門的民族，是一個深藏著尊嚴的民族。也許，印度教的和平傳統，還有甘地的非暴力主義，最可能在這個民族的清潔和溫和裡生長。我看過一部名為《甘地傳》的電影，一直將甘地視為我心中謎一般的人物。這個乾瘦的老頭，總是光頭和赤腳，自己紡紗，自己種糧，為了抗議不合理的鹽稅，他有一次還曾經帶著男女老少拒食英國鹽，一直步行到海邊，自己動手曬鹽和濾鹽。他推翻英帝國殖民統治的歷史性壯舉，不需要軍隊也不需要巨資，一旦拿定主意，剩下的事就是默默走出家門就行。和平大進軍。他從一個村子走到另一個村子，從一片平原走向另一片平原，他身後的隊伍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壯大直至覆蓋在整個地平線上，幾乎是整整一個民族。碰到軍隊的封鎖線，碰到刺刀和大棒，他們寧願犧牲也決不反抗，只是默默地迎上前去，讓自己在刺刀和大棒下鮮血淋淋地倒下。第一排倒下了，第二排再上；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再上……直至所有在場的新聞記者都閉上了眼睛，直至所有鎮壓者的目光和雙手都在發抖，直至他們驚恐萬狀地逃離這些手無寸鐵的人並且最終交出政權。
甘地最終死於同胞的暗殺。他的一些親人和後繼者也死於暗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頻頻得手的暗殺並不能說明別的什麼，倒是恰恰證明了這個民族缺乏防止暴力的經驗和能力。他們既然不曾反抗軍警，那麼也就不大知道如何對付暗殺。
作為印度之魂，甘地不似俄國的列寧、中國的毛澤東、南斯拉夫的鐵托以及拉丁美洲的格瓦拉，他一彈不發地完成了印度的獨立，堪稱20世紀的政治奇跡和政治神話之一。也許，這種政治的最不可理解之處，恰恰是印度人最可理解之處：這是一種印度教的政治，一種素食者和流浪者的政治，來自甘地對印度的深切瞭解。這種「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理論與實踐，不過是天才性地給一個貧困和散弱到極致的民族，找到了一種最可能強大的存在形式，找到了一種最切合民情也最易操作的鬥爭方法——比方在軍警面前一片片地坐下來或躺下來就行。在尚武習兵的其他民族看來，這簡直不是什麼鬥爭，甚至不過是丐群的日常習慣。
現在，他們還坐在或躺在街頭，抗議危及民族工業的外國資本進入，抗議舊城區的拆遷，抗議水災和風災以及任何讓人不高興的事，或者他們也無所謂抗議，並沒有什麼意思，只是不知道要如何把自己打發，坐著或躺著已成了習慣。時過境遷，他們面對的已不再是英國軍警，而是一項項舉步艱難的現代化計劃。這些缺衣少食者被一個偉大的目標所點燃的時候，他們個個都成了赤腳長衫的聖雄，個個都強大無比。而這種坐著或躺著的姿態繼續向未來延伸的時候，也許便成為歷史的沉重，甚至會輪到一屆屆印度政府頭痛不已。20世紀末的全球一體化經濟正在鐵壁合圍，沒有一個大陸可以逃避挑戰。那麼，哪一個政府能把眼前這個非暴力不合作的黑壓壓人海組織進來、管理起來並且向他們提供足夠的住房、食品以及教育和工作的機會？從更基本的一點來說，哪一個政府能使素食者投入競逐而流浪者都服從紀律？如果不能的話，他能否像創造當年的政治神話一樣，再一次創造出經濟神話？也就是說，他能否找到一種印度教的經濟，一種素食者和流浪者的物質繁榮，並且再一次讓全世界大吃一驚？
我們將要離開印度的時候，正趕上加爾各答地區某個民族的新年日，即這個國家很多新年日中的一個。一排排點亮的小油燈排列台階，零星禮花不時在遠方的空中閃爍。節日的女人很漂亮，裹身的沙面五彩繽紛，一朵朵在節日的暗香中游移和綻放。只是這種沙麗長於遮蓋，纏結繁複，是一種女神而非女色的裝束，有一種便於遠觀而拒絕親近的意味，不似某些西式女裝那樣求薄求露求透甚至以「易拉罐」的風格來引誘衝動。
這裡的節日也同中國的不一樣：街上並無車水馬龍，倒有點出奇的燈火闌珊和人跡寥落；也沒有杯觥交錯，倒是所有的餐館和各家各戶的廚房一律關閉——人們以禁食一天的傳統習俗來迎接新的歲月。他們不是以感官的放縱而是以慾望的止息來表示歡慶。他們的飢餓是神聖，是幸福，也是緬懷。這種來自漫長歷史的飢餓，來自漫長歷史中父親為女兒的飢餓、兄長為妹妹的飢餓、兒子為母親的飢餓、妻子為丈夫的飢餓、主人為客人的飢餓、朋友為朋友的飢餓、人們為樹木和土地的飢餓，成為他們世世代代的神秘儀禮，成為了他們的隆重的節日。
母親，你回來吧，回來吧，
你從恆河的滾滾波濤裡回來吧，
你從樹上的每一片葉子裡回來吧，
你從路上的每一個腳印裡回來吧，
你從我的睡夢裡和眼淚裡回來吧。
……
河岸上歌潮迭起。這就是恆河，在印地語裡發音「剛嘎」，浩浩蕩蕩地流經加爾各答。這使我聯想起西藏的「貢嘎」機場，與之聲音相近，就依傍著恆河的上游，即雅魯藏布江。司機給我翻譯著歌詞的大意，引我來到這裡觀看人們送別嘉麗——這位恆河兩岸人們的母親，是他們每一個新年都必須供奉的女神。她差不多裸著身子，年輕而秀麗，在神位上的標準造型倒有點怪：驚訝地張嘴懸舌，一手舉劍，一手提著一個血淋淋的人頭，這樣的人頭在她的腳下還有一大串。由於語言的障礙，我沒法弄明白關於這些人頭的全部複雜情節。我只知道，在一次為人間掃除魔鬼的著名戰鬥中，她殺掉二十幾個敵手，也殺掉了自己的丈夫——她手中那顆人頭。
直到這個時候，她才如夢初醒地伸長了舌頭。
從那一刻起，她便凝固成永遠的驚訝和孤獨。
已經是新年的第二天了，民間慶典即將結束。人們拍著鼓，吹著號，從城市的各個角落載歌載舞結隊而來，在恆河岸邊匯成人海，把他們各自製作的嘉麗女神送入河水，讓那一次次大小不等色彩紛呈的永恆驚訝和永恆孤獨隨水而下，一一漂逝在夜的深處。這是他們與恆河年復一年的約定。看得出來，這些送別者都是窮人，衣衫不整，塵土僕僕，頭髮大多結成了團，或散成了草窩。他們緊張甚至恐慌地兩眼圓睜手忙腳亂大喊大叫，一旦亂了腳步，抬在肩上的女神就搖搖晃晃。他們發出呼嘯，深一腳淺一腳踩得水花四濺，從河裡返回時便成了一個個癲狂的水鬼，渾身水滴如注，在火光下閃著光亮。但他們仍然迷醉在鼓聲之中，和著整齊或不整齊的聲浪大唱，混在認識或不認識的人中間狂舞——與其說這是跳舞，倒不如說他們正在折磨著自己的每一個骨節，一心要把自己粉碎和熔化於鼓聲。
一個撐著枴杖的跛子也在跳躍，枴杖在地下戳出密密的泥眼。
你從路上的每一個腳印裡回來吧，母親；
你從我的睡夢裡和眼淚裡回來吧，母親。
……
恆河的那一邊，幾柱雪亮的射燈正照亮著巨大的可口可樂廣告牌，照亮了那個風靡全球的紅色和巨大的瓶子。在那一刻，我突然覺得，遠去的嘉麗高揚血刃回眸一瞥，她伸長舌頭永遠所驚訝的，不是丈夫的人頭落地，而是一個我們完全無法預知的世紀正在悄悄來臨。
我抬起頭來看彼岸急速地遠退，留給我無限寬闊的河面。
（原載《作家》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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